如何在浩如烟海的近代史料中寻找报刊阅读的记忆，如何建构报刊阅读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如何将个体的生命史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应是报刊阅读史研究需要直面的问题，亦是构建中国特色报刊阅读史理论体系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报刊与中国近代史存在着互动互证的关系，而读者的参与无疑丰富了中国近代史的内涵。西学的“新闻化”促使晚清人士学到了“世界知识”，建立了“知识仓库”。《时务报》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新青年》开创了中国报刊史发展的新时代。胡适对于中国近代报刊的影响有如下评论：“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但如果胡适没有阅读这一环节，对这些报刊的影响力亦无从谈起。报刊的影响以阅读作为首要条件，故从报刊阅读的角度理解中国近代史应成为题中之义。
阅读史补充传统“受众”研究不足
从新闻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报刊阅读史研究能补充中国报刊史研究不足的一面。新角度的选取和新方法的运用能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增添新的生命力。报刊从写作到出版，从印刷到流通，从销售到阅读，以及所涉及的作者、报社、读者，无一不构成新闻史的话题，所以新闻史的研究除了分析“社论”“新闻报道”“广告”之类外，还应关注读者的阅读等细节问题，探索“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写法”。故中国报刊阅读史的研究能解决传统新闻史中“受众”研究的不足，完善中国新闻史的研究。
而从阅读史的角度来看，报刊阅读史的研究明显不足。受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影响，中国学者在政治文化、医疗文化、出版文化、物质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和历史记忆等方面展开了具体而生动的研究。阅读史作为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已逐步引起学界的关注。从阅读史本身的角度来看，阅读史脱胎于书籍史，即阅读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书籍。虽然书籍史不排斥报刊，但并不重视报刊，但报刊阅读史的研究应受重视，并应在书籍史研究中占一席之地。
史料多元化助力阅读史研究
阅读史为报刊阅读史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和方法上的指导。阅读史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史。新文化史解决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技术性难题，即“表象”与“实践”之间的差异。“表象”和“实践”是新文化史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在阅读史研究中的表征是通过不同读者的阅读行为，产生的影响不同，即使是同一文本，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阅读行为变成一个建构意义的过程。报刊阅读史作为阅读史研究的重要分支，在“读者—阅读—报刊”环节中，也具有“表象”与“实践”的特征，故可以将阅读史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中国报刊阅读史的研究中。
史料的多元化为中国报刊阅读史的研究提供了文献基础。读报作为日常生活实践，往往从一般人的记录中获得，故日记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一些知识分子将每天的日程记录在日记中，留下了大量的读报记录，如刘大鹏日记、叶圣陶日记、胡适日记、蔡元培日记等，不乏相关记录。舍此之外，难以勾画报刊阅读史的完整画面。
除日记外，书信也提供了某些方面的材料。如潘光哲利用《汪康年师友书札》研究《时务报》及其读者，呈现出西学的“新闻化”面相。此外，《陈独秀书信集》《胡适来往书信选》等，留下了众多对报刊阅读的“碎片化记录”，也是我们开展中国报刊阅读史研究的“必读书”。
大量的回忆录、杂记、年谱等，也有众多关于读报的记录，尽量这些记录存在“选择性记录”，但对于著者本身而言，是报刊对他们影响的结果，故可以作为研究中国报刊阅读史的资料。如巴金回忆其和兄弟阅读《新青年》的情景，郑超麟回忆录中记载在船上阅读《新青年》的景况等，为研究报刊阅读史提供了某些局部画面。不仅如此，一些回忆录记载了著者与报刊发生联系的来龙去脉，成为报刊阅读史研究的重要材料。
此外，各类报刊上读者来信、通讯及读报感想等，均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果对这些史料善加利用，可以对中国报刊阅读史有更多了解。如《申报》上的读者来稿，《大公报》上的读者来信，《晨报》副刊上的读者来信，《甲寅》《新青年》《向导》上的通信栏等，无一不是研究报刊阅读史的绝好史料。
除这些常规史料外，一些小说亦应被好好利用。如对《新青年》阅读史的研究，就可以利用巴金的小说《家》作为史料，《家》中记载了《新青年》在四川的传播，如果和《吴虞日记》相互印证，或许可呈现《新青年》在四川的接受史。
除此之外，各类文集中不乏相关记载。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对影响近代思想史人物的一些重要文本摘录，以及这些人物与报刊对话的“碎片化”记录，亦能构成报刊阅读史的材料。如郭双林、高波编著的《高一涵卷》中，就有答《晨报》《益世报》记者的对话，深入分析，可以和《胡适书信集》中的《致高一涵》《致〈晨报〉副刊》相互印证。
突破史料零散的局限
中国报刊阅读史无疑为中国报刊史的研究增添了活力，但在中国报刊阅读史的研究中，亦有诸多难点。
难点之一，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报刊阅读史理论体系。有别于西方的报刊阅读史，中国有许多精英阅读情况的资料保留了下来，但缺乏像近代西方那样保存下来的普通读者阅读的资料，故中国阅读史仍立足于精英层面，至少是知识分子层面。如何在浩如烟海的近代史料中寻找报刊阅读的记忆，如何建构报刊阅读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如何将个体的生命史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应是报刊阅读史研究需要直面的问题，亦是构建中国特色报刊阅读史理论体系需要解决的问题。
难点之二，如何将宏观研究与个案研究有机结合，形成具有严密逻辑的文本结构。中国地广人多，各地情况各异，报刊“知识仓库”所呈现的画面在各地的展现不同。在研究路径上，需要采取宏观取向与个案分析的方式进行研究，期望构建报刊阅读史的理论体系。但如何认识报刊阅读的“中心”和“边缘”的演变过程，如何展现不同地区报刊阅读的风貌，如何从制度化阅读的角度评析报刊的“知识仓库”与读报人的精神世界的内在联系，也是一个难以直接回答的问题。
难点之三，如何搜集各类史料并克服零散史料的局限，体现中国报刊阅读史的丰富内涵。在文献上需摆脱以报刊为中心的体系，构建以日记、回忆录、传记、文集、年谱等为中心的资料体系。中国近代报刊阅读史料浩如烟海，尤其是普通读者的阅读记录，查找的难度更大。如何搜集和凝练具有权威性、典型性、思想性的一手史料，并结合具体历史语境进行理论阐释，是决定本文研究质量的重要前提。
总之，通过中国报刊阅读史的研究，不仅可以拓展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新领域，探索“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写法”，而且可以以“报刊”为主轴重新认识中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报刊阅读史》”（16ZDA22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