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早期与苏俄合作的大致经过，早已尽人皆知。其北伐革命之发动与最初的成功，曾得到苏俄相当助力，也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一北伐的实现，首先就在于有了广东这一至关重要的战略出发点。为了建立和巩固这块革命根据地，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经历了许多周折与艰辛。但今天已经很少有人了解，在几经磨难后，孙中山以及蒋介石等最初求助苏俄的时候，其实主要并不是要在广东，而是要背靠苏俄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建立军事基地，从那里向北京政府发动进攻。当年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俄去「访问」近三个月时间，其本意也同样是为了同俄国人一起去研究和具体实施这个西北军事计划。蒋介石兴致勃勃而去，却又极度反感而归，恰恰也是与苏俄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否定了他们的西北计划一事有关。了解这一切，对于深入了解孙中山、国民党与苏俄合作关系最初的形成过程，以及蒋介石与苏俄以后的恩恩怨怨，无疑都是有益的。
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的初步提出
1918年5月，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因西南军阀的背叛而失败，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转往上海。之后，孙中山「专理党务」，致力于中华革命党的改组工作。但与此同时，他也在积极地寻找境外的支持者。一方面，孙中山秘密同日本银行界接触，寻求援助；另一方面，他也对俄国革命的胜利格外感兴趣，开始了与苏俄领导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只是，这时苏俄恰恰正受到十四国的军事干涉，其本身尚未巩固，孙中山自然也不会迅速提出求援问题。但孙中山早就对联合俄国并取得后者援助抱以期望，这是没有疑问的。此可证之于孙中山1918年1月28日在广州一次宴会上的谈，他当时曾明确讲：「此后我国形势，应注意于西北，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1]而3月13日，孙又一次谈到他的这一想法。当天他曾有电报给重庆靖国军总司令代省长黄复生，说明：「义师讨逆，及将来对俄关系，不可不预注意于西北边」。[2]他这里再三强调的注意中国西北边，寄希望于西北方面大发展云云，其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
欧洲和日本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到1920年逐渐归于失败。1920年4月所谓「远东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苏俄新政府的统治已经开始扩展到俄国的远东地区来了。与此同时，苏俄政府也迅速开始了在中国寻找支持者的工作。孙中山在上海先后会见了前沙俄海军军官，后拥护苏俄政府的波达波夫（Potapoff）、陆军中尉波波夫（Popoff）、上海俄侨事务局负责人马特维也夫——鲍雷德（Matriev Borid）、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等人，对苏俄的稳固和强大开始有了较深的印象。而在此前后，他还收到了参加苏俄内战的华人红军战士和旅俄华工联合会辗转从基辅打来的声援革命的电报。[3]这使孙中山对利用苏俄援助及其在西北方向招募军队，进攻北京政府深感兴趣。在这一年夏天，在俄国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局[4]刘江返回中国上海，会见了孙中山，与他讨论了从新疆、蒙古和华南分三路合击北京政府的军事可能性问题。根据刘回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向俄共（布）阿穆尔州委会提供的报告说：双方约定，立即把华南、俄国中部和远东地区的中国革命力量联合起来，为此计划在远东的布拉戈维申斯克设立领导中心，同时把新疆作为驻扎苏俄军队和华南军队的集结地，在在新疆地区征召志愿者。为此，孙中山马上将向莫斯科派驻两名代表，他们不久即将到达布拉戈维申斯克。[5]
刘江提到的孙中山的代表之一，就是先后担任过孙中山警卫团团长和大元帅府参军的李章达。这一年9月，李章达受孙中山派遣经黑龙江前往苏俄。孙中山要求李章达务必到达莫斯科，代表他本人正式向苏俄政府提议缔结一项军事合作的协定，请求苏俄红军于次年，即1921年春季从俄国的土耳其斯坦进兵中国的新疆，深入甘肃接应并援助四川的革命党人，推动中国各地的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李章达当年10月底到达布拉戈维申斯克（即海兰泡），但直到次年春天才到达莫斯科。[6]。关于李赴苏使命的这一内容，我们可以在另一位苏俄来华代表的报告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1920年11月进入中国东北的这位苏俄代表的名字叫索科洛夫· 斯特拉霍夫（Soclov Stlahoff）。他这时的公开身份是记者，来华后曾前往北平和上海，会见了国民党方面的领导人。他在1921年4月21日写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国民党人曾两次向他提出关于请苏俄从西北方向给予援助的问题。报告称：1921年1月12日，《民国日报》的编辑戴季陶提出，他应该见一见刚来上海的国民党领导人及广州政府成员李烈钧。[7]会晤预定在一所私人寓所进行。由于白天寓所受到严密的监视，所以他是在编辑部给他派去的一位向导的陪同下，深夜才前往那里去会晤这位国民党要人的。在法租界华龙路四十四号这处私人寓所里，李烈钧强调，整个国民党都「力求通过秘密派遣代表沟通情报，特别是缔结必要的协定，来实现与苏维埃俄国的亲密诚挚的关系」。这位国民党人所说的关于缔结必要的协定的内容，「证实了李章达事先讲过的情况」，即国民党人希望苏俄方面能够从中国的西北边疆为中国革命党人提供援助。斯特拉霍夫在报告中具体解释了关于李章达在海兰泡对他所说的计划内容。称：
我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时候，于1920年11月结识了国民党员李章达，他给我写了引 孙逸仙博士、李烈钧等人的信，并告诉我说，他想来莫斯科，要以孙博士的名义向苏俄政府建议签订在华联合行动的协议。孙逸仙博士想签订的军事协议，是旨在使红军从俄国的土耳其斯坦方面向新疆发动春季攻势，直逼中国西南四川省首府（成都）。据章达说，四川省约有4万名国民党人，已经做好策应这次行动的准备并会兴高采烈地迎接红军。
当斯特拉霍夫怀疑让苏俄红军深入中国境内来担任这样的进攻任务，是否可行时，李烈钧却表示相信，既然「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国内消灭封建制度」，那么，「为了革命的成功，他们可以采取一切手段」。[8]
在1921年初另外一份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中，也曾隐隐约约地提到过这件事。[9]不过，在已知的这时提到过这个西北计划的俄国人当中，既没有人对它表现出明显的热情，也没有人提出过反对的看法。斯特拉霍夫在他的报告中只是强调说：「最近几年来，国民党几乎是唯一强大的政党」，「在中国，还没有其他更革命、更有组织的力量。显然，无论是在劳动群众当中，还是在小资产阶级当中，国民党都深受爱戴」。因此，他的结论是：「１、尽快与广州政府建立联系，是我们远东政策最迫切的任务；２、建立这种联系的目的在于，在居民和广州政府中寻找有能力在中国发动全民起义以反对整个远东地区美、日资本压迫的分子」。[10]
苏俄政府支持孙中山的计划
苏俄政府对孙中山和国民党这一建议的反应，最初看来还是比较积极的。只不过，几乎还在斯拉特霍夫进入中国之际，孙中山对争取苏俄援助的热情，就已经在开始在降温了。这是因为，孙中山于1920年11月底又得以在部分西南军事领导人的支持下，重新回到广州，并很快组建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踌躇满志地开始准备发动推翻北京政府统治的北伐战争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孙中山自然不会再考虑请求苏俄援助的问题，毕竟这个时候的苏俄几乎遭到所有西方国家的排斥。因此，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Mring）[11]1921年1、2月间前往桂林与广州，同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领导人接触时，虽然部分国民党领导人仍旧相信有必要通过苏俄，「要么在蒙古，要么在西伯利亚，组织北方的中国革命者」，孙中山却明确表示，他目前不能同苏俄公开结盟。据马林报告说：孙中山的意见是：「如果他不联俄，他就能够在不受列强干涉的情况下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而联俄则会给中国「造成不利局面」。因此，「只要他的北伐还未完成，联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过早的联俄会立即引起列强的干预」。[12]甚至直到1922年2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接见新任「赴俄全权代表」张秋白时，苏俄方面仍旧搞不清楚孙中山究竟是否愿意与苏俄建立更密切的关系。[13]
再度提出西北军事计划的设想，又是在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之后。1922年6月，因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刚刚建立起来的广东根据地和刚刚开始发动的北伐作战毁于一旦，孙中山为此痛心不已，曾公开发表《告国民党同志书，称：「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未有甚于此役者！」[14]至此，党内同志，特别是军事领导人蒋介石等，都力主联俄，孙中山亦不得不痛下决心，再度要求苏俄从西北向其提供援助。
8月25日，孙中山甫到上海就意外地收到苏俄新任驻华全权外交代表越飞（Adolf Joffe）从北京的来信，希望与他建立密切关系。越飞的建议与孙中山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当即写信给这时还在福建的蒋介石，要其「早来备筹一切」。函称：「某事近已由其代表专人带函来问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办法，予已一一答之。从此彼此已通问讯，凡事当易商量矣。彼有一军事随员同行，已请彼派此员来沪，以备详询军事情形，想不久可到也。」[15]
孙中山这时提到的越飞的军事随员，名叫格克尔（A. I. Gekker）。越飞与孙中山之间的联络，基本上都是由格克尔在中间传递信件。在经过一段接触之后，9月29日，格克尔、马林及担任翻译的上海俄文生活报编辑古尔曼三人与孙中山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在会谈中，孙中山详细地介绍了他对苏俄从西北方向提供军事援助的设想。他强调：中国需要统一，也能够统一，但国民党需要一个支持统一的朋友。「这个朋友只能是俄国」。他想在西北边境地带或土耳其斯坦组建自己的军事力量，并可以从俄国得到武器弹药，因为国民党在其他地区的军事组织装备很差，而要进行统一的战斗必须组建起独立而可靠的武装力量。他再三询问：「俄国是否帮助他在西部（西北部）组建这样的武装力量呢？」「俄国能为这样一支革命军队提供交通工具、弹药和武器吗？」俄国能否援助飞机、汽车、火炮，以及是否有很多机构，等等。他还特意指着地图告诉格克尔有哪三条路线可以提供援助，而他最看好的则是经过土耳其斯坦，尽管这条路线最长但也是最可靠的路线。[16]
10月上旬，孙中山在其上海的寓所再度会晤了这时既是共产国际代表，又在协助越飞工作，因而负有苏俄外交使命的马林。孙中山又一次解释了他关于由苏俄帮助在西北创立军事基地，组织自己军队的设想。他随更进一步告诉越飞的代表说，他的计划是，以他的名义，也就是直接指明根据他的请求，苏俄派一个师的红军占领东土耳其斯坦的新疆省，那里只有4000名中国士兵，不可能进行抵抗。而新疆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可以在那里建立中俄德三国联合公司来开发这些资源，建设钢铁厂和兵工厂。而他本人也可以到新疆去，他同意在新疆建立任何一种制度，甚至是苏维埃制度。他为此愿意派他的一位将军到北京来与越飞秘密商讨这件事。[17]对于让苏俄红军进攻新疆一事，马林颇不以为然，他在写给越飞的信中明确讲，他不认为红军可以轻率地进入中国。越飞这时对马林的意见也完全赞同。当马林向他汇报了这一情况之后，越飞相当肯定地支持了马林的看法，称：「孙的关于在东土耳其斯坦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异想天开的计划，我已经报告莫斯科，并附上我的意见，我也认为只要孙博士还不是正式的中央政府中的人物，我们就不能做占领中国的打算，甚至不能向他提及此事。」[18]
格克尔以及马林对苏俄红军出兵新疆的犹豫态度，使孙中山意识到向苏俄求援「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并非如最初想象中那样简单。[19]但这并不能使其放弃要求苏俄援助的初衷。12月20日，孙中山直接写信给越飞，一方面劝告越飞不应当承认北京政府并与之谈判，一方面更直截了当地向越飞提出了他的西北军事计划的大胆设想。函称：
总的形势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使我现在可以提出一项建设性的政策，即我本人作为我国受压迫同胞的代表同你们的政府实行合作。从我离开广州以来，我开始认识到以广州为根据地的弱点，因为它是英国势力和海军强国支配的中心。然而，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我不能放弃广州。在过去几个月间，我已在着手创造一种能使我请您的政府用一种实际方式进行合作的局势。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的帮助，等等。你们的政府能通过库伦支援我们吗？如果能够，将支援到什么程度和在哪些方面？…… 如果你们的政府对我的计划有兴趣——它是一个大胆的新计划，首先是一个革命的计划——那么，请派一些能胜任的人来，为了早日采取行动，同我进一步讨论这个计划。 如果计划在明年即付诸实行，那就会有成功的良机。拖延，只会使资本主义列强帮助反动势力进一步巩固它们自己在中国的地位。[20]
孙中山在这里清楚地说明了他的西北计划的要点。引人注目的是，孙中山取消了他前此设想中的要求苏俄出兵的内容，改为自己由四川北上甘肃、内蒙古，接通外蒙，获取军事物资，并开辟一条由西北打到北京的进攻路线。
其实，还在孙中山以文字形式向苏俄政府正式提出他的西北计划之前，苏俄方面已经得到了越飞转去的有关信息，并且明确通知越飞可以对援助孙中山的计划加以考虑。因此，在1922年12月由越飞与马林共同起草的关于苏俄在中国的工作提纲中，「俄国必须答应给国民党以援助」的原则事实上已经确定。[21]
问题仅仅在于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和具体从哪一方面来提供这样一种援助。而越飞和马林这时更多注意的只是，「谁是中国真正的政府，我们应该跟谁打交道？」越飞在随写给莫斯科的一封全面分析对华政策的信中特别写道：「如果说现在，事态将按可以预见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同孙逸仙的直接联系将通过蒙古和中国的土耳其斯坦确立下来，那时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仍像过去那样客气地对待毫无用处的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中国中央政府，还是像孙逸仙在最后给我的一封信……中所要求的那样去做更好些呢，也就是说转而采取真正革命的政策，承认孙逸仙的革命政府是中国合法政府，并只同他打交道。」[22]
根据1923年1月上旬苏俄政府的指示，越飞在与北京政府就蒙古以及中东铁路问题的谈判不得要领之后，转而于1月下旬前往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了正式的谈判。越飞的态度很明确，即他有必要要求孙中山为了苏俄的援助在这蒙古和中东路问题上做出让步。谈判的结果，双方达成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文件，这就是有名的《孙文越飞宣言》。越飞果然得到了孙中山关于同意维持中东路现状，和同意苏军暂时驻扎外蒙古的承诺，而越飞则保证：「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孙中山并「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23]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在上海就孙中山提出的「长远计划」（包括组建尽可能集中的领导机构和加强国民党党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组织自己的军队，如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等）和「应急计划」（包括迅速提供资金和运送武器到南方帮助国民党夺回广东等）达成了某种共识，越飞同意提请苏俄政府考虑在一定限度之内提供这种援助的可能性。在会谈后越飞上报给莫斯科的电报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双方讨论的具体内容。
越飞报告称：孙逸仙向他提到了两套打败北京政府的计划。其第一套计划要首先消灭陈炯明，然后与东北的张作霖一起对曹琨、吴佩孚政权实行两面夹击。根据孙本人的意见，这套计划的致命弱点是：第一，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孙逸仙不可能投入必要数量的军队去进攻吴佩孚，因此也就不可能将他彻底打败。为了消除这种危险性，他需要最多约200万墨西哥元（相当于几乎同样数目的金卢布）的资助，而他坚定不移地希望我们给提供这笔款项。第二个危险是，张作霖占领北京后由于吴佩孚把注意力放在同他作战上，张可能改变主意，不愿把北京交给孙。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坚定不移地指望得到苏俄的帮助，即希望红军能够佯攻东北，以便把张的力量从被他占领的北京引开。考虑到第一套计划不能成功的话，他已经制定了第二套较长期的计划，这套计划即他此前反复考虑过的西北军事计划。而这套计划，将促使孙把自己的纲领建立在完全不依赖帝国主义列强而单纯依靠苏俄的基础上。孙就此解释说：他长期以中国南方做为自己的根据地，但也因此备受列强，特别是英国的牵制，不得不按照它们的笛声跳舞。故他更期望把自己的基地转移到国内腹地，比如更靠近苏俄的省份。他相信，在东土耳其斯坦及其毗邻的省份，他的影响力相当强大。只要占据这一地区，然后通过广西、四川、山西等省份，他可以把10万军队转移到蒙古边境地区去。这样就可以经过东土耳其斯坦和库伦取得苏俄的直接援助。经过一两年时间的装备和训练，他就可以成功地发动对北京的进攻，而不必再担心列强的干涉。[24]
为了更进一步具体讨论这个问题，孙中山随后还专门派廖仲恺陪同越飞前往日本热海进行了秘密会谈。很显然，越飞被孙中山的革命热忱打动了。他用书面形式向莫斯科提交了一份对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的完整意见书，建议既要准备向孙提供200万金卢布的援助，也要考虑到必要时向张作霖发动佯攻，同时尤其要准备在一两年内向孙的10万军队提供武器及军事教官，因为「目前中国正处在历史上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也不应忽视南方的根据地。[25]终于，根据孙中山的提议和越飞的意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于1923年3月8日开会正式讨论了孙中山的提议，会议决定同意在中国西部建立一支由孙中山控制的军队——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同时向孙中山提供约200万金卢布的财政援助，并同意为孙中山派遣军政人员充当顾问。[26]5月1日，仍在热海疗养的越飞通过电报向孙中山通报了苏俄政府关于同意其计划的鼓舞人心的正式决定。电报在说明苏联政府准备为国民党提供200万金卢布的援助以外，特别提到了对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的答复意见。电报说：
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质援助数额很小，只能有八千支日本步枪，十五挺机枪，四门「奥里萨卡」炮和两辆装甲车。如您同意，则可利用我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军校（而非野战部队）。这就可以为在北部和西部的革命军队准备好举办政治和军事训练班的条件。[27]
严格地说，苏联政府的决定距离孙中山的设想还有不小的差距。孙中山在提出具体建议时，曾明确表示希望苏联方面会提供「帮助10万士兵」的装备，并且希望新的战略基地能够建立在蒙古边境地区等超出北京政府势力范围以外的地区去。但即便如此，能够得到这种程度的援助，对国民党也已经是空前规模了。它毕竟使一向只能利用各种军阀武装来革命的国民党人，从此可以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来了。因此，孙中山的反应十分积极。他很快于5月12日致电越飞，称：
贵国五月一日复电使我们感到大有希望。第一，我们当感谢贵国政府的慷慨允诺；第二，我们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第三，我们将用大部分精力去实施这些建议，并派代表赴莫斯科详细磋商。[28]
蒋介石受命出使莫斯科
既然苏联方面决定支持国民党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孙中山本应迅速开始派人前往莫斯科就此一计划作具体商谈。但因支持孙中山的军队于1923年1月再度克复广州，孙中山于2月又回到广州并就任陆海军大元帅，整日里陷于争夺广东和应付陈炯明的战斗之中，具体实施西北计划的工作因此而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孙中山这时最关心的显然是尽可能保持住刚刚到手的广州这块根据地，在西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只能被暂时放到一边去了。因此，他这时接连去电越飞告急，要求立即「支付已承诺的援款中的第一次付款」，称「文急需经费以解决广州事，届时方能抽身为最后解决全中国问题制定出西北计划」。[29]
这时越飞、马林等人对孙中山的这种做法十分不解。越飞三番五次地要求孙中山从目前的战争中抽出身来，首先帮助苏俄解决与张作霖在中东路问题上的争执。声称：「我们给中国人民的太多了，这个不可能再给了。孙必须看到，整个中国，还有他自己，都处在帝国主义干涉的危险之中，……在此种情况下，我们是唯一同中国站在一起的国家。我已为孙做了许多事，将来还要尽可能为他办事，但是目前在铁路问题上孙必须帮助我，否则会出现麻烦」。[30]而马林则反复强调：「如果援助只是有利于旧策略的继续，供养那些与革命的国民党毫无关系的将领们，如果这种危险存在，就不要给予援助。最好是在对方保证不把援款用于南方的军事行动之后，再开始提供援助」。他认为，应当把援款的三分之一用于改组国民党和进行反帝的宣传工作，「余款用来在北方或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军事组织」。「从经济上支持孙在南方的军事计划并无益处，那些计划其实并没有革命意义」，因为把俄国的钱用于援助广东的战争，「就意味着慷慨解囊资助热衷于继续争战的将领们」。[31]
结果，一方面是孙中山忙于广东的战争，一方面是越飞和马林因不满孙中山的行动而态度消极，因此派遣代表到莫斯科去具体商谈西北计划的事情，一直拖到7月中旬才最后确定下来。但孙中山显然更希望能够迅速在北方招募到相当的士兵，为此他甚至提议是否先到苏俄的西伯利亚去征召华侨组建军队。他让廖仲恺去向马林说明他的这一想法，即成立一个五人小组，具体负责在西伯利亚组建军队的问题。这个小组中的人全是中国人，其中4人是国民党员，小组的任务是对西伯利亚乡镇的华裔人员进行调查，以便判断能否由这些人组成军队。马林对此显然表示怀疑。[32]考虑再三，孙中山最终还是下决心派蒋介石以其代表的身份，组织一个「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要求苏方尽快提供第一批援款，派遣军事顾问前来广东，协助他编练军队，指挥作战。同时，孙中山还与蒋介石具体讨论了此次访问的中心任务，即实施西北军事计划的具体方案问题，并委托蒋起草了军事计划书、宣传意见书和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等带往莫斯科。随后，蒋介石辞去了大元帅府总参谋长一职，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于8月16日由上海出发了。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由蒋介石、张太雷、沈定一、王登云四人组成，蒋介石为团长。从9月3日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日起，它就受到了较高规格的接待。5日，会见了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Georgii Chicherin），7日会见了俄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鲁祖塔克（Luzutak），9日拜访了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I.M.Sklansky）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S.S.Kamenev），11月11日再次会见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16日拜会见俄共政治局候补委员，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23日拜访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27日会见了苏联红军最高领导人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其间代表团对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军营和工厂进行了大量的考察，还应邀出席了苏联纪念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蒋作为贵宾被安排上了红场的观台上。
蒋介石到达莫斯科后，很快于9月5日拜会了契切林，说明了孙中山要求立即付款的问题，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接着，他于9月9日与斯克良斯基的会谈中说明了孙中山的设想，希望苏方能够派人前往广东协助展开军事工作，他被告知鲍罗廷等人已经在去广州的路上。事情开始似乎进行得十分顺利，蒋介石也相当满意。但当蒋介石正式提出他和孙中山具体商定的西北计划的方案之后，情况就变得不那么简单了。
在9月9日的会谈中，蒋介石首先说明，这次代表团的中心使命其实是在军事方面，代表团事实上应该是一个军事代表团的性质，因此他最为重视的也正是与苏联军事当局的讨论。蒋介石随即说明了代表团三项任务，这就是：
一、代表团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尽可能多地派人到中国的南方去，仿照红军编练中国的军队。
二、代表团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孙中山的代表提供方便，以考察红军。
三、代表团请求共同商讨中国的军事作战计划。[33]
蒋介石并具体解释说，目前国民党虽然控制了广州及其附近地区，但因广州已没有军火工厂（特别是弹药厂），港英当局又严密封锁广州的军火进出，因此武器弹药极其匮乏。特别是「设防的英国要塞香港，始终使孙中山军队的后方广州有芒刺在背之感。南方军一经北上告捷，英国人随即策动为他们所收买的邻省督军骚扰后方。军阀陈炯明去年所为即是如此。再者，外国派驻长江的庞大舰队，也是孙中山军队自长江流域北上的一大障碍。南方军每次进抵该地准备渡江，英美炮舰即加阻扰制肘。可想而知，外国人据广州、上海（还有长江）两大基地，加上握有巨额资金用以收买人心，南方军要彻底击溃有大多数外国帝国主义者作靠山的吴佩孚，那是难上加难的」。再加上那里的士兵装备不足，素质较差，完全没有革命精神，因此，蒋介石明确告诉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说：「鉴于上述考虑，南方军队总参谋部和国民党在代表团动身来莫斯科前夕决定，把战场转移到中国另一个地区，即西北地区。为此目的才派出了本代表团。」[34]
随后，蒋介石扼要地说明了孙中山提出的西北军事计划的设想，其核心内容是想要在库伦以南邻近蒙中边界的地区，招募居住在蒙古、满洲和中国交界地区的中国人，以及从满洲西部的一部分中国人，按照红军的模式和样子组建一支真正属于孙逸仙的军队。以后即从这里，也就是从蒙古南部发起进攻。[35]根据斯克良斯基的建议，蒋介石于会后根据斯克良斯基的要求，进一步充实整理了带来的三份意见书，并将军事意见书标以〈中国革命之新前途〉的题目提交给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研究。
在三份意见书，较为重要的为〈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和〈中国革命之新前途〉。蒋在意见书中说明：「中国之民党总理孙逸仙先生，于本年四月间，接得越飞君转来苏俄政府商议中国西北部军事进行之电。当时派定蒋介石来俄就商，已有复电在案。今介石等奉弊（敝）党孙总理之命，特来苏俄就商此事，并愿闻各教。」他具体说明了中国革命过去的历史及其列强的压迫情形，强调中国革命过去是「主义坚定而方法差误，精神坚强而环境险恶，如能变更其方法，改善其环境，则中国革命期其三年，必有成效可睹。」其全书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主张「中国革命之根本计画，当在列强势力范围外之西北，得一根据地，训练有主义有精神之军队，备作革命军之中心势力，此为中国革命惟一方略也。」[36]
〈中国革命之新前途〉长约9千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有关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的最重要的历史文件。[37]它在绪论中明确提出：「从军事的观点来看， 我们暂时还不能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范围内，即在中国东南地区奠定巩固的基础。因此，我们希望在靠近俄国友邦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寻找一个适当的地点来作为我们实行革命计划，同中国军阀和外国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战斗的军事基地。」接着，它在第二部分，即军事计划部分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各派势力的相互关系、兵力分布、武器配备及军火生产规模，比较了在新疆和外蒙建立军事基地的利弊得失，进而提出了国民党希望组成的西北军队的编制和武器配备，说明了向北平发动进攻及统一全中国的准备过程、进攻路线等等。[38]文件建议以库伦和乌鲁木齐为国民党的西北军事根据地，并比较了两者的优劣，希望苏方能够同意以库伦为进攻北平的「临时根据地」，而以乌鲁木齐为永久根据地；在库伦组建主力部队，而在乌鲁木齐组建后备部队。如果苏方只同意一个地点，则建议以库伦为最终选择。文件对此具体分析如下：
在中国西北地区有两个地方适宜于做军事根据地，一个是蒙古的库伦，另一个是新疆的乌鲁木齐，即中国的土耳其斯坦。这两个地方靠近俄国边境，交通非常方便。但我认为它们各有利弊。
Ａ）拟议中的军事根据地和军事目标之间的距离从乌鲁木齐到北平约八千华里，从库伦至北平还不到三千华里。所以，库伦比乌鲁木齐距目标近十分之七的路程。
Ｂ）地理位置上的利弊
从乌鲁木齐至甘肃省的兰州府有二千五百华里，隔着一个大沙漠，道路难行，水供应很缺乏。……从兰州府至陕西省省会西安府还有二千五百华里，这个地区自然结构是重山峻岭，崎岖难行，特别是军队更难通过。……如果我们用乌鲁木齐做我们的军事根据地，不仅在地理上是不利的，而且我们在进攻北平之前，还必须攻克甘肃省省会兰州府、吴佩孚司令部洛阳、河南省省会开封府和山西省省会太原等重要城市。从库伦至北平比从乌鲁木齐要近得多，高原大道，行路较易。我们可以乘汽车，水也可以充分供应。那里只有绥远和张家口等几个小城镇。拟议中的军事根据地库伦比乌鲁木齐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国民党在华北各省和内蒙古还具有潜在的势力。如果我们能够拥有一支训练精良的部队做我们革命军的主力，我们就能获得一支五万人的部队同我们一起进行反对敌人的战斗。
Ｃ）从拟议中的军事根据地到最后目的地所花的行军时间一万士兵从乌鲁木齐行军至北平，不经战斗，至少要用六个月。从库伦乘汽车，只要四天就到铁路终点站张家口，再花一天就到北平。所以，从时时间上考虑，用库伦做军事根据地也比用乌鲁木齐更为有利。
Ｄ）拟议中的军事根据地与国防的关系
乌鲁木齐靠近印度边境，在那里建立军事根据地会引起英帝国主义的特别注意，但我认为英国的干涉不会起作用。在库伦建立军事根据地则会引起日本的猜疑，但我认为日本不会用武力进行干涉。张作霖可能不赞成我们这样做。为了防止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干涉和张作霖的阻挠，我们可以用红军的名义训练我们的士兵。……在我们完成我们的练兵计划以后，我们就可以率领这批士兵在国民党的革命旗帜下南下，那时，我相信张作霖会同我们并肩进行革命的。……
拟议中的军事根据地与战略的关系
如果我们用库伦做我们的军事根据地，工作会容易开展，而由于它离关内很近，我们不会丧失任何进攻敌人的时机。在两年以后，我们就能开始我们的进攻，并很快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如果我们在乌鲁木齐建立我们的军事根据地，准备时间将从三年增加到五年，因为我们得教育我们的穆斯林兄弟处理内部的事务，并使那块地方成为东方革命的永久的根据地。在这个根据地完全建立和我们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发动进攻以前，我们将不能继续东进。……
根据这些事实，我认为库伦是一个适宜采取快速行动的理想的军事根据地，而乌鲁木齐则是一个适宜进行持久防御的军事根据地。所以，最好是用库伦做进攻北平的临时根据地，争取尽早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同时用乌鲁木齐做永久根据地，同俄国合作，帮助东方其他被压迫民族为争取它们的独立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所以，我主张在这两个地方同时建立军队，在库伦建立主力部队，在乌鲁木齐建立后 备部队。如果不能在同一时间做两件事，……我希望用库伦做为组建军队和进攻北平的临时的军事根据地。[39]
文件随后具体设想了用库伦做根据地和以进攻北平为目标的各种军事准备。这包括组建军队的编制及其武器配备，比如可以组建至少三个混成旅，每旅6000至10000名士兵，使之达到18000至30000人之数。同时为他们提供15000条至24000条步枪；12门至18门大炮；1500匹至3000匹马或骡子；6架至10架飞机；50辆至300辆汽车，等。即使立即从1923年10月起就为组建这支军队和进行必要的作战做准备，至少也需要用一年半的时间来做诸如建立军校、培训军官、招募士兵、组织军队，以及准备军事供给等项工作。在此一切完成之后，最早从1925年5月起，或者可以调遣部队南下至靠近绥远和察哈尔的蒙古南部地区，准备对北京政府发动进攻。在一切顺利的条件下，也许能够在1925年11月开始这一进攻行动。至于具体的进攻步骤可以考虑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占领绥远和察哈尔地区，目标是占领北平。第二阶段，占领黄河流域，兰州——海州铁路，目标是占领吴佩孚司令部驻地洛阳和河南省省会开封府，以及江苏省的徐州。第三阶段，占领长江流域，目标是占领湖北省省会武汉，和江苏省省会南京。一旦占领了长江流域，全部问题就迎刃而解了。[40]
孙中山西北计划胎死腹中
苏联方面早就同意在中国西北部地区帮助国民党建立军事基地，因此，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能想象，他所提出的上述关于西北军事根据地的设想，会为苏方所拒绝。
蒋介石是在10月上旬将〈中国革命之新前途〉提交给苏联军方最高领导人的。几乎与此同时，苏联外交部中负责中国事务的重要人物，驻华大使加拉罕却明确表示态度消极。他在10月6日给这时刚刚去广州做孙中山政治顾问的鲍罗廷的一封信中，特别提醒鲍：「从以前的通信中您可以了解到孙的从北方进军的空想计划」。必须让孙知道，「在莫斯科没有我参加未必能作出什么决定」。「如果他（指孙中山——引者注）再次重提这个计划，您要向他说明，这个计划不可能立即实施。」因为，在决定实施任何一项重大计划之前，我们要首先巩固自己在中国的地位，特别是巩固自己在满洲的地位，要解决中东铁路问题。[41]而对于习惯群众革命方式的共产党人来说，这个时候国民党自身的组织也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加拉罕极为不满地告诉莫斯科的领导人：「实际上孙逸仙领先的是忠实于他本人的个人和团体」，许多国民党员只是徒有虚名。中国革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军事计划，而是「必须改组整个国民党。」[42]据此，托洛茨基自然也表示了反对的态度。他表示：「从加拉罕同志的信中可以看出，中国的事情在继续恶化。资金都用在纯偶然性的军事举措上。没有任何党，没有任何认真的宣传工作。」「我认为，应该极其果断地和坚决地向孙逸仙和他的代表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现在他们面临着一个很长的准备的时期；军事计划以及向我们提出的纯军事要求，要推迟到欧洲局势明朗[43]和中国完成某些政治准备工作之后。」[44]
与苏联官员的接触，也很快使蒋介石发现，自己代表孙中山提出的西北计划，似乎并不受到苏方的重视。按照苏方的理解，所谓西北军事计划，应该是由国民党运用自己的影响和力量，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首先建立一个战略根据地，由苏俄方面负责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和教练人员，国民党将依据它来训练军队和展开行动。然而，蒋介石的计划书中提出的两个地点，都明显地超出了苏方理解的范围。根据蒋介石所提出的方案，在乌鲁木齐建立根据地，仍旧需要先「在俄国境内成立军队」，然后由俄国境内发起进攻，「攻占乌鲁木齐」。[45]这显然不符合苏方的要求。而在库伦以南建立基地的设想，同样与苏联领导人原先的认识相左。按照越飞向莫斯科提供的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的最初设想，所谓中国北部省份应当是「蒙古边境地区，并富产粮食和富裕的省份」，并不是具体指外蒙古。[46]在苏联人这时看来，虽然即使在〈孙文越飞宣言〉中，他们也从未否定过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但外蒙古既在红军占领之下，自然也就不能让他人再来染指。更何况，部分苏联领导人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考虑，这时事实上在内心里并不想让外蒙古继续归属中国。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自然很难支持孙中山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当他们注意到蒋介石提交的计划书里明白写着要以库伦为新的军事基地的时候，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就不能不开始搁浅了。
10月21日，蒋介石拜会了契切林，双方具体讨论了孙中山的西北计划。对于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的问题上，契切林明确表示这很少可能。他直言不讳地告诉蒋说：蒙古人害怕中国人，国民党无论如何不应在那里进行军事行动，因为这会引起严重误解。对此，蒋介石深感难于理解。会谈结束后，蒋越想越觉得难以接受。根据瞿秋白后来的说法，「蒋介石很生气，说托洛茨基（疑为契切林[47]）在骗他们。如果蒙古想独立，那需要我们承认，需要我们给予它独立，而不是它自己承认自己。」直到收到孙中山的电报，「孙在电报中说，唯一的朋友是苏联，它现在履行了我们同越飞谈到的许诺。这以后蒋介石缓和了一些，好象改变了态度。」[48]于是，蒋专门给契切林写了一封信，一面再度委婉地说明自己的观点，一面仍旧要求苏方务必「用一切办法」支持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坚持还是应当在蒙古建立基地。他在信中说：
昨天我接到孙逸仙博士的电报，他告诉我，俄国政府的代表鲍罗廷已到达到广州，孙逸仙博士对俄国政府给予的物质帮助表示感谢。他着重指出，俄国和国民党的利益有很大的共同性，它们之间绝对必须进行合作。他坚信，俄国政府不会拒绝用一切办法帮助国民党，他要我和我们的俄国同志讨论西北的军事计划。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你指出蒙古人害怕中国人。至于最近发生的事件，这完全是事实。蒙古人害怕中国军阀，但不应害怕国民党。国民党按照自己的原则，尊重自治和自由，我们希望同我们的蒙古同志互相了解并同他们进行合作。我相信，俄国政府人士和共产党的领导人将会把国民党介绍给我们的蒙古同志，以便相互间取得完全的了解。虽然我们现在还没 有为我们的蒙古同志做什么事情，但是中国本土的革命运动将会给他们提供适当的机会，使他们在内部事务上实行自决。我们的西北计划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蒙古同志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并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同我们一道行动，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中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影响进入蒙古。[49]
蒋介石随后又多次与正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维经斯基，以及其他苏俄高级官员就此进行了讨论，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效力。
11月11日，斯克良斯基等再度接见蒋介石，对孙中山和蒋介石提出的西北军事计划的方案作出了正式的答复。其意见如下：
革命军事委员会研究了来自中国的全部情报，仔细地讨论了（代表团）提出的方案，我们的结论是：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要在国内全力以赴地开展政治工作，不然，在当今形势下，任何作战都注定要失败。[50]
斯克良斯基转而以俄国革命的经验说明了在中国当前开展政治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却只字不提蒋介石所提出的西北军事计划问题。对此，蒋介石反复解释，说明国民党已经开始从事政治宣传工作，但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目前开展此种工作阻力巨大，效果有限，必须配合以强大的军事行动，西北军事计划正是目前所能采取的军事行动的最佳方案。然而斯克良斯基坚持认为：「在今后几年内，（国民党）唯一的任务就是进行政治工作。开展军事行动的内在条件成熟之日，才是采取军事行动之时。依照提供的方案采取军事行动，无异于冒险，注定要失败。」当然，苏俄仍旧同意帮助国民党训练军事干部和建立军校，但鉴于广州已经夺回，这些工作应当也有可能在莫斯科和广州进行。[51]
显而易见，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在这里被苏方完全否定了。尽管斯克良斯基再三解释，说这只是因为目前还不是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必须首先加强政治及宣传工作，但任何人都清楚，苏联政府之所以最终否定了他们曾经明确赞同过的这一计划，其原因根本上并不在于国民党欠缺政治工作的准备。事实上，此一计划之被否定，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这时在中国北方确实没有足够的基础，找不到一块靠近苏联，并可以有效控制的地点；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孙中山、蒋介石提出的西北计划涉及到了苏联这时最敏感的问题。直截了当地说，苏联政府不仅不能允许国民党借用苏联的领土训练军队进攻乌鲁木齐，它尤其不能同意孙中山关于利用外蒙古来进行军事活动的想法。苏联当初赞同在中国北方或西部的省份帮助国民党建立军事基地，就没有把外蒙古考虑在内，它只是同意可以从库伦经过蒙古边境来对从四川北上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援助而已。
11月27日，蒋介石最后会见了托洛茨基，在列宁生病的情况下，托洛茨基这时可以说是蒋介石会见的苏俄最高领袖了。然而，结果还是一样，蒙古的问题成了整个西北计划的一个死结。托洛斯基明白告诉蒋介石：国民党在自己的斗争中可以指望得到苏联的援助，国民党也应当把自己的目标转向北方，但是「国民党可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蒙古发起军事行动」。托洛茨基的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西北军事计划被拒绝的关键所在，即苏联领导人相信蒙古不是中国人「自己国家的本土」。因此，他指出，在目前情况下，不仅孙中山所希望的苏联直接出兵援助国民党不可能，而且从蒙古开始军事行动的设想也是不可取的。目前唯一可行的就是在中国本土上发动对北京政府的战争。但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国民党政治宣传工作进行得如何，一张好的报纸往往比千军万马都管用。如果孙逸仙只是从事军事行动，他在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眼里，就会同北方的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别无二致。军事工作绝不应当超政治工作的二十分之一，无论如何不应当超过政治工作的十分之一。[52]
11月29日，蒋介石在对苏俄进行了将近三个月的访问之后，极其失望地离开了莫斯科。很明显，蒋介石没有能够完成孙中山交给他的任务，特别是苏方对外蒙古视同己出，不容他人染指的态度，给蒋介石留下了十分恶劣的印象。蒋最初无疑是极力主张联俄的，在陈炯明叛变之后，他曾多次提出联俄意见，坚信只有争取苏俄援助才有办法。即使广州收复后，蒋仍对访问苏俄，争取苏援充满热情，甚至不惜为此舍弃一切工作。他曾表示：「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53]而如今，蒋介石此行几乎完全失败，不免大失所望。以至访苏归国后，他仅从老家溪口寄给孙中山一份报告了事。[54]直到孙中山等接连电催之后，才于一个月之后前去广州。但蒋对苏联之恶感，已由此而生矣。[55]
大概是想解释点儿什么，或者感到对于孙中山本人应该有所交待，在蒋介石等人刚刚离开莫斯科不几天，契切林又想起来有必要给孙中山本人写一封信，正式说明一下苏联政府不同意他的西北军事计划的主要原因。这大概也是双方有关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的最后一份文件了。契切林在信里是这样说的：
我们认为国民党的根本目的在于开展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强有力的运动，所以国民党首先需要的是进行最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我们的榜样是值得重视的，我们的军事活动是成功的。因为很多年过去了，在这些年代里，我们组织和领导了我们的群众，用这种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伟大的、有组织的政党，一个能战胜一切敌人的政党。整个中华民族一定会看到国民党——这个广泛而有组织的政党同中国各个地区军事专政之间的区别。国内各民族，如蒙古族、藏族以及中国西部各民族，需要清楚地知道国民党是支持他们的自决权的。所以，你们不许在这些地区使用武力。这就是我在这些问题上所考虑到的一些想法。[56]
同斯克良斯基一样，契切林在这里同样说得十分委婉，甚至没有直接提到他们对孙中山的西北计划究竟如何看法。但明眼人一望即知，这封信的中心意思其实只是一句话，这就是：不许在蒙古使用武力。换言之，就是苏联不同意国民党在蒙古进行活动。因此，他们只能拒绝了孙中山关于在西北，特别是在蒙古建立根据地的想法。但一面口口声声表示承认中国对蒙古之主权，一面却将蒙古视同己出，力主蒙古独立，苏联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标榜自然令人生疑。也难怪蒋介石得出结论称：苏联「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就中国革命而言，「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57]
注释：
[1] 〈孙中山在广州警界宴会上与何某的谈话〉，1918年1月28日，《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卷，第320页。
[2] 〈孙文致黄复生电〉，1918年3月13日，同《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94页。
[3] 转见李玉贞：《孙中山与第三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50，54页。
[4] 该局1920年7月成立，直接隶属于俄共（布），其俄文名称是Центральное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еБюрокитайских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при РКП（б），译成中文即俄国共产华员局。
[5] 〈刘江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1920年10月5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合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部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4——45页。
[6] 关于李章达前往苏联之事，周谷先生文章中曾有记述称：「俄国革命一起，……孙中山拟派人前往俄国留学，特嘱廖仲凯、朱执信、李章达、李朗如四人学习俄文，还请了一位俄国教师每日到廖仲凯家教他们俄文。只有李章达后来去了俄国学习」。参见周谷：〈孙中山早期与俄国革命党人的来往〉，《传记文学》第58卷，第3期。
[7] 〈索科洛夫——斯拉特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年4月2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61——62页。
[8] 斯特拉霍夫前引文。
[9] 〈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1921年。（该报告既无署名，也无具体时间，但从报告中提到「极左的国民党（现称中华革命党）」的情况来看，报告的最初形成时间应该更早些）。CCA，中共代表团档案，第六批，第六件。
[10] 斯特拉霍夫前引文。
[11] 马林，荷兰人，本名斯内夫利特（F. M. Sneevliet）。
[12]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
[13] 张秋白是1921年11月持孙中山、居正、张继三人所发的委任状前往苏俄远东的伊尔库茨克去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党代表大会的。此会1922年1月移到莫斯科召开，张秋白曾受到列宁的接见，并与契切林进行了长谈，但无论在各种场合，张均未提及要求苏俄援助问题。从契切林2月7日给孙中山的信也可以看出，俄国人这时甚至不明白孙中山与苏俄打算「在什么范围内可以建立联系」。参见李玉贞译：〈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1922年2月7日，转见《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305——306页；并见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The Russian Center for thePreservation and Study o 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ory ）档案（简称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154，卷宗号181。
[14] 孙中山：〈致海外同志书〉，1922年9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5页。
[15] 〈孙文复蒋中正函〉，1922年8月30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35页。
[16] 〈马林为格克尔同孙逸仙的谈话所作的记录〉，1922年9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35——138页。
[17] 马林：〈关于杭州会议后活动的报告〉，1922年10月14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4——85页；〈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1922年11月7，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49页。
[18]〈越飞致马林的信〉，1922年11月7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9页。
[19] 孙中山11月曾有信给蒋介石，劝其勿因福建军事一时之困难而「稍萌退志」，其并举对苏交涉之事为证，称：「兄前有志西图，我近日在沪，已代兄行之矣，现已大得其要领，然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恐较之福州情形，当过百十倍」。可知与马林商谈并不顺利。《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616页。
[20] 〈孙中山致越飞的信〉，1922年12月20日，转见《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第56页。
[21] 越飞、马林：〈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国的工作问题提纲〉，1922年12月，斯特拉霍夫前引文，第101页。
[22]《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54页；〈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1923年1月1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97页。
[23]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2页。
[24] 〈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1923年1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13——215页。
[25] 同上引注。
[26]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3号记录〉，1923年3月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26页。
[27] 〈越飞给马林转孙中山电〉，1923年5月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70——171页。
[28] 〈孙中山致越飞电〉，1923年5月12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53——154页。
[29] 〈孙中山致全权代表越飞电〉，1923年5月23日；《孙中山致马林转越飞电》，1923年6月30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55，165页。
[30] 〈越飞给马林的电报〉，1923年5月19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63——164，173——174页。
[31] 〈马林致越飞、达夫谦、季诺维也夫的信〉，1923年5月31日；〈马林在孙中山致越飞电后面的附言〉，1923年6月30日；〈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年7月13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98，165，283页。
[32] 〈马林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年7月18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92页。
[33] 参见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 V. K. Bluehel in China，1924- 1927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2页；〈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1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84——285页。
[34] 同上引注。
[35] 同上引注。
[36] 蒋介石：〈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1923年8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蒋中正筹笔，总号001。
[37] 此文件即毛思诚撰《蒋公介石年谱初稿》（1937年印行时更名为《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提到的那件蒋介石在莫斯科起草，但未曾公开过的「书凡八千二百余言」的报告。《初稿》说明：9月13日，「公在宾馆拟代表团意见书（书凡八千二百余言，说明中俄国共两党互助关系。甲、绪论，乙、军事计划书，丙、宣传，丁、结论。）」。见毛思诚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33年版，第133——134页。另王聿均先生称，此稿即为蒋起草的代表团访苏报告，在回国路上又再次对此报告进行修改，之后寄送孙中山处，显系有误。因此报告起草于代表团刚到苏俄不久，且内容完全与访苏经历及观察结果无关。见王聿均：〈蒋介石访苏及其观察报告〉，《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秋季号（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Fall 1987， Vol.xxl No.1）。
[38] 蒋介石：〈中国革命之新前途〉（New Prospec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3年9月，北京中央档案馆（以下简注CCA）档案，235：7。
[39] 蒋介石前引文。
[40] 蒋介石前引文。
[41] 〈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3年10月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95页。
[42] 〈契切林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3年11月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307页。
[43] 1923年10月23日，德国爆发革命起义，苏联舆论立即对欧洲革命抱以极大期望，幻想德国革命可以引发整个欧洲革命的爆发。
[44] 〈托洛茨基给契切林和斯大林的信〉，1923年11月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308——309页。
[45] 蒋介石前引文。
[46] 〈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1923年1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14页。
[47] 关于这一点，笔者同意蒋永敬教授之考证。详见蒋永敬：〈蒋中正先生赴俄考察记〉，《近代中国》第136期（2000年4月），第41——42页。
[48] 〈鲍罗廷同瞿秋白的谈话记录〉，1923年12月1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382——383页。
[49] 〈蒋介石致契切林的信〉，1923年10月23日，CCA，中共代表团档，第24批，第4件。此即毛思诚撰《蒋公介石先生年谱初编》中所称10月26日「致俄外长齐采令函」，但《初编》所录并非原文，因而内容上与原函略有出入。毛思诚前引书，第137——138页。
[50] 参见卡图诺娃前引书，第23——26页；〈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1月1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310——312页。
[51] 同上引注。
[52] 参见鲍罗金：〈蒋介石访苏前后〉，《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9期，第24——25页；〈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访托洛茨基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1月2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340——341页。
[53] 〈蒋中正致杨庶堪函〉，1923年7月13日。关于蒋介石早期对联俄的积极态度，可参见王聿均：〈蒋介石访苏及其观察报告〉。
[54] 此即毛思诚撰《蒋公介石年谱初稿》中所说的蒋于12月14日在归船上所写之「游俄报告书稿」。前引毛思诚书，第143页。
[55] 参见〈蒋中正复廖仲凯论党政诸病要并述在俄考察意见函〉，转见谢信尧：《国父联俄容共政策研究》，台北帕米尔书店1981年版，第281页；并前引毛思诚书，第166——168页。在这封信里，可以看出蒋感触最深的在于两点：第一，即「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此显然由于苏俄在西北计划问题上出尔反尔所致；第二，即俄人「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进而估计其「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此显然是因为苏俄在外蒙古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所致。
[56] 〈契切林给孙中山的信〉，1923年12月4日。
[57] 蒋介石：〈与廖仲恺书〉，1924年3月14日，《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7页。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