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政治学者看日本，我觉得在现代文明的转向上，日本起码有这样几条重要的经验。
第一，作为有主体意识的文明，日本有筛选和学习外来文明的再生能力。在古典时期，就一般的理论文明或者说精神文明来讲，日本人的确是引介了中国的儒学。所以日本的古典学主要是朱子学、阳明学，其发展水平也非常高。就今天而言，甚至包括整个宋明理学乃至于中国思想史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日本总体的研究水平从低端上说绝不比我们低，从高端上说，其精英跟我们最高水平的研究也是绝对可以媲美的。
今天作为现代化第三区域中最像西方文明的日本文明，它虽身处于亚洲远东地区，但属于西方七国发达集团。然而若去日本看看就会发现，其传统文化的色彩非常浓厚，秉承传统的各种节日，气氛非常浓厚，仪式令人感佩。最关键的是，日本不仅以主体精神来学习华夏文明，而且在佩里将军黑船来航前后，日本就已经开始一个脱亚入欧的过程。发达的兰学，加上开放国门通商，使得现代文明全方位地进入到日本文化中。
第二，日本人对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整合能力非常强。在我们的文明解读里，常常以为传统文明一转型就会死亡，而现代文明才能新生，这是五四运动中一批学者得出的过激结论。但日本人在迅速华丽转身、跻身西方文明最前沿时，并没有放弃传统，并没有因为说“自己没有历史”，也没有因为要脱亚入欧，就把自己的传统文明放弃了。相反，作为现代文明，它的东方特色强有力地推动1890年代的第一次崛起，同时也成为1970年代在二战废墟上得以再次崛起的动力。
傅高义在《日本世界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一书中，就特别强调日本文明中的东方因素。研究比较管理的专家们认为，日本经济崛起的最典型原因就是它的东方精神——第一，终生雇佣，这只在东方国家才可能发生；第二是节俭精神，日本把它化为工业设计的精神，那就是极限设计。就安全性能和产品精细度而言，日本的水平最高，但其成本是全世界最低的。在这一点上，日本把东西文明融汇得非常好。从东方视角看，所谓的日本式管理，相当程度上融入了儒家精神，当然也有武士道精神及各种日本传统的东西。
第三，日本人对现代文明具有区分能力：一方面，他们认识到，1853年美国军舰轰开日本国门的行为确实损坏了自身的国家主权，但另一方面日本人也觉悟到，如果不向现代文明打开大门，日本的国运可能从此逆转。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19年3月18日第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