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愈益深重。在维新运动中，唐才常虽未像谭嗣同那样，要求建立新的心学学派，但他的言论却与谭嗣同非常相似。他与谭嗣同均自认是康有为的“门人”，以师礼事之。他们在《上欧阳瓣疆师书》里说：
“才常横人也，志在铺其蛮力于四海，不胜则以命继之。嗣同纵人也，志在超出地球，视地球如掌上，果视此躯曾虮虱千万分一之不若。一死生，齐修短，嗤伦常，笑圣哲，方欲弃此躯于鸿濛之外，复何有不敢勇不敢说之有！”（《谭嗣同全集》，第339页。）二人极为相得，大有力倾宇宙，不可一世之概。
唐才常何如人也？
唐才常（1867—1900），湖南浏阳人，字伯平，号佛尘，别号洴澼子。与谭嗣同为总角交，曾师事欧阳中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他与谭嗣同怀着满腔爱国热情，投入变法维新运动，先后担任《湘学报》主笔，湖南时务学堂分教习，《湘报》总撰述。他将中国的传统学术特别是心学、佛学与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揉合在一起，铸造变法维新理论，疾呼变法图强。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他一方面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持联系；一方面同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接触，并同兴中会会员毕永年等联络反清秘密结社哥老会，准备起事。1899年冬，在上海组织正气会，旋改名自立会。1900年夏，在上海召开中国国会，同时以武汉为中心，在长江中、下游组织自立军，准备起义。8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勾结英国领事，破坏在汉口英租界的自立军机关。唐才常被捕英勇就义。
唐才常同谭嗣同一样，为了唤起国人共赴国难，他利用当时的科学名词“电”、“以太”等同心学、佛学相结合，鼓吹心力决定论，要求豪杰之士发挥主观能动性，挽回劫运，以济世人。他振振有词地说：
“今夫太空中而有全世界焉，惟心力之所成耳。其成者何？电也；其电者何以太也。吾子诚有保国种、维世界之心，而一以公法治之，则电与以太知之矣，知之而邮之矣，不成何患焉？况乃苍苍之表，隐储一由小康至大同之法界，由有争至无争之公理，以为平万国权力者根源。”就是说，人的心力，通过电、以太而邮播于世，成为一种推动力，而决定事物以至于世界的发展。而宇宙间由小康而大同的公理，则为世界各国发展的原动力，推动着人类社会至于“至平之世”。唐才常同谭嗣同一样，都把个别圣哲、豪杰看作历史的创造者。声称个别人物的心力可以通过电、以太，会成为一种影响乾坤的心力。中国之所以还有希望，就在于“二、三豪杰，力求自拔于茫茫苦海中，而心未死耳。”（以上均见唐才常《公法学会叙》，《唐才常集》第157—158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在他看来，虽然心力“发端甚微”，却可以造成惊天动地、扭转乾坤的大事业。
那么，唐才常怎样以“心力决定论”宣传变法维新，改造中国呢？
（一）用心力说，“破生死以生其热血”。中日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为了救亡图存，振奋民族精神。1895年，他在一首《失题》诗里写道：“五洲大变■■俗，唤起人间瞌睡魔。”（《唐才常集》第261页。）企图使睡狮起舞，重振中华雄风。他所著的《论热力》一文，论述了以心力振起热力，用热力振奋民族精神。他说：“痛夫西人之讪我，诟我，病夫我，曰顽钝无耻，曰痿痹不仁，曰无教之国，何其悍然不顾平等之义至斯极也？才始汗且喘，奔走告我支那之士，则莫不发指眦裂，涕唾交颐，欲■刃言者之腹而后快心。”他指出，日本同中国，同处亚洲，与我国“同文”、“同病”，同遭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日本之所以维新，成为世界强国，就在二、三志士仁人出死力，排众议，万死不辞，以天下为己任。惊呼：“嗟乎！造因成果，积奋回天，一、二人心力所搏，遂辟中外大通之局，亚东首出之雄，热力之为用宏哉！”他反复阐发古语“哀莫大于心死”的道理’强调说：“心之死，其死于无肝胆矣。”天下无心、无肝胆之人，即使是电、以太通过脑筋传送忠告之言，“以入告灵魂，而灵魂漠然不之应”。要求这种人明国耻，尽力于国事，无异乎让死马日行千里。那么，怎样才能使其具有心肝？他斩钉截铁地说：“一在破生死以生其热血，一在公权力以生其热电。”
何谓热血？他认为，在西力东渐，我中华亿万同胞即将沦为列强奴隶牛马，难有翻身之日。“则何如当吾身吾种未亡之日，沥血穷途，皈心万劫以求共济也。如此则生死之界破，而利钝不足言，祸福不足计，而热血斑斓于五中矣。”
何谓热电？他说：“斯电也，在格致家为电在吾心则为诚。热之所到，诚即随之，而上九天，而下九渊，靡所阻矣。”他强调要达到诚的境界，就要做到：“毋自菲，毋自私，毋争门户，毋顽空，毋畏威福，毋介死生，……时时顾湜于胸中，以发表热涨，以张大权力，……而生热电者矣。”他要求人们以天下为己任，度己度人。在此，他所谓的“热电”，纯粹成为儒学诚意的代词。
他痛心疾首，指斥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其上仅全躯保妻子之臣，其下又蔽塞聪明，薰心禄利，”那些自称是“轩辕之贵种，素王之徒，曾无一人剖心泣血，屠腹刲肠，痛陈不变之祸于君父之前者；又无一人痡手瘏足，摩顶放踵，力任合群之责于士民之间者”，他们昏昏度日，对国家民族的安危漠不关心，“然而谈科各则热，谋仕进则热，工钻营则热，逐锱铢蝇头之利则热：甚且昏夜乞怜，屏气匍匐则热，门户争歧灭顶法濡则仍热。”他慨叹人们“反其道而用之，”坐待剥肤噬脐而不能自拔之可悲。他强调说：“尤可异者，人而不知种教之危则已，乃既已知之，而仍太息痛恨于时势之无为，而曰‘吾心实灰，弗能强焉。’”他把这种人比做心肝之化石，或已陨之流星，尖刻地批判说，这种人“直谓之非人类可也。”在他看来，“热”有两种：一种是“智其民、新其国”的热力，一种是不以群体为念而“薰心利禄”的所谓“热”。二者截然不同，作用迥然相反。店才常所倡言的热力则为前者，而指斥后者。他反复陈词：
“泰西之以热力智其民、新其国，实性海之根源，群动之脉理；而含生负气之公，性情如是者存，不如是则亡，扩其量则文明而强：亏其实则野蛮而瘠。”（以上均见唐才常《论热力》，《唐才常集》第140—146页。）在此他所谓的“热”，则是一种有活力的万物之原的热力。有之则生，无之则死，有之则存。无之则亡。小至微生物，大至宇宙，莫不如此。他在此论热力，则主要服务于救亡图存之宏愿，也就是他所说的。
“凡我同仁，务矢宏愿，平支那之沴气，拔将尽之劫灰，拯切肤之隐痛，杜亡种之奇殃。”
由此可见，唐才常所谓的“热力”，实即心之热力。扩充壮大的这种热力，“其民必智，其国必新”，“其民小仁，其国必群”，（唐才常《书洪文治戒缠足说后》，《唐才常集》第148页。）中国振兴，成为富强之国。
（二）用心力说宣传“愈变愈新愈文明”，今胜于古。他认为，世界的发展变化没有止境，而推动世界更新的“心力亦无止境”。世界在变化中前进，愈变愈新，“假使天地间无日变日新之理，则造物 前之构成螺蛤世界，大鸟大木世界、猕猴世界者，必且悔其不应逐日文明，以有今日之人文世界也。”（以上见《论热力》，同上书第145—146页。）他从万事万物以至于世界的变化中得出结论说：“一言以蔽之曰：‘日新不已。’”他进而提出“今胜于古”的命题。他说：
“故西人自无事不推尊教主外，一切政学格致，皆谓今胜于古。如当中国周匡王时，有埃及法老尼吉者，曾驱十二万人沟红海，不成而死。而近来法人勒塞帕斯，自咸丰十年至同治八年，卒沟通之，此其远胜古人之一端。其他百年来揭地掀天之举动，尤指不胜偻。”他认为，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功过是非，孰失孰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时之是非好恶，有其从同，莫能强也。”因此，心力眼光，必远注千万年五大洲之全局，“洞悉十九周以后之地球，必文明大启”，才能“决定从违。”（以上见《辨惑》，《唐才常集》第165—166页。）即是说，要高瞻远瞩，从人类社会必至大同这一大历史观出发来思考问题，决定从违。但不论怎样，从总的看，今胜于古却是一定不移的道理。
他认为，既然今胜于古，愈变愈新愈文明，就“正宜扩充心力，开拓眼光，承天而行，顺天而动，”进行变革。唐才常虽未提出完整的变法维新方案，而他要求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实行变法的论述，却屡见不鲜。他说：
“合地球全局观之，变之自上者顺而易，变之自下者逆而难。”（《上欧阳中鹄书》（十），《唐才常集》第239页。）
“日本，一岛国耳，维新以来，力矫其数千年相沿之弊政，一扫而定之，故其地，则只中国二十五分之一，其民亦只中国十二分之一，而事事求其精实，人人予以执业，税重而民不怨，事烦而下乐趋，行之二十余年遂为东方首发难之国，而愕眙莫莫敢谁何。”（《上欧阳中鹄书》（三），《唐才常集》第227页。）他的《恭拟密筹大计吁恳代奏折》更表现出他对变法维新的粗略而全面的构想。他说：
“抑又愿我皇上力振颓习，一意坚持，革旧鼎新，与天下更始。大选全球之政法，尽网仁侠之奇才。其奋勉求新者，则引赞机宜；其因循守旧者，则放归田里。亟抚士民以同权之至意，特假督抚以变法之全权。由是张师统，以孔子纪年。易官制，以表面为准；开国会，以日本作则；改律例，以公法相通。上规汉室和亲之典，以融其隔阂；下宏瀛海大同之教，以释其忿事。”他认为，如此“则耳目可新，国力可群，人心可固。”（《唐才常集》第155页。）
他傅征今古，以善变求新求强为己任，慷慨激昂他说：“孟子所云：‘当今之世，舍我其谁？’释氏所云：‘不度众生，誓不成佛，者，”“而尤愿其热力所充，直充至于救世同仁，以为文明太平之起点，则中国庶几乎？”（《论热力》，《唐才常集》第145页。）
（三）用心力说宣传对外开放思想。唐才常与谭嗣同一样，认为宇宙万物以“通”为要义，而“仁上帝之心”（《使学要言·命使根原》，《唐才常集》第110页。）。他说：
“佛家之理，虽云一世界有一佛主化，及云众生是佛，佛即是众生，而大灵魂之周本于三千大千者，实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则俯视九万里之地球，直一滴微尘耳。夫星球恒河天，尚将以灵魂通之，而岂同堕尘球之躯壳，必界中外，严种族，始自怙其骄悍之习矣。”（《通种说》，《唐才常集》第102页。）
在此，他所谓的“灵魂论”虽属谬误，而笔者引用这段活，则在于阐明他所谓的事事物物乃至宇宙，均以“通”为要义的理论基础。他以此为基点，主张国与国相通，种与种相通。他的《通塞塞通论》阐述在当今世界，中国闭关自守尤不可行。他认为，回顾前此中国闭关锁国、疆吏“傲很虚■之所以失”，就应该“通塞”开放，“去其骄心固心”；回顾道咸以来资本主义列强“抑勒中国而不止”，肆意对我国进行侵略，即“当有坚忍沈毅之力”，“去其畏心葸心。”（以上见《唐才常集》第53页。）在他的论著里，专论对外开放的论著，即有《外交甄微》、《外交论》、《通塞通论》、《通种说》、《论兴亚义会》等十多篇文章，占《唐才常集》所收论文四分之一强。足见其对国际关系之重视。其对外关系文论比重之大，不仅超过谭嗣同，而且超过了康有为、梁启超。
（1）唐才常强调“平之一义，为亿兆年有国不易之径。即西人之深于公法者，罔弗以平一国权力、平万国权力，为公法登峰造极之境”。（《公法通义自叙》，《唐才常集》第96页。）西方各国的“交涉经义，富于平等，此遣使之原之理，为万国所宜深知者也。……故公法一书，所以平万国之等，而仁上帝之心也。”（《使学要言·命使根原》，《唐才常集》第109—110页。）与各国建立平等的关系，应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提。在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环伺、瓜分豆剖的严峻形势下，就必须万众一心，内行变法，外争国权，善于利用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争自存、以争独立自由平等之权。
（2）他认为，“通”既为大势所趋，与其被迫通（开放）于人，“而失自主之权”，无如主动实行开放政策，而增强国力。他强调日本等国“维新之局”，“乃道吾驰骋康庄之先路也。”（《外交论》，《唐才常集》第49页。）因此，他提出与人争利的主张。其中“拟制造各种机器遏洋货利权议”尤为卓见。他说：
“议者曰：‘中国官商不相信，此时必难集商民之股而踊跃以成。’然中国如果铁政、民厂、邮政，一一施行，安在斯民不知其利，而不思有以挽救之！况今日本已有遍地设机之条款，而西人动以利益均沾为词，则将来遍中国皆外洋机器，不十年间，无可措手矣。是以自造机器之急于燎原也。一言以蔽之曰：机器广，斯爱力绵；爱力绵，斯国力固；国力固，斯涨力摄力足以离吸各国而毋为所蚀。”（《唐才常集》第39页。）
（3）他要求学习外人的长处。不仅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而且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他批评了顽固守旧之辈“以师人为可耻”，“以谈新学为戒”的观点，指出学习外国，变法维新是“天时人事，相迫而来”，（《辨惑》，《唐才常集》第166页。）如不抓时机，厉行改革，时机一失，则后果不堪设想。
综观唐才常的心力决定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从思想体系上看，唐才常与谭嗣同很相近，他们不仅受佛学的影响很深，而且以阐发孔子之微言大义为己任，崇尚今文经学，“师事”康有为；但他与谭嗣同亦有所不同。这表现在：（1）他抒发心力决定论，并不倡言建立心学学派。（2）他对旧礼教颇有微言，却不像谭嗣同那样激烈地批判旧礼教，特别是他继承了今文经学不薄宋儒的传统，引征朱熹语录，说明“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称其“即物穷理”之言，“孕义宏深，天人靡阂，故其探索气化之功，冠绝群伦，荒落之儒，望尘莫及，”（《唐才常集》第172页。）给朱熹很高的评价。这在谭嗣同的论著中是没有的。（3）他虽师事康有为，却宣称其为学宗旨，乃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他说：“受业（唐才常自称——引者）于素王改制，讲之有年，初非附会康门。去年办《湘〈学〉报》时，即极力倡明此旨，至六、七月间，始于桂孙同往书肆购得《新学伪经考》阅之。今年三月，始读所谓《改制考》、《董氏学》，其宗旨微有不合处，初不敢苟同。”（《上欧阳中鹄书》（九），《唐才常集》第238页。）谭嗣同则无类似言论。
第二，他“究心实学”，（张难先《烈士唐才常事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90页。）在他的论著中的《论热力》、《质点配成万物说》等等，阐明宇宙的演变，地球的形成，人类的起源，社会的发展等等，颇有唯物主义因素。即此而论，似比谭嗣同的观点更为明晰。但是宇宙万物何以有这种种变化、演进？他却又将其归之于心力。
他的论证是怎样从唯物走向唯心的呢？在《质点配成万物说》一文的结尾，作了阐述。
“无论上之天，下之地，中之人，无不起点而微，微之又微，乃为灵魂；灵之又灵，乃为天人。……筦此尘点世界者灵魂，筦此灵魂者灵魂，有微质点灵魂，有地球灵魂，有无尽界灵魂。……然人之心力，可折淡养轻炭，可周地球，可察无尽界地球，是为地天人天、天天，故格致家言，可通佛家诸天之蕴；而佛家之积微质微点之心力，而救苦海世界，其诸仁者所有事与。”（《唐才常集》第68页。）在他的这段说教里，把淡、养、轻、炭四种气化合而成的所谓微点、质点，同佛家的万物有灵魂的说教结合起来，构成了一席玄之又玄的说法。在此，他所谓的心力又几乎同那灵魂划上了等号，于是构成了所谓的心力决定论，或者说灵魂决定论。应当指出，他的这种论证逻辑与方法，几乎与谭嗣同完全一致，只不过其论证更为集中，其质点配成万物说的论点更为明晰而已。因而人们称其究心实用，并非无因。
第三，他突破和平改革的范畴，趁义和团运动席卷华北、八国联军入侵、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逃出北京之际，起兵反清，他所组织的沪上“国会”，宣布宗旨三则：“保全中国民主之权”；“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清光绪皇帝复辟”。其颇与孙中山等欲拥李鸿章在两广成立新政府相似。孙中山在《致刘学询函》里，亦有“或称总统，或称帝王，……称谓由足下裁决”等语（《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02页。）。这说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即使以革命相标尚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亦尚未完全同君主立宪制最后划清界限，怎能过多地计较唐才常没能同“改良派”决裂呢？张难先在《烈士唐才常事略》一文中说：“盖君以己亥（1898年）春返国，组正气会于上海，假东文译社之名，实以革命主义号召人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90页。）他所主持的自立军起义，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起义。它突破了兴中会一派人的起义范畴，预示着更多的志士仁人亦将举起反清革命的义旗。如果说，谭嗣同所持的“破坏主义”尚未见诸行动，即不幸牺牲，而唐才常则是这一主义的实践者。他用心力鼓吹正气，鼓吹自立与破坏，终于突破和平改革的范畴。自此维新志士不断转向革命。他所鼓吹的心力决定论，亦逐渐成为正在崛起的民主革命派鼓吹革命的一种思想武器。由此可见，心学和心力决定论对当时亦产生了相当的积极作用。
在一些哲学论著中，多半以唯物、唯心划界限，是前者而非后者。其实在清末政潮中，唐才常等一大批志士仁人，以心学或佛学的思想资料，抒发心力决定论，呼唤人们发扬自我的主体精神，解放思想，焕发朝气，增强民族的信心和勇气，投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伟业中去，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当然由于心力决定论过分夸大精神的作用，在革新运动中也必然会产生过急过热甚至侥幸心理，从而产生一些消极作用。如何对待和评价清朝末年出现的一些唯心主义思潮？这仍然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文章来源：《中州学刊》199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