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毕生致力于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事业中，始终把祖国的统一放在首位，时时牵系着祖国神圣领土台湾的收复与故土同胞的苦难。他自革命之日始就将恢复台湾作为革命的目标之一，临终时仍念念不忘废除与日本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台湾的回归。他将革命的组织根植于台湾，将三民主义播撒于台湾。他的革命生涯与台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值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之际，探讨孙中山的台湾情、孙中山在台湾的革命活动，及孙中山对台湾的影响作用，不仅是对辛亥革命研究的拓展与深化，而且对当今海峡两岸的统一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为“恢复台湾”而斗争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和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的强行割占，强烈震撼了孙中山，终使他抛弃改良思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孙中山先后派人赴台成立了兴中会台湾分会和同盟会台湾分会，宣传革命的思想，组织、领导台湾人民的革命活动，为恢复台湾而斗争。
1、立志革命，始于台湾被割占
甲午战争之前，孙中山基本上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于1894年曾给李鸿章上书，提出改良政治和社会的主张，但遭到拒绝。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然而，泱泱中华却不敌小小的邻国。孙中山开始意识到，只有用暴力推翻封建统治阶级，中国才有出路。
1894年11月，当时正在檀香山向华侨进行宣传的孙中山得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败局已定、决意求和及日本侵略者的亡我之心，加之此前一连串丧权辱国条约的刺激，遂坚定了革命的决心。他召集20多位华侨，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兴中会。在成立宣言中写道：“近之辱国丧命，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1]表达了孙中山悲愤的心情。该组织以救国为宗旨，志在“恢复台湾，巩固中华”。[2]可见，“恢复台湾”既是孙中山革命的初衷，也是其革命的目标之一，并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
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随即回到香港，决定扩大组织，于1895年2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这个革命纲领清晰地表达了孙中山革命的目标：一是要推翻满清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二是收复台湾及其他失地，还我故土人民。
当割台的《马关条约》正式签订后，举国愤慨，孙中山悲愤地指出：“我中国的衰败，至今已甚矣，用兵未及经年，全军几致覆没，丧失赔款，蒙耻启羞，割地求和，损威失体。”[3]于是孙中山开始了革命的实践——积极准备组织在广州发动起义。他以三合会成员为基本力量，经香港将武器运往广州，计划于1895年10月26日发动起义。但由于机密泄露，义举失败。孙中山脱险后逃至香港。清政府通缉孙中山，香港政府五年内不准孙中山居留，孙中山只得转往日本，又经檀香山到美国，再转到英国。清朝驻伦敦的使馆诱骗孙中山入使馆并准备将他押运回国，在英国朋友的帮助下才得以释放。“经此事件孙中山在国际间开始作为中国的革命家而驰名。”[4]
2、在台湾建立革命组织，传播革命思想
当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孙中山无时不在关注台湾的前途和同胞的命运。为了推动台湾的抗日反殖运动，使之与祖国大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融为一体，孙中山派人相继建立了革命组织。
首先是兴中会台湾分会的建立。
上述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即派兴中会会员杨心如赴台活动，探摸情况。杨心如是孙中山老友杨鹤龄的堂弟，早年在广东加入兴中会，到台北后，在一家经营茶叶出口的良德洋行做司账。
1897年9月初，孙中山又派兴中会会员陈少白到台湾联系杨心如，开展革命的宣传和组织活动。陈少白是广东新会人，孙中山早年在香港西医书院就读时的同学，也是最早鼓吹革命的同志，曾与孙中山、尤列、杨鹤龄被称为“四大寇”，1895年协助孙中山成立兴中会总部，参与策划广州起义。孙中山派如此得力干将到台湾去的目的，就是要“把那里的中国人联络起来的，发展我们的势力”。[5]陈少白到台湾后首先找到了设在大稻埕的良德洋行，见到杨心如。经过杨的引荐，陈少白先后结识了良德洋行的少东家厦门人吴文秀、广东巨商赵满朝、容祺年等人，并约见了台湾总督府新任民政长官后藤新平。随后，陈少白又去了台南，想多联络几位同志。但是在台南，“日本警厅派了四个侦探，暗中监视”[6]陈少白，其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不得不返回台北，再行组织活动。
陈少白由台南回到台北后，即于是年底与吴文秀、杨心如等组成了兴中会台湾分会（或称台湾兴中会），以杨心如的住宅为会所。这是中国革命党人首次在台湾建立的据点，也是台湾同胞直接参与祖国革命活动的开始。一个多月后，陈少白离开台湾去了日本。1898年春，陈少白再由日本到台湾，这次停留了将近半年时间，进行秘密宣传和组织活动，并募集到了二、三千元的革命经费。虽然日本殖民者实施高压政策，该分会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但是这也足以说明兴中会台湾分会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台湾同胞已经开始倾心革命了。
其次是同盟会台湾分会的建立。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联合国内各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并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10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将“十六字政纲”阐释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经历了争民族独立，争民权解放，争民生幸福的三个阶段，“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7]虽然孙中山对当时中国国情的分析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三民主义”所首倡的“民族主义”，给早期多为自发的台湾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三民主义逐渐传播到台湾，加之孙中山的亲自策划和宣传，成立同盟会台湾分会（或称台湾同盟会）的时机已经成熟。1910年，同盟会福建支会派会员王兆培赴台发展革命组织。王兆培是一位坚毅的革命斗士，到达台北后，他一面在台北医学校注册修习医学，一面秘密在师友、同学中寻找革命的伙伴，为在台湾建立同盟会组织打下基础。终于，他在同班同学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台南籍的翁俊明。在王兆培的影响和同盟会革命宗旨的感召下，翁俊明于同年5月1日，宣誓加入同盟会，成为中国同盟会的第一位台籍会员。9月，中国同盟会设在漳州的机关部任命翁樵（翁俊明的化名）为交通委员，负责发展台湾的会务，同时宣告台湾同盟会（即中国同盟会台湾分会）的成立。[8]
正在台湾同盟会组织发展之时，在祖国内地，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辛亥革命取得胜利。1912年1月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南京招待中外记者发表谈话时明确表示：“中国如不能收复台湾，即无法立于大地之上。”[9]这又极大地鼓舞了台湾同胞。在王兆培、翁俊明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同盟会在台湾的组织逐渐发展。至1912年，会员增至30余人，其中包括崭露头角的革命志士蒋渭水等人。会员分布的范围也由台北医学校推广到当时台湾高等学府的国语学校及农事实验场。台湾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复元会”，秘密集会，讨论政局，并研究如何能使台湾光复。[10]到1914年11月，该会在台北艋舺平乐酒家举行会员大会时，会员已达76人。[11]
台湾自成为日本殖民地后，在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下，呻吟多年，初期的武装斗争，大多出于自发，缺乏统一领导，这些斗争先后都失败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三民主义逐渐传播到台湾。同盟会台湾分会的成立，使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接受革命思想，联合起来武装抗日。特别是辛亥革命的胜利，给予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以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仅仅在1912年至1915年的4年间，与辛亥革命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较大规模的抗日活动就达9次，而这9次抗日斗争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斗争目标都是“驱逐日寇，收复台湾”。
二、四次赴台，为革命而奔走
兴中会台湾分会和同盟会台湾分会成立后，台湾同胞的抗殖反日斗争就成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孙中山在为革命奔走呼号的过程中，曾4次莅临台湾，组织、指挥革命运动，台湾作为一个革命的基地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也逐渐显露。
1、坐镇台岛，指挥惠州起义
1900年6月，八国联军以义和团运动迅猛发展为借口，趁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向津京地区进犯。清朝统治力量受到严重削弱。孙中山审时度势，决意把握时机，在广州再次策划武装起义。他偕同杨衢云、宫崎寅藏等人，奔走于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具体部署起义的发动、策应和进攻路线等。7月16日，孙中山自日本经西贡抵达香港海面，由于港英当局不准孙中山登岸，他便会同几位重要干部及英、日友人在停泊于香港海面的“佐渡丸”轮船中举行会议，决定发动惠州起义，并进行了具体部署：以会党为主力，在惠州发难，沿海东进，将指挥权交给郑士良；命令史坚如、邓荫南回广州响应，以牵制清兵；陈少白、杨衢云等驻港负责接济饷械；毕永年再赴长江流域联络会党；孙中山与宫崎寅藏先返日本，转往台湾，相机策应，以台北作为这次革命发号施令的中心，俟起义发动后再设法潜入内地。[12]
孙中山为什么要选择台湾作为指挥惠州起义的司令台呢？其原因是从历史、地理上看，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与祖国东南沿海一衣带水，与惠州起义易于相互呼应。具体一是由日本筹措、购买的一批军械运抵台湾较为方便，而台湾与厦门仅一水之隔，只要起义军能占领厦门，从台湾回到大陆接济，最方便、快捷。二是台湾同胞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已建立的兴中会台湾分会也为革命打下了基础，这样，台湾可以从人员、武器方面对革命提供有力支援，与大陆指呼可到。另外，孙中山这时还寄希望于英国和日本的支持，对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亦抱有获得援助的希望。基于以上原因，孙中山决定把台湾作为指挥起义的基地。
孙中山启程赴台湾之前，派遣山田良政等人先行赴台布置和准备有关事宜。1900年9月25日，孙中山自神户搭“台南丸”经马关到台湾，于28日抵达基隆，随即在台北新起町（今长沙街）建立起义指挥部，随行者有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等日本友人。孙中山在此期间与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会晤，两人答应在武器弹药和军人方面给予孙中山援助。一切接洽妥当，孙中山遂命令郑士良于10月8日在惠州发动起义。
郑士良以三合会为主力，在归善和新安交界处，募集了600余名志士，准备发动起义。但仅有300支枪，900发子弹，粮食欠缺。当革命军秘密集结时，为清军有所觉察，遂加强了防范，并对起义军逐渐形成了合围之势。郑士良知道事情已经泄露，不得不决定提前发动起义，并急电告知孙中山，请求给予援助。孙中山传令道：“若能突出，可直趋厦门。到厦门当有接济之法。”[13]
10月6日，郑士良在惠州三洲田发动起义，连败清军，活捉了清副将杜凤梧，缴获了洋枪700多支，子弹5万余发。清提督邓万林受伤堕马，几乎丢掉性命。随后，起义军占领了清安、大鹏至惠州、平海一带沿海地区，起义队伍迅速开展到2万多人。为了取得海外接济，起义军向福建厦门方向进军。
在起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孙中山在台湾致电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希作送械之准备”，[14]请他接洽把以前在日本筹措的枪械，立即运至厦门及惠州的沿海一带，接济革命军；并催促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迅速派兵西渡大陆接济。但原购之军火为某些日本人所混骗，未能运到厦门。情急之下，孙中山又致信犬养毅，希他游说日本政府，“贵政府如允济弱扶危，则各物可从台湾密送。文当尽一切施行之策，可保无虞。”[15]正当此时，日本政局发生重大变故。伊藤博文接替山县有朋出任首相。他一反前内阁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命令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不许与中国革命党接触，禁止日本军官参加革命军，武器不得出口。日本帝国主义惟恐孙中山在台湾的活动危及它的殖民统治，就开始破坏孙中山自海外接济起义军的计划。日本统治集团个别人对孙中山所说的“援助”，只不过是想乘机侵占中国的又一种策略罢了，而从来没有援助孙中山革命的诚意。至于儿玉源太郎，其真实意图是想借“援助”中国革命的机会，出兵占领厦门，其阴谋泄露后，引起了俄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满，并加速了山县有朋内阁的垮台。这样，孙中山原定的由台内渡接济起义军的计划，完全落空。在当时情况下，没有武器接济，只能坐以待毙。痛心疾首的孙中山只好派人送信告知郑士良：“情势突生变化，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恐徒劳。军中之事，由司令官自决行止。”[16]不得已，起义部队遂化整为零，就地自行解散，以保存实力，再图义举。
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孙中山和兴中会在海内外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并在台湾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队伍的发展。11月10日，孙中山和来时一样，仍化名“吴仲”，乘“横滨丸”从基隆起航赴日，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从9月28日到达基隆，至11月10日离开基隆，孙中山在台湾的准确日期，为44天。
2、讨袁之役，赴台寻求支持
辛亥革命胜利后，革命果实却为袁世凯所篡夺。孙中山决定再兴师讨袁，在江西发动“二次革命”，但在袁世凯的镇压下，“二次革命”陷于失败。身在上海的孙中山打算先去广州，再赴香港，以图再举。1913年8月2日，孙中山偕胡汉民、戴季陶等自上海乘德籍轮船“约克号”启程赴广州。袁世凯得知孙中山赴粤，立即电告香港情报人员暗杀孙中山。在袁世凯的作用下，广东政局骤变。当孙中山一行抵达福州马尾时。日本参谋总部派驻福州领事馆武官多贺宗之少佐上船会见孙中山，告知广州讨袁军失败，说明广东局势，劝孙中山勿冒险，并建议他改乘日船“抚顺丸”驶往台湾，到台湾观察局势，再定行止。经多贺宗之多番劝说，孙中山乃接受此建议，与胡汉民等共同赴台，嘱咐李朗如等先赴香港，又这一决定电告香港其他同志。多贺宗之也电告日本驻台湾海军参谋长木下宇三郎负责联络。
8月5日凌晨6时，化名汪国权的孙中山一行抵达基隆港，随即下榻于台北御成町梅屋敷。台湾殖民当局对中国革命领袖的到来相当恐惧，一面佯装欢迎，一面以安全为名，在孙中山周围加派便衣宪兵多人，名为保护，实则跟踪、监视。台湾殖民当局封锁孙中山来台消息，以免与台湾同胞有所接触。即使梅屋敷主人大和宗吉、藤井悟一郎等也只知道来者是中国要人，而不知其真正身份。午饭后，孙中山特地为大和宗吉书“博爱”二字，为大和宗吉之弟藤井悟一郎书“同仁”二字，下皆署名“孙文”。[17]
在孙中山抵达台湾后，日本外务大臣即于是日电告台湾总督：“鉴于国内外形势，帝国政府认为，以防止与中国骚乱有关之领袖来本国为上策，并执行此项方针，望照此精神，依适当方法，劝告孙改赴日本以外之其他地方。”[18]但孙中山不顾此劝止，即于5日下午4时，乘轮“信浓丸”径赴日本，直往神户。胡汉民留台。7日，胡汉民与马君武、许崇智等亦自基隆乘船赴日本。孙中山抵达日本后，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继续筹划讨袁之事。
孙中山这次赴台只是暂避，求得日本友人支持，为下一步的革命行动寻求支持，因此在台湾逗留的时间很短。由于当时罗福星所领导的苗栗起义正在进行，台湾殖民当局害怕孙中山与革命人士接触，于是严密封锁消息，在台志士并不知道孙中山的到来。正如当时梅屋敷主人之一藤井悟一郎在台湾光复后所说，当孙中山进午餐时，惟有村田省藏、随员陪同，民间无人能知之。[19]
但无论如何，孙中山第二次赴台，在主客观上都是对台湾同胞的深切关注和对苗栗起义的极大支持。
3、护法失败，莅台宣传主义未果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失去总头目，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各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巩固和扩充自己在中国的权益，分别操纵和控制一派或几派军阀；而各派军阀又分别投靠帝国主义，割据称称雄。段祺瑞把持的北京政府为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不惜大量出卖国家利益。不仅如此，他还要毁弃共和国的象征《临时约法》和国会。1917年7月，孙中山又倡导发起护法运动，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以维护《临时约法》的尊严。由于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政党的领导和一支可靠的革命武装，护法运动最终归于失败。1918年5月4日，孙中山被迫通电辞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一职，随即离开广州赴汕头。应日本友人头山满、犬养毅邀请，商谈东亚百年大计，孙中山于6月6日前后离开汕头，经台湾转赴日本。
孙中山此次之所以要经由台湾去日本，除了顺道以外，是有其重要的目的，即孙中山在启程去日之前，得知台湾人民自辛亥以来革命情绪高涨，回归祖国的呼声不断，遂决定去台湾。正如戴季陶于1927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对台湾革命青年团的一篇讲演中所说，孙中山这次赴台是“想和台湾同胞见面，发表他的意见，宣传他的主义，唤起民族意识，鼓舞爱国精神。”[20]
关于此次孙中山赴台的具体时间，有多种说法。据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记载：“先生离汕赴台的时间，尚有存疑。《国父年谱》增订本下册第816页载为6月1日。据《谭人凤日记》载：6月1日，先生返汕；6月5日，人凤又‘赴司令部会中山、汉民等，均外出，未得晤。’又先生在台并未停留，10日始抵门司，途中不需10日，故先生离汕时间，可能在6月5日后。”[21]笔者倾向于这一分析。
当孙中山一行抵达台湾时，台湾同胞非常兴奋，以充分的热诚，准备欢迎。但殖民当局不允许孙中山作较长时间的停留。台湾总督在接到日本驻汕头领事馆电报时，便派人到基隆“恭候”孙中山，等船一到，就引导孙中山一行直驱台北。台湾殖民当局用尽种种办法阻止孙中山和台湾同胞见面，因为他们害怕孙中山宣传革命思想，导致台湾同胞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而危及他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日本帝国主义的企图是使台湾同胞远离革命思想而永远做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愚民。
由于台湾殖民当局的阻挠，孙中山渴望与台湾同胞见面，以“宣传他的主义、唤起民族意识、鼓舞爱国精神”的直接目的并未达到。但只要台湾爱国同胞知道孙中山莅临台湾，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精神鼓舞。
第二日凌晨，孙中山离开台湾，前往日本神户，继续其革命活动。
4、寄港基隆，转而北上
继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为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而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但是因为没有找到真正的革命力量而屡次革命屡遭失败。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孙中山看的了革命的新希望。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第一次国共和作正式建立，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国民革命新局面迅速形成。
南方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影响波及北方，北洋军阀内部发生分化。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接着，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
孙中山为了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在中国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北上。他在11月12日的告别词中说：“联合起来，团结南方现在的力量，并且要把北伐军前进到武汉，和北方响应。”[22]并特别嘱咐要继续北伐。11月13日，孙中山离开广州启程北上，下午3时许到黄埔，蒋介石率黄埔军校全体教职员到校门外迎接。孙中山说：“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蒋介石问：“先生今日何突作此言耶？”孙中山答：“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业，则可以死矣！”[23]孙中山将这次北上共商国事的困难估计得相当充分。当日下午6时，孙中山乘轮离开黄埔北上。
在船上，孙中山反复说明此次北上全以贯彻三民主义为主旨，“须知解救现在中国之困扼，只有贯彻革命主义方可图成，除此已无他法。”[24]
11月15日，孙中山寄港基隆，未曾上岸，转而北上。[25]
孙中山为奔走革命，先后四次到台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形象，在台湾同胞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的主义，为台湾同胞的革命斗争指名了方向；他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台湾同胞奋斗不息。
三、弥留之际，念念不忘台湾同胞；中山逝世，台岛与祖国同悲
孙中山于1924年11月应邀北上，商讨国是，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口号，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作斗争。因长年奔波革命，辛劳成疾，不幸病重于北京。他在病危时，仍“念念不忘台湾同胞，关注台湾同胞的革命事业”。[26]据戴季陶1927年2月5日在黄埔政治部对台湾革命青年团所作的演讲，提到了孙中山逝世以前对台湾问题的意见时说：“总理逝世前，我在北京侍疾，总理谈及了日本有关的二、三重要事项，总理说：‘我们对日本应该主张的问题，最少限度有三项，一是废除日本和中国所缔造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是使台湾和高丽最低限度获得自治。三是……’这是中山先生逝世前对台湾的遗言，他是临死不曾或忘被压迫统治的台湾同胞的。”[27]孙中山关于台湾的遗言，其意就在于要收复台湾，使台湾同胞在政治上、经济上恢复平等、自由，使台湾同胞恢复国家主人翁的地位，使中华民族真正强大起来。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噩耗传来时，分散在祖国各地以及沦陷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同胞，同时掀起了一股悲哀伤痛的浪潮，台湾同胞和祖国人民一起沉痛哀悼。
当时在北京的台湾同胞在挽联中表达了悲痛心情及继承孙中山遗志的决心：“三百万台湾刚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领导？四十年祖国未竟事业，舍我辈其谁分担！”[28]在上海的台籍同胞于孙中山逝世的第二天，在发给《台湾民报》的《哀悼中山先生》的通讯中表示：“中山先生虽死，中山主义决不死；中山先生虽亡，民众运动决不失败。”[29]
可以说，在日本侵占台湾期间，祖国人士中，影响台湾同胞最深远、最为台湾同胞所尊敬的，就是被《台湾民报》尊称为“国民之父”、“弱小民族向导者”的孙中山。孙中山对台湾同胞的影响，以及台湾同胞对孙中山的尊敬，可以从孙中山逝世前台湾同胞所表现出的关切之情，以及逝世后所表示的追悼之意中，得到深刻的印证。
当孙中山病重于北京，一度传出死讯时，1925年2月21日《台湾民报》以充满感情的标题，表示“愿中山先生之死不确”，“孙文没有死”，民报“哈哈”的说：“好了！我们为中山先生庆祝，更为四万万的国民庆祝，更为东亚的大局世界的前途庆祝！弱小民族万岁！万岁！”当确切的死讯于3月13日传到台湾时，代表台湾喉舌的《台湾民报》，以《哭望天涯吊伟人》的社论来追悼孙中山，社论写道：“梦吗？真吗？3月13日的电报又说中山先生死！可是这次似乎真的死了！想此刻四万万的国民正在哀悼痛苦罢！西望中原，我们也禁不住泪泉怒涌了！一封电报就能叫我们如此哀恸！这都为了什么？”那是因为孙中山先生是“自由的化身”、“热血的男儿”、“正义的权化”，而成为“自由”与“正义”化身的“热心男儿”竟然壮志未酬身先死！[30]
在台北，爱国同胞冲破日本当局的种种阻挠，于1925年3月24日下午7时在台北文化讲座举行追悼会，但日本殖民当局横加干涉，不准演讲、不准致辞、不准念悼词、不准唱悼歌。当日大雨倾盆，仅能容纳2000人左右的会场，共有5000余人到会，迟到的人只能在雨中默哀致敬。在被禁止念诵的悼词中有这样感人的一段：“唉！大星一坠，东亚的天地忽然暗淡无光了！我们所敬爱的大伟人呀！你在3月12日上午9时30分这时刻已和我们永别了么？四万万的国民此刻为了你的死日哭丧了脸了！消息传来，我岛人五内俱崩，如失了魂魄一样，西望中原，禁不住泪浪滔滔了！”[31]悼词化悲痛为力量，号召“中国的同胞啊！你们要坚守这位已不在了的导师的遗训——革命还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啊！”[32]日本殖民当局可以在形式上禁止台湾同胞对孙中山的追悼，却永远无法阻止台湾同胞对孙中山的景慕与崇拜，也永远无法切断台湾同胞与大陆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系。
第二年，台湾同胞又举行了更大规模的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纪念会，由著名反帝爱国政治活动家蒋渭水主持。对于为什么要纪念孙中山，蒋渭水向大会呼吁：“孙中山临终之时，尚连呼和平、奋斗、救中国数十声。希望今夜出席的人，深深接纳孙先生最后的呼声——和平、奋斗、救中国！”[33]这表明，孙中山对台湾同胞的影响之深及台湾同胞对孙中山的敬仰之情是多么的强烈！孙中山的遗愿已将两岸同胞的爱国精神深深地融合在一起了。
台湾革命团体发表了《敬告中国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继承孙中山未竟事业，高呼催人泪下的爱国口号：“台湾民族是中国的民族！”“台湾土地是中国的土地！”“毋忘台湾！”[34]
“毋忘台湾！”这是多么深切而又悲痛的呼声！当我们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缅怀孙中山先生光辉的革命业绩，探讨他对台湾的深刻影响之时，更不能忘记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台湾同胞和早日实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神圣历史使命。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第19页。
[2]曾迺硕：《国父与台湾的革命运动》，（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3月版，第55页。
[3]谢东闵等著：《国民革命运动与台湾》，（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年5月版，第2页。
[4]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5页。
[5] [6]谢东闵等著：《国民革命运动与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年5月版，第115、50页。
[7]《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8页。
[8]李云汉：《国民革命与台湾光复的历史渊源》，（台湾）幼狮书店1971年版，第25页。
[9]庄政：《国父生平与志业》，台湾《中央日报》（缩印合订本），第358—359页。
[10]叶炳辉：《杜聪明博士传》，载《国语日报·书和人》第7期，1965年6月5日。
[11]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开国战史》，1976年正中书局版，第396页。
[12]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8月版，第220—223页。
[13] [14] [16]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1981年8月版，第238、219、241页。
[15]《孙中山全集》补编，第301—302页。
[17]《史事纪要》，1913年8月，第194页，见《国父年谱》。
[18]日外务省档案，1913年8月5日，牧野外务大臣致佐久间台湾总督电，秘348号，王振铣译，俞辛焞校。
[19]曾迺硕：《国父与台湾的革命运动》，第84页。
[20]戴季陶：《总理孙中山先生与台湾》，1927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对台湾青年革命团讲词。
[21]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125—1126页。
[22]《史事纪要》1924年11月，第841—842页。
[23]《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12页。
[24]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2062页。
[25]曾迺硕：《国父与台湾的革命运动》，第54-55页。
[26]庄政：《国父与台湾》，台湾《中央日报》，1980年3月17日。
[27]王源：《台湾与大陆的地缘关系》，台湾史绩研究会编印，第2页。
[28][29][32]《国民革命与台湾光复图辑》，《近代中国》第19期，第36、61、62页。
[30]转引自黄煌雄：《台湾的先知先觉者——蒋渭水先生》，第244—245页。
[31]《总理哀思录》，《追悼纪事》，第3—4页。
[33]王晓波：《台湾史论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6月第1版，第9页。
[34]费毓龄：《孙中山三次赴台的革命活动》，《解放日报》1981年10月8日。
作者：张春英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台湾研究所 教授
钟祥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台湾研究》2001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