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最终以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而落下了帷幕。当历史的幕帐徐徐落下的时候，绝大多数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都在为他们的这一选择而欢欣鼓舞，只有当袁世凯称帝的野心逐步昭然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的选择是如此的愚昧。从那时起，人们就开始进行反思：为什么当时会把民国的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呢？对这一问题许多历史学家都曾作过解释，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愚以为，孙中山先生让位给袁世凯，不是某一个人的主观意愿，有其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本文试图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阐释这一原因。
一、客观原因
第一，辛亥革命以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呼唤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局面，而此人非袁世凯莫属。
武昌首义猝然发动，猝然成功，全国各地积极响应，不数月半壁江山易帜，革命形势发展如此蓬勃，如此喜人，但是蓬勃之下掩盖着混乱，欢喜之中浸透了忧虑。摆在国人眼前的景象是：“盗贼纵横，土匪充斥，失业之民，全国皆是，焚烧劫掠，盗窃淫戮，商民之家，被其害者日必数起。”〔1〕“言外患则日逼南满，俄涎蒙古也； 言内忧则会党充塞，匪盗如毛也。再观内部意见丛生，内讧可惧，四崩五裂，论之堪忧。呜呼！天欲祸吾国乎？”〔2〕在这样的环境下， 人们“每逢夜半，枪声四起，睡不安忱，惊惶起坐。”〔3〕社会动荡，列强环伺；而革命尚未成功，清军尚在眼前。软弱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个铁腕人物来完成革命的任务——推翻满清，同时又帮助他们稳定秩序，清除内乱，迅速统一内政，以防外人干涉。
有谁能担当这样的重任呢？环顾海内，似乎只有袁世凯才是最佳人选。因为袁世凯手握重兵，位高权重。他在当时可以说是革命军推翻满清的头号敌人，但在战场上从来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今天最强大的敌人，明天也许就是最有力的盟友。袁世凯有转变为革命军盟友的可能吗？应该说是有的。武昌起义之后，阶级力量发生急剧变化，清朝的反动统治迅速土崩瓦解，统治阶级内部迅速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之中。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始悟大势已去，决非一人所能挽回，虽表面强为支持，而其中已有转圜之意矣”〔4〕。 于是对武昌起义由言剿改而言抚，由言抚进而言和，向革命党人进行和平试探，应该说，在当时来说，袁世凯有转变为革命军盟友的可能性。
第二，袁世凯在清末“新政”中，政绩颇著，得到了资产阶级的信任和欢呼。
1905年7月2日，袁世凯在戊戌变法后第一个奏请大清国实行立宪政体：“救亡非立宪不可，立宪非取法邻邦不可。”9月2日，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合上奏：诸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已经延续千年的封建专制的人才基础——科举考试，竟然在袁世凯的推动下寿终正寝。10月23日，袁世凯又有奏章呈递：请谕准大清国自造京张铁路，并保派侯选道詹天佑先行查勘。这是中国第一条自力更生建造的铁路。同时，在“新政”时他还曾编练新军，并运用这支武装力量，游刃于尖锐复杂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矛盾之间，并把势力渗透到朝野上下，成为中外推崇的“强人”。他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不遗余力地推行“振兴实业”、“奖励工商”等政策，运用政权力量建立起以一批现代企业为主干的经济基础，并在地方自治、吏治、司法、警察、兵政、教育、路矿、财政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革新，客观上促成了直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成长，洋洋大观的“北洋新政”得到了各地资产阶级的青睐。在立宪运动中，袁世凯与立宪派进一步建立了政治联盟，为宪政改革而痛切陈词于皇上，奔走策划于京津，竭力敦促清廷实行立宪改革，从而赢得资产阶级的喝采，称他为“伟哉”〔5〕。
1909年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后，使他在此后的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二三年中，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受到清廷的猜疑，使得资产阶级产生袁世凯是清廷对立面的错觉。更有一部分革命党人在狭隘排满的大汉族主义支配下，也把袁世凯视为“同种”与“异族”的清王朝区别开来。
正是由于以上诸多原因，使得社会各阶层，包括资产阶级的各阶层，普遍产生了“非袁不可”的心理。
第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各阶层“拥袁弃孙”的一致倾向，是孙中山让位的一个客观原因。
在袁世凯与孙中山之间，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其选择是一致的，那就是拥袁弃孙。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先生并没有急于回国。考虑到筹饷问题，他到各国游说，希望给以支持。但待他回国时，西方各国以中立之名，而行干涉之实。这样孙先生是两手空空回国，一个大洋也没有要到。袁世凯出山南下之初，英国公使朱尔典就认为：“袁此行形质上虽系军方，其实乃调和此事。以彼之声望，或能设以通融之法，以拯朝廷而令乱民之要求满意。”又说：“欲选一调和汉人者，除袁外，无更相宜而又为人信从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孙中山等多次要求列强承认，且以承认不平等条约为先，但仍遭到无理拒绝。日本和俄国政府密谋带动各国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它们提出“只要日俄两国能显示出强硬态度，对中国共和政府不予承认，其他列强亦不会急于承认。”它们还攻击孙中山“不知军事”，实行“独裁和寡头政治”。另一方面，列强继续承认和支持袁世凯支撑下的清政府，鼓吹袁是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唯一可以接受的领袖”。“现时孙之劲敌为袁，于大局最有希望而得操最后之胜利，以底定中国者，亦唯袁一人而已”〔6〕。列强表示， 只有在袁世凯解决“南北争端”后，才可能承认中华民国，实际上是胁迫革命党人把国家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以换取列强对中国共和政体的承认。
列强如此，资产阶级又怎样呢？先看看立宪派的表现吧！
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半年，上海、广东、汉口、天津四商会共推张謇晋京，洽谈组织赴美游历报聘团事，同时向清廷进“最后的忠告”，张謇绕道彰德过访袁世凯，一夕深谈，达成默契。袁对张说：“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张謇对此感奋不已，满意而去。张袁的政治默契，反映了资产阶级立宪派对袁世凯深笃的政治感情和隐约的期待。武昌起义后四天，以立宪派为主体的江浙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就开始制定拥护袁世凯以收拾大局的计划，即有名的“惜阴堂策划”。他们一方面让拥有实力的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以顺应一致要求共和的全国人心；另一方面则压迫革命党人交出政治权力，由袁世凯当共和政府的大总统。在他们的活动下，11月底，“各省都督代表会”作出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张謇电告袁世凯：“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 一切通过。”
立宪派看好袁世凯，革命党人也是如此，就连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以及汪精卫等也看好袁世凯。
汪精卫因武昌首义党禁开放而出狱，他极力鼓吹拥袁反正的论调。他以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长的身份，压制北方革命党人的起义活动，强迫党人随他拥袁“以促成革命”。他还以“民党代表”的名义，向袁世凯表示：“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总统）不可。”〔7〕黄兴虽然对袁世凯心存警惕，于11月9日特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查拿袁世凯派去的游说之人，但就在同一天，他又写信给袁世凯，称“明公之才，高出兴等”，“万万”吁恳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章太炎也把袁视为未来中国唯一适宜的统治者，主张“虚大总统以待北方之英，树大元帅以顺南军之志”。宋教仁也一再表示拥护袁世凯做总统，并曾对人说：“现在非新旧势力合糅不可，正式大总统非袁公不克当此选。”〔8 〕孙中山先生在执行各省代表会议应允“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妥协决议时，致电袁世凯表明“虚位以待之心”，“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在担任临时大总统后，面对荆棘丛生、动荡不宁的局势，殚精竭力，穷于应付，颇感心有余而力不足，遂认为“清帝退位，民国统一，彼此建设之事，自应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
既然资产阶级各阶层都拥袁弃孙，那么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只是“顺南军之志”的应景之作，其目的不过是为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而扫清障碍的政治预演罢了。客观原因粗略地作如上阐述，但远远还不是事情的全部。
二、主观原因
第一，辛亥革命之时，革命党人尚不具备掌握政权的思想准备，并且中华民国建立以后，认为只剩下建设民国的问题了，而产生功成身退的思想。
武昌起义猝然发起，猝然成功，而此前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是屡战屡败，可以说，辛亥武昌首义成功大大出乎革命党人的预料，在混乱的局势面前，革命党人慌忙把领导权让给了黎元洪。革命军总司令黄兴，也是担心外人干涉，而把希望寄托在“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的“雄才大略”的袁世凯身上，希望他能与革命军一致行动，推翻满清政府。那么“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举项城无疑”。襟怀虽然坦荡，但也可以反映出革命党人尚没有一个足够的思想认识，没有一个成熟的组织政府的准备方案。于是，大权旁落也就成了自然的了。
第二，在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当中，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革命党人中有着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满清已经推翻，民国已经建立，剩下的就是建设民国的问题了。孙中山宣称：“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已达到，唯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9 〕把资产阶级革命目标降低到仅推翻满清的程度，忽视政权的建设，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此外，孙中山还提出了“借外债以兴实业”，以及防止资本家垄断的主张，醉心实业即民生，至于政权问题，似乎已是细枝末节〔10〕。此类观点，在革命党中大有市场，正好给袁世凯之流以可乘之机。当然，孙中山对袁世凯还是有警惕的，如1912年9月16日，在北京袁为孙饯别的宴会上，孙中山就曾警告袁世凯：“满清幸已推翻，如云国中革命从此告终，恐未必然。”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前，孙也试图约束袁世凯，但流水落花，大势已去。
第三，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尚不具备管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才能。
孙中山作为革命党人领袖，尚不具备国家领导人的声望和素质。即使在同盟会内部，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也不是绝对的、唯一的。这从多次倒孙风潮可以看出。孙中山回国以后，虽然作为革命派的领袖赢得了欢呼，但是在国内资产阶级立宪派那里，孙中山的形象却与他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用人标准不相符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的第二天，张謇便“与孙中山谈政策”，得出的结论是“未知涯畔”四个字。〔11〕他们用传统士大夫特有的排斥和傲慢的眼光审视孙中山，认为他的思想太肤浅了。“于中国四五千年之疆域、司法、政权因革损益之递变，因旅外多年，不尽了澈；即各国政治风俗之源流，因日在奔波危难之中，亦未暇加以融合贯通。”资产阶级立宪派需要的是具有传统儒学知识分子特征的领袖。这与革命初兴，从传统知识分子转变过来的资产阶级的恋旧情节有关，孙中山显然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因而也就不能赢得他们的尊重。同时，由于孙中山长年流浪海外，没有执政的经验，他所接触的，主要是西方的那一套，并没有和中国这个泱泱农业大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不符合中国的国情。那么资产阶级对孙中山的批评，也就不是空穴来风，而有其自身的原因了。
从革命党同盟会来说，可以说它还不具备领导全国的规模，还不成熟。同盟会自成立时，内部便始终贯穿着激烈的矛盾直至组织上的斗争，从组织自身削弱了革命党的功能。并且革命党人长年寓居海外，从事的多是些革命暴动和宣传，对于如何管理组织一个国家，未曾多措意，更无实践经验。所以一回国，他们与长期宦海浮游的立宪派和其他新旧官僚相比，明显缺乏政治经验。黄兴回国后，就“自愧学谫，无补平时”，认为袁世凯之才，“高出兴等万万”，对领导国家缺乏自信，在袁世凯面前自惭不如。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流浪海外的职业革命者在初掌政权时，又怎比得上袁世凯这样的盗世奸雄？临时政府成立后，内外交困，捉襟见肘。如在中日合办汉冶萍煤矿问题上，触痛了资产阶级及全国人民敏感的神经，引起了一致反对。对当时的临时政府来说，只不过达到了“电报统一”，而并非实际统一。临时政府面临着巩固政权、发展革命的艰巨任务。而此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同盟会，早已处于十分涣散状态，即“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所以在当时“非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方能澄清宇内，底定中原”。面对这一动荡不安的局势，孙大总统殚精竭虑，也只有穷于应付，颇有感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得发出“清帝退位，民国统一，继此建设之事，自应让熟有经验之人”，“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的悲叹。
总之，由于客观形势的召唤和主观准备的不足，在历史的合力作用下，而酿成孙中山先生让位给袁世凯这一憾事，进而导致了辛亥革命一定意义上的失败。
注释：
〔1〕“评论”，1912年1月19日《申报》。
〔2〕1912年3月27日《民立报》。
〔3〕《共和危言》，1912年3月28日《申报》。
〔4〕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1912年版，第4页。
〔5〕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卷》卷4，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13页。
〔6〕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第508页。
〔7〕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15页。
〔8〕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167页。
〔9〕孙中山：《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总理全集·演讲·关于三民主义》，第71页。
〔10〕孙中山：《实行社会革命》，《总理全集·演讲》上册，第42、51页。
〔11〕张謇：《张謇日记》，民国元年6月3日。
（文章来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