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蒋介石、傅斯年在抗战时期累积的良好关系在战后得以延续、加深。蒋、傅在“一二·一”惨案善后中有密切互动，但他们在处置方式上有明显分歧。傅采取一切办法促使学潮早日结束，令蒋满意。基于共同的反共立场，傅斯年希望蒋介石能实行真正的改革，以维系国民党政权并有效反共，为达此目的，傅坚持不加入政府，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对蒋犯颜直谏。国共战局逆转后，傅之反共立场益加坚定，傅之“反共”始终与“抗俄”紧密联系。因政治上的良好合作，傅、蒋私谊亦日渐加深。
关键词：傅斯年；蒋介石；学潮；反共
从抗战胜利到1950年猝然辞世，是傅斯年生命的最后一个时段，也是国民党败亡、共产党胜利的巨变时期。这期间，傅斯年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身政治。作为坚定反共的知识分子，他与国民党军政首脑蒋介石有着多方面的互动。但限于资料不足，对此期的傅、蒋关系，早前只在相关论著中略有论及[①]，而无专门、深入的研究。认真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是研究傅斯年政治立场及活动的极佳视角，也是探讨历史转折期知识分子政治走向的极佳个例。笔者将利用挖掘到的新材料，将傅、蒋关系置于宏阔的历史背景下，做一初步探讨。
为便于分析战后之傅、蒋关系，有必要对二人此前之来往、互动做一简要叙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是救亡问题，批评政府已成为次要的问题。具有强烈民族思想的傅斯年虽然对国民政府的退让政策深为不满，但他更坚信如果中国不统一，没有一个坚强的政府，将更有利于日本征服中国。他一方面不断将他在北平得到的有关日本侵华的信息及自己的对策通过王世杰等人转呈蒋介石[②]，一方面反对任何反蒋的行为，如他在西安事变爆发后极其强烈地谴责张学良等。傅之主张和行动，深为蒋介石赏识。他不但主动约见傅斯年，当傅1937年入川时还曾电告驻扎陕西的将领顾祝同照料傅。[③]全面抗战爆发后，因傅斯年支持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傅对蒋的态度，可用“蒋抗日、傅拥蒋”六字表示），蒋亦重用傅，提名傅担任国民参政员。抗战爆发不久，傅即开始了他的“倒孔（祥熙）活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傅之“倒孔”，有一明确初衷：“为爱惜介公（蒋介石），不容不反对他。”[④]起初，傅之“倒孔”条陈并未引起蒋之足够重视，但也未在二人之间产生芥蒂。蒋曾亲批5万元予傅斯年作特别补助费。[⑤]总之，在民族战争大背景下形成的傅、蒋关系是不断加深的。
抗战胜利后，傅、蒋在此前累积的良好关系得以延续、加深。本文将围绕傅、蒋在“一二·一”惨案[⑥]善后中二人之互动、傅斯年促蒋改革、共同反共三个方面加以研究。
一、蒋介石、傅斯年在“一二•一”惨案善后中的互动
关于“一二·一”惨案的善后研究，已有极多的成果，这些研究对蒋介石、傅斯年在其中的功过、得失有或多或少的论述[⑦]，但无专门从蒋、傅互动的角度加以研究的。分析蒋、傅在惨案善后的互动，不仅是研究二人关系不可绕过的重要环节，还可为“一二·一”惨案研究做点补充。
傅斯年所以参与惨案善后，肇因于两个多月前蒋介石任命他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抗战胜利前，蒋提名傅继蒋梦麟后任北大校长，但为傅坚辞，主要理由为“由胡适任校长更有俾于大局”。[⑧]蒋纳此议。但因胡适远在美国，故最后的办法是：发表胡为北大校长的同时，任命傅为代理校长。[⑨]蒋介石提名傅斯年任北大校长，显示了蒋对傅之信任，是他们良好关系的反映。[⑩]
惨案爆发后，作为北大代理校长、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的傅斯年，职责所系（另一常委梅贻琦远在北平，张伯苓常委则向不过问校事），于4日自渝飞昆主持善后。傅之前往主持，得蒋介石之充分认可与格外倚重。此点，在先行研究中强调并不够[11]，这可能与迄今尚未发现蒋直接命令傅前往的谕令有关。本文所以强调此点，基于以下理由：第一，12月6日，蒋谕令云南省主席卢汉，要求卢与“傅孟真先生等切商之”[12]，这等于是承认傅斯年善后事宜主持人的地位。第二，12月7日，蒋致函傅斯年，对其温语慰问，要求傅为同人阐说其《告昆明教育界书》，以共同为国家、青年、校誉“负此职责”。[13]第三，惨案一发生，西南联大即致电蒋介石并行政院长宋子文，要求派大员前来处置，但自始至终，均无所谓“大员”前来。这说明，蒋已把善后重任交付于傅，无需再派所谓“大员”。除以上理由，更可从善后过程中蒋、傅的互动显现出来。
傅斯年抵昆后即表态：将“站在同学的立场上”，事情不解决不离昆。[14]他首先是调查真相，结论是：李宗黄系“主谋、主使”，警备司令关麟徵代李受过。故他认为李“该杀”。[15]既看到结束学潮的关键是罢免众矢之的李宗黄，傅乃将其善后方案电请蒋介石实施：（一）先将李调开；（二）继由教授会劝导学生复课。[16]同时又表示，除呈请“中央严办”外，将循法律程序解决，对李“决不宽容”。[17]但此请被蒋介石否决。12 月 11 日蒋致电卢汉称：
此时省府内部必须团结一致，如有人挟学潮以驱逐政府中之一人，则无异颠覆整个之政府，此法所不允也。今对关总司令已予以命令停职议处，政府已表示十分之容忍，不可再有其他让步……如十五日尚未复课，则十六日必须完成集中军训之一切准备，待命实施可也。[18]
同时蒋致电李宗黄：
请兄安心任职，不可离昆，但言行务须特别谨慎，万勿与人以口实。如必须来渝，亦须待学潮平息复课后再来也。[19]
蒋介石如此袒护李并不是不知其罪责。针对直接引爆此次血案的11月25日军队包围学生并鸣枪事件，蒋曾在傅面前明确责备“地方当局操切”，傅认为蒋有此“好表示”，“事情好办”。[20]12月6日，蒋在其《日记》中记道，惨案乃“我党干部军政当局之无智识、无能力”造成。12月9日，他听了关麟徵汇报后，又记：“所部无知，何以建国也。”28日又记：“李宗黄、关麟徵等言行之幼稚，思之殊为寒心。”[21]由此可见蒋对李之真实看法。那么，他又为何不允处置李宗黄呢？这是由他在云南的人事布局和现实政治需要决定的。蒋介石当时最重要的安排就是消灭共产党，在蒋看来，若处置了亲信李宗黄，全国必仿而效之，地方大员，尤其是亲信大员，谁还再为蒋卖命？结果必是蒋致卢电所说的“无异颠覆”整个政府。倘如此，其所谓“剿共大业”又如何能进行下去？蒋之不允罢李，说明他处理学潮完全不尊重事实、法律和正义，而是出于政治集团的私利，与其宣示的“当根据是非与法治作公平、负责之处置”[22]根本相反。
此次惨案及由此引发的学潮令蒋介石恼火、忧虑（担心被中共利用和引起连锁反应），处理起来“用心最苦”[23]，倍感“烦闷苦痛”。[24]加之美国特使将抵华，他恨不得学潮马上结束。其方针是：先复课，再谈其他。这与罢课学生要求的“先惩凶（特别是惩李），后复课”根本冲突，学生明确提出：蒋之文告对惩凶问题“未明确提及”。[25]这样，学生与李之对立，已逐渐转移为与蒋之对立。
蒋之不允罢李，是蒋、傅在处置办法上的原则分歧。傅对此毫无办法，善后工作将陷于僵局。本来，傅抵昆后，“敢做敢为”[26]，学潮虽未平息，但也未再扩大。学生拟抬棺游行，经傅等劝导后缓行。9日，学生原则同意复课。针对中央社对学生之诬蔑、歪曲报道，傅斯年建议：由傅及卢汉、朱经农、霍揆章、熊庆来共同驳斥。[27]而他主张惩办李宗黄，更得学生信任。蒋介石否决罢李方案后，失去了动员学生复课的良好前提。也就是说，给动员复课制造障碍的，不是别人，恰是希望学潮早日结束的蒋介石本人。
至晚到12月6日，蒋介石已明确提出：“如万不得已时，即应解散其罢课各校。关于学生之安置，应准备集中军训。”[28]他又令卢汉参与处理学潮，派教育次长朱经农来昆[29]，但是，这些安排都无法取代傅斯年在善后中所发挥的作用。因卢作为蒋之直接下属，对蒋之命令只有无条件的执行，无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对蒋不准“有人挟学潮”驱逐政府中人的命令，卢表态“实无此事”，省府中“无排挤陋习”。对于军训，他顺蒋意表态：劝诫无效后，“决以最后集中军训为结束”。[30]而这些做法，不仅不能使学生早日复课，必将更加激化矛盾。对此有深刻认识的傅斯年，与卢之惟命是从不同，他明确反对蒋解散联大、学生军训的方案，傅12月9日致蒋电云：“军训事项，此时似不便拿出。此事既因手榴弹案弄糟，以教授劝导复课为最好结束办法。”[31] 为此，傅于10日、11日先后主持召开教授会议和联大常委会议，均通过劝告学生复课的决议。[32]他严厉斥责学生提出的四项新要求后，乃对学生多方“加压力”：托卢汉“作最后之努力”[33]，鼓动地方人士劝导复课。其打算是：在多方压力下，学生还不复课，必引反感，教授或辞职，“则学生失其立场矣”。他向蒋重申：此时决不可有解散联大、学生军训这种严厉办法，并请求蒋许其“再作最后之努力”。 [34]他与12日返昆的梅贻琦达成一致：“积极行使职权，如办不到，自请解散”；并继续落实早前傅与云南大学达成的共识：“十七日非一律上课不可。” [35]
蒋介石看到傅在其不允罢李的前提下仍为复课艰苦努力，于15日电傅嘉勉：“赖协力疏导，渐趋好转，良以为慰……至盼本既定方针加倍努力，务求如期复课。”[36]自此，蒋不再坚持解散联大、学生军训之主张。
17日，学生未复课。当日下午，梅、傅召集教授会同人谈话，表示将“退避贤路”。[37]这是他们以辞职相要挟，给教授会施压力。联大教授会随即开会议决：劝导学生19日务必复课，否则，教授辞职。[38]教授会一面以辞职相要挟逼学生复课，一面又一再通过决议要求当局严惩祸首[39]，这对学生而言也是莫大安慰。20日，有学生复课，26日，罢委会宣布复课。当然，学潮结束的关键因素，不止有傅斯年、教授会的劝导及施压，还有中共的作用。后者发挥作用，主要是在幕后，不为当时人所知。
综上所述，从当局、校方的角度，影响惨案善后进程最大的，是傅斯年与蒋介石，蒋、傅之互动、分歧，与善后进程紧密相连。当然，蒋始终主张用强硬的压制手段[40]，而傅力主惩凶的基础上采用劝导的方式。蒋之办法不仅不利于学潮解决，而且成为傅斯年处置学潮最大的干扰因素。处在台前的傅斯年，一面要顶住蒋介石的过激办法，一面又要在蒋不允惩李的前提下劝导学生，其作用可谓“举足轻重”。[41]不管怎样，学潮最终在不采用极端手段的前提下于短时间内结束，令蒋满意。这又必然会加深蒋、傅间已有的良好关系。
二、给蒋介石“施压”，促蒋介石改革
傅斯年自昆返渝后不久，作为蒋介石亲自核准的代表之一，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稍后，蒋又极力动员傅担任国府委员。3个多月后，蒋视察北平，约见傅，询及北大复校及北平大学教育状况，表示将尽力扶植教育事业，并暗含深意地同游文天祥祠[42]，又约傅到南京时再晤。[43]而傅斯年为扩充北大校舍，也曾拜托蒋令北平军政长官李宗仁等，“邀同财政、经济、交通三部特派员解决北京大学之校舍问题”。[44]其后，当史语所复员为交通工具犯难时，作为所长的傅斯年又请蒋“分电重庆行辕及交通部”，准予将该所图书、文物等“提前运京”。[45]这些请求，虽均为公事，但对当时国内文教单位的负责人来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傅这样直接“上达天听”。这都体现了傅、蒋关系的不同一般。
更重要的，在政治上，傅、蒋二人有根本一致的诉求：反共。抗战胜利后，国共问题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傅之态度是：“我们与中共必成势不两立之势”；“使中共不得势，只有今政府不倒而改进”；“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保持批评政府的地位”；[46]“责备政府不可忘共党暴行，责共党不可忘政府失政”。[47]简言之，一方面坚决反共、支持国民政府，另一方面要批评国民政府。这是1945—1950年傅斯年政治理念和政治活动的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反共”、支持国民政府二者互为因果：反共本身就是支持国民政府；而支持国民政府以维护其不倒并有力量反共，“使中共不得势”。这与一心剿灭中共的蒋介石完全一致，并且蒋对傅的反共态度也了如指掌。[48]这正是蒋、傅保持良好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是蒋对傅寄予厚望，并屡屡劝傅加入政府的主要原因。
关于傅之批评政府一节，表面上似乎与其支持国民政府的立场相左，事实上，傅批评之目的是为推动其改革——根本上仍然是支持蒋的政府。傅曾向蒋直言：“今日之事，在政府与国民党自身之努力。”[49]所谓自身努力，就是要切实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并就改革办法建言。就改组政府而言，“徒以为装点以应国际情势乎？抑诚欲政治之进步乎？”而此事关键，“全在国民党能自身拿出人才”，又详陈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种种令人失望之处。[50]傅所以把国民党的自身改革看得如此迫切，是因为抗战胜利后，他已深刻洞见国民党政府存在的各种危机，对大局“异常悲观”，以为“经济总崩溃”、“政治总解体”是“不免”的。[51]他曾说：“把我们政府看得太好，这不是玩的。”[52]他对蒋介石的短处看得也很清楚，认为蒋“法治观念极微”；[53]中国在蒋手中绝不“能走上法治”。[54]他认定蒋无改革诚意，并不想真正改变作风，拉名流入政府的做法，只因“美国压力”，并强调蒋“只了解压力，不懂任何其他”。因此，若真正推动蒋介石及其政府实行改革，“必须也用压力，即把我们的意见consolidated articulated，而成一种压力”。[55]
傅斯年认为，要在推动蒋和国民党切实进行改革这方面“奋斗”，必须保持独立的地位，“永远在野”，以保证有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而“一入政府”，则“无法奋斗”。[56]基于此，他坚决拒绝在蒋政府里做官。他说：“我骂人惯的，一做官即为人骂，这是保持言论自由”；[57]而做官后，“言语行动皆不自由，且不得行其道”[58]，“做官而不能办事，乃没出息”。[59]傅不做官的理念一直坚执，1948年蒋又请其出任考试院长，傅也辞却。[60]不独自己不做官，也坚决反对他尊崇一生的老师兼朋友胡适加入政府。1947年初，蒋介石希望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并请傅出面劝驾，傅当面向蒋力陈“不便”，强调“政府之外应有帮助政府之人，必要时说说话”；[61]他向蒋直言：胡入政府事，“于事无济，于己有损，其损亦国家之失”。[62]后来，蒋又亲自劝胡并命他人劝说，胡适几乎“顶不住”要答应了，在这关键时刻，傅写一措辞极不客气的长信与胡适，详述蒋无改革诚意，而“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63]胡得此函后，乃最终下定决心辞却。此事最能显示傅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看重，在这样的原则问题上，即使对蒋介石也从不屈从、迁就。
在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用压力”时，傅斯年的态度坚决而不留情面。他不仅对蒋介石犯颜直谏，在公共场合批评国民政府也丝毫不顾蒋之“颜面”。他在国民参政会中主张严惩贪污人员[64]，在报刊上撰文痛批国府之腐败。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对行政院长宋子文的抨击。他认为应该没收孔宋家族的财产，并抛弃C.C.派。[65]在那篇著名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里，傅指出：国家、人民都“吃不消他了”，“我们要求他快走”。[66]其认识之深刻、用语之犀利，决不亚于共产党。此文立得广泛呼应。很快，宋子文被迫辞职，充分显示了傅致力的“压力”所产生的效果。此文虽令蒋介石“难堪异甚”[67]，但蒋并未因此对傅产生芥蒂，这恐怕与他深知傅真心反共，真心希望国民政府能振作有关。半年后，已在美国的傅斯年对国民政府高层腐败的情形，仍予以痛击，他针对魏德迈评论中国的腐败时说：“国府腐败虽仅限于少数官吏，但此少数官吏高踞财政，经济重要职位，目前局势若辈应负主要责任。”[68]这种激烈的态度，甚至不逊于共产党。也许是这样的原因，在某些时候，共产党曾一度视傅为统战对象。1946年初，中共支持傅出任教育部长，以打破国民党员做教育部长之例。[69]1947年刘伯承率部攻占聊城前，曾下令保护傅斯年祖宅。《人民日报》盛赞傅是“炮手”，“常常对国民党的贪污腐化和官僚资本进行抨击”。[70]那时，傅斯年并未全面、激烈、公开地反共，他反共的理念是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中国各阶层所不深知的。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傅斯年在践行“反共”、批评政府这两大政治理念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侧重亦不同。从抗战胜利到1947年6月，在国共力量对比上，国民党强于共产党，因此，傅政治活动的重点，是通过批评国民政府促其改革，反共的活动和言论是相对次要的，但决不表示他已经忘记反共。在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之前的一年里，傅常以实际行动支持蒋介石及其政府反共，比如，他对政协会议本无兴趣，乃提出辞职，但国民党不许辞，其理由是：假如傅斯年辞职，共产党即提出人来补傅之缺。[71]为了不让共产党多加名额，傅乃接受国民党之要求，打消辞意，并自始至终参加完政协会议。1946年12月中旬，国共内战正酣，傅与丁惟汾、于学忠等山东籍参政员呈请蒋介石多派兵到山东“剿共”，并恳迅予拨发枪5万枝、子弹500万发，藉资充实地方武力。[72]半年之后，国共战局逆转，在新的形势下，傅斯年政治活动的重点，从推动蒋介石和国民党改革转向了反共。
三、傅斯年反共、拥蒋，不遗余力
1947年6月底，战局开始逆转：国民党从进攻转入防御，而共产党则由防御转入进攻，战场也从解放区转到国统区；国统区已逐渐出现傅斯年1946年预言的那种“经济总崩溃”、“政治总解体”的局面。在这种情势下，即使蒋介石愿意真正实行傅斯年所热切推动的改革，历史也不再给其机会了。基于此，傅不再多提促蒋改革事，偶尔提，也是诸如“政府应下决心调查富人在美之财产，向富人摊派美金债券”等具体建议[73]，他已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如何反共方面。
在国共战局逆转之际，傅斯年于6月28日赴美治病。1947-1948年在美期间，傅依然处心积虑地进行反共、拥蒋活动。
首先，傅斯年严词指责苏联援助中共，而对美国援助国民政府只字不提。他指出，因苏联援助中共，致使国共之争“已非眞正的内战”。[74]而且，若苏联协助中共一日，“则中国统一亦一日不能实现。[75]与此同时，他批评正奉命在华调查的魏德迈：“对于中国应在东方反共及注视苏联有所举动一点，未有充分之认识。”[76]并说，因美国援助国民党不多，中国之统一会因此而延缓。[77]在傅看来：美国应支持国民政府反共。魏德迈严词谴责国民政府的声明发表后，时在华盛顿的傅斯年“为之暴怒”，与魏之支持者“大骂一顿”，他甚至因记挂国内的“反共大局”准备返国。[78]
其次，他还将在美了解的反共方面的材料及建议呈报蒋介石。他调查、分析了美国“中国通”与汉学家中左派分子的成长、壮大历史，并请朱家骅转报蒋：
此间“中国通”与汉学家大致可分两派，一派专治汉学，其中与燕大有关系者多。至于不专治者……几乎全是在燕京之温床生长的……及战事起，罗斯福不怕左倾，国务部将Lattimore Taylor 等人引进据重要位置，于是这一般人又带了一般人一齐占了对华各事之要津……于是而中国通绝大多数成了这一派，新的旧的使得持不同见解者几不能立足。这些人有些显然是共产党之支持者……总而言之，燕京种下根，罗斯福时代国务卿发扬之，遂为今日中国之大敌。要转移他们，决不可能。只有在言论界努力，尤在国家之自强耳。[79]
另外，他向朱家骅、李惟果、陈雪屏等介绍在西美甚有力量、并能向“友邦”解释误会的陈受颐，更希望朱等安排陈与蒋介石会晤，“藉悉国内情形”。[80]这些作为，均反应出傅斯年在反共问题上的苦心孤诣。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争取美援问题上，傅与蒋也相互配合。傅在美期间，蒋介石及其政府已把争取美援列为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1947年11月28日，驻美外交官皮宗敢向蒋介石建议：大使馆应组织在美人士如傅斯年、潘朝英等统一步调作配合行动。[81]
傅主动做的最典型的“配合行动”，是他根据美国大选的新形势，提出争取美援的新办法，而为了实行这一办法，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傅提出的谋策是：借美国大选之机，准备材料让共和党揭发民主党在对华政策上的失误，全力推动共和党上台，以改变美对华政策获取更多美援。为达此目的，傅自愿承担“泄密”之罪：
目前看仍以杜威之可能为最大……他们任何人决不会直接以中国问题列入竞选演说，但外交政策之范围中必涉及中国，马歇尔请共党加入内阁等事，即谓美国出如此许多力把小日本打下，又一无代价把俄国请来代替其他地位……（对华政策）必然成为论战。
这一情势对我们非常有利，因为美国人决不至于热心到为中国援助中国，但为共和党攻击民主党势必涉及……此机万不可失，若不失此机，须准备，一为策动，二为资料，三为方针……资料最重要的是东北问题之由来……中俄定约之前文之内幕，马帅之坚持拉共党进来等等。马帅事关系最重要，必须以文件证明他确实坚持（用压力给中国政府）拉共党进来这事，如怕美国今日政府泄露，我一个人负责弄出来未为不可。弟因参加协商，有知其内幕与文件之可能，故为此事拿我来牺牲亦无不可（自然非此策为万不得已可以为之而已）。此项资料必须确实至晚七月十日以前到此。[82]
此函足显傅斯年在争取美元问题上良苦用心。此件于7月5日呈报蒋介石，蒋阅后，深以为然，立批“照办”。[83]7月9日，他指示王世杰：
傅君所谈意见，尚属可取，应准照办。兹查（一）关于开罗会议者，《开罗会议日志》一册可密为摘抄参考；（二）关于德黑兰、雅尔塔等会议者应由外交部查案准备资料；（三）关于中俄条约者。该项条约系兄亲自主持，其交涉内幕可由兄准备资料；（四）美政府及马歇尔元帅坚持我政府应容纳共党一节，沈司长昌焕均曾参加会谈，可由沈司长准备材料；（五）此外关于史迪威案与罗斯福故总统来往各电亦可备参考，以上各项资料希即迫且分别准备，兹将本府所存有关资料附文随发，并希摘抄、汇编转寄傅君可也。[84]
同时，他又电令朱家骅协同王世杰洽办。[85]这足见蒋介石对傅议之“言听计从”，充分显示了蒋、傅之配合默契。尽管目下没有发现傅斯年得到这些文件后所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因他在得到这些文件时必是在回国前夕。更重要的在于这次美国大选中，共和党并未胜选，所以，假如傅真正采取行动的话，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上述新材料，同样显示出傅反对中共革命的坚定决心以及与蒋介石的密切关系。
除了在反共问题上互相配合以外，傅、蒋私谊也日益加深。单以傅赴美治病一事而论，就得蒋格外关照，尤其是经费方面。
蒋介石于1945年7月得知傅打算赴美就医后，甚关切，当面表示愿为其弄船票。[86]1947年3月，傅函托朱家骅以“院长名义请之”，“以治病为理由，不任职务在外”。[87]傅赴美前，蒋介石曾“垂询关切”。[88]蒋帮忙最大的，是最难解决的费用问题。以往，学界依流传的“因傅在中研院服务已历十八年，故该院送其出国治病”这一成说[89]，认为傅之出国费用，出自中研院。但当时，中研院根本无力负担傅之费用；若无蒋介石亲批，费用根本无法取得，且蒋为傅拨款，也不止一笔。
蒋介石一得朱家骅为傅请求经费（与李四光出国治病同时呈报）之呈文，即批：准傅、李“各补助美金壹万元”，“以派遣两君赴美考察名义”。[90]据此可知：蒋拨经费的名义是“考察”，不是傅、朱呈请的“治病”。
傅抵美后不久，即感费用不敷，只好再托朱家骅在教育部为其“设法”。[91]朱乃呈文蒋介石，“恳请特赐补助，并饬中央银行速拨，以示爱护学人之至意。”[92]蒋即批5000美金，并指示“速拨”。[93]朱家骅当即将此情电告傅，并告：“如不敷”，“当再续拨”。[94]12月31日，朱又电傅：“晋谒主席，报告兄之近况，甚高兴，并盼康复后速返，又恐兄费用不敷，另拨五千美金想已收到。”[95]后来，不待傅开口，蒋又令汇5000美金与傅，傅得悉后复电不要。[96]傅回国前夕，蒋再通过朱家骅表示对傅之“关怀”：“若旅费不敷，可再汇”。[97]综合以上材料，可知：傅赴美疗病期间，蒋介石亲为其拨付2万美金。只是，傅只用了1.5万美金，其余的5000美金又退还了。[98]由蒋亲拨的这些经费，出自何处呢？笔者在台北“国史馆”所藏“三十六年度军事机密费动支清单”里，发现有这样一笔：“傅斯年在美考察费”6000万元，备注“美金五千元折合数”。[99]显然，这五千美金是蒋指示拨付的其中一笔。由以上材料可知：蒋对傅“关怀之殷”，非比寻常。当然，傅对蒋亦甚礼敬。1948年4月，蒋介石当选为首届行宪总统，傅即致电“敬贺”。[100]
1948年8月，傅斯年返国时，国民政府彻底败亡的结局已指日可待。傅返国之次日，朱家骅即向蒋介石报告傅之行踪[101]，这说明蒋对傅之行程颇为关心。在其后蒋、傅的晤叙中，傅进言最多者，是军事问题。[102]他专门写长函与蒋，谈当前的军事方略：“集中兵力，作流动战”；“分地训练，台湾非练兵之地”；徐州之布置；皖北之重要性；平、津、察、绥今后之形势。又谈须长期致力者：军事长官“必须专心军事”；官兵一体；军费开支须有监管；严防“匪谍”。[103]这些主张，多切中要害，也显示了傅斯年这位手无寸兵的读书人对军事失败的焦虑，但即便蒋有心采纳，也难当解放军摧枯拉朽之攻势。傅斯年随身备着安眠药，准备城陷时吞下，“决不落在共产党之手”受辱[104]，以示反共到底的决心。
随着平津被围，傅又在蒋支持下主持抢运平津学人南下计划，但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失望已极，不想再“走死路”[105]，故傅的这一工作并未取得预想的成果。
傅斯年生命中的最后两年，恰是蒋介石一生中最黯淡、最感伤的时期。这两年，傅所致力的有两事：一是整顿台大，一是反共拥蒋。他就任台大校长时，恰值蒋被迫下野，傅致电慰问。蒋复电：“甚感，并望珍重。”[106]国共和谈时，傅专函李宗仁，指责中共为“战争党”，认为和平运动应“适可而止”，“只要合法之政权不断气，无论天涯海角，支持到一年以上，将来未必绝无希望也”。[107]这不仅与蒋介石不谋而合[108]，也表明：傅并未因蒋之失败而在“反共”问题上有所退缩、收敛，而是更加坚定。他似乎不再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而变成一个与蒋患难与共的反共残余势力中的坚定一员。1950年蒋介石“复职”后，他电促在美的妻兄俞大维尽快回台就职：“政局自总统复职后，大见好转……无论如何兄不可辞，迅即回国，值此最紧要关头，兄来能助大矣。”[109]他发表《共产党的吸引力》一文，对中共极尽攻击之能事。[110]他在台大布告：要与共产党“作殊死战”，绝不放任共产党的谍报人员。[111]他还随时将有关中共的情报报告蒋介石，如蒋1950年7月20日《日记》记他约见傅斯年、杭立武，“知美国驻台武官向其政府报告，国军不仅有共党渗透，随时可以叛变，且战斗力薄弱，不能有二小时之战斗力。”另外，当大陆上的新政府有举动时，他必发攻击。如他就毛泽东与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事评论道：他不相信“毛泽东和苏联之间真有摩擦”，“毛泽东一向跟着苏联走，是苏联的傀儡，所以毛苏间真正的密约内容一定比汪精卫当年对日密约还要苛刻的多。”[112]傅的这段谈话虽不合历史事实，但却能反映傅反共的坚决性，同时也显现他反共的一个鲜明特点：把“反共”与“抗俄”紧密联系起来。傅这种主张在1946年初雅尔塔协定公布时极为强烈地表示出来。由英美苏背着中国签订的这个秘密协定规定：承认外蒙独立，中苏共管中东、南满铁路，苏联租借大连、旅顺。此协议一公布，傅斯年不仅与王云五等发表抗议声明，斥责美英苏三国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完整[113]，又单独撰文《我们要与东北共存亡》。1948年在美时，准备“回国后拟即著书论共党与流寇及俄国侵略”。[114]到了1949—1950年，傅更是把这一主张上升到“理论高度”，代表作是《我们为什么要抗俄反共？》一文。[115]众所周知，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不久，即把“反共抗俄”定为执政方针，而前列傅在“反共”、“抗俄”方面的种种作为，足见蒋、傅在此问题上的高度一致性。
傅斯年坚定反共，自1920年代开始。他曾说，他与中共“自玄学至人生观，自理想至现实，无一同者。”[116]1927年中共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时，时执教中山大学的傅斯年险些丧命，从此其反共立场更加坚定。关于傅之反共，已有不少研究。[117]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采用什么样的国体问题，傅明确主张要实行美国制度[118]，苏联的一党制“绝对不通”。[119]除此之外，傅之坚决反共还基于其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他认为中共“仰苏联鼻息”[120]，是苏联的傀儡，若中共成功会使中国变成苏联的殖民地，不仅“我们的国家存不下去”，就是“我们的文化、家族、良心也不能继续下去”。因而，“为苏联征服——其惨比日本征服尤甚”。基于此，他认定中共“是灭亡中国的”。[121]文章要特别指出的是，傅之反共，主要是自我选择，受蒋介石影响不大。在“反共”问题上，傅、蒋是牢不可破的“同盟军”。
傅与蒋之交往，是傅斯年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政治立场的具体表现。傅之政治理念有三：坚定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反共产主义。傅、蒋之良好关系，建立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战胜利后，这种良好关系得以延续和进一步加深。在“一二·一”惨案善后事宜上，傅采取一切办法促使学潮早日结束，令蒋满意。傅斯年希望蒋介石能实行真正的改革，以维系国民党政权并有效反共，为达此目的，傅坚持不加入政府。傅之“反共”始终与“抗俄”紧密联系，这一方面基于其反共产主义的理念，一方面亦出于其民族主义立场。国共战局逆转后，傅之反共立场益加坚定，最终完全倒向了国民党和蒋介石。傅这种选择，有代表性，是具有相同政治理念的知识分子（其他如胡适、钱穆等）的共同选择。
注释：
[①] 代表性研究成果有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77—227页；马亮宽：《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张玉法：《傅斯年的政治理念》，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199页。
[②] 按，笔者2016年从台北“国史馆”查到有关这方面大量电报。
[③]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10200-00175-043-001。
[④]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477页。
[⑤]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784，第19—21页。
[⑥]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云南军政当局制造的屠杀西南联大等校学生4人、打伤多人的惨案。
[⑦] 代表性成果有：杨奎松：《国民党人在处置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闻黎明：《傅斯年与“一二•一”惨案的善后》，王志刚 马亮宽主编：《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研讨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6—85页。
[⑧] 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5年版，第128—129页。
[⑨] 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3卷，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版，第1640页。
[⑩] 按，蒋介石不仅在诸如宴请毛泽东等这类重要活动中邀傅出席，还经常有气氛轻松的会见、餐叙。而傅对蒋亦评价颇好，认为蒋“比以前现实”，有“大进步”。参阅《新华日报》1945年9月3日；《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638、1648页。
[11] 仅有王汎森、杨奎松两位学者略有道及。王指出：蒋邀傅来解决这一事件。（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202页）；杨指出：傅赴昆，“系蒋介石授意请来协助善后”。（杨奎松：《国民党人在处置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
[12] 据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80200-00582-004。
[13] 《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82页。
[14]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1937—1946》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0页。
[15] 《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660页。李宗黄其人及其系罪魁一节，已研究的颇详明。可参考杨奎松：《国民党人在处置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
[16] 《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665、1658页。
[17] 一二·一运动史编写组：《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下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18]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10300-00057-065。
[19]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10300-00057-066。
[20] 《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656页。
[21] 按，本文所引蒋介石《日记》，均据友人抄自斯坦福大学之原件，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22]《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第64册，台北“国史馆”，2005年，57页。
[23] 《蒋中正日记》，1945年12月8日之《上星期反省录》。
[24] 《蒋中正日记》，1945年12月15日之《上星期反省录》。
[25] 《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下卷，第25页。
[26] 《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658页。
[27] 《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下卷，第28页。
[28]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80200-00582-004；又参考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560页。
[29] 据蒋介石12月7日日《日记》，知朱经农赴昆，系蒋之所派。杨奎松在《国民党人在处置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中说朱家骅派朱经农赴昆，不确。
[30] 台北“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90300-00016-087-002。
[31] 《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658页。
[32]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555—556、407—408页。
[33] 《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659页。
[34] 《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660—1661页。
[35] 《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661页。
[36] 《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31页。
[37] 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1941—194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
[38]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557—558页。
[39]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562页。按，自12月2日至22日的历次教授会议中，几乎都有要求政府惩凶的要求。22日教授会又决议：将17日教授会议请求政府将李宗黄立即撤职，改为“以两个月”为“最大限度”，否则教授全体辞职。参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552—563页。
[40] 按，12月15日以后蒋介石不再提“解散大学、学生军训”。18日，蒋电令朱家骅；将操纵学潮的“少数反动学生”一律开除学籍。这与解散大学相比，已大有让步，但手段仍然是强硬的。
[41] 闻黎明：《傅斯年与“一二•一”惨案的善后》，王志刚、马亮宽主编：《“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研讨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5—86页。
[42] 《蒋中正日记》，1946年6月1日。
[43]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784，第107页。
[44] 《胡适研究通讯》2015年第4期（总32期），第30页。
[45] 《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719—1720页。
[46]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第499—500页。
[47] 《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738页。
[48] 《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554页。
[49] 《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735页。
[50] 《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735—1737页。
[51] 《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686页。
[52]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第503页。
[53]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第498页。
[54]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第506页。
[55]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第502页。
[56]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第502页。
[57] 《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673页。
[58]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784，第56—57页。
[59] 《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673页。
[60] 台北“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2-080200-00622-029-001、002-080200-00622-029-002。
[61]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第498—499页。
[62]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第500页。
[63]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第502页。
[64] 《申报》1946年7月6日。
[65]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第502页。
[66] 《世纪评论》第7期，1947年2月15日。
[67] 《蒋中正日记》，1947年2月21日。
[68] 《申报》1947年9月13日。
[69] 《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673页。
[70] 《人民日报》1947年1月10日。
[71] 《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666页。
[72] 台北“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20400-00009-102-001。
[73] 《申报》1947年6月28日。
[74] 《申报》1947年6月28日。
[75] 《申报》1947年7月16日。
[76] 《申报》1947年9月1日。
[77] 《申报》1947年7月16日。
[78]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784，第107页。
[79]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784，第146—148页。
[80] 《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771页。
[81] 台北“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103-00005-352-001、002-090103-00005-352-002。
[82]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1062000009065a、001062000009066a。
[83]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1062000009075a。
[84]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1062000009075a、001062000009076a。
[85]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1062000009077a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784，第138页。
[86] 《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606页。
[87]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784，第109页。
[88]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784，第109页。
[89] 《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675页。
[90]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784，第113页。
[91]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784，第143—146页。
[92]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784，第109页。
[93]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784，第131页。
[94]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784，第129页。
[95]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784，第1页。
[96] 《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851页。
[97]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784，第151页。
[98] 《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851页。
[99] 台北“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543-168-001、002-080200-00543-168-002。
[100] 台北“国史馆”藏档，全宗号“国民政府”，卷名“蒋中正当选首任总统庆贺电文”，档号：001011410004137。
[101]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784，第153页。
[102] 胡适1948年9月29日《日记》，《胡适的日记》第16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原书无页码。
[103] 《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841—1846页。
[104] 《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853页。
[105] 《夏鼐日记》第4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页。
[106] 台北“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20400-00028-056-001。
[107] 《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861—1862页。
[108]《雷震全集》第31册，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174页。
[109]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104-00001-325-001。
[110] 《自由中国》第2卷第8期，1950年4月16日。
[111] 《“国立台湾大学”校刊》第76期，1950年7月15日。
[112] 《中央日报》1950年2月16日。
[113] 《大公报》1946年2月25日。
[114] 台北“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2-080200-00622-029-001、002-080200-00622-029-002。
[115] 《自由中国》第2卷第4期，1950年2月16日。
[116] 《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734页。
[117] 可参考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179—180页。
[118] 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档号：Ⅲ990。
[119] 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档号：Ⅲ993。
[120] 《申报》1948年8月21日；傅斯年：《我们为什么要抗俄反共？》。
[121] 《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847—1852页。
作者简介： 宋广波（ 1970- ） ，男，山东章丘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安徽史学》201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