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我国，对于“大学”二字最精辟的解释，应该算是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所提出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从中，也足见“大师”对于大学的重要性，而如果这位大师又恰巧成为这所大学的“掌舵人”，那么，“大师”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座大学的发展轨迹，甚至彻底改变一所大学命运，成就一段新的辉煌。
所幸，在我国高校的发展史上，这种“大师”与“大学”关系并不鲜见，如梅贻琦之于清华，蔡元培之于北大……
然而略有些遗憾的是，我们虽然对于此种“大师”与“大学”的关系并不陌生，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大师”影响与改造“大学”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大师们做了哪些具体的努力，大师的智慧与风骨又体现在何处？
而这，也是我们开办此栏目的初衷，让我们在一段段对历史的回顾中，思索这些逝去的大师给如今的我们带来何种启示。
■马勇
蔡元培对北大，对中国的历史性贡献，主要是思想上的，不是事功上的。就蔡元培而言，其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兼容并包等，并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价值导向。
对于北京大学，乃至国内的整体高等教育而言，“蔡元培”都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名字。
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在新文化运动几个重大事件中，蔡元培都是直接的当事人。正如1919年五四大游行之前，北京知识界许多老派人物所意识到的那样，如果不是蔡元培主持北大，引进新思想、新人物，提倡新文化、新道德，那么北大可能不会是如今的这个样子。
新教育理念与早期实践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清政府于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清政府此举是对先前几十年改科举不成功的认同，旨在像日本一样，在全国范围构建一套完整的现代教育体制。按照章程，京师大学堂不仅是新教育的示范基地，也是全国最高教育管理机关，负有指导全国新教育的责任。在各省将陆续参照大学堂格局创建高等学堂；在各府将创建统一的中等学堂；各县将有自己的小学堂。这是一套完整的新教育方案。
1901年渐次兴起的新政拨正了中国发展的方向，但是由于清廷之前无数次耽搁拖延，使相当一部分知识人对满洲人启动的新政抱持怀疑态度，反满运动并没有因为新政而消解，反而因此更严重。我们看到一大批从体制内成长起来的知识人，比如我们将要讨论的蔡元培，他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中了进士，并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体制内的“储相”，具有远大的政治前程。但蔡元培并不看重这些，反而因中国不进步，而渐渐踏上反满革命之路。
革命打乱了中国现代化步骤，但是我们依然应该看到，近代中国历史主题并没有因为革命而改变，随着中国工业化增长，需要更多有知识的劳动者。所谓“新教育”的发生与普及，就是基于社会进步的需要。
新教育的发生，一方面有赖于政府提倡、推广，像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各省府州县高等、中等、初等学堂的普及，都属于政府的责任。另一方面，新教育同样有赖于一个全新的社会氛围，需要一大批知识人进行新教育实验、推广。
在林纾、黄遵宪、陈独秀改革基础上，蔡元培走得更远。作为一个老革命党人，蔡元培在民国初建时，以为中国不仅应该进行文学、文化改良，而且应该完成伦理革命、道德革命，重建共和国新文化、新教育、新伦理。1912年2月11日，蔡元培以民国教育总长的身份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以为所谓教育，就总体而言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隶属于政治，一种“超轶乎政治”。后者当然是指非政治的知识教育，至于隶属于政治的教育，蔡元培认为应该随着政治变动而扬弃、重构。他说：“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可以不论。尚武，即军国民主义也；尚实，即实利主义也；尚公，与吾所谓公民道德，其范围或不免有广狭之异，而要为同意。惟世界观及美育，则为彼所不道，而鄙人尤所注重。”因而，在共和时代，在民国，就必须建构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新教育。
让京师大学堂像个大学模样
1916年底，蔡元培满怀热情来到北大，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就是要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改造北大、重建北大，将北大由先前的官僚养成所变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最高学府。他的思想倾向、价值理念，还有那时特殊的时代背景，让北大迅即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中心。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教授治校、多元并存，成为蔡元培治理北大的基本原则。
蔡元培曾公开过他办教育的两大主张：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讲授，以无背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的言论行动，悉听自由，学校从不过问，当然也就不能代其负责。比如帝制复辟的主张，为民国所排斥，但本校教员中照样有拖着长辫子而持复辟论者如辜鸿铭，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所以也就没有人管他；再如筹安会的发起人，被清议所指为罪人，然而在北大教员中就有刘师培，只是他所讲授的课程为中国古代文学，亦与政治无涉，所以也就没有必要由学校过问；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就没有办法办下去。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然则革新一派，即或偶有过激之论，但只要与学校课程没有多大关系，何必强以其责任尽归之于学校呢？
经过差不多两年的奋斗，在上述理念指导下，蔡元培起用了一大批新人，替换了先前一大批旧人。
蔡元培聘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一大批新人物加盟。必须指出，蔡元培此时强调的“兼容并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让新人包容旧人，而是向旧人说法、劝谕，让他们包容新人物的新思想、新学术，在蔡元培等潜意识里，他似乎看到了新学术、新思想与旧学术、旧文化的差异、距离。
对于北大内部，蔡元培接续严复民国初年的改革继续往前走，让这个原本只是“官僚养成所”的京师大学堂渐渐像个大学模样，像是一个现代教育机构，“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蔡元培对北大、乃至于对中国的历史性贡献，主要是思想上的，不是事功上的，后来蒋梦麟、傅斯年自嘲他们两位只是北大的“功狗”而不是“功臣”，意思就是他们分别协助蔡元培、胡适两位校长，都属于事务性的，而蔡元培、胡适两位校长，则是道德性的、超越性的。就蔡元培而言，其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兼容并包等，并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价值导向。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以思想自由为前提，但蔡元培的说法对象不是新派，不是要新派兼容、并包旧派，而是要旧派不要那么苛刻，不要对新派求全责备，吹毛求疵，要看大节，看总体。胡适等年轻学者已经很不错了，具有新思想新方法，如果还要求他们旧学学富五车，怎么可能呢？
我们后来在很多时候可能理解反了，我们以为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是向新派人物喊话，希望他们包容辜鸿铭、黄侃、林纾，以及那些所谓“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不是，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期待旧派接纳新派，他的思想倾向就是要庇护新思想新文化。蔡元培的想法是对的，处于萌芽状态的新文化新人物如果没有旧文化旧人物（饱学之士）的宽容、体谅，可能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永远不能结出新文化之果。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为中国开辟一个全新时代，也为北大奠定了现代学术基础。在蔡元培管理北大短短三年（1917-1919）中，他没有像前任那样进行派别清理，他在汤尔和、沈尹默等浙籍学者帮助下，引进了一批“（章）太炎门生”，也通过陈独秀接纳了一批皖籍新人物，但他并没有绝对排斥严复老校长先前引进的桐城派学者。宽厚的蔡元培真诚期待将北大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气息的大学，期待北大在学术上与世界名校看齐，而不再是官僚养成所。
天生教育家
蔡元培的行政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其学问似乎也一直不被那时的学界重视，但蔡元培是天生教育家，具有教育家天资。他有长期参与新教育管理的经验，具有博大的胸怀，这是他对北大的贡献，具有精神上、思想上的意义，而不是具体的事务、事功，更不是盖几幢大楼、聘请几个世界一流学者那样的琐事。所以，宽厚如胡适，都忍不住在日记中贬损蔡元培，让胡适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蔡先生学问不行，办事能力不行，但人们为什么一定如此恭维蔡先生为北大的精神先驱呢？
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之所以成为北大精神导师，一个最主要也是最伟大的地方，是蔡元培的担当及对学生的爱护、负责。晚清新教育发生以来，各类学堂学潮不断，背景、理由也不尽相同，许多教育家对学潮都很头痛，但究竟应怎样处理，见仁见智。蔡元培对学潮有自己的姿态及处理程式，当学生没有闹事，学潮未起时，蔡元培对学生严格要求，不断告诫学生的职责就是读书，劝导学生不要去闹事。
但是，当学生运动因某种原因还是发生了之后，蔡元培的表现可圈可点，他一定要营救学生，不论受多大的委屈、多大的磨难，他都坚定不移。这是一个教育家必要的担当。即便从旧伦理说，子不教，父之过。学生出了事情，老师、校长以为事不关己，甚至以为政府、军警替学校教育了学生。这种想法当然很难获得人们的尊重。所以在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史上，面对学生因爱国、因政治而被逮捕投入监狱，敢于与政府抗争，敢于舍身营救学生的实在太少，这是蔡元培作为大学校长让人尊重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论面对怎样的强权，学生毕竟只是孩子，校长不出手营救，就等于将孩子推向了火坑。
基于这样的价值观，蔡元培与学生的关系、以及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就比较清晰了。北大以及北京其他学校学生在1919年5月4日的大游行，事前固然有蔡元培的因素，至少他知道巴黎的情形，与政府和与巴黎方面有某些联系，他不仅没有阻止学生去表达爱国立场，事实上也是他鼓励学生这样做。然而我们看到，当游行学生被政府大规模抓捕后，蔡元培并没有将头缩回去，而是利用各种各样的关系，甚至不惜委屈自己，放下身段去求人，也要将被捕学生营救出来。
其实，在五四游行之前一段时间，蔡元培与此时北京政府一些人已有很深隔膜，林纾致蔡元培公开信表明社会上也有一些人对北大相当不满，以为蔡元培没有尽到大学校长应尽责任，管束学生，示范全国，反而纵容什么“新青年”、什么“新潮”。政府的倾向、提醒，又反过来影响蔡元培和他周围的陈独秀、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北大中坚力量，这些人提醒蔡元培要警惕政府对北大下手。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蔡元培、黄炎培、蒋梦麟、汤尔和、胡适等人当时留下来的书信、日记等文献，很容易感觉1919年春天北京似乎一定要出点什么事。
五四游行发生后，蔡元培负起了一个校长应尽的责任，想方设法要将被捕的学生保释出来。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中的一些人对蔡元培更加恼火，以为蔡元培的态度是北京学潮的一个关键因素，因而有人建议撤换蔡元培，平息学潮。
蔡元培不是政客，而且具有民国政治家少有的政治洁癖，他不能容忍政府的撤换，更不能容忍任何言辞羞辱。蔡元培那时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动辄炒政府的鱿鱼，离职出走。只要他发现职务或政府举措可能会侵犯其尊严时，蔡元培都会主动撂挑子，辞职、离职，甚至不辞而别，而不是被动等待政府发布免职令，他决不让政府先出手。
在蔡元培以及其他许多人斡旋下，北京各校被捕学生5月7日上午获释。北大为这些被捕学生举行了一个欢迎仪式，蔡元培也发表了一个训话。他说了三层意思：第一，鉴于各位同学几天来精神上的困乏，准许当天不必上课；第二，他说：“诸君或许疑我不谅人情，实则此次举动，我居间有无数的苦衷”；第三，蔡元培希望各位同学以后遇事能够坚持冷静的态度。这句话显然对同学的举动略有责备。
学生释放了，学校秩序恢复了，蔡元培觉得自己也可以离开了。5月8日晚，他派人给大总统徐世昌、教育总长傅增湘送交了一份辞职书，称“奉职无状，久思引退。适近日本校全体学生又以爱国热诚，激而为骚扰之举动，约束无方，本当即行辞职；徒以少数学生被拘警署，其他学生不忍以全体之咎归诸少数，终日惶惶，不能上课，本校秩序极难维持，不欲轻卸责任，重滋罪戾，今被拘各生业已保释，全体学生均照常上课。此事业已告一段落。元培若再尸位本校，不特内疚无穷，亦大有累于大总统暨教育总长知人之明”。因此蔡元培请求自动解除北大校长职务，然后趁着夜色不辞而别，悄然离开北京潜往天津，并给北京新闻界留下一份令人费解的告别书：
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5月9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此后七年，虽然政治上狂风暴雨迭起，但北大在蔡元培所倡导价值观的引导下，却引满帆篷，安稳前进。办学条件逐步改善，规模也在有序扩大，图书馆、实验设备逐年增加，中国高等教育因北大迅猛成长渐渐缩短了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新文化运动的成效渐渐呈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2019-01-30第6版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