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5月23日，天津群众几千人聚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声讨教堂拐婴、害婴的罪行。由于法国领事丰大业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愤怒的群众烧掉了教堂，并杀死丰大业等十六个外国人。事后，法、英、美、俄、意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进行示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清朝官员在如何处理这一事件上分成了两派，一派以醇郡王奕□为代表，反对抑民奉外，丧权辱国；另一派以大学士、直隶总督曾国藩为代表，一意主张妥协议和。最后，清政府决定从陕西调李鸿章淮军人直备战，同时，派妥协媚外的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
曾国藩、丁日昌等人一意主和，不敢谴责外国教会的侵略活动，反而认为如果不向外国人交出足够数量的人头，解决不了这次教案引起的危机。因而自7月下旬设局发审，“严立限期，昼夜追求”，“先后两次，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声称“办理不为不重，不惟足对法国，亦堪遍告友邦。”（《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7页18）曾国藩的媚外丑态，引起了朝野的强烈反对。
1870年8月，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善后事宜，采取了内松外紧的做法。他一面在《行抵直境分兵边界折》中劝清政府坚持备战，说：“前曾国藩奏称因无备之故，办理过柔，寸心抱疚。臣奉命带兵赴直，何可仍以无备而往？”“彼既挟兵船而来，似不能禁我之不调兵”（《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8页48），表示了决心，一面把带来的郭松林军放在河北彰德，周盛传军扎在山西平阳以壮胆。但李鸿章私下又对人说：“目前只求不开兵端，免得中外骚动，牵掣大局。”（《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页12）如果议和不成，真的与法开战，淮军则“未足当劲旅而操胜券”。
在上述思想支配下，李鸿章赶到天津，当得知曾国藩已拟定正法者二十人，办军徒二、三十人时，匆忙于9月25日委派天津镇道将其中冯瘸子等十六名犯人绑赴西门外按名正法。
但是，在尽量满足外国侵略者的主要条件后，对于一些枝节问题，李鸿章却又主张不必事事迁就。例如，清政府屈从于法国公使的无理要求，给予四十六万两银的赔款，当李鸿章知道其中的二十五万两是给丰大业及男女教士的□银时，便委婉地提醒清政府：“惟万国通行事例，既准抵命，即不再给□银，即中国各省历办成案，从无抵偿外另给□银者。”（《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页2）认为这种做法欠妥当。另外，清政府为了讨好外国侵略者，命令各省将处理天津教案的告示到处张贴，晓谕城乡知道，李鸿章对此也不以为然，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非地方官所能势迫刑驱，亦非各公使所能惬心，……何必逼令大张晓谕，徒启绅民之怨谤，追寻往日之衅瑕。”（同上，页8）对于曾国藩等人拟正法二十人为被杀外国人抵命一事，李鸿章虽未出面反对，但心中认为是过重了。所以，当俄国领事孔气提出将田二、项五、张帼顺、段大抵偿被杀俄国人之命时，李鸿章向清政府提出：“此案就地正法已有十六名之多，民气已伤，其余似可从宽，且原奏本系误伤俄人，误杀与故杀例义罪名显有区别，虽均已奉旨照准，或可原情求减，仰恳网开一面。”（同L，页6）经过一年的交涉，同治十年九月初九日，李鸿章又上了《教案内俄案另析折》，最后拟定：田二、张帼顺二犯，应依因故杀而误杀旁人，以故杀论，拟斩监候，如遇恩赦，即予减等，毋庸计及秋审次数。段大、项五，应依因斗欧而误杀旁人者，以斗杀论，斗杀者绞监候律，上减一等，拟仗一百，流三千里，脱去了死罪。在我国的一些近代史著作中，由于误信曾国藩奏词，不知其中尚有如此曲折，便以为清政府处理天津教案曾处死了二十人，这是不准确的。
（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