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为着祖国的独立、民主和统一富强，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他始终追求真理，坚持革命，随着时代的演变而勇于前进。和共产党人首缔合作，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战线的毅行壮举，更是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至为光辉灿烂的篇章。正如宋庆龄所说的：“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的四十年的政治斗争，在他的晚年达到了最高峰。这一发展的顶点是他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道进行中国的革命。”（《宋庆龄选集》第457页）
促成首次国共合作，无疑是孙中山继同盟会反清革命之后所建树的又一丰功伟绩。
首次国共合作的主要倡导者
孙中山和共产党人共同缔造的首次国共合作，是中国近百年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形成绝非偶然，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本身的内部条件造成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没有能够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有根本改变。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和中国的历史条件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十月革命在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在五四运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已进入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曾领导过“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和两次“护法运动”，结果都未能胜利。最后竟至“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连相从十余年的挂着革命党人招牌的新军阀陈炯明也要置他于死地。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当时的中国，正如孙中山痛切地指出的那样，“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他领导的国民党，既缺乏明确的纲领，又陷于瘫痪状态，许多党员或腐化堕落，或斗志消沉，无法有效地进行革命。孙中山对此忧心如焚，一筹莫展。在此情况下，他渴望着开拓新的斗争道路和采取新的方法，寻求能够摆脱困境并推进中国革命的新的力量。于是，他将视线转向了给他带来希望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孙中山和列宁之间就开始函电往来，商谈中国革命问题和中苏关系问题。列宁关于殖民地附属国民主革命的学说，以及苏俄1919年和1920年所发表的两次对华宣言，使孙中山受到极大的鼓舞。因此，此后尽管政局动荡，军务倥偬，甚至几无固定住所，孙中山仍在暂留的上海、广州、桂林诸地，同共产国际使者维金斯基、马林，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及苏俄全权大使越飞等，连续地举行会晤和恳谈。从对十月革命和苏俄的进一步认识，和总结过去一再遭受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冷遇和破坏的痛苦教训中，他辨清了真正的敌友，深切地感到只有列宁和他缔造的苏维埃俄国才是真正帮助中国革命的，所以愿意接受国际无产阶级正义的援助，并决定以俄为师，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在登上历史舞台的最初战斗中，就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他们无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首次提出反帝反封建政纲，制定了相应的战略策略，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工农群众运动，广泛传播了革命思想，表现了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孙中山从得到的深刻印象中，觉察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新的伟大革命力量，确信“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宋庆龄选集》第465页）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通过自己的党员李大钊、林柏渠等和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给予孙中山的积极影响与有益帮助，特别是坚决声讨陈炯明的叛逆罪行等，使处于危难中的孙中山更为感动。孙中山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肩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自己倡导的国民革命，二者的基本任务是一致的，是时代和人民的需要；而这种国民革命，必须有工农的参加，才能取得胜利。所以，他决心把这一新生的、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政党引为同志和战友，同它联合起来共同战斗。
孙中山和共产党合作，是通过邀请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和改组国民党的途径而实现的。1922年秋，孙中山开始准备改组国民党，他先后连续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三次改组国民党的会议，发表了政策上有重大转变的《中国国民党宣言》。1923年1月，标志确立联俄政策和国共关系进入新阶段的《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他及时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如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邀请李大钊到广州参加领导改组工作，亲自多次对国民党员发表阐述联俄联共决心的演说等，为改组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以改组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合时势要求的新解释，发展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并规定了一系列包括废除不平等条约在内的内外政策。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基本相同，因而被接受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它在随即兴起的中国民主革命高潮中，成为一面“胜利的革命的旗帜”。大会还通过尖锐的斗争，确认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得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还规定了组织原则和组织体制，选举了有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孙中山亲自主持的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首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从此，中国革命迅速出现新的高涨，兴起了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历史上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正是这样，才使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35页）
首次国共合作的积极捍卫者
孙中山在谈到为什么要国共合作时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宋庆龄选集》第109页）在他看来，共产党人就是使国民党起死回生以推进国民革命的新血液，所以孙中山用一切办法来维护国共之间的团结，捍卫两党的革命联盟。
孙中山的国共合作主张，当时是得到了许多国民党人的拥护的。廖仲恺“是始终赞助最力的一人”，他“很勇敢很坚决去干”，堪称国民党改组的坚强支柱。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都深知国共合作是中国革命所必需，因而坚决拥护，大力赞助。历史证明，他们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此外，还有不少人，眼见国民党处在危难之中，如果没有来自国内和国外的革命的支援，确实难以有所作为，所以从某种意义和角度上（如希图外援）暂时赞成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显然，他们并不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当情况变化后，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便背弃了盟友，甚至走上反共的歧途。
但是，国共合作及其必然后果–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必然引起帝国主义和国内一切反动势力的反扑。这种逆流，不可能不反映到国民党内。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翼代表人物，采取各种形式阻碍和破坏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他们中的一些成员还在联共之初就赤膊上阵，公然反对国共合作。还有一些较为隐蔽的分子，他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企图利用共产党人的力量，利用工农的力量，利用苏俄的援助，以达到一己的目的；一旦国民党的势力有所增长，一旦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大大发展，他们就要抛弃盟友，甚至向盟友开刀。右翼代表或迟或早总要举起反共的旗帜，这就使国民党内左派和右派的斗争持续不断。面对这种情况，孙中山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不得不为维护国共团结进行有力的斗争。
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前，左右派的斗争便已日趋激烈。1923年1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刚发表，以邓泽如为首的十一人就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反对联共政策，发出了进攻的信号。邓泽如原是南洋华侨，为经营锡矿兼橡胶业的大商人，曾长期捐款筹饷支援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孙中山与他关系密切，给他的“手札盈尺，……自民国纪元前六年以来，几于无月无书”，“数十万党人无存（孙）先生之书多于泽如者”。（《〈孙中山先生廿年来手札〉序言》）尽管如此，孙中山对其反共勾当并不宽容，亲笔驳斥其谬论，指出国民党改组和联共的必要，告诫他们“切不可疑神疑鬼”。稍后，孙中山又发表了《致全体党员书》，详细解释联俄联共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严肃批评那些散布谰言的人，不是出于敌人破坏的行为。就是属于毫无根据的疑虑。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主要围绕《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案》和《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左右派之间的斗争，几乎贯串了整个议程。右派分子企图在会议中使用明的、暗的、直接的、迂回的各种手法，破坏国共合作。一些代表在右派分子的怂恿下，反对大会宣言的某些重要内容，动议讨论限制国民党员加入他党案，希图破坏国共合作。这两个重要议题在大、小会中都曾有激烈辩论，斗争十分尖锐。孙中山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他积极支持李大钊、廖仲恺等对右派的斗争，促使大会通过了《宣言》和《总章》，并对李大钊所提的关于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义正词严的声明作出相应决定。 代表大会之后，右派仍然不断兴风作浪，斗争一直持续不断。同年6月1日，黄季陆、孙科向中央党部提案，要求“制裁”共产党。18日，曾受孙中山严厉斥责而有所收敛的邓泽如，违背大会决议，又伙同张继、谢持以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向孙中山和中央执委会提出“弹劾书”，攻击共产党并要求“从速严重处分”。８月１日，上海有一批国民党员致电孙中山，请示“命令该共产党员全数退出本党，并予倾向共产党者以严重制裁。”（1924年8月4日上海《时报》）在此期间，沪、京、汉、穗、港、澳等地右派分子，相继提交“弹劾”共产党的议案达百余件，并印发了反对国共合作的《护党特刊》；广州《民国日报》、《民权旬报》及北京《民生周报》等报刊上，也纷纷出现“清党”文章。国民党中央监委会1924年提交中央执委会的十件议案中，竟有四件是反对国共合作的。
孙中山为解决联共政策所引起的各种误解、反对和纠纷，表明要坚定维护国共合作的决策，于1924年7月初发表《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再次重申联共主张，明确指出：“凡有革命勇决之心，及信仰三民主义者，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本党无不推诚延纳”，要求全体党员“屏除疑惑”。8月15日，又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专门讨论维护国共合作问题，并审定和发表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于全体党员之训令》。《训令》中再次肯定了代表大会决定的联共政策，明确指出：国民党容纳共产党是为了团结和集中革命的势力，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是为了团结和集中革命的势力；国共两党都是为着完成国民革命事业，目标一致而合作的；所谓“因为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是极为错误的。它告诫全体国民党员应当对于“前此争议，付之淡忘，惟相与努力于将来，以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中国国民党周刊》第四十期）
这一时期，孙中山再三强调说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好朋友，国民党员不能反对共产党员。他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迫切需要，也是完全符合各族人民共同愿望的。因此，他坚定地维护国民党的革命方针，维护国共两党的合作。在同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斗争中，态度鲜明，毫不动摇。孙中山多次对宋庆龄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宫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清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宋庆龄选集》第109页）这些话反映了孙中山反对右派分子和其他败类的坚定立场。他还针对右派队伍的复杂情况，利用历史的渊源、自己的威望和政治经验，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办法，以利于争取团结和分化。如对邓泽如等，多次严厉批驳其反动谬论和活动，教育他们；而对阻挠改组并在会议上无理取闹的张继，就采取驱逐出会场、加以囚禁的果决手段；至于对公然破坏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冯自由等，则坚决开除出党，毫不宽容。从而，使一些矛盾得以缓和，遏止了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保证国共合作得以顺利向前推进。
首次国共合作的模范执行者
国共两党的联盟，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合作，又是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合作。因此，双方既有一致，又有差别。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战友，孙中山在合作过程中十分信赖和尊重共产党人，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作到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无愧为共产党人的忠实盟友。
孙中山和共产党人的合作，使他的革命活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无论是他的思想还是他的实践，都发生了巨大的飞跃。虽然他长期形成的阶级地位和世界观仍在经常影响着他的活动，然而，孙中山毕竟是与时俱进的伟大的革命家，他不愿落后于现实，而是努力地使自己站在革命潮流的前列。每当遇到一个关系到中国革命能否顺利前进的重大课题时，孙中山总是以国家和革命的利益为重，虚心听取共产党人的意见，择善而从。 1923年11月发表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是孙中山委托筹备改组工作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起草，并经他亲自审定后发表的。宣言回溯了同盟会至中国国民党的二十年历史，指出革命党人虽然作了奋斗牺牲，但是中华民国“今日政治不修，经济破产，瓦解土崩之势已兆，贫困剥削之病已深”。在这种情势下，“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它进而提出：“关于党纲章程之草定，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而于组织训练之点，则务使上下互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恶留良。”应该承认，宣言显然反映了孙中山后期思想的变化，它指出了建立真正革命政党的重要，并探究了改组中国国民党以疗救中国的办法；但是，未能提出在新形势下进行革命的战斗纲领，同时，也没有制订相应的战略和策略。
然而，此后两个来月，由孙中山审定并经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较《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有了长足的进展。它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还提出了取消不平等条约，废除军阀所借的外债和确定人民的自由权利，改善人民生活等为主要内容的内政外交政策二十三条，作为国民党的政纲，并决定欢迎工人农民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毫无疑问，宣言的纲领部分和政策部分，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
孙中山把修改定稿的大会宣言案审定后，经由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大会讨论。由于一些人的反对，它成为大会尤其是宣言审查委员会中争论最多最激烈的问题，争论的焦点则是关于民生主义和对外方针政策。针对这种情况，孙中山一方面在大会上专门作了关于民生问题的说明，重申联俄“将来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并按照他的理解，阐述了“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另一方面在和鲍罗廷经过长时间的交换意见之后，虚心接受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放弃曾一度考虑以《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代替《宣言》的错误作法，“决定维护宣言的尊严”。（《胡汉民先生年谱》）至此，孙中山对大会宣言深表满意，他明确指出：它是国民党成立以来“破天荒的举动”，是这次大会的革命精神所在。宣言在大会以后要“管束吾人之一切举动”，“不可以自作自为”。（《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
1924年秋，为广东买办阶级控制的反动武装–省城商团军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阴谋发动反革命军事叛乱，颠覆正处在摇篮中的广东革命政府。在形势紧急、革命政府有遭覆没危险之时，孙中山因受国民党右派的包围、影响而一度缺乏信心和勇气，表现犹豫、妥协，甚至认为不能在广州再坚持下去，必须另谋生路。他于9月初决定再次北伐，征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并亲率北伐军离开广州，移大本营于韶关，希望向广东以外打开出路。 当时，共产党人是不赞成这次北伐的。早在商团叛迹初露时，他们就指出不可“姑息养奸”；后来，又多次要求孙中山对商团不应采取“优柔政策”，要予以迎头痛击。《向导》周报也连续发表评论，指出商团是“革命政府真正心腹之患”，因此，革命政府的军事计划应该：“第一步是解散商团军，第二步是讨伐陈炯明，第三步才说得上北伐。”（《向导》第七十九期）孙中山虚心考虑共产党人的意见，接受了正确的主张，在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军人促进下，采取断然措施，下令制止商团屠杀革命人民的反革命暴行，并调部分北伐军回师广州，弭平商团叛乱，以巩固革命根据地。革命军在人民支援下迅速消灭了叛乱，使广东革命政府获得初步稳定。
同年10月北京政变后，孙中山为了迅速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毅然决定接受冯玉祥等人的邀请离粤北上，进行革命的宣传、组织活动。前此十二年，孙中山也曾应袁世凯之邀北上，结果是掉入袁世凯的圈套，没有取得积极成果。这次迥然不同。由于他虚心地采纳了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因而对承袭袁世凯衣钵的段祺瑞所摆的圈套得以辨识，并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斗争。
孙中山在离开广州发表的《北上宣言》及过上海时对新闻记者的谈话中，呼吁召开有各人民团体、反曹、吴的各军及政党参加的国民会议，结束军阀统治，解决中国的统一和人民的自由问题。他说：“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孙中山选集》第964页）应当指出，关于国民会议的口号，原是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提出，并在1924年11月发表的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进行了明确阐述。孙中山赞成共产党所说的：“只有这种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因为它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出，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思与权能。”（《向导》第九十二期）他接受了这一主张，作为当时政治活动的主要目标。重病在身的孙中山对段祺瑞屈膝于帝国主义的“外崇国信”宣言和召开政治分赃的“善后会议”，极为愤慨，怒斥了这些荒谬主张，断然与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黑暗势力划清界限，拒绝参加“善后会议”，积极筹备召开国民会议，表现了坚决的不调和的态度。
上述三例，可以充分说明：孙中山在处理同共产党合作的关系中，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能够虚心听取诤友–共产党人的帮助，从善如流。孙中山为振兴中华艰苦奋斗四十年，其目的就在于使中国能够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也正是基于这一崇高的信念，才能够使他在国共合作中表现出如此崇高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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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和共产党人首缔的国共合作，不仅实现了北伐的大业，还为此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树立了两党并肩战斗的楷模。1937年前后，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之时，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再次携手，从而实现了抗日救国大业。今天，在共同完成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和振兴发达的事业中，首次国共合作的经验与教训，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次国共合作，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结成统一战线的最早的范例之一。它在世界的革命人民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特别是为许多遭受着同中国类似的苦难，进行着类似的斗争的亚、非、拉的广大人民，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与教训。
首次国共合作的实现，距今已六十年了。在这期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国家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回顾和总结孙中山晚年所走的国共合作的道路，可以断言：他的国共合作思想是伟大的，他为实现首次国共合作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后来者理应加以继承和发扬，庶几无愧于时代的重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