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孙中山1866年生，梁启超1873年生，孙较梁长7岁；孙1924年逝世，梁1929年病故，仅相隔4年；孙广东香山翠亨人，梁生于广东新会县的茶坑村，相距不足1百公里，是地道的同乡；孙中西文化兼通，具有广博的最新文化知识，梁则中学、西学皆有造诣，是近代思想学术界的一代宗师；孙梁处于共同的时代，有着相近的文化修养和思想追求，同为中国的振兴不懈的奋斗，但角度不同，方法不同，性格差异，使二人终未站到一条战线上，为中国的民主自由携手搏击。
孙中山和梁启超的政治目标应该说是一致的。孙一生奋斗是为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梁所追求的也是资产阶级的国会和宪法。梁一生善变、多变，但梦寐以求的制订宪法和开国会始终没有变，可谓万变不离其宗；孙好象不善变，但他总是从世界的高度研究中国，时刻想捕捉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从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到国民党，较梁启超要会变。所以孙中山的变，为人称道，梁启超的变，多有贬词。
孙中山和梁启超的根本区别在于所选择的实现政治目标的道路不同。当1894年梁启超刚刚涉足政治舞台的时候，孙中山已组织兴中会，决心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清廷的统治；后又冲破梁启超等人反武装斗争的种种障碍，取得了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发动的各种武装斗争，虽较少取得胜利，但他所坚持的武装革命的道路科学地反映了中国的国情，自然为后起的共产党人所继承。梁启超在戊戌政变之后，曾对改良主义道路有所动摇，但从总体上看，他一直反对武装斗争，坚持通过改良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书生搞改革，必然找靠山。梁先寄希望于光绪皇帝，后又投靠袁世凯；发现袁是独夫之后，又倒袁，寄希望于段祺瑞；段的野心暴露后，梁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代理人，只好关起门来作学问了。科学地讲，改良如果能实现生产方式的更替，当然较武装斗争要好。但改良必须在统治者中有一个强有力的开明派支持，有较高思想文化水准的民众为基础和有一定法律保证的合法斗争的政治环境。在专制势力极强的旧中国，这些条件都不充分，所以改良主义走不通。这就决定了梁启超一生到处碰壁的坎坷命运。从这点上讲，孙中山是大聪明，梁启超是小聪明。伟人和大学者的区分大概也在这里。
孙梁的共同目标和实现目标过程中的道路上的分野，是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一个缩影，将孙梁加以比较研究，是极有意义的。但本文不准备全面铺开，仅就1899至1903年孙梁合作中的一些问题作初步考察。
二
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的数年中，孙中山和梁启超有合作的意向和行动，这是当时特定的政治形势和双方的思想基础所决定的。单纯用梁启超的“首鼠两端”或孙中山一时的“策略”来解释是欠准确的。
对康梁这一派革新势力，孙中山一向十分关注。早在1892年，孙中山在广州、澳门借行医进行革命斗争时，就注意到了在万木草堂讲学的康有为，并提出与康联合。不料康目中无人，定要孙中山具门生帖拜他为师，大伤了孙中山的自尊心，遂失败。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农学会，又邀康有为、梁启超、陈千秋等维新志士加入，由于康不点头，不果。孙中山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深感缺少一批有一定文化学识水平的“文士”，就和横滨侨商邝汝磐商讨建立一所学校，一方面教育华侨子弟，一方面培养革命人才。孙中山即举荐梁启超来主持校务，并将该校命名为“中西学校”。派专人往上海请梁启超时，康有为以梁正充任《时务报》主笔为由，不许梁赴任，改派徐勤前往，还认为“中西学校”一名不好，更名“大同学校”，孙中山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大同学校从1897年冬开办后，既有维新志士执教，又有革命党人授课，孙中山和陈少白亦常往校内指导，“彼此往来异常亲热，真无所谓彼我之分”（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第46页。）。1898年，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笔谈，交换政治见解，曾把梁启超当作同志，称他们之间“另有秘语，非局外人所能知”。还说：“弟近欲发信上海，请梁启超或其他亲信一人到此一游，同商大事。”孙中山并断定，康有为肯定不会来，因为“康之所行，欲学战国之鬼谷子，多使其门弟子出来办事，而彼则隐其名”（《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卷，第179——180页。）。这表明，孙中山是十分器重梁启超的，二人也有一定的来往。
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梁维新派的影响要较孙中山等革命派大。从日本警视厅秘件中所披露的情况看，他们对康有为的重视超过了孙中山。清廷捉拿康梁的赏金也远比孙中山高。孙中山这时谋与康梁合作，可能性较小，而且康有为傲慢、固执、以帝师自居，根本看不起孙中山。但孙中山从中国的大局出发，一直积极争取康梁，关心康梁。1898年戊戌政变后，康梁亡命，孙中山曾努力设法相救。康梁逃到日本后，孙更珍惜他与梁启超的友谊，派人去看望康梁，又通过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转达他的问候，还“拟亲往慰问，借敦友谊”（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初集，第49页。）。许多日本友人也认为康有为定会从戊戌政变中吸取教训，放弃改良主义，与孙中山合作进行反清革命。犬养毅、宫崎寅藏、平山周等积极找康有为等做工作，最后在犬养毅的早稻田寓所，举行了孙中山、梁启超合作会谈。由于康有为从不松口，梁启超亦不敢自行作主，所以没有谈出什么结果。随后，孙中山又派陈少白拜访康有为，苦口婆心，反复规劝康，康有为要报光绪帝的“圣恩”，始终不肯投入正在崛起的革命洪流。但梁启超则和康有为有一定的区别，试图与孙中山携手。于是孙梁关系复杂化了。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基本上在康有为的思想框架中行动，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思想。逃亡日本后，善于吸收新鲜事物的梁启超开始自我建树，逐步有了独立的思想品格。他自称：“自居东以来，广收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2，第186页。）。这时的梁启超如饥似渴地汲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家的政治营养，大谈民主、共和、自由、民权，甚至革命。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讲：“启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弃家从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数数往来，共图革命”。还说：“我们那时候天天磨拳擦掌要革命”（《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9，第86页。）。这虽是辛亥革命以后的追记，不免有粉饰自己的一面，但从总体上反映了梁当时倾向革命的动向。梁启超在1899年后，很少谈康有为的“改制”或“伪经”，较多地宣传“破坏主义”，抨击清廷反动统治。他认为“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破坏终不得免，愈迟愈惨，毋宁早耳”（《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86页。）。他在致徐君勉的信中称：“今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0页）。许多可信的资料表明，1901年前后的梁启超确实具有革命思想。这一方面是梁本人思想的突破，另一方面也是维新派内部在戊戌政变之后逐步分化的反映。以东京大同学校为例，30多名学生多为流亡的维新志士，1900年后梁启超对这些学生讲卢骚、孟德斯鸠等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学说，很少谈孔孟之道，于是学生思想大变，矢意追求民主自由。第一期学生冯自由回忆说：“所取教材多采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诸生由是高谈革命，各以卢骚、福禄特尔、丹顿、罗伯斯比尔、华盛顿相期许”（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初集，第107页。）。秦力山、林圭、李炳寰等人“渐心醉革命真理，种族观念油然而生”，并力主与孙中山合作。事实上，梁启超当时的言行，正是这一批人由改良向革命转化过程中的代表。当1899年3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与孙中山的交往就进一步深化了。日本冈山县博物馆所藏的梁启超致犬养毅的信，更说明了这一点，其中谈到：
“孙逸仙近曾见先生乎？仆等之于孙，踪迹欲稍疏耳，非有他也。而横滨之人，或有与孙不睦者，其相轧之事，不知如何，而极非仆等之意矣。孙或因滨人之有违言，而疑出于仆等，尤非仆所望矣。敝邦有志之人既苦希（稀），何可更如此相仇！仆欲一见孙、陈而面解之，先生有暇日，约见于此间可乎？至仆等与彼踪迹稍疏之故，仆见彼当面解之也。”（转见《近代史资料》第74辑。）
从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对康有为不和孙中山合作有不满之处，希望见到孙中山、陈少白详细解释。同时要通过犬养毅等人约时间与孙中山见面。
事实上，在梁启超赴檀香山之前，他和孙中山有多次交谈，商讨合作，双方私人交往也密，用梁的话讲是“已订交”。章太炎认识孙中山，也是通过梁介绍的。《太炎先生自订年谱》中称：“时卓如在横滨，余往候之。……香山孙文逸仙时在横滨，余于卓如坐中遇之，未相知也。”冯自由亦记云：章太炎“由梁介绍，始识孙中山于横滨旅次，相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革命逸史》第2集，第36页。）。孙梁这时多函电往来，讨论一些重大问题，可惜存留下来的极少。
孙中山1899年3月2日和4月2日曾致宫崎寅藏两封信，从中透露出他对梁启超的信任。
其一云：
“兄果知其人诚实，可请于明日午后五时来见可也。”
其二云，“弟病气已消，今日已出外游行，以吸清气而抒体魄。某君前日来见时，弟已应言尽言，倘能如弟言去办，则于中国前途大有补益也。余则非弟力所能及，似可毋容再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6页。）
从当时的客观情况和信的内容来分析，这里的“其人”、“某君”当指梁启超无疑。《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录有梁启超这时给孙中山的两封信，同样反映了孙梁之间的交往。一为：
“捧读来示，欣悉一切。弟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
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与君虽相见数次，究未能各倾肺腑。今约会晤，甚善甚善。惟弟现寓狭隘，室中前后左右皆学生，不便畅谈。若枉驾，祈于下礼拜三日下午三点钟到上野精养轩小酌叙谭为盼。”
二是：
“前日承惠书，弟已入东京，昨日八点始复来滨。知足下又枉驾报馆，失迎为罪。又承今日畅馔，本当趋陪，惟今日六点钟有他友之约，三日前已应允之，不能不往。尊席只能恭辞，望见谅为盼。下午三点钟欲造尊寓，谈近日之事，望足下在寓少待，能并约杨君衢云同谈尤妙”（《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81——182页）。
孙梁这种书信往来，不仅使他们之间的合作出现了可能，而且使革命派和维新派之间的关系日趋融洽。正在步入革命队伍的唐才常、毕永年等时常拜会孙中山，请教救国方略，孙中山亦极诚恳地表示：“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为首领”（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初集，第74页。）。这时，唐才常等人正在发动自立军起义，孙中山亦表示支持。“当时自立会一面接受康梁领导，一面又遥戴中山先生，称之为‘极峰’，均系通过容闳进行联络”（《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册，第44页。）。唐才常、林圭等人由东京返国举事时，梁启超在芝红叶馆设宴饯行，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也出席，“各举杯庆祝前途胜利，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概”。林于行前，亲诣中山请益，中山为之介绍于汉口俄国某商行买办兴中会员容星桥。其后林在汉口“大得容助”（《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册，第66——67页。）。这种相互支持的情况，连清廷亦有所闻。杨崇伊在密上慈禧太后的奏折中称：“康梁避迹，必依孙文，此人不除，中华无安枕之日”（《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81页。）。亲身经历当时境况的冯自由曾有一段较客观的描述：
“己亥夏秋间，梁启超因与中山往还日密，渐赞成革命。其同学韩文举、欧榘甲、张智若、梁子刚等，主张尤形激烈。于是有孙、康两派合并之计划。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梁诘中山曰：‘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中山曰：‘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悦服。是年梁至香港，尝访陈少白，殷殷谈两党合办事。并推及徐勤起草联合章程。独徐勤、麦孟华暗中反对甚力，移书康有为告变。谓卓如渐入中山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时康在新加坡，得书大怒。立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梁即往檀岛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梁不得已，遵命赴檀。濒行约中山共商国事，矢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以檀岛为兴中会发源地，力托中山为介绍同志。中山坦然不疑，乃作书为介绍于其兄德彰及诸友。”（《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2期。）
由此可以断定，孙中山和梁启超确曾有过较为真诚的合作。但这种合作是不稳固的，时常存有断裂的阴影。当1903年到来的时候，就彻底失败了。
三
孙梁合作的失败，反映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改造中国问题上革命和改良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但就具体情况来看，有较突出的三个因素：
一是康有为的反对。
梁启超善变，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康有为则守成，很难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在康看来，光绪皇帝“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初集，第50页。）。所以康有为在1899年后的政治活动以“保皇”为中心。他对梁启超与孙中山的合作极为恼火，千方百计干涉。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为了避免梁启超上了孙中山的“圈套”，康命梁离日往檀香山。梁启超当时虽和康有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有分歧，但梁羽毛未丰，名气不太大，又无势力，再加上师徒关系，自然在康的压力下屈服了。倘无康的干预，孙梁合作是可以成功的。值得指出的是，孙中山虽然已看出康有为的固执，意识到了两派合作无什么把握，但仍从中国革命的大局出发，争取康有为。1900年春，宫崎寅藏赴香港，试图往新加坡说服康有为，孙中山认为可能性不大，但还是让宫崎寅藏去协助办这件事。不料康反目为仇，向新加坡政府诬告宫崎为刺客，宫崎不幸被捕。若不是孙中山设法营救，宫崎定受监禁之苦。但经此磨难后，孙中山一方面对日本友人讲合作之事听其自然，“如足下于说合之事无成则已矣，由他自行其是，吾行吾人之事可矣”（《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1页。）；一方面还是谋求与维新派合作。他在1900年7月的一次谈话中称：“我想要会见康有为，就当前中国的问题征询他的意见，并向他提出我的劝告。不错，我志在驱逐满洲人，而他支持年轻的皇帝。我希望与他磋商，为我们在共同路线上的联合行动作出安排”（《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5页。）。同年8月，他又指出：“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此外，对国内的李鸿章等各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也应重视，暗中联络，这样料可使政治改革方案得以渐次施行”（《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8页。）。康有为并不理解孙中山的博大胸怀，不仅自己拒绝了孙中山的好意，而且阻止了梁启超的合作行动，铸成了历史的大错。
二是梁启超思想的转变。
1901年前后的两三年中，是梁启超一生最激进的时期。他那支饱含热情的笔，竭力鼓吹民主自由，严厉抨击封建专制，全面介绍西方文化，教育了整整一代青年。从这点上看，他为孙中山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效了大力。然而梁一生的言行几乎都笼罩着一个矛盾的“怪圈”，他这时虽然倾向于革命，但并非与改良思想彻底决裂。诚如他自己所讲的：“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自相矛盾”（《饮冰室合集·专集》第43，第63页。）。这种矛盾的思想运动和情感，既使他和孙中山的合作具有某种可能，又藏有最后决裂的祸根。梁启超到檀香山后，曾致孙中山一封长信，真实地道出了在和孙中山合作中的复杂的矛盾心理，其中言道：
“足下近日所布置，弟得闻其六七，……弟之意常觉得通国办事之人，只有咁多，必当合而不当分。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古人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弟以为宜稍变通矣。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弟甚敬兄之志，爱兄之才，故不惜更进一言，幸垂采之。弟现时别有所图，若能成，则可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今日谋事必当养吾力量，使立于可胜之地，然后发手，斯能有功。不然，屡次卤莽，旋起旋蹶，徒罄财力，徒伤人才，弟所甚不取也。望兄采纳鄙言，更迟半年之期，我辈握手共入中原。是所厚望，未知尊意以为何如？”（《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58页）
从表面看，梁启超在这里作孙中山的工作，但实质上反映了他既想和孙中山联合又死抱“勤王”的改良立场不放的双重政治性格。1902和1903年之交，当康有为等人增大了对梁的压力和梁启超访美之后，他就再不谈和孙中山合作，公开站在革命派的对立面，指手画脚地攻击孙中山了。关于梁为什么会这样转变，他自己有一个堂而皇之的解释：
“其后见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窃计为生求学，将以为国家建设之用，雅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之脑中。又见乎无限制之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惴惴然惧。又默察人民程度，增进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加以比年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艰窘皆达极点，恐事机一发，为人劫持，或至亡国。……自此思想来往于胸中，于是极端之破坏，不敢主张矣。故自癸卯、甲辰以后之《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质言之，则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也。”（《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1册，卷29。）
不管梁启超的解释能否成立，他在革命的道路上摇摆了一阵之后又回归于改良主义则是事实。其结果当然是背叛先前和孙中山“合作到底”的诺言。
三是革命力量的壮大。
一般来讲，所谓的两派联合，最终都是一派吃掉另一派。因此，在联合过程中争论的问题虽多，但核心是由谁掌权，以谁为中心。孙梁合作的过程中，在大道理的背后时刻充满着争斗。章太炎在致友人的信中说：“今者，任公、中山，意气尚不能平，盖所争不在宗旨，而在权力也”（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上册，第162页。）。日本警视厅秘录中亦透露：“由于两派互相攫取权势，终于酿成大同学校选举上的纠纷，该校于上月十九号夜晚选举董事以下的工作人员，当选者均属康有为一派人，孙逸仙一派对此大为不满”（日本警视厅甲秘文件第40号。）。1902年后，随着革命力量的壮大，一批维新志士放弃改良主义而转向革命，康梁队伍在缩小，孙中山的影响在扩大，康梁从一己私利出发，更惧怕革命派吃掉维新派。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的信中称：“行者（指孙中山——引者注）日日布置，我今不速图，广东一落其手，我辈更向何处发轫乎？（《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1页）”1903年是革命力量大举发展的一年。一方面国内拒俄、拒法运动汹涌激荡；另一方面东京的革命力量与日俱增，孙中山已成为人们向往的革命领袖。康梁的地位则逐步下降。按常理讲，这将有利于孙梁合作。但康有为要保住自己的“地盘”，梁启超也想独树一帜，他们面对革命形势的高涨出现了逆反心理，梁启超甚至拉革命之大旗去扩张自己的势力。对此，孙中山在致黄宗仰的信中有透彻的分析，认为梁启超“见今日革命风潮大盛，彼在此地则曰‘借名保皇，实则革命’，在美洲则竟自称其保皇会为革命党，欺人实甚矣”（《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9——230页）。接着，孙中山发表了《敬告同乡书》、《驳保皇报书》等，严厉抨击了梁启超企图破坏革命的种种行径，从理论上论述了革命和保皇的对立，从思想上划清了和康梁一派的界限，提高了革命派的认识，揭开了革命派和改良派大论战的序幕。孙中山深刻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如弟与任公私交虽密，一谈政事，则俨然敌国。然士各有志，不能相强。总之，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2页。）
在孙中山的努力下，梁启超等人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逐步缩小，革命力量在斗争中日益壮大。孙梁合作的历史渐成陈迹，梁启超则集中全力与革命派展开论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梁启超所极力反对的革命派的武装斗争才结束了他14年的流亡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