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是以义和拳为基础的群众性的反帝组织，它在帝国主义侵略与瓜分中国的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起，于1900年在北方进行了一场震撼世界的反帝救国斗争。义和团运动革命的正义性和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对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和鼓舞。孙中山鉴于清廷对八国联军之入侵“和战之术俱穷，四百兆之人，有坐待瓜分之势”，当年毅然命党人不失时机地发动了第二次反清武装起义——广东惠州起义〔1〕。孙及其战友始终对义和团运动有较正确的认识与评价。 当义和团在京津保地区高举“灭洋”旗帜，决心焚灭教堂，尽杀教民之际，“各报记录均称之为‘拳匪’、‘团匪’，唯《中国日报》独称之曰‘拳民’或‘义和团’”〔2〕；以后，孙在著述及演讲中， 曾强调义和团反帝爱国的性质，称颂义和团伟大的救国牺牲精神，指出其愚昧排外等落后的一面，肯定它的历史功绩与作用。孙中山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论说，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义和团运动认识的变化和进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及其革命派在进行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注意认真总结义和团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用于指导现实斗争。
一
义和团运动主要是一次群众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瓜分中国的爱国运动，它提出的种种口号皆以“灭洋”为主旨，鲜明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愿望，它斗争的打击锋芒，始终首先指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在华的侵略势力。孙中山对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性质，给予充分的肯定，指出它完全是由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侵略激成的，它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入侵与瓜分的、爱国的民族自卫战争。
1924年9月，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为“九七”国耻而发布的宣言中，详细而深刻地分析了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三大原因，充分肯定了这场运动反帝爱国的正义性。首先，孙认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行径使中华民族面临国破家亡之灾，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这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之一。该宣言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的藩属安南、缅甸等等，次第被他割去，我们的海口胶州湾、旅顺、大连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等等，次第被他抢去，各省势力范围次第被他划定。到了前清光绪二十四年的时候，瓜分中国的论调可谓到了极盛的时代”，“瓜分之说，唤醒了中国无数热血的人”，“怎怪得两年之后便发生了义和团事件呢！”〔3〕其次， 孙认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令中华民族无法生存而面临着灭种之祸，这是激起义和团反抗的又一原因，该宣言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强迫中国定了种种不平等的条约，领事裁判权啊，租借地啊，关税权啊，已筑就了经济上财政上侵略的基础。于是大发挥其对于殖民地的政策，将中国做成他的商场，源源不绝地销售商品，一方面又将中国的土地出产及人民劳力，来满足他掠夺原料、榨取劳力的欲望。这样绝人生计灭人种族的政策”，使中国人民感到“生计的压迫一日紧似一日，不由得不害怕，不由得不着急。这也是义和团运动发生的重要原因！”〔4〕再次， 孙认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尤其是传教士及教徒残民以逞的罪行，也是激起义和团反抗的一大原因。该宣言指出：列强除对中国实行政治和经济的侵略压迫外，“还有宗教的侵略。他们用政治力、经济力来耗夺中国人的物质还不算，又用宗教力来耗夺中国人的精神；一班神甫牧师依仗着他们的国力，包庇教民，干预讼词，欺压吃教以外的人，无所不至，受其虐者饮心刺骨。这也是义和团发生的重要原因！”〔5 〕上述这些分析应该说是全面而深刻的。在此基础上孙中山得出以下结论：“中国自有历史以来，以和平为民族之特性，有时不幸遇着他民族的侵略，才不得已而抵抗。……我们对于‘义和团事件何以发生’的一问，可以无疑无贰的回答：‘是因为帝国主义逼着他发生的！’”〔6〕
孙中山本世纪20年代对义和团运动起因进行实事求是分析而得出的历史结论，不仅纠正了当时某些国外学者强加给义和团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而且强调了义和团运动实质上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瓜分、挽救民族危亡而进行的一场正义的民族战争。关于后者，孙中山还在一些著述中不止一次提到过。如他指出“各国之野心家大倡瓜分中国之议……俄德遂试行其瓜分之政策于胶州、旅顺矣……无何，而扶清灭洋之义和团起矣”〔7〕；又说庚子年的义和团， “始意是要排除欧美势力的，因为他们要排除欧美的势力，所以和八国联军打仗。当时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联军的机关枪和火炮”〔8〕。
需指出的是，孙中山晚年对义和团起因与性质的正确认识，与他当时在共产党人帮助下对帝国主义本质认识的提高有密切关系。孙虽然忽略了义和团运动还兼有反封建的次要方面，但他对义和团反帝救国性质的深刻认识，却超出一般资产阶级革命者的认识水平，而达到了其应有的高度。
二
义和团运动是革命正义性与斗争落后性兼有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它一方面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的英勇牺牲精神，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农民阶级愚昧与排外等弱点。孙中山在论及义和团的活动与斗争时，高度评价和赞颂了义和团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指出他们的反抗斗争完全证明了中华民族不可辱和不会被征服，同时他又批评了义和团的迷信、落后与排外等弱点，表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盲目排外和不崇尚愚昧。
孙中山对于义和团的救国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怀有深深的敬意。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就高度赞扬义和团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战斗中，表现了“中国人民有敢死之气”〔9〕， 他们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为“自卫其乡族，自保其身家”，“持白刃以冲锋”，“视死如归”〔10〕。1924年在关于三民主义的讲演中，孙中山热情称颂义和团1900年6月在杨村一带反击八国联军入侵的战斗中， 表现了前仆后继的献身精神和崇高人格。他指出：西摩尔率领的侵略军“经过杨村，就被义和团围住了。当时战斗的情形，义和团没有洋枪大炮，只有大刀；所围住的联军有很精利的枪炮……便用机关枪去扫射义和团。义和团虽然是被机关枪打死了许多人，血肉横飞，但是还不畏惧，还不退却，总是前仆后继，死死地把联军围住”。他们“总是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经过那次血战之后， 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 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11〕。他认为义和团为挽救祖国危亡而誓死抵抗入侵者的高尚人格，“与庚子辛丑以后一班媚外的巧宦和卖国的奸贼比较起来，真是天渊之隔！”〔12〕的确，义和团救国殉道的自我牺牲精神与崇高人格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曾令敌人感到恐惧。侵略者惠尔泰就在日记中惊叹道：义和团“面对着来福枪和机关枪秋风扫落叶似的射击，还是勇猛冲锋，真是不能想像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勇敢的人了。”〔13〕
孙中山对于义和团的弱点与落后性，也客观地给予指出和批评。他认为义和团的落后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义和团有“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14〕，盲目笼统地排外。他分析造成这一错误举动的原因有二：一是义和团思想认识之差错所致。他指出“须知我们所反对的不是外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外国之持帝国主义者，固是我们的敌人，外国之不持帝国主义、或已抛弃帝国主义者，便是我们的朋友，怎好不分清楚，笼统地说排外呢？所以说他观察错误”〔15〕。二是清廷长期煽唆排外的结果。他指出：“历史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从远古直到清朝的建立，中国人……对于外国商人传教士从没有丝毫恶意歧视。……随着满清王朝的建立，政策便逐渐改变：全国禁止对外贸易，驱除传教士，屠杀本国教民，不许中国人向国外移民……并唆使中国人憎恨外国人，以免中国人因与外国人接触受其启迪并唤醒自己的民族意识。满洲人所扶育起来的排外精神，终于在1900年的义和团骚动中达到最高峰”〔16〕。其次，义和团的斗争方法有愚笨的一面。他批评义和团不懂利用地形来蔽体，而只会“用咒符”来“避弹”〔17〕；又指出他们“不知铳炮之利用，而只持白刃以交锋”〔18〕，“帝国主义者的势力，岂是舞大刀练拳头所能打破的？所以说他方法笨劣”〔19〕。再次，义和团误信清廷，而最后被清廷欺骗、利用和出卖，吃了大亏。他指出：“义和团还有一个极大的错误，想倚靠满洲来驱逐洋人，贸贸然的揭起‘扶清灭洋’的旗帜，遂致为满洲所利用，徒然牺牲了无数的精神物质……真是一件可痛惜的的事情。”〔20〕应该说，孙中山对义和团弱点的分析批评是全面而中肯的。我们从中可清楚地看到他思想认识与时俱进的巨大进步。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他晚年已将帝国主义分子与外国人民区分开来，从义和团分不清真正敌友的教训中，开始懂得了在反帝斗争中严格分清敌友的必要。（二）辛亥革命时期，他曾贬过义和团的举动“野蛮暴乱，为千古所未闻。”〔21〕晚年时他彻底纠正并放弃了这一错误观点，相反，他严厉地指斥“还笑义和团野蛮”的人们“连猴也赶不上”〔22〕。能随着时间的前进不断提高自己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并正确对待其弱点，这正是孙中山可贵的地方。
对于义和团的排外举动，孙中山一直作为革命的教训来吸取，再三力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不可有不文明的排外思想与行动。他在《中华国民军政府讨满洲檄》中，要求革命军“毋作妖言，毋仇外人，毋排他教”，并指出“昔南方诸会党，与燕齐义和团之属，以此三事，自致不竟”〔23〕，深刻的教训应予记取。他在同盟会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对外宣言中，都反对排外和主张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以睦邦交。辛亥革命后，他又批评党人反对利用外资进行国家建设的言行，认为这是受了义和团排外思想之影响。他晚年在签发给上海国民党人的训令中，更严厉批评党人提出让青红帮等秘密会社自由活动以排外的错误主张，并强调指出：“本党……对于狭隘酷烈的排外思想，认为于世界及人道有害，于国家及民族之独立平等亦有害而无利，故常努力防止之。当庚子之岁，满洲太后及其王公大臣提倡义和拳，揭扶清灭洋之旗帜，以实行虐杀外国人。其时本党起革命军于惠州，则依照国际公法，对于居留境内之外国人生命财产加以保护，证明满洲政府野蛮排外之行为，为本党所反对。自是以后，凡各处崛起之革命军，莫不对于外国人生命财产加以保护。……本党向来宣示之宗旨，不宜抛弃，宜继续禁止一切不文明之排外举动。所有党员皆当本此意旨，以指导国民，使勿入于歧途”〔24〕。显然，孙中山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借鉴了义和团的教训，始终力诫党人在思想行动上不得盲目排外。历史证明，他主张在民主革命斗争中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实是一项明智而正确的政策。武昌起义后，法国领事在领事团讨论是否干涉中国革命的会上，提出“孙逸仙之革命党，乃以改良政治为目的，决非无意识之暴举，不能以义和拳例看待而加干涉也”〔25〕，即可证明。我们不应将孙的这一对外政策视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由上可知，孙中山对义和团活动与斗争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既充分肯定其革命正义性与民族英雄主义，又指出其落后面及弱点。他作为一位革命家，往往结合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来评价义和团的功过是非，以期总结并借鉴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指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
三
义和团运动的高涨虽只持续了几个月，但其威力及影响却震撼世界。孙中山在继承义和团的反帝反封建事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充分肯定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高度评价它的伟大历史功绩及其对民主革命的深远影响与推动作用。
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功绩之一，是它将反对宗教及八国联军入侵与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相结合起来，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迷梦。孙中山充分肯定义和团的这一巨大历史贡献，指出义和团的革命行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野心和气焰，迫使其不得不改变侵华的政策和方式。他说：“外国人初次打败中国、和中国通商以后，以为中国很野蛮，没有用处，想自己来瓜分中国。及遇义和团之变，中国人竟用肉体和外国相斗，外国虽用长枪大炮打败了中国，但是见得中国民气还不可侮，以为外国就是一时用武力瓜分了中国，以后还不容易管理中国，所以现在便变更了方针”〔26〕，各国于是“变其政策，不倡瓜分，而提议保全支那之领土，开放支那之门户”〔27〕；他又说：自辛丑和约后，列强“政治上武力上的侵略便放松了些，经济上财政上的侵略却加紧起来。从前对于中国官吏是一味的恃蛮逞强，如今不然了，留心的寻着一个傀儡，颠之倒之，无不如意”与“得心应手”〔28〕。孙中山的这些看法，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义和团运动作为一次失败了的农民反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当然不可能完全阻止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行动，但它表现出来的坚毅勇敢精神，却迫使列强当时不敢、也永远不能瓜分和灭亡中国。对于此甚至连八国联军的头子、德国元帅瓦德西也承认。他在日记中曾叹道：“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29〕。列强在其瓜分梦呓破灭后，只得推行其以华制华、保全中国的侵略政策。
义和团的又一历史功绩，是它以血的教训令清廷完全暴露出残民媚外的反动本质，从而激发了国民救国的热情，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潮的到来和高涨。孙中山高度评价义和团的这一巨大历史影响，指出义和团运动的英勇斗争及其壮烈失败，直接或间接地为民主革命运动的勃兴开辟了道路。他认为义和团运动对中国民主革命斗争的推动与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孙中山承认义和团运动的英勇奋斗，进一步激发和坚定了自己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清革命的决心和信心。孙在忆及义和团运动对他的影响时强调了两点：（1）义和团斗争的高涨， 直接激发了他发动广东惠州起义的决心。他说：“当外国人劫掠了京城，亵渎了神明，皇权的威信扫地以尽，位于北京中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宫遭到侵略铁蹄的蹂躏的时候，变革的时机就在成熟了”〔30〕，“予以为机不可失，乃命郑士良入惠州，召集同志以谋发动；而命史坚如入羊城，召集同志以谋响应……庚子之役，为予第二次革命”〔31〕。（2 ）义和团运动唤醒了国人和暴露了清廷虚弱腐朽的本质，增强了他反清革命必胜的信心。他指出义和团运动前，“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当时国人视革命者为乱臣贼子与毒蛇猛兽；义和团运动后，“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32〕。于是他领导革命党人制订了推倒清廷君主政体、创立共和民国的革命计划，并坚信清廷是“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1900年义和团战争时，联军只需为数不足两万的军队，就能击溃满清的抵抗，进军北京并夺取北京城，我们以两倍或者三倍于这个数目的人力，毫无疑义的也可以做这一点，而且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从我们的爱国分子中征募百倍千倍的更多的人”〔33〕。可见，孙从清廷已腐朽不堪、民众正在觉醒的国情出发，树立起了民主革命必胜的信念。
其二，孙中山指出义和团以其壮烈牺牲的血的代价，激励中国志士学习西方进行社会改革，从而迎来了民主革命风潮的全面高涨。他认为义和团的失败，是促使中国志士仿效外国进行共和革命的动因之一。他说：“由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人便知道从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够和外国的洋枪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欧美的新文明，的确是比中国的旧文明好得多……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够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仿效外国改革政治，成立民主政体……这是中国政治思想上一个最大的变动”〔34〕；又说义和团失败后，“支那内地新闻杂志、新书出版，多共和政体之观念。此为学术界之变迁”〔35〕。他还强调义和团运动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促成了民主革命风潮的到来与高涨。指出：“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发矣”〔36〕；“自庚子以后，中国内外人心思想日开，革命风潮日涨”〔37〕。他又指出当时革命风潮的高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内地人民的反清起义继续不断，一方面庚子义和团斗争的余波转向“扫清灭洋”，另一方面又爆发了新的反清斗争，如1902年广州党人图谋的起义，1904年王和顺、陆亚发发动的广西会党起义，还有致公堂的反满斗争等。二是国内外学生界和广大侨胞迅速地由爱国走向革命。他指出：义和团失败后，“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他们或著书宣传“排满革命”，或办报刊“鼓吹革命”。“于是民气为之大壮。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38〕。
我们从孙中山肯定义和团历史功绩与贡献的论说中，可以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派从义和团的战斗中得到了启示和鼓舞，他们对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中蕴藏着的革命力量，开始有了某些新的认识。此后，孙本人和革命派中的不少有识之士在武装反清斗争中，都注意寻求与农民阶级有密切关系的会党的支持，应该说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应当承认，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与义和团不仅在时间上有承接关系，而且还存在着某些历史的内在联系。义和团失败过后11年，辛亥革命就取得了推翻清朝政府的伟大胜利。这绝不是偶然的，其中部分原因是义和团运动给清廷腐朽统治以一定的暴露和冲击，为辛亥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扫除了某些障碍，而以孙为首的革命派又注意吸收义和团斗争的经验教训，用于指导当时的民主革命运动。但我们更应该看到，辛亥革命运动本身却是与义和团不同性质的崭新的革命运动。当义和团运动在北方高揭“扶清灭洋”旗帜进行如火如荼的反帝爱国斗争时，孙中山在广东发动的惠州起义却提出了“驱除满洲政府，独立民权”的政治口号〔39〕。他多次强调这次起义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华南地区“新建一个共和国”〔40〕，以便“以联邦或共和政体来代替帝制统治”。〔41〕外国人也认为这一次起义，与“各地蜂起的排西教会匪异趣，宣称以覆满洲政府为目的”〔42〕，“其军令所出悉以西法为准绳”〔43〕。由此可见，孙中山当时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革命与义和团运动相比，虽然力量和影响较小，但它却是更高层次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赋予了新时代内容和含义。因此可以说，义和团运动起了划分历史阶段的作用，它以自己壮烈的斗争与失败，送走了中国近代史上农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迎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的勃兴与高涨。
综观全文可知，义和团运动实质上是中国农民阶级为反对列强侵略瓜分中国及反对清廷卖国祸民而进行的一场爱国自卫战争。它与孙中山同时期及稍后领导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运动，虽在打击的主要对象上各有侧重——义和团重在反帝国主义者，辛亥革命主要反封建清王朝，但它们同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因此，义和团运动自然就引起孙中山的关注。孙在本世纪初曾对义和团运动作过不少客观而精辟的论述：他充分肯定义和团运动反帝爱国的革命正义性质，客观指出义和团斗争方法落后的一面，高度赞颂义和团伟大的英雄气概和不朽的历史功绩等。这些深刻的见解，集中地代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对义和团运动的正确认识，反映了他们对义和团反帝反封建事业的认同和继承，表明了他们认真总结与吸取义和团运动经验教训的正确态度，显示出他们随着时代前进而对义和团的整体评价不断有所提高。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义和团运动曾给孙中山及其战友以巨大的鼓舞和影响，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接过义和团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重担，标志着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救国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孙中山作为一位革命家而在民主革命过程中经常论及义和团的功过是非，旨在从义和团的斗争中吸取政治与精神力量，并以其经验教训作为自己制定与采取革命斗争方略的历史借鉴。当然也不可否认，他的不少正确论断，对后来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迪或指导作用。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2、203页；《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198页。
〔2〕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 年版，第216页。
〔3〕〔4〕〔5〕〔6〕〔8〕〔11〕〔12〕〔15〕〔19〕〔20 〕〔22〕〔23〕〔25〕〔28〕〔34〕《国父全集》第1册，台北，1973 年出版，第909——910页，911页，910页，909——910页，119——120页，120 页，910页，910页，910页，910页，911页，767页，503页，911页，120 ——121页。
〔7〕〔9〕〔10〕〔14〕〔16〕〔18〕〔21〕〔27〕〔30〕〔33〕〔35〕〔37〕〔40〕〔41〕《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82页，382 页，223页，223页，251页，223页，382页，382页，211页，254——255 页，246页，252——253页，189页，211页。
〔13〕转见《义和团的反帝斗争》第60页。
〔17〕〔26〕《国父全集》第2册，台北，1973年版，第499页，746页。
〔24〕《国父全集》第4册，台北，1973年版，第1205——1260页。
〔29〕转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 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第86页。
〔31〕〔32〕〔36〕〔38〕《孙中山选集》，第198——199页， 197、199页，199页，200页。
〔39〕《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41 页。
〔42〕参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一《两广地方骚扰报告之件》。
〔43〕《万国公报》第145卷，总第1939页
（文章来源：《文史哲》1998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