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向来是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亲眼目睹近代中国农业凋敝、农村落后、农民艰辛的现状后，在三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十分关注近代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即今人所称的“三农”问题），并将此问题与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经济建设紧紧联系在
一起加以思考，在其著述和讲演中不厌其烦地阐释了“三农”问题。
农业为“其他种种百业之母”，是社会的“基本生业”（马克思语）。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重农传统不断受到挑战，农业的基础地位开始动摇，“以商立国”、“以工立国”的思潮叠起，洋务大员举办军工民用企业兴致盎然，对农业的现代化却熟视无睹。然而，走上革命之路的孙中山对“三农”问题倒不曾忘怀。他在《农功》一文中指出，“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华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这表明具有时代眼光的孙中山已经放弃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固守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观念，体现了资本主义化的时代色彩。需要强调的是，孙中山在此虽将农业与商业放在同一平台上考量，但在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时，他还是有所侧重的。他认为，农业是“其他种种百业之母”，农业一兴，“则凡百事业由之而兴矣”。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在中国这样一个把吃饭视为“顶重要的民生问题”的国度里，没有什么比农业问题更重要了，只要“吃饭问题能够先解决，其余的别种问题也就可以随之而决”。由此可见，孙中山对农业地位的认识已上升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理性高度。
“今日第一件事，便留心到农民。”早知稼穑之艰难的孙中山对农民怀有深厚的情感，他在早年打量的是农民的生活状况与生产环境，“试观吾邑东南一带之山，秃然而不毛”；“军兴以来，四民失业，而尤以农民为最。田野荒芜，人畜流离，器具谷种之类，存者盖鲜”。孙中山还分析了农民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这就是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如农民辛辛苦苦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几乎不能自养，这是极不公平的现象。所以他主张在政治上、法律上制定一系列规定来保护农民的权利。从立法的角度保护农民的权利，既是孙中山法制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增加农业产量的有效途径。后来，孙中山通过对多年的民主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对农民的革命作用也开始重视起来。1924年7月，国民党召开党员联欢会，孙中山看到衣衫不整、肤色黝黑的农民冒着烈日前来参会，异常兴奋地对身边的宋庆龄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宋庆龄选集》，页21）。他看到了蕴藏在农民这一弱势群体中的巨大革命潜能，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农民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因而土地问题也就成为“三农”问题的核心。孙中山认为，土地为“人类所依附而存者也”，要解决农民问题，关键就是处理好土地问题。对于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孙中山极为重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无土地则无人类，在生产的土地、人工、资本三要素中，唯有土地是“人类所依附而存者也”。他还把土地与资本并列，视为解决“民生主义”的两把钥匙。如何解决中国农民最关切的土地问题呢？孙中山经历了从“平均地权”到“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旅程。在同盟会时代，他将“平均地权”作为基本政纲，主张通过“核定地价”、“照价纳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的办法和步骤，来达到解决农民自身问题和造福社会的双重目的。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有这样的评价：平均地权是“解决社会问题之第一步方法”。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顺应时代潮流，在“平均地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并把它写入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在其后的《三民主义》演讲中，孙中山也反复强调：“民生主义真正达到目的，农民问题真正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从“平均地权”到“耕者有其田”，反映了孙中山对土地问题认识上的飞跃，通过变革封建生产关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从而解放农村生产力，为农业发展提供前提和保障。
制度建设是农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近代西方国家农业发达无不是非常重视农政的结果，农部有专官、农功有专学、农法有良规。这与近代中国的当政者不重视农政形成鲜明对照。对此，孙中山提出了强烈批评。他说：“劳务劝相，虚有其文，补助巡游，今无其事，民亦因循简陋，聊毕此生。盖官民之相去远矣”；洋务大员引进西学，唯独没有农业科学技术，他更是焦虑不已。所以，孙中山强调指出，“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怎样加强农政，促进农业的进步？孙中山认为，首先应仿效西方，从中央到地方设立各级农官，加强农业管理。对各地负责农政的官员，在到任数月后，应对其负责的各项事务进行考核，并建立严格的奖惩机制。其次，发挥政府在兴修农田水利中的作用。近代以来，水利失修，昔日利于农田的水道河渠却变为农田之害，究其原因，乃是无专职之农官引导农民兴修水利，管理水利。他指出，印度的恒河和美国的密西西比河的水患不亚于黄河，但由于美、印政府重视水利建设，故未能给农业带来巨大灾难。所以，他提出，大江大河的治理，必须由国家统筹安排。此外，他还提倡科技兴农。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制约其发展的因素很多，其中科学技术对农业有极大的。影响。孙中山认为，政府应建立一定的机制倡办各类学校，培养农业人才；改良土壤，化瘠土为良田；因地制宜，多种经营；推广科技种田，提高农业产量；设立制造厂，发展副食品生产。由此可见，孙中山看到了政府在兴农方面的积极作用，抓住了“三农”问题的要害。
孙中山离开我们近80年了，但其关于“三农”问题的思考，在“三农”问题仍未获得圆满解决的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特别是孙中山在戎马倥偬的革命生涯中时刻不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精神更值得我们今天大力弘扬。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04年3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