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楠:美国留学期间(1910-1917)胡适思想行为探究

摘 要:胡适是我国近代最重要的文学改革家、思想家、学者之一,他在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兴起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这些主要的工作是在1917年以白话文运动为肇始开启的,但是他这些思想的滥觞以及关于白话文、新诗等 具体讨论,其理论基础均是在1910-1917年这八年于美国留学期间形成的。本文主要分析了胡适这八年间行为和思想上发生的种种变化,以及发生这种变化的诱因、典型事例及具体细节,力图厘清胡适思想形成的原因和变化过程。明确胡适的基本学术思想和人格形成于旅美留学期间。该文通过对《胡适留学日记》、《胡适文存》以及他与朋友、家人往来书信等多个一手资料的梳理,展现了青年胡适的思想蝶变史。

关键字:胡适;留学;新文化运动;思想;改良;

An analysis on thoughts and behaviors of

Hu Shi during his overseas studies

from 1910 to 1917

Ji Nan

Abstract

Hu Shi,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formers in literature, philosophers and scholars in modern China,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Chinese literature reform and New Culture Movement. Although his primary reforms commenced in 1917 in the shape of promoting of written vernacular Chinese, the commencement of his thoughts, discussions on Vernacular Chinese and modern poets were derived from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med during his 8-year overseas studies from 1910 to 1918. This paper primarily analyzes changes and developments of Hu Shi’s behaviors and thoughts during the 8 years. By analyzing reasons of these changes, typical cases and detailed forming process, the paper aims to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and variation of his thoughts, to further prove that his basic academic thoughts was formed during the period of overseas studies. It also reveals the growth of Hu Shi’s thoughts by sorting out first-hand material including Hu Shi’s Diary During Study Abroad, Hu Shih Collection and letters between his friends and families.

Key words: Hu Shi, Thoughts, Overseas studies, New Culture Movement, Reform

1910年,胡适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学名额,赴美留学。在1910年至1917年这八年间,胡适在美国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期。作为一个人学识增长和思想形成的关键阶段,胡适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在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也需要面对来自自己和外部环境的诸多困难,这些困难可能来自学业方向的选择困惑,青年时期情愫的萌动,国内政治的动荡,甚至经济的困窘。就是这些方方面面的环境影响,逐渐造就了胡适专心治学、倡导变革,但在某些方面又坚持传统,崇尚宽容的品格。

打牌与戒烟,青年胡适在挣扎中自省

胡适在大家心中的形象被概括为“新文化运动领袖”、“民国著名学人”等。近年来随着人们观念的多元化和信息资料流动的便捷,对包括胡适在内学者的认知更加多元和立体。例如,近来互联网上有关胡适好打牌的调侃甚嚣尘上,一个知识分子突然变成了在美国混日子的纨绔子弟。在仔细的对胡适日记和相关资料进行了分析和梳理之后,笔者发现胡适有打牌的嗜好毋庸置疑,但通过他对于这些问题的记述,也能够看到一个青年在成长过程中的挣扎与自省。

在外文出版社十七卷本《胡适留学日记》中,胡适1911年七月打牌的频率的确较多,具体如下:

表1 胡适日记摘要

日期 日记内容
七月六日 (星四) 暑期学校第一日 ,化学 (八时至一时 )。打牌。
七月七日 (星五) 上课。打牌。
七月八日 (星六) 无事。打牌。天稍稍凉矣。
七月九日 (星期) 读 《马太福音》。
七月十五日 (星六) 读拉丁文。读《谢康乐诗》一卷。作书寄友人。夜赴暑期学生之欢迎会。

[1]

针对自己的这种陋习,1911年9月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今日,迁居世界学生会所。初次离群索居,殊觉凄冷。昨日,与金涛君相戒不复打牌。” 打牌这件事情,是胡适青年时期取乐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归国前(1917年)的一篇日记《瞎子用书》里,胡适讲盲人手摸盲文读书,借用“常打牌者,每揸一牌,一摸即知为何牌,不用翻看”的例子来解释。足见打牌一事在心中所留痕迹之深。

相较于打牌取乐,胡适的戒烟史更可谓一波三折,曲折离奇。也更能体现青年胡适成长中面对自身陋习呈现出来的复杂心态。吸纸烟这件事,胡适真正做到了“屡戒屡复吸”。1911年2月4日,胡适考完植物学,给家人写了家书,晚上与同居的几个朋友“烹鸡煮面食之”,一觉醒来后突然开始第一次立誓戒烟。1911年8月4日,星期五,胡适考完化学小考,又觉“极不称意”,于是在礼拜六打牌消遣,礼拜天晚上参加完社团活动后,再立誓言:“演说会第三次会,余演说《祖国》。自今日起不吸烟矣。余初吸最贱之烟卷,继复吸最贵之烟卷,后又吸烟草,今日始立誓绝之。”1912年11月24日,胡适不知何故,愤而作书自警:“胡适,汝在北田对胡君宣明作何语,汝忘之耶?汝许胡君此后决不吸纸烟,今几何时,而遽负约耶?……汝自信为志人,为学者,且能高谈性理道德之学,而言不顾行如是,汝尚有何面目见天下士耶?自今以往,誓不再吸烟。又恐日久力懈矣,志之以自警。”

为了警示自己,胡适先生还录了几句英文名言,然而并没有什么用。1914年7月18日,复吸的胡适再次在日记中立誓,称自己牌不打了,酒也不喝,如果能够把烟戒掉,就是个好少年了。“吾年来志力之薄弱极矣,即戒纸烟一事,屡戒屡复为之,真是懦夫无志之为!吾去国以来,虽滴酒不入口,然纸烟之恶影响仍不少……自今日始,决不再吸纸烟或烟斗之类。今日之言,墨在纸上,不可漫灭,吾不得自欺。”他的这些恶习,身边的同学和朋友也人尽皆知。1916年, 与胡适同在美国留学,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在国外攻得数学博士学位的数学家胡明复写信给胡适, 嘲笑胡适作诗时喜抽烟 :

痴!

适之!

勿读书,

香烟一支!

单做白话诗![2]

1913年,他的朋友,美国著名政治活动家、作家Louis P. Lochner曾经专门给胡适写过一封长信劝他戒烟,胡适还将英文书信抄录于日记之中。即便多次自省,友人亦帮劝甚多,似乎未有成效。留学美国的胡适,在那时的美国也是活跃分子,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担任诸多社团职务。他参加的一个社团“世界学生会”便以“Smoker”为名。胡适也曾说了一些替自己开脱的话,例如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也是不利于戒烟的。当然,烟始终没有戒掉,但是从这些不断反复的自我鞭策、悔恨、警示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个青年人在成长过程中与自身缺点的斗争与妥协。

婚姻与恋爱 自由思想在孝亲传统面前低头

在1910年到1917年的八年间,胡适远赴重洋到美国留学,那时的留学生绝大多数都是男生,心中所想也基本是认真治学以期报效国家。通观全部日记内容,其中涉及情感的篇幅很少。1911年,胡适20岁。古人说:少之时,血气方刚。此时的胡适正是血气方刚的少年,所以在日记中也记述了“连日似太忙碌,昨夜遗精,颇以为患。”的生活日常。跟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胡适有一点羞愧,也有一点担心。不过在国内时已经常去“叫局吃酒”的胡适,算是懂得多了。要不怎么会有勇气去看医生。

在与异性交往方面,胡适就读的大学里女生本来就不多,胡适打交道的就更少了。“吾四年未尝入SageCollege(女子宿舍)访女友,时以自夸,至今思之,但足以自悔耳。”。日记里,胡适还记述了他第一次与女生跳舞的情景:“两女士强欲教余跳舞,戏从之。余生平未习跳舞,木讷不能应节奏,两女士虽殷勤善诱,奈老夫不可教何?一笑。”“强欲”一词,透出了胡适先生言辞中隐含的兴奋。课业之外,胡适尤喜郊游。对于这种男男女女一起外出旅行,野炊后围着篝火谈笑歌唱的活动,胡适似乎乐在其中。“余第一次赴此种会在二年前,吾友纪能女士延余及男女友朋数人会于紫兰岛。第二次为李德女士所招,会于比比湖畔。第三次为哲学年会常年“辟克匿克”,会于六里溪丛林中。……昨夜为第四次,会于丛林中。同行男女各七人……。”对于此类事情,胡适记忆深刻,也记述详细。

胡适与当时各国的留学生以及国内一些留学美国的女同学亦过从甚密。例如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五个月之间的通信就有四十多封,基本上三四天一封。不过在日记和书信中,胡适并没有显露出超越友谊的情感。在与中国女权人士、哲学家、报人胡彬夏女士见过之后,更生发出“余亦以为吾国男女界限之破除,其最良之果,在于一种高洁之友谊”的感想。胡适当时所结交的朋友和女子,都是读书人。胡适评判一个女子,也多用“读书颇丰”,“热心国事”等词语。可见智识是他对女子评价的主要因素。而讨论青年胡适的情感史,有两位女士是绕不开的,一位是他老师的女儿Edith Clifford Williams,一位是出国前就订下婚约的妻子江东秀。整本留学日记里,美国人Williams出现的频率颇高。在胡适眼中,她是智慧与美貌的代言人。“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而多年不更替新衣物,带着破洞帽子,甚至不修边幅, Williams 这般不注意形象的行为,路人侧目,唯有胡适看到的是“胸襟”。这也足见胡适对 Williams 的欣赏已经到了爱屋及乌的地步了,这种情感,是青年人常见的炽热。

胡适是威廉姆斯家里的常客,即便在那个男女同游都需要有第三人(最好是已婚)一起以防人之口的美国,胡适常访问威廉姆斯的家。威廉姆斯还常常亲自下厨给胡适做饭,饭后出门散步时甚至愉悦地“几忘身在纽约尘嚣中矣”。1915年到1916年间,胡适通信最为频繁的就是威廉姆斯。回国前胡适再次到威廉姆斯家里做客,见到了她悉心整理的一大束信件,“借回重检读之,乃如读小说书,竟不肯放手。吾此两年中之思想感情之变迁多具于此百余书中,他处决不能得此真我之真相也。”而论及胡适对威廉姆斯的心思,日记中赏月一段亦可表明一二。一晚,胡适与威廉姆斯在月下散步,用胡适的话说是:“韦女士与余行月光中”,威廉姆斯给胡适讲了印度神话“月中兔影”,两天后,胡适仔细的考证了我国古代关于“月中玉兔”的神话,并详细的记录了月老红线牵姻缘一段。月夜徐行,胡适听威廉姆斯讲月桂玉兔,心中难免稍起波澜。

胡适所处的那个年代,还是妇女缠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即便是这些留洋的年轻人,大多数都在小的时候订下了婚事。胡适、陈独秀、徐志摩等人,无不如此。在婚姻家庭伦理上,陈独秀强调法制与独立,胡适更注重自由与平等。[3]那时的反封建思潮,新文化运动,一大口号就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而旧式的婚姻,便是旧道德的典型。有些人公开反对,有些人折中待之,但年轻时的胡适似乎较为温和一些。虽然有与威廉姆斯的月下徐行,有被年轻美国女子强行脱下舞池的经历,但对于故乡的未婚妻——江冬秀,似乎并不薄情。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冬秀长于余数月,与余订婚九年矣,人事卒卒,轩车之期,终未能践。冬秀时往来吾家,为吾母分任家事,吾母倚闾之思,因以少慰。”为自己久不能与其完成婚约而自责。在收到家书后看到冬秀的照片时,题字:“图左立冬秀,朴素真吾妇。”并为冬秀不再缠足而高兴。回信中,胡适勉励江冬秀多读书识字,并鼓励她继续放足。足见胡适对江冬秀的尊重以及对她报以殷切的期望。这些回信和日记大致体现了彼时胡适的婚姻观。总体来说,胡适还是深受传统教育的影响,又因为与母亲相依为命,对于母亲的期望和教诲不敢有所违背。[4]

精力最旺盛的20多岁,胡适在美国度过。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应该也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大体上无拘无束,无忧无虑,有朗月清风,有笔墨书籍,有志同道合的师友,亦有过从甚密的女孩。胡适对于爱情的观念,新道德与旧道德交织,压抑自己与追寻自由的渴望并存。对于婚姻,他似有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被动接受的感觉。或许这也是他一直以来与江冬秀走过漫长而平淡的婚姻岁月,而不像其他同时代文人大多拥有多次婚姻的原因。

读书与作诗:传统文人向现在学者转变

1891年,胡适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母亲小父亲30余岁。小的时候,总是文绉绉的胡适被家乡老辈评价为“像个先生的样子”,绰号穈先生。[5]在熟读了诸如《易经》《诗经》《左传》等古书后,1904年始胡适在上海求学,接触了算学,英文等学科。1910年,胡适赴美留学,1912年,胡适由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转入文学院。

在五十余万字的《胡适留学日记》中,“读”这个字应该是最高频的汉字。留学八年,处于求学期的胡适读书甚多,无论是中国文史经典,西方戏剧,时下流行作品,报章,甚至名人演讲稿,都是胡适阅读的对象。

表2 胡适日记摘要

二月八日 晨访Gould医生。踏雪行二里许……先诊两日,敷以药水。故是日不能读书。读《古诗十九首》。
七月五日 读《旧约》,今人罕读《旧约》,坐令几许瑰宝埋没不显,真可惜也。
八月廿一日 《老子》一书,注之最早者,莫如韩非矣……
十月十一日 昨今两日,读爱兰近代戏曲巨子J.M.Synge 短剧二本;

[6]

通过上面摘录的部分读书日记,能看出胡适在读书方面的确涉猎广泛。眼疾时读古诗消遣,看见外国人翻译的诗经不够走心便自己动手,《旧约》也都读得津津有味。相较于我们现在在厕所刷微博,胡适也有自己的厕所读物:“有人赠我莎士比亚名剧《亨利第五》,全书三百八十余页,用薄纸印之……取携最便,因以置衣囊中,平日不读之,惟于厕上及电车上读之,约一月而读毕。此亦利用废弃光阴之一法也。” 而在一篇名为《我之自省》的日记里,他还反思自己读书多所涉猎而不专精,泛滥无方而无所专注,所得皆皮毛。认为这样的“知识结构”足以入世而不能用世,可以欺人而无以益人。胡适还在学校发起读书会,约定会员每周必须读书一部,到周末的时候相聚讨论读书心得。

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亦常常作诗。1911年5月19日,到美国不久的胡适做《孟夏》一诗写景,间写思乡:“孟夏草木长,异国方深春。平芜自怡悦,一绿真无垠。” 对于古诗,胡适向来不愿遵从严格的格律限制,在美国接触到英文新诗之后,这种变化更加明显,甚至写出了每行三句的七言律诗。对此,胡适解释说该诗为三句转体诗,“乃西文诗中常见之格,在吾国之中,自谓此为创见矣。”中文诗歌之外,胡适也开始创作英文诗。虽然胡适诗歌的艺术和文学水准并不突出,但是已经基本做到了他在《论文学》中所推崇的标准:“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之中,而形于言。”与当时桐城学派那种浮夸的文风有云泥之别。[7]

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更为喜欢格律、内容真实自由的诗歌。但是遗憾的是,胡适在美国度过青年岁月时并未突破诗歌形式的窠臼。他试图不用韵脚,不讲对仗,但写中国诗时始终无法突破每句字数的限制。所以,他为自己的英文诗所做的中文翻译其实更接近现代诗歌。到后来回国以后,胡适在倡导白话文运动时也反思了自己在美国时做白话诗的主要短处,即不能突破中国古代诗歌的格式。[8]

于文学及学术方面,窃以为胡适在民国同辈中并不算突出,一部中国哲学史胡适发愿多年,至死也没能著就。十五岁时,胡适被上海《竞业旬报》的老师傅君剑评价为:“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己友兼师”。这样的评价让胡适受宠若惊,客观上让胡适更加发奋的读诗。但与同时代的文学家和诗人相比,胡适的文学作品和诗歌都算不得上乘之作,其《尝试集》更多的现实意义在于尝试。这一段时间,是胡适作为一个旧的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也是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中所倡导思想的滥觞时期。

在美国与留学生的辩论 成为白话文运动萌芽

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论》,提倡使用白话,抛弃滥调套语。两年后,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引领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先驱。对胡适来说,发起白话文运动并不是偶然为之,这样的思想已经在他心中积蓄多年。在美国留学期间,通过不断地思考摸索以及与同学师友的辩论,这样的思想愈加明晰。这一段经历,或为白话文运动“前传”。

幼年时,胡适读了许多“白话”小说,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那时候读小说,胡适虽不理解书中的要义,但是不知不觉中熟悉了白话文。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胡适曾经参与创办了一份报纸,叫做《竞业旬报》。为了青少年能够更加便捷的阅读,他决定采用白话文撰写文章,并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文章《地理学》。[9]凡此种种思想和历练,都成为以后白话文运动的基础。在美国留学的数年间,胡适更加系统的思索了白话文的长处,在与坚持古文书写的留美同学辩论的过程中,他也认识到推广白话文的困难。

日记中,胡适摘录了元曲《孽海记∙思凡》一文,该文描写了一个小尼姑思凡的故事:“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头发/夜深沉,独自卧/起来是,独自坐/从今去/把钟楼佛殿远离却/下山去寻一个少年哥哥/凭他打我,骂我,说我,笑我/一心不愿成佛。”依胡适看来,这种文学极妙,畅快淋漓,自由如意,为文学中少有之文字。在康奈尔大学,胡适与任叔永,杨杏佛,掣黄三个人谈论文学改良的方法,胡适便力主以白话文作文作诗作戏曲小说。期间写就《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一文,指出当时的文言文已经是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而白话是活的文字。而且相对于文言,白话文其实并非一些人所说的那般鄙俗。他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如‘嫖’字,岂非好字?何必故意转许多弯子而说‘狎妓’。如此而有舍‘嫖’而择‘狎妓’者,以为‘嫖’乃俗字,而‘狎妓’为典雅也,岂非顽固之尤哉?”

胡适的倡议起初颇得诸位同学朋友认可,杨杏佛给胡明复的一首诗写道:“自从老胡去,这城天气凉;为我告“夫子”,《科学要文章》。”而赵元任看到催稿的信后,也回复了一首:“自从老胡来,此地暖如汤。《科学》稿已去,“夫子”不敢当。”这些诗歌,被胡适论为文学史上的一种实地试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胡适的倡议,同时留美的梅觐庄便是其中代表。他认为:“吾辈言文学革命,须谨慎出之。尤须先精究吾国文字,始敢言改革。”对于梅觐庄的攻击,胡适认为其说法全无真知灼见,是少年意气。在答梅觐庄一诗中,胡适写道:“人闲又天凉,老梅上战场。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哈哈大笑。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予以回应。甚至连胡适的好友任叔永也认为,白话文有白话文的好处,例如写小说等,但是不能用之于诗,他的这种看法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留美同学的主流看法。 然而胡适始终坚持他的白话文主张,经数次笔战,一些正在接受西方教育的留学生开始接受并赞同胡适的倡议。这一段时间胡适、梅觐庄等人关于文言与白话的争辩,亦可看作一场小型的白话文运动:有人倡导,有人赞扬,有人抵制。他们数人短时间的诗文往来,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后来白话文运动的预演。

现在看来,胡适倡导白话文的积极意义无非是巨大的。等到徐志摩等人,他们完全抛弃了中国诗歌的具体形式,不讲五言七言,不讲究形式工整,《再别康桥》等自由奔放的文字喷薄而出。相较于作为学者、诗人,胡适作为思想家和改革家的意义更加重大,他虽未有划时代的优秀文学著作,但是他以白话文运动为肇始为其他人打开了文字的镣铐,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那样的历史条件下,让人们的口语与书面语尽量接近,进而让文字、文学、文化广泛传播于传统文人之外的更广泛人群之中,是白话文最大的目的和贡献。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倡导改良亦同情革命

相对于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诸多革命家来说,胡适等人所代表的是温和改良一派。留学期间,和他的同学们一样,胡适关心时局,思虑国家兴亡之道。还在康奈尔学习农学时,胡适便对黄兴、黎元洪等人的革命动向十分关注,日记中多有记录。对于当时的革命党人,胡适表现出更多的是支持和同情。当得知曾经差点殉情的友人饶敬夫死于广州(黄花岗),评价说其死得其所。而在留学期间与同学聚会偶遇黄兴时,也显得非常兴奋。可见,胡适对于革命是报以友好的态度,对于革命志士也十分钦佩和尊敬。

至于如何爱国救亡,胡适有自己的想法。当大家都在鼓吹应充实国防,扩充军备的时候,胡适却以为:“救世之道无他,以人道易兽道而已矣,以公理易强权而已矣。” 至于改良还是革命,当袁世凯称帝,听说孙中山与汪精卫、蔡孑民等人协议不再发起第三次革命试图和平解决时,同样祈愿和平化解政局的胡适论述道:“政府不许爱共和之志士以和平手段改造国家,而夺其言论出版之自由,绝其生路,逐之国门之外,则舍激烈手段别无他道 。”彼时争端即起,在留学界愤愤然希望投身救国洪流之时,胡适却以为救国在“执事者各司其事”。亦“执笔报国”,撰写文章说:“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纷扰无益于实际,徒乱求学之心。……不如以震惊处之。”这样的言论在当时引起了众人一致的反对,好朋友任叔永就揶揄他说:“胡适的不争主义又来了!”

一方面,胡适撰写英文时评发表于美国报纸,为中国的革命和奋起辩护;一方面还要应付同学师友的责问。不得已,胡适写下《致留学界公函》一文:“在此危机关头,情绪激动是绝无益处的,激动之情绪,慷慨激昂之爱国呼号,危言耸听之条陈,未尝有助于国。”胡适认为留学的学子职责在于读书学习,大家应该严肃冷静,不惊不慌,安于学业,为将来振兴祖国做一番准备。他甚至预料说,如果祖国若未能幸免于难,这一干人才将要担当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重任。现在看来,当时留学的一干文史及理工人才,确是新中国建立后建设国家的中坚力量。[10]

留学数年,胡适对于对于民主、自由、平权的主张更加清晰。那时的胡适,也是学校里的学生运动领袖。1912年10月30日,胡适于世界学生会餐厅发起“游戏投票”,选举美国总统,体现了胡适对于民主的追索和践行。至于平等,一个明显的表现便是胡适曾在女人没有投票权的美国多次呼吁男女平权。1915年10月30日,纽约省就女子参政问题进行全民公投,胡适与张奚若还在第五大街上观看游行的队伍,一看就看了好几个小时。其间,胡适还写了一篇《中国女子参政权》寄登《外观报》。 而论及女子教育,胡适亦以为其必要且高尚。

独立、民主、自由,这些现在看起来理所当然的权利,在当时的世界是模糊的。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复杂。当时的中国究竟要走哪条路,是民主还是专制,是要继续维护民国还是要封建复辟,是君主立宪还是总统制,都还在抗争和拉锯。胡适向来支持积极改良,并立主以教育为下一代打下扎实的基础,力图多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对于革命者,他多予支持和维护,并始终同情,对于国家之发展,他始终认为改良是更好的出路。[11]

青年时期,是一个学者人格和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具体的个人经历和所处的环境,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人之后的学术思想和价值观。胡适的在美国度过了19岁到27岁的八年,这期间,胡适从一个少年成长为一个青年,经历了从农学向文学的学术研究方向转变,以经世致用之才报效祖国变成了执笔报国;研学的内容从四书五经变成了莎士比亚的喜剧,杜威的哲学,使用的文字从艰涩的古文变成了白话文,并以一己之力在留学界奋力推广白话文,随后联合陈独秀等人发起白话文运动,将之推广向全国;面对当时美国人取得的民主成就以及还在不断为民主进行的抗争,胡适奠定了他追寻民主自由,倡导宽容独立的思想;而具体到生活的交友、恋爱,对自身陋习的抗争,也是胡适追寻转变,在跨文化环境下实现自我成长、不断自省、明确学术思想和人生目标的有力推动。正如胡适评价自己的日记时所说:八年间的日记,里面有许多少年人的自喜、夸大、野心、梦想。这几年的求学生涯,也是一个不受成见拘束而肯时时长进的年轻人的蝶变史。

参考文献:

[1] 胡适. 胡适留学日记(上、下卷).[M]. 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卷一.

[2] 胡适. 胡适留学日记(上、下卷).[M]. 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卷十四.

[3] 李蔚.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与胡适伦理思想比较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0.

[4]胡适. 胡适家书. [M].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2017.

[5]江振勇. 舍我其谁:胡适.[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6]胡适. 胡适留学日记(上、下卷).[M]. 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卷三.

[7]任雪山.文界革命:梁启超论桐城派[J].学术界,2015(01):208-218+327.

[8]胡适. 胡适文存.[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卷二.

[9]胡适. 四十自述.[M].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

[10]胡适,许怡荪. 胡适许怡荪通信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11]胡适. 容忍与自由. [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

冀楠,男,陕西人,汉族,生于1986年4月10日。

2004 – 2008 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

2008 – 2011 西部网 记者

2011 – 2012 新浪陕西 主编

2013 – 2018 三星电子 企划经理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樱花二路万科城二期1号楼3303室

联系电话:18092852857

本網編輯
本網編輯
文章: 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