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经过深思熟虑，抱着一定的目标，以火热的感情，不畏艰险，进行着创造历史的活动。可是，行动的结果，却常常不是他们所期待的，有时起初仿佛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最后仍然不是所期待的东西。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结局，就是如此。
孙中山在他革命活动一开始，就深信一旦使用革命的手段，推翻了那个障碍中国进步的腐败、卖国、拒绝一切改革的清朝政府，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经过实行民主政治，发展实业和交通，就能够使自己的祖国臻于富强的境地。不仅孙中山这样想，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其他许多代表人物，在辛亥革命的准备阶段，莫不怀着同样的信念。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了。这是在孙中山旧民主主义革命旗帜下取得的伟大胜利，同时，也是它所能取得的胜利的顶点。这次革命推翻了清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是，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就被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所窃取了。在一片欢呼声中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一付空招牌，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坚持斗争的历程，在不少论著中已有所论述。本文拟着重探讨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是受怎样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主观认识上的限制，决定了他经过一番反复后、最终仍走上与袁世凯妥协的道路；刻画他在这段时间思想演变（特别是他在是否同袁世凯妥协这个问题上前后思想演变）的轨迹。从而说明，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每前进一步（那怕是小小的一步），都是经历了迂回、曲折，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孙中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道路，正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艰难、曲折历程的反映。
一
对帝国主义怀着一种恐惧的心理，害怕中国的革命会因帝国主义的干涉而遭受太平天国那样的失败，是当时革命党人的共同弱点。这一点，孙中山亦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认为对英国外交的成败，将决定中国革命的存亡。在他看来，当时“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政府未定者也。是以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使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孙中山选集》上卷，八四页）因此，当他在美国的报纸上得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后，并不是迅速返国，“亲与革命之战以快平生”，而是“决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同上）十月下旬，孙中山与同盟会会员朱卓文（孙中山的表弟，原侨居美国芝加哥），前往英国。抵伦敦后，初访吴敬恒未遇，留条说：“近日中国之事，真是泱泱大国民之风，从此列强必当刮目相见，凡吾同胞自当喜而不寐也。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总理全书》《函札》上册，二八七页）这几句话，反映了他对武昌起义后国内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说明他对即将到来的严重斗争毫无思想准备。
孙中山在伦敦期间，曾积极地开展了外交活动。他曾通过美人咸马里与四国银行团商谈停止对清朝政府的贷款；又委托维加炮厂经理向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进行交涉，向英国政府提出止绝对清朝政府的一切贷款，制止日本援助清政府，和取消各处英属政府的放逐令以便他取道回国的三项要求。英国政府对这三项要求口头上表示同意，实际上不过是予以应付。孙中山还向四国银行团提出向中国革命政府贷款的建议，但得到的答复是，需待革命政府正式成立之后，始可就这一问题进行磋商。
孙中山在英国进行了上述外交活动后，感到“个人所能尽义务已尽于此矣”，乃于十一月中旬自伦敦取道巴黎归国。胡汉民在《自传》中说，当孙中山到达英国的时候，吴敬恒等听说袁世凯已经出统清朝政府的军、政后，认为袁世凯“不易与”，曾请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谓“能倒戈为汉灭清，当推袁为民国总统”。胡汉民还说，“其实袁尔时已决计居清廷与革命军之间，收渔人之利，不待此电，始启发其野心矣。”（见《胡汉民自传》中的《袁世凯之阴谋》一节）我们没有找到孙中山在英国发给袁世凯的这份电报，但找到了孙中山从巴黎致民国军政府盼速定总统的电报。这份电报说，“《民立报》转民国军政府鉴：文已循途东归，自美徂欧，皆密晤要人，中立之约甚固。……今闻已有上海会议之组织，欣悉总统自当选定黎君，闻黎有拥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文临行叩发。”（《总理全书》《文电》，五页）
上述电报，说明孙中山在归国之前，认为只要能“早巩固国基”，即“建立民国”，他是赞成让黎元洪或袁世凯做“民国总统”的；说明他对清朝的汉族大官僚存在着幻想，对革命党人要搞革命建设，必须掌握政权，缺乏应有的认识。孙中山在认识上的这种弱点，是与他把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斗争，停留在反满和政权形式的更易上，没有把汉族的军阀、官僚、豪绅、地主当做革命的对象，甚至还有害地把他们当作可以争取的同盟者，分不开的。既然孙中山在归国之前，就有这种思想，并公开宣布过黎元洪、袁世凯都可以作为“民国总统”的人选，那末，就不难理解，当他后来为客观形势所迫时，就能把大总统的位置让与袁世凯，自己去搞铁路建设了。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归国途经香港，胡汉民、廖仲恺等乘兵舰到香港迎接。他与胡、廖等人曾对当时的国内形势与应采取的方针，从晨至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胡汉民认为清朝政府已人心尽去，所依赖的不过袁世凯的数万兵力。袁世凯“实叵测，持两端”，不可信。他主张孙中山先到广州，以广东为根据地，整训军队，然后举兵北伐。理由是沪、鄂两地军政府之间有分歧，且各自内部纠纷甚多，孙中山如去沪、宁，必被推戴为大总统，但无兵可用，且号令难行，将无所作为。袁世凯虽有北洋军数万，但如向革命进攻，“两三月内，未能摧破东南，而吾军已济”，然后可以“实力廓清强敌，乃真成南北统一之局”。孙中山不同意胡汉民要他留在广州的建议，坚持前往沪、宁，主持内外大计。他说：“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至此其谓我何？”“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决非他人所能任，子宜从我即行。”（《胡汉民自传》，五四页）在孙中山的坚持下，胡汉民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委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并让廖仲恺返广州布置一切，然后跟随孙中山同船赴沪。行前，孙中山对于组织中央政府流露出过于乐观的情绪，说：“现在各国政府士大夫，均望文速归，组织中央政府。此事一成，财政外交皆有头绪。此外问题，亦因之迎刃而解。”（《总理全书》《函札》上册，二八四页）可是，即将来临的现实，却完全不是孙中山所期望的。
二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在经历了十六年的海外生活和艰苦斗争之后，回到上海。在他到达前，许多报纸都宣传他带有大批款项并购买了军舰回国。因此，甫经上岸，许多记者都纷纷询问他：“您这次带了多少钱来？”孙中山回答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孙中山的海外归来，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声势大振。同盟会在上海的上层领导人立即酝酿选举孙中山出来组织政府。十二月二十六日，“假哈同花园公宴总理。席次，克强、英士、钝初密商举总理为大总统，分途向代表示意，计已定。马君武公言于民立报，唤起舆论。晚间复集总理寓所，会商政府组织方案。”（居正：《辛亥札记·梅川日记》合刊）
可是，这时的形势，表面上革命派虽是“三分天下有其二”， 实际上却已对革命甚为不利。在孙中山到达上海前的一个星期，十二月十八日，南北议和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正式开始。这次议和是在帝国主义分子、袁世凯和立宪派共同策划下的产物。武昌起义后的第四天，即十月十四日，清廷即在帝国主义列强驻北京公使团的授意下，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接着，帝国主义又与袁世凯互相配合，迫使清廷再三向袁世凯让步，终于在十一月二日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向他交出一切军政大权。袁世凯出山后，帝国主义的中心策略就是和他勾结起来，加紧进行“和谈”阴谋，蓄意通过“议和”的途径来迫使革命党人妥协。与此同时，十月十五日，江浙地区以张謇、赵凤昌等人为代表的立宪派也开始了他们商讨时局前途应付方法的“惜阴堂策划”。即：一方面让“拥有实力地位的袁世凯去劝清廷”，迫使清帝逊位，以顺应一致要求共和的“全国人心”；一方面则压迫革命党人交出政治权力，由袁世凯当共和政府的大总统。在帝国主义与袁世凯之间、袁世凯与立宪派之间，进行了暗中策划之后，十月底与十一月初，袁世凯曾数次派人向武昌方面试探“和谈”。十一月二十六日，袁世凯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密商，决定由英国驻汉口的总领事葛福出面，采用非正式的口头传话方式，向刚到汉口筹划组织临时政府的各省都督府代表提出：停战、清帝退位、选举袁世凯为总统的三项议和条件。二十七日，北洋军队攻陷汉阳后，袁立即下令停止进攻，以便利用这个表面上的一时“胜利”，来压革命党人接受和谈。（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辛亥革命回忆录》〔一〕）
袁世凯这种软硬兼施的反革命手法，果然把软弱的革命党人诱进了他所布置的圈套。在汉口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在立宪派的策动和部分革命党人的赞同下，竟作出了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议。“各代表讨论之结果，又征求黎元洪、程德全、黄兴等人意见，均认为可行。南北议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始的。”（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四期）
十二月十八日，南北议和（南方以伍廷芳为代表、清廷以唐绍仪为代表）在上海正式开始后，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迫使南方革命势力与袁世凯妥协。十二月二十日，南北议和代表举行第二次会议时，驻上海的美、俄、法、德、日、意等六国总领事向双方代表提出照会，要他们“尽速成立和解，停止现行冲突”。这项照会，表面上似乎“不偏不倚”，其矛头却是针对南方革命势力的。在帝国主义列强公开干涉的同时，张謇、赵凤昌等立宪派分子继续进行着紧张的幕后活动。他们一直与袁世凯暗通声气，在南方极力散布对袁世凯的幻想，制造妥协空气。这时，实际上已为袁世凯收买、随唐绍仪南下、充当南方议和代表参赞的汪精卫，也在革命党人中间公开为袁制造舆论，“总是说袁世凯在北方如何帮助革命，收拾大局非袁莫属等等。”（马凌甫：《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亲历记》，江苏省、南京市《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在上海的同盟会其他领导人黄兴、陈英士、宋教仁等，在立宪派人的拉拢、影响下，也早就力主和议。这样，孙中山归国后看到的并不是他所向往的“各省同德同心，协同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主义之目的，指日可达”，而是首先碰到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与袁世凯妥协，来换取清帝的退位与南北的和平“统一”，还是反对妥协，举兵北伐，用武力来实现统一？
孙中山当时害怕如果南方的革命力量与袁世凯的反革命武装长期相持不下可能会引起列强的干涉；希望尽早结束战争，既免引起列强的干涉，又可减少战争带来的损失与痛苦；他对于袁世凯存在着幻想，认为“贼（袁世凯）本汉族，人情必思宗国，而总统复非万世之比，俯与迁就，冀其自新。”（《讨袁檄文》，《总理全书》之六，二九页）因此，他主观上并不反对通过议和，利用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来达到“建立民国”这一目标。正因为他存在着上述思想，“而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时，就曾决定请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表示如果袁世凯承认共和，孙中山当即辞职。孙中山这时很难改变这种形势。”（黎照寰等：《对于〈孙中山辛亥南北议和时的口头两个指示〉一文的质疑》，《广东文史资料》第十九期）所以，当他到达上海后的第五天，即十二月二十九日，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就致电袁世凯说：对于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表示准备对袁世凯妥协。
但不久之后，孙中山的政治态度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在他归国之前，由于存在着上述思想，再加上他久居海外，对国内复杂的局势不了解，因而表示愿在清帝退位后即选袁世凯为大总统。但到回国以后，经过舆论界对袁世凯反革命野心的揭露，袁世凯的阴险狡诈伎俩从反面对他的教育，以及革命内部反妥协的力量对他的影响，使他开始有所警惕，从赞成妥协，转变为“不愿妥协”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十一月十日）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时报》就发表了名为《袁世凯之隐衷》的时评一则，指出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的种种阴谋活动，“推其心，殆欲将万世一系之专制君主易为袁姓而始快意者也。”并揭露袁的反革命历史说：“以袁氏生平之历史，对于满清，唯知弄权植势；于属吏，则专以贪黩不识字之流为爪牙；至于民事，则除却捕党人，遏民气，□财肥己而外无所能云。”（转引自白蕉编著：《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更重要的是革命党人内部，特别是中下层的革命党人，强烈地反对与袁世凯妥协，不能不给孙中山以很大的影响。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的第十九天，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九日，《时报》上刊登了光复军总司令兼吴淞军政分府都督李燮和为反对妥协上孙中山的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很值得一读：
“（上略）一月以来，最足为失机误事之尤者，莫如议和一事。夫和有何可议者，民主君主，两言而决耳，岂有调停之余地；战亦何可议者，北伐北伐，闻之耳熟矣，卒无事实之进行。坐是抢攘月余，势成坐困，老师匮财，攘权夺利，凡种种不良之现象，皆缘是以生。若天下之大局不定，河山之歌舞依然，我恐洪氏末年之覆辙，将于今日复蹈之也。夫袁氏之不足恃，岂待今日而后知之？溯彼一生之历史，不过一反复无常之小人耳。甲午中东之役，戊戌之政变，庚子之拳乱，合之此次之事变，凡国中经一次之扰乱者，即于彼增加一绝大之势力。彼盖乘时窃势，舞术自恣之人耳。……故袁氏者，断不可恃者也。恃袁氏无异恃袁氏之术。袁氏之术，乃其所以自欺欺人者也。彼自身且不可转，独奈何欲率天下之人，以赖袁氏之术乎？故今日者，必须去依赖袁氏之心，而后可以议战。以神圣庄严之大总统，奉之于袁氏足下，而袁蹴尔而不屑，宁非神州男子之奇辱耶？……就今日之时势观之，断非平和可以解决，则徒讲一时弥缝之策，希冀战争之不再开者，名虽尊重人道，实则违背人道。何则？以其迁延愈久而损失愈大也。……燮和不才，今已秣马厉兵，从诸君子后，若公（指孙中山）犹迟疑不决，当机不断，或且误听袁氏再求和议之举，则误我神州大局，沦胥我炎黄胄裔者，公将不能辞其咎矣！”（转引自白蕉编著：《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李燮和的这封信中，对袁世凯的揭露，确实如见其肺腑；对当时议和的评价，亦甚有见地；对孙中山的批评与希望，决不是李燮和一个人的，而是反映了中下层革命党人中反对同袁世凯妥协的分子对孙中山的意见与要求。这不能不给孙中山以重大的影响，使他从赞成同袁世凯妥协，逐步转变为“不愿妥协”了。孙中山这种认识上的变化，从《胡汉民自传》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胡在记载孙中山过香港同他谈到袁世凯时还主张“因而利用之”，但到该书的《迁就南北和议之真相》一节中就说，孙中山“先生始终不愿妥协”了。这一点，从其他人的记述中也可得到说明。
三
既然孙中山这时已“不愿妥协”，为什么最后仍不得不实行妥协，把政权拱手交给袁世凯？如果从革命的主观力量方面来分析，最主要的是领导这次革命的同盟会这时已经分崩瓦解，内部矛盾、冲突日益严重，已不能负起革命的领导责任来了。孙中山后来解释他为什么不得不与袁世凯妥协时沉痛地说：“局外人不察，多怪弟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假共和，犹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倘若袁氏不包藏祸心，恢复专制，弟之退让，实为不错。”（《总理全书》《函札》上，三七五页）
事实上，早在武昌起义之前，同盟会已趋涣散、分裂。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对武昌起义的迅速到来与起义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三·二九”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远走美国，把主要精力放在进行筹款、再发动新的起义上。黄兴在武昌起义前不到半年还认为“同盟会无事可为矣，以后再不问党事，惟当尽个人天职，报死者于地下耳。”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一九一一年七月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时，尚“定宣统五年为大举之期，盖恐各处过于急躁，故有此宣告也。”（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三期）由于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前已趋涣散，对武昌起义的爆发没有思想准备，再加革命党人对起义后迅速发展的形势，缺乏应付的经验，所以在武昌起义后，革命派就陷于被动的局面。他们和立宪派、旧官僚划不清界限，以致许多立宪派分子和旧官僚挤入了革命行列。这些立宪派分子，又利用一些革命党人在起义成功后迅速膨胀起来的争夺权力地位的思想，从中拉拢、分化，就促使革命派中原来的各派系、集团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从胡汉民和章太炎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革命派内部的矛盾、冲突，已经达到多么严重的程度。《胡汉民自传》中说：
“国内同志以先生既归，乃共谋建立政府，举先生为总统。时章炳麟、宋教仁已先在沪。章尝倡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同志多病其妄。章又造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之口号。盖章以革命名宿自居，耻不获闻大计。其在东京破坏军器密输之举，党未深罪之，章仍不自安，阴怀异志。江、浙之立宪派人，如张謇、赵凤昌、汤寿潜之属，阴逢迎之。章喜，辄为他人操戈，实已叛党。钝初居日本，颇习政党纵横之术，内挟克强为重，外亦与赵（凤昌）、张（謇）、汤化龙、熊希龄相结纳，立宪派人因乐之以进，宋之声誉乃骤起，故章炳麟才之。然终以党人故，克强不敢夺首领之地位，钝初始欲戴为总统，己为总理，至是亦不得不服从党议，然仍主张内阁制。”（《胡汉民自传》，五五页）
尽管胡汉民也是一个有派性的人（上述内容有的系属主观的论断，如说“然终以党人故，克强不敢夺首领地位”，而根据史实，人们却找不出黄兴有什么争夺孙中山在革命党内首领地位的言行），但他所说的情况大部分还是属实的。如“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这一在当时对革命起了极为恶劣影响的口号，就是由张謇提出，经章太炎散布的。宋教仁内挟黄兴为重，外与张謇、熊希龄等人相结纳，欲自为“执政”，托章太炎为其制造舆论；章有意抬高宋教仁，贬低孙中山，这些都是事实。章太炎在《自订年谱》中就说当时革命党领导人中无有过宋教仁的。而与章的态度相反，孙中山当时对章太炎却还是不抱成见，力求团结的。当组织南京临时政府时，孙中山曾提名章太炎为教育总长，只是由于多数人的反对，才改由蔡元培担任。章为此不满，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的第三天，宣布脱离同盟会，与张謇、汤寿潜等人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用行动来实践他所宣传的“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
由于同盟会最高领导层存在着上述矛盾，所以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在孙中山的住处讨论政府的组织形式时，就发生了一场究竟是采用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激烈争论。宋教仁坚持主张内阁制，孙中山表示反对。他说：“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胡汉民自传》，五六页）当时参加会议的有黄兴、胡汉民、汪精卫、宋教仁、陈其美、张静江、马君武、居正等。孙中山的意见，首先得到张静江的支持，其他参加会议的人，除宋教仁外，也全都同意孙中山的意见，遂决定采用总统制。在讨论过程中，黄兴曾劝宋教仁取消提议，但宋教仁坚持己见，仍主张实行内阁制。（居正：《辛亥札记·梅川日记》合刊）以至后来在各省代表会议上，又发生激烈的争论。马君武为此公开“指摘宋教仁是自谋总理”。（马凌甫：《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亲历记》）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和光复会成员之间的矛盾较前更加发展了。同盟会的陈其美与光复会的李燮和同时在上海策动武装起义。上海克复后，陈其美置李燮和于不顾，自称上海都督，李拟起兵攻陈；后李率部据吴淞，称吴淞都督，与陈对抗。陶成章则设光复军司令部于上海，招募士兵，与陈其美争权，陈其美派蒋介石指使人将陶成章刺杀于广慈医院。在广东之同盟会与光复会亦“不能调和，日生轧轹”。对于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孙中山从革命的利益出发，努力调处，但并无多大效果。
在首义地区的武昌，起义后不久，革命党内部文学社和共进会二大团体的矛盾日趋尖锐化，甚至互相仇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武、刘成禺等因未得到安排，忿而返鄂，大肆攻击孙、黄；刘成禺甚至在会议上公开辱骂孙中山为“海贼”。不久，孙武、刘成禺、张振武、时功玖等又纠合一些旧官僚和立宪派人组织“民社”，推黎元洪为首领，专门与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作对。“他们各有私图，而且高唱‘应建都武昌’，以排斥南京政府；高唱‘革命成功，革命党消’，以瓦解革命的向心力；高唱‘中国建设非袁莫属’，以无视孙、黄及同盟会核心人物。”（韩玉辰，《民初国会生活散记》，《文史资料选辑》五三期）
四
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后，如此迅速地分崩离析，并不是偶然的。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同盟会，它的成员的社会成份虽然相当广泛，但其中起领导和骨干作用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虽然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他们主观认识上的限制，提不出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这种弱点早在同盟会成立时所拟订的《革命方略》中即已表现出来。如在《对外宣言》中，希望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既得权益，来换取它们对革命的同情和对革命政权的承认。在《招降满洲将士书》中，完全赦免了汉族军阀、官僚长期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表示要一概“惟诚相与，亲为一体”，以争取他们“离仇仇之地位而复为兄弟”。甚至还规定起义后的秩序由地方士绅负责维持。这些都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内向封建官僚、军阀、士绅寻求“盟友”的妥协立场，使许多官僚、军阀和立宪派人在武昌起义后，能够很容易地摇身一变成为共和的拥护者，挤进革命的行列，从内部拉拢、分化革命党人，为其夺取革命的果实效劳。
当然，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后之所以迅速解体，还是由同盟会这一组织本身的弱点所决定的。同盟会从一开始就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也没有建立一套严密的组织制度。在东京虽然成立了同盟会总部，但它并没有对各地的组织进行有计划的认真的领导。实际的情况是：同盟会的首领孙中山和黄兴，把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筹款和西南各省的武装起义上，放弃了对整个同盟会的领导责任。而参加同盟会的大多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多出身于封建家庭，受过长期的封建教育，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封建地域观念和宗派思想。当他们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后，不少人又增加了一层浪漫色彩，“侈言平等自由，纪律服从，非所重视，只求大节不逾，不容一一规以绳墨”。（《胡汉民自传》）所以，同盟会成立不久，就出现了政见纷纭，争执不断的情况。武昌起义后，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一些革命党领导人争夺权力地位的思想膨胀，再加立宪派人的从中拉拢、怂恿，原有的封建地域观念、宗派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加速了革命派的解体。在临时政府所在地之争，黄兴、黎元洪关于大元帅之争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了这种情况。这种封建地域观念和宗派思想，在不少同盟会的上层领导人中都严重地存在着。如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时，作为湖南代表的谭人凤竟向居正耳语说，“君为湖北代表，总统宜举黎元洪。”（居正：《辛亥札记·梅川日记》合刊，八七页）这次到会的共有十七省的代表，每一省代表无论若干人，当推一人投票。开票的结果，孙中山得十六票，黄兴得一票，这一票就是谭人凤投的。谭人凤的这种做法，正反映了封建地域观念和宗派思想对革命党人的腐蚀作用。当时革命派内部矛盾与冲突给孙中山带来很大的苦恼。
与组织上的分崩离析相适应，革命派在思想上亦陷于一片混乱之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出发，上层的领导成员中的极大多数都希望通过和谈与袁世凯妥协，来结束这场革命。当时，“内外负重要责任之同志，则悉倾于和议，大抵分为三派之说。其持中国固有之宗法伦理思想者，则曰：‘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其持西欧无政府主义者，则曰：‘权力为天下之罪恶，为政权而延长战争，更无可以自恕。’（当南北争持至烈时，李石曾以长电驳诘南京政府，一若祗须清帝退位，吾人即万事不宜深问者。）其仅识日本倒幕维新，而不免修正改良派社会主义之毒者，则曰：‘武装革命之时期已过，当注全力以争国会与宪法，即为巩固共和，实现民治之正轨。’余集诸人意见，以陈于先生，先生于时，亦不能不委曲以从众议。”（《胡汉民自传》）事实上，当时妥协已成为一个潮流。“当时南京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从派系到政界，差不多都是坐南向北，认为只有利用袁世凯推翻清政府于革命有利。”（郭汉章：《南京临时大总统府三月见闻实录》）
五
在这股妥协的潮流中，对孙中山直接发生重要影响的要数黄兴、汪精卫和胡汉民。
同盟会是以孙、黄为轴心建立起来的。孙中山与黄兴的结合对同盟会的成立起了重要的作用。黄兴对孙中山很尊重。他积极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历次武装起义，多次亲临前线，英勇战斗；他在关键时刻能挺身出来维护孙中山的威信和同盟会的团结，不愧为一个具有高尚品格的革命党人。孙中山对黄兴也极为尊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黄兴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军政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内阁总理之名，实为各部首领。在临时政府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自武汉保卫战以来，在袁世凯的和议引诱和立宪派人的包围影响下，思想却日趋妥协。胡汉民评论黄兴当时的政治倾向时说：“克强以三月廿九之役及汉阳督师，声名洋溢于党内外；顾性素谨厚，而乏远大之识，又未尝治经济、政治之学，骤与立宪派人遇，即歉然自以为不如。还视同党，尤觉暴烈者之只堪破坏，难与建设，其为进步欤，抑退步欤？克强不自知也。既引进张、汤为收缙绅之望，杨度、汤化龙、林长民等，方有反革命嫌疑，亦受克强庇护，而克强之政见，亦日以右倾。”（《胡汉民自传》）
这里，胡汉民说黄兴“乏远大之识”等等，是否确如其言，是另一个问题，但说他受立宪党人的拉拢、影响，政见“日以右倾”，证诸其他材料，则基本属实。当上海光复后，当地的一批立宪党人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即推派庄蕴宽到武汉前线去见黄兴，拉黄兴到上海组织临时政府，力图通过黄兴，对革命加以控制。（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一八○页）与此同时，袁世凯亦派湖北人刘承恩到湖北见黎元洪与黄兴，表示愿意停战言和。还有记载说，袁世凯曾派“其长子袁克定到汉阳，与黄兴有所接洽。”（此据日人斋藤恒之记载）这时，实质上已为袁世凯收买的汪精卫，“亦派人来汉密告南方同志，说袁世凯不是效忠清室的人，如南方革命党肯举他为第一任共和国总统，他是愿意和我们一致行动的。汪嘱南方同志从速表示态度，以促袁早下决心。武昌革命同志都赞成汪精卫的意见，并嘱汪在北方对袁世凯多做工夫，促成其事。”黄兴并曾复函袁世凯，内云：“明公之才，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局亦无不有拱手而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辛亥革命回忆录》〔一〕）这封信我们现在读起来自然觉得极为荒谬，但如果根据同盟会的《招降满洲将士布告》的思想来看，黄兴向袁世凯发出这样的信，并不足怪！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下旬，黄兴从武昌到上海后，一批立宪派人就更竭力地包围他。著名的立宪党人汤化龙和林长民在上海当上了黄兴的私人秘书，“黄先生对外的电文都是他二人起草的”。黄兴与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人的接触也多起来了。临时政府成立时，黄兴推荐张謇或熊希龄为财政总长，孙中山以“财政不能授派他人”，才改任张謇为实业总长。黄兴所直接掌握的“陆军部秘书长和秘书由汤化龙和林长民分别担任”。（《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但黄兴自己则认为客观上的困难，才是他不得不主张妥协的原因。应该承认，身处在陆军总长地位的黄兴处境确实极为困难。当时黎元洪和孙武控制下的湖北军政府，实际上已与袁世凯讲和，使袁得集中兵力对南京临时政府进行威胁。属于南京政府下的军队虽号称十七个师，但战斗力较强的仅粤浙二省的军队。粤军不满万人，浙军的将领则素来反对黄兴，不听命令。其他各部战斗力甚差。更严重的是军饷问题。黄一欧回忆他父亲黄兴为军饷问题所陷入的困境说：“先君担任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兼大本营兵站总督，发军饷、买军火都要钱。因为军饷没着落，经常奔走于南京、上海间，累得吐了血。想通过张謇设法向上海方面借几十万元应急，他一拖就是个把月，急得先君走投无路。”（黄一欧：《辛亥革命杂忆》，《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期）
由于军饷的困难，黄兴甚至表示准备“剖腹以谢天下”。胡汉民在《自传》中说：“军队既不堪战斗，而乏饷且虑□溃。于是克强益窘，则为书致精卫与余，谓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剖腹谢天下！”这些困难确是事实。但从思想上说，武昌起义后，黄的政见日益倾向妥协，也是无可否认的。自武汉保卫战以来直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一直在他身边工作的李书城回忆说：“黄先生和另一部分同志的看法则不同。他们说，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象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归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二○○页）
黄兴的这种看法，在当时的革命党人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身为陆军总长，认为“南方实力不如北方”，“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剖腹以谢天下。”这自然不能不对孙中山产生很大的压力。
再一个对孙中山与袁世凯妥协起了直接作用的是汪精卫。
在今天看来，汪精卫在南北议和期间，所充当的角色，是十分清楚的。可是，当时在革命内部，他却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是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而且因为他谋刺摄政王载沣被捕而负盛名。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把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是为了缓和革命党人的反清情绪，而狡猾的袁世凯，却看准了他是一个很可利用的角色，立即加以笼络收买，“令其子克定与汪结纳，复利用同乡朱芾皇（同盟会会员）居中策划，袁（克定）、汪、朱遂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汪在京、津间与杨度诸人发起国事共进会，希望妥协。”（居正：《辛亥札记·梅川日记》合刊）接着，汪就派人到武昌散布消息，为袁世凯制造舆论。后来，袁世凯派唐绍仪组织代表团南下议和时，汪随唐到武汉见黎元洪。“黎素重汪（时全国人知与不知，莫不重之），延为上宾，所谈虽不可知，而为袁说话，深中黎之听可知也（汪见人善说爱听的话）。”（居正：《辛亥札记·梅川日记》合刊）十二月九日，唐绍仪等从武昌乘船赴沪时，汪又同船下驶。汪精卫到上海后，即取得了南方议和代表团参赞的身份。议和开始后，袁世凯即通过“封建官僚梁土诒抓住汪精卫，立宪派的熊希龄抓住章太炎，在革命阵营内部施加压力，进行分化。”（黎照寰等：《对于〈孙中山辛亥南北议和时的二个口头指示〉一文的质疑》，《广东文史资料》第一九期一九五页）章太炎“于二月一日自上海电湖北都督府，主张以袁世凯为临时总统，并谓中央政府，宜仍在北京，这二个主张，恰与黎元洪相符。”（蔡寄鸥：《鄂州血史》）孙中山从国外归国后，汪精卫经常到袁方议和代表团的成员处报告消息，张国淦在《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一文中，引有自已当时的日记说：“孙中山到上海，与唐绍仪一同来沪参加南北和议之汪兆铭、魏宸组时来报告消息，孙选为临时大总统，盛传北方将派大兵渡江。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三十日）深夜，汪、魏两人仓皇来言：‘中山先生拟日内去南京就职，北方果用武力，倘有危险，如何下台？’，我言：‘外间传中山有若干兵，有若干饷’。汪言‘纯是空气，但带有革命精神耳。’……”（《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四期）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议和进行期间，汪“在沪就以伍廷芳的观渡庐，到宁就以孙中山的总统府为他的活动基地。议和停顿时，经常奔走于沪、宁之间。到南京时常来参议院和同志们漫谈，总是说袁世凯在北方如何帮助革命，收拾大局非袁莫属等等。由于他的态度和蔼可亲，手腕灵活，一般人都对他有好感，不知不觉也成了他的传声筒。……汪精卫并且故意表示清高，力争广东督不就，甚至攻击孙中山本人有权利思想。这样一来，孙中山也不便坚持自己的意见。”据居正说，汪精卫有一次到南京，“孙公（孙中山）留与谈竟夕，力主和议。我等不以为然，寻汪说话，汪已走上海矣。自是与伍廷芳、温宗尧直接与北京谋和。我等向孙公力争，孙公受诸方压力，口虽不言，而似有感触（事后闻汪当面斥孙公）。但怎样的和法，其详不可得闻。二月中旬，孙公辞职，又见报载伍廷芳、温宗尧、汪兆铭铣一、铣二通电，才晓得是做成圈套。”（居正：《辛亥札记·梅川日记》合刊）
胡汉民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总统府秘书长，直接掌握着各方面的情况，在压孙中山与袁世凯妥协的过程中，他和汪精卫是合谋者。据他自己陈述：当时他“力挽先生之意于内”，并说他和汪精卫二人在与袁世凯妥协的问题上“可立功之首，而又罪之魁”。张□村说：“我曾闻胡汉民事后自述，当时他抓住孙中山所说的话，‘谁能推倒满清我就让位给谁’，才迫使他不能不履行他自己所宣布过的诺言。”既然妥协在当时已成为一股潮流，作为孙中山主要助手的黄兴亦力主妥协，“亲信如胡汉民、汪精卫都是如此，汪则主张更力”，而孙中山本身思想上认识上又存在前面所说的弱点，那末，孙中山于时“不能不委曲以从众议”，也就很自然了。
此外，立宪派串通袁世凯一手导演的南北议和，也是造成这股妥协逆流的重要条件。
作为革命派的阶级基础的中国上层资产阶级，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少人一面投资于近代工商业，一面保持着巨大的封建地产，成为资本与地产结合的化身。他们一向敌视革命，害怕革命触犯帝国主义，破坏整个封建统治秩序，担心“秩序一破，不可回复”。只是当革命风暴迅速遍及全国，清朝的覆亡已不可挽回的情况下，才被迫承认共和，其目的是一方面牺牲清廷，阻止革命的深入发展，一方面，借附和革命，挤入革命行列，夺取革命成果，造成有利自己的新局面。许多革命党却错误地认为他们过去和立宪派的争论，主要在于对待清王朝的态度，现在立宪派既已表示拥护共和，分歧也就不存在了。有些人为了取得革命的“廉价”胜利，甚至还企图利用这些头面人物的社会地位，以资“号召天下”。有的眼睁睁看见立宪党人发动反革命政变，杀死革命党人，窃取了政权，但为保持廉价的“胜利”，害怕立宪党人再拉起“龙旗归顺清朝”，就“无人敢出而反对”。革命派这种政治上的软弱与幼稚，大大便利了立宪派的阴谋活动。因此，当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重新上台时，他们立即串通袁世凯，导演南北议和，并为袁大造舆论。许多革命党人因急于取得清帝退位、建立民国的胜利，很快地就落入了他们新设下的圈套，参加了他们所喊出的“非袁莫属”的合唱队。
六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的迅速解体，内部矛盾、冲突的日益尖锐化，妥协潮流的出现，是迫使孙中山与袁世凯妥协的一个方面。而帝国主义列强、袁世凯从外部，立宪派从临时政府内部对革命派施加种种压力，则是迫使孙中山不得不与袁世凯妥协的又一个方面。
迫切地希望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承认”，以为如果得不到它们的承认，新生的共和国就难以生存，这是当时在革命党人中较为普遍的心理。可是帝国主义列强对这个新生的“民国”偏偏不予承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在一月十一日、十七日、十九日接连三次要求列强予以承认，却没有得到一个字的答复。与此同时，当一月十一日，袁世凯提出在北方成立政府的阴谋计划，向英国公使征求意见时，后者立即表示并保证他“拥有各国的信任”，其他各国亦莫不表示支持。其实，自从袁世凯重新上台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公使团，及其舆论工具，一直都在放出袁世凯是“有力人物”，“非袁莫属”的空气，为袁世凯大造舆论。帝国主义的这种态度，一方面直接给孙中山压力，一方面则给当时主张妥协的人以有力的借口。孙中山后来所说的，“我所完全信赖的一些朋友们，在当时比我对中国内部关系有更确切的知识，他们以袁世凯得外国列强的信任，能统一全国和确保民国的巩固来说服我” （《孙中山选集》上卷，四三五页），是符合当时情况的。
财政困难是南京临时政府的严重问题之一。帝国主义和立宪派都看到了这点，极力从经济上对它施加压力，以迫使它尽快与袁世凯妥协。武昌起义后不久，帝国主义即把起义地区的关税，全部劫夺在自己的手中，一点也不给南方的革命政府；相反，在清政府尚能控制下的北方各港口，洋税务司征集的税收，却继续给清政府。并经由四国银行团根本否认革命党人有借款的资格，企图从经济上绞杀革命。南京政府成立后，军事开支浩繁，自己的税收很少，而各省当局又都截留了本省的税收，没有上缴，中央需款孔急，财政问题十分紧迫。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孙中山曾“主张厉行征发，而克强难之”。（《胡汉民自传》）临时政府准备发行公债，但“千万之公债，虽通过参议院，而未尝得一钱以应急。”当时身为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盐务总理的张謇，表面上自告奋勇，愿任军款事宜，实际上敷衍塞责，先后筹借不过一百万元。当时张謇所掌握的两淮盐税，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二年二月三个月内至少收四百万元左右，但他仅给南京临时政府一百万元。可见，他是有意造成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黄一欧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想通过张謇设法向上海方面借几十万元以应急，他一拖就是个把月，急得先君（指黄兴）走投无路。以他当时在实业界的地位，借几十万元并不是那么困难的，我看他就是存心掣肘，借此打击革命党人，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消灭革命党。这与他要求中山先生削去党名，拉拢一批同盟会员组织‘统一党’，是一致的，目的都是要瓦解同盟会。”（《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
孙中山要“厉行征发”，这是当时解决财政困难的正确办法，内部意见却不能统一；“发行千万之公债，但未尝得一钱以应急”；拟通过张謇借款，张又有意掣肘。在此情况下，孙中山不得不打算采用“借各省之各种实业，以为抵押而借款”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因此，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发生了南京临时政府以汉冶萍公司的财产作抵并批准“中日合办”汉治萍公司为条件，向日本借款五百万日元的事件。消息传出后，张謇、章太炎等立即大肆喧闹，并策动上海各社团公开反对。张謇并一面致书孙中山、黄兴，对借款一事，大加抨击说：“何至以此区区数百万之款，贻他日无穷之患，为万国所欢笑！”一面又表示要坚决辞实业总长的职务，借此对孙中山进行打击。孙中山对他进行了诚恳的解释，说明借款是在“民军待哺，日有哗溃之虞，譬犹寒天解衣裘付质库，急不能择”的困境，不得已而为之，希望他能体谅政府的苦衷。但张謇对此却无动于衷。诚然，革命党人为了取得向帝国主义借款，不惜饮鸩止渴，不无可议之处，但张謇等人借此大肆攻击孙中山，却完全是出于打击孙中山的威信，压临时政府尽快与袁世凯妥协的险恶用心。
帝国主义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和不给临时政府以贷款，不但给孙中山以很大的压力，而且也打击了孙中山在革命党人中的威信，李书城在回忆这个问题时说：“当时在上海和南京方面的同志对于获得外国政府的承认和借款事有极大的希望，但结果都成泡影，因而他们对孙先生多不谅解，说孙先生只是‘放大炮’”。（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
由于认识上的限制，也由于在辛亥革命期间，帝国主义打的是“中立”的旗号，它们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来破坏革命是在暗中进行的，所以当时孙中山错误地把帝国主义列强不承认南京政府和拒绝贷款，归咎于他的政府前面还有“临时”二字，不是正式政府，“断难使各国立即承认”，和“清朝与民国互相抵制破坏”的结果（《总理全书》《文电》，四七页）。这就更促使他决心在和议中妥协，以便迅速实现全国统一，把它看作摆脱当前困境的一条出路。
帝国主义除从政治上、经济上对南京政府施加种种压力之外，还不断调兵遣将，作出如果中国“内乱”不止，就要实行干涉的姿态。长江上布置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军舰，东北则有俄国和日本的军队在窥伺。在南北议和期间，袁世凯系统下的各地军阀、官僚，左一个电报，右一个宣言，说的都是外国的干涉迫在眼前，以此作为迫使南京政府让步的理由。南方的革命阵营也卷在这种恐怖中，似乎真是如果不向袁世凯全盘让步，立刻就会遭逢亡国的危险。那么怎样才能使列强不干涉呢？只有让袁世凯来当总统。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孙中山虽然在思想上经过一次重大的反复，最后仍与袁世凯实行妥协，决非偶然。它既有内因（即孙中山本人认识上的弱点），又有外因（即同盟会内外的压力）。就孙中山本人来说，他是一个很有斗争精神，具有坚强性格的人。但作为一个革命领袖来说，他在革命过程中，能否坚持把革命进行到底，这并不取决于领导人物的性格，（当然领导人物的个人性格也能给具体的历史事件以一定的影响），而是取决于革命和反革命力量的对比。孙中山所以将大总统的位置让予袁世凯，他认识上的弱点固然不无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力量之间的对比，即革命的力量过于弱小，反革命的力量过于强大所决定的。这里所谓革命的力量过于弱小，主要表现为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政治上的软弱，组织上的松散，和思想认识上有不少问题的不一致。这些弱点，在同盟会的纲领和武昌起义前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武昌起义后，他们在实践中的表现，比他们的纲领还要软弱，在组织上则分崩离析，思想上则陷于一片混乱，而且妥协已形成为一股潮流。既然领导这次革命的同盟会，武昌起义后已处于如此状态，当然它也就根本不会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去领导本阶级的群众，和它的同盟者广大的农民、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去与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反而尽力去防止、限制，甚至去镇压广大人民群众自发高涨起来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样，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与帝国主义和立宪派所支持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袁世凯斗争的过程中，不能不处于完全孤立无力的地位。孙中山拱手把大总统的位置让予袁世凯，实际上乃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局，是不以孙中山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七
在妥协潮流不可逆转的形势下，孙中山并不甘心，仍然尽可能地进行了斗争。他首先尽力整顿同盟会的组织。
同盟会是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心力量，可是，在武昌起义后却迅速陷于解体。反革命势力制造流言蜚语，攻击它“将以天下为已私者”，诬蔑革命党人为“暴徒”、“无赖”。更有人为破坏它，“冒充同盟会敲诈者，有假收会员领钱者（每人纳费五元），吠影吠声，同盟会几不利于人口，洁身自好之会员，则避之若浼”。使这个组织处于严重的危机中。孙中山为了整顿这个组织，在归国后曾于上海召开有旅沪各省分会部分负责人出席的同盟会总部临时会议，制定暂时章程，发表宣言。在指出大好形势的同时，也指出了由于同盟会内部的分歧，为敌人所利用。出现了“贪夫败类，乘其间隙，遂作莠言，以为鼓簧，汉奸满奴则又冒托虚声，混迹枢要，在临时政府组织之际其祸乃大著”的严重局面。宣言不点名地驳了章太炎所宣扬的“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论调。指责这种论调，“于本会所持之主义而亦懵之，是儒生□茸之言，无一粲之值。”强调革命党人的责任，决不限于推翻清朝政府，即“不卒之于民族主义，而卒之于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必完全贯彻此三大民主而无遗”。宣言指出当时的形势是：“今者汉阳复失，虏军尚在，胜败之数，未能逆料”的“千钧一发之时”，革命党人必“先自结合，以成坚固不破之举”。然后“广益其结纳，罗致硕人，以闳其力”。并把造成“灵敏机关，剔弃败类”，作为同盟会的“今日之急务”。（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册）
但是，孙中山所作的努力，并没有解决多少实际问题。他没有能拿出整顿与加强同盟会的具体措施来，这样，这次会议及其宣言，也就不可能挽回同盟会已经出现的分崩离析的局面。
孙中山所作的另一个重要努力，就是尽力使正在组织的南京临时政府，能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
当临时政府成立之际，孙中山提出任命胡汉民为总统府秘书长。“各部之组织，则采纳克强意见。”临时政府的九个部中，具体的分配是：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同盟会会员）、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内务总长程德全（江浙地区极有影响的立宪党人与旧官僚）、司法总长伍廷芳（伍曾留学外国，为“法界前辈”，曾担任清朝政府的外交官）、财政总长陈锦涛（“克强推荐张謇或熊希龄长财政，先生不可，曰：‘财政不能授派他人’，我知澜生〔陈锦涛字〕不敢有异同，且曾为清廷订币制，借款于国际，有信用’，于是用陈。”）、海军总长黄钟瑛（为起义的舰长）。（见《胡汉民自传》）
这样，从形式上来看，各部总长名额的分配，是革命派、立宪派与旧官僚三种势力的联合。但实际上，临时政府的实权，却是通过“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办法，主要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它是一个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体的政权。当时各部的实际情况是：“张、汤仅一度就职，与参列各部会议，即出住上海租界。程固于租界卧病。伍以议和代表，不能管部务，陈日经营借款，亦常居租界，故五部悉由次长代理。部长负责者，黄、王、蔡耳。”（《胡汉民自传》）
由以上各部总长的名单的确定，可以看出，各部之组织，虽采纳黄兴的意见，但最后还是由孙中山确定的。内阁成员确定之后，黄兴“以湖北首义，而政府中无一人参与，喷有烦言。乃示意代表会，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代表同意。”于是，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各省代表又开会选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就职。当日即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宣言明确指出：“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它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规定对内的方针是：“民族的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对外的方针是：“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孙中山选集》上卷，八二——八三页）
南京临时政府仅仅存在了三个月，很快就让权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袁世凯了。但它的成立，却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它宣判了清王朝和延续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死亡，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中国人民近代革命史上依然是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所作的主要努力，是想依靠这个政权来推行革命方略。也就是想通过革命方略所规定的军法、约法、宪法三个阶段，来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
但是，大多数的革命党人，却认为他“理想太高”，难以实施。孙中山后来在回忆时还愤慨地写道：“民国建元之初，予极力主张实施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喻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莫不以为予之理想太高。”“呜呼！是岂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当时党人之知识太低耶？予于是乎不禁为之心灰意冷矣！”“此予之所以萌退志，而于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和议也。”
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曾反复论述在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后，必须经过一个过渡阶段，即所谓约法时期（即训政时期），才能进入宪政时期。他认为中国四万万人民“素为专制君主之奴隶”，现在经过革命推翻了君主政体，全国人民皆成为国家的主人，“此为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但是，“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之不足”，因此，必须经过“约法”，即“训政”的过渡阶段，“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培养人民的民主自治能力，作为实现完善的民主共和政体的准备。过去人们在研究孙中山的政治思想的过程中，曾把训政时期完全看成是他思想的消极因素加以批评。这主要的是因为：孙中山的这种实现民主政治要经过“训政”阶段的主张，以后曾为蒋介石所利用，成为他专制独裁的理论根据。再就是孙中山把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从奴隶地位转变为民国主人的人民喻之为“初生之婴儿”，把革命党人喻之为“产此婴儿之母也”。并说，“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后还之政也。”这种比喻，确实是不恰当的。它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轻视群众、高踞于群众之上的弱点。但是，我们不应该由于孙中山比喻的不恰当，和他在认识上的阶级局限性，而把他这一有一定合理内容的思想，完全看成为消极的东西。正因为孙中山看到了在长期封建统治下，封建思想对人民的毒害，人民的觉悟程度不够，所以他才认为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以便使人民能够行使和保卫自己民主权利。孙中山在革命方略中，之所以规定通过军法、约法、宪法三个阶段来实现民主共和政治，从他主观上来讲，是比较研究了美、法两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才确定的。应该说，他的政治思想在这方面还值得我们重新认真加以研究。
孙中山说，民国建元之初，他力主实行革命方略，而许多革命党人，却认为他“理想太高”，不予支持，这固然是事实。但是，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即使他的这一主张得到支持，实际上也是难以实施的。这不仅因为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本身就在风雨飘摇中，更重要的还是由于他所领导下的同盟会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辛亥革命并未触动农村中的封建势力。在这种情况下，要实行革命方略中所规定的内容，是根本不可能的。
八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所以赞成继续停战，重开和议，主要是由于很多革命党人丧失了革命性，内部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妥协已成为潮流所决定的。这一点，我们前面已有论述。后来，孙中山在承认当时让位与袁世凯是政治上犯了一个大错误的时候，曾多次讲到这一点。并说他当时思想上一时颇为消沉。可是，孙中山是一个热爱祖国，对革命救国有着强烈责任心的人。一九一二年元月二十一日他写给康德黎信中说，“我已经履行了中国临时共和国政府总统职务，我以无私的热情，接受了总统的任务，借以贡献我自己做拯救中国四万万人民出于万分危殆与耻辱的环境的臂助。”正是反映了他当时的这种心情。因此，尽管当临时政府成立后，他颇有“心灰意冷”的情绪，但他为了在中国确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在和议过程中仍然进行了斗争。
“自孙中山当选，即与袁通电表示‘虚位以待’，上款为‘北京袁总理’。袁复电称之曰‘孙逸仙君’，即表示不认他的总统。孙再复电，即改称‘袁慰亭君’，针锋相对。”（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四期）袁世凯对于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是极为恼火的。并怀疑南方原允他为总统不可靠。所以他一面声称南北协约，以君主立宪为前提，而唐绍仪、伍廷芳两全权擅用共和政体，□越职权；且南人先组政府，选举大总统，是违背协约，遂取消唐绍仪全权代表的资格，自任交涉之责。一面于一月二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唆使段祺瑞、冯国璋、段芝贵等联络北洋大小军官四十余人，电请内阁代表，主张君主立宪，极力反对共和。又将此电转达伍廷芳，声称若以少数人的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
在袁世凯的虚声威吓面前，孙中山针锋相对地积极准备北伐。一月四日孙中山致陈炯明令其速出兵北伐电中说：“中央政府成立，士气百倍，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广东军民，勇敢素著，情愿北伐者甚多，宜速进发。”一时北伐声浪甚高。十一日，孙中山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派黄兴为陆军总参谋长，并制定六路北伐计划。“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铁道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进，与第一军会于开封、郑州之间。淮阳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进，会于滦州秦皇岛。合关外之兵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进。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之目的后，与第五、六军直指敌。”（《总理全书》《文电》，二六页）十三日，民军在津浦铁路线上首战告捷，败清军于宿州等地，战略重镇徐州不战而下。安徽、河南、湖北等地战场上，革命军都取得一定的胜利。
但是，北伐并没有继续下去。这主要因为袁世凯只是故作和议破裂的姿态，目的仍在于压南方退让，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还是让给他。而在南方，虽然孙中山主张北伐，但内部妥协思想占统治地位，特别是军饷问题无法解决，并无北伐到底的决心。所以，在袁取消唐绍仪的全权代表资格后，和议只是在表面上暂时停顿下来，实际上袁一方面暗中命唐绍仪继续与伍廷芳秘商清帝退位条件，想用优厚条件诱清帝退位。另一方面企图将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同时取消，由他在天津另组临时统一政府。袁的这一阴谋遭到了孙中山的坚决抵制与揭露。一月十八日、二十日，孙中山曾连电伍廷芳要他通知袁世凯，指出：一、清帝退位，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民。二、在北京不得更立临时政府。三、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临时总统解职，请参议院公举袁为大总统。并指出，“此于民国安危最有关系，在所必争”，“袁世凯不得于民国未举之先，接受满清统治权以自重”。后来由于伍廷芳来电说：“各国承认时期为不能待”，乃于一月二十二日再电伍廷芳令其将议和最后解决的五项办法通知袁世凯，并加声明，同时在各报披露。五条办法是：“一、清帝退位，由袁世凯同时照知各国公使，电告民国政府，现在清帝已经退位，或转饬驻沪领事转达亦可。二、同时袁世凯宣布政见，绝对赞同共和主义。三、文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五、袁世凯被选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订的宪法乃能接受事权。”（《总理全书》《文电》，三七页）
接着，孙中山又于一月二十七日致电北京各国公使，指出：袁世凯企图使清朝政府、民国政府同时解散，由他另组政府的打算，“民国政府万难照办”；“民国之愿让步，为共和非为袁也”。一月二十九日，又在《时事新报》公开揭露，袁世凯在议和过程中反复无常，实为“民国之蠡”。并说，“此次停战之期届满，民国万不允再行展期”，“举国军民，均欲灭袁氏而后朝食云云。”（白蕉编著：《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孙中山将议和最后解决的五项办法的公开宣布，使急于窃取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不能不改变一些做法。一月二十七日，段祺瑞等四十多个北洋军官，在袁世凯的授意下，联名向袁内阁、陆军部、和各王公发出一封长电，主张立采共和政体以安皇室而奠大局。这样一来，清皇室内部再没人敢坚持反对退位了。二月一日，正式用太后名义命袁与民军磋商退位条件。六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了对清皇室的《优待条例》。十二日，清帝正式下诏退位。
退位诏书，是由胡汉民叫张謇起草，经唐绍仪转袁世凯发表的。袁在发表时却加添了如下一段话：“……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查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袁在退位书中，加上这几句，其用心显然仍是表示他的政权受自清朝政府， 与南京临时政府无关。孙中山为此极为愤怒。可是，这篇诏书，为退位之文，等于遗言，“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改之理。”（《胡汉民自传》）
二月十三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承认“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并表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十四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世凯以自代。同时，为了防范袁世凯的反革命野心，辞职咨文附有三项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解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新定（按此时《约法》还未成立颁布），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章程。”（《临时政府公报》，第十七号）十五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不久，又选黎元洪为副总统。
孙中山正式让位于袁世凯的消息公布后，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许多革命党人表示强烈的不满，有的甚至愤而自杀。这些激烈反对与袁世凯妥协的言行，不能不给孙中山以很大的压力，迫使他不得不致电《民立报》，公开解释把大总统的位置让与袁世凯的原因。电文说：“文等所求者，倾覆满清专制政府，创立中华民国也。清帝逊位，民国统一，继此建设之事，自宜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项城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功绩如是，何不可推诚？且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遵守宪法，从舆论。文前兹所誓忠于国民者，项城亦不能改。若在吾党，不必身揽政权，亦自有其天职，更不以名位而为本党进退之征。”
这段电文，大体上反映了孙中山同意让位与袁世凯的认识，却没说出他让位的真实原因。他认为只要有了参议院，有了参议院制定的宪法，就能迫使袁世凯“遵守宪法，从舆论。”却不知道，“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列宁全集》第十一卷，九八页）所以，从二月初开始，他就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领导参议院制定一部《临时政府约法》，并于三月十一日加以公布。其实，袁世凯对于一纸《约法》，是不予重视的。他所重视的倒是规定他必须到南京来就任临时大总统职这一条。所以，定都南京和新大总统南下就职问题，就成为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反革命集团之间的最后一战。
孙中山知道袁世凯是不会愿意离开他的北京老巢南下就职的，所以特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为专使，北上迎接。二月二十七日，蔡元培等到北京，袁世凯表面上举行盛大欢迎，表示愿意南下就职。暗中却唆使他的亲信部队于二十九日在北京制造“兵变”。接着，天津、保定相继出现“暴乱”，作为他反对南下就职的借口。据记述，当蔡元培等回到南京向孙中山报告北方“兵变”情况，研究对策时，临时政府的主要成员，“佥主黄总长统兵北上，仍以迎袁为名，乘便扫荡北洋军阀及专制余毒。”在会上宋教仁认为如此“势必惹起战争”，马君武立即指责宋“为袁世凯做说客，出卖南京”，打伤宋的左眼。孙中山责令马君武向宋教仁赔礼，并说，“兹事体大，改日再商”，未做结论（居正：《辛亥札记·梅川日记》合刊）。这时，帝国主义再次出面，支持袁世凯，纷纷调兵入京，故意制造紧张空气。许多立宪党人、旧官僚，和一些革命党人也都主张允许袁在北京就职。上海十多家报纸，联名致电孙中山，主张建都北京。并说，此次“京、津、保定之变，商业损失益巨。倘再迁延，易启外人干涉，良用危惧。”（《临时政府公报》，第三三号）在帝国主义与妥协舆论的压力下，孙中山终于被迫再次让步，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四月一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次日，临时参议院决议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他并未意识到他的失败，而是想以在野之身，从事实业建设，以臻祖国于富强之境，他根本没有料想到以后的岁月，不断的艰苦复杂的斗争和一连串的失败正在等待着他！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