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自然灾害频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毕生以挽救民族危亡，拯民于水火为己任，对近代严重的灾荒给予了极大关注。他的救荒思想是其民主革命和民生主义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救荒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是研究孙中山革命思想和实践活动的重要课题。本文拟对此做初步探讨，以作引玉之砖。
一、孙中山对近代自然灾害肆虐原因的认识
近代灾害具有发生频率增加、持续时间拉长、灾区面积广大，受灾人数急剧膨胀等显著特点。
中国自古就有“天象示警”的传统灾荒观，将自然灾害的频发同社会政治相联系。中山先生对于灾荒的认识在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他认为满清封建政治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近代灾荒产生的根本原因。
早在孙中山的思想还停留在维新改良阶段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到自然灾害频发与封建官吏“苛政”之间的关系，指出：“盖天生民而立君，朝廷之设官，以为民也。今之悍然民上者，其视民之去来生死，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然，何怪天下流亡满目，盗贼载途也。”（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0页。）
甲午战后，随着孙中山放弃对清廷的幻想，走上革命道路，他对清朝腐败统治是导致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895年2 月他在《兴中会章程》中说：“夫以四百兆人民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本可以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纲纪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括地，暴如虎狼”，其结果是“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1页。）这里，孙中山已经把灾荒归结为清廷的腐朽统治。1897年，他发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更加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所遭受的饥荒、水患、疫病、生命财产的毫无保障的四种巨大的长久苦难的原因”，“既不可指责是由于人口过多，也不可说成是自然原因所引起的任何粮食恐慌和人民的懒惰无知。”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满清统治者“无限榨取人民和官吏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的结果（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9页。）。孙中山的这些论述，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
辛亥革命后随之而来的封建军阀黑暗统治，使灾荒的发生有增无减，面对这种现实，孙中山沉痛指出：“武昌起义而后，所谓民国者，仅有其名，而无其实，一切政权，仍在腐败官僚、专横武人之手，盖以兵灾、水、旱，迄无宁岁，人民痛苦，且加甚焉！此即革命未竟成功，因而难收良果也。”（注：《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0页。）
除了正确认识到封建统治的腐败与灾荒的关系，孙中山还指出：“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同样是使中国是现在世界是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最低地位”的根源（注：《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18页。）。 他认为中国土地广大，矿藏丰富，农产众多，却仍然民穷财尽就是因为受外国的经济压迫。民穷财尽则必然使灾荒加重，对此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二讲中有清晰的说明：“前三年中国北方本是大旱，沿京汉、京奉铁路一带饿死的人本来是很多，但当时的牛庄、大连还有很多的豆、麦运出外国。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由于受外国经济的压迫。因为受了外国经济的压迫，没有金钱送到外国，所以宁可自己饿死，还要把粮食送到外国去。”（注：《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18页。 ）这些观点是其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基础。
事实上，在自然灾害的形成过程中，人并不仅仅是一个“受虐者”，在很大程度上，人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施虐者”的角色。人们不自觉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在地球表层造成的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无不成为引发或加剧自然灾害的重要因素。关于生态环境和灾害的关系，孙中山在1890年就写道“试观吾邑东南一带之山，秃然不毛，本可以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而无人兴之，农民只知斩伐，而不知种植，此安得其不胜用耶？”（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页。）后来， 他进一步指出：“近来水灾一年多过一年，原因就在于人民采伐木料过多，采伐之后又不行补种，所以森林便很少。许多山岭都是童山，一遇了大雨，山上没有森林来吸收和阻止雨水，山上的水马流到河里去，河上便马上泛涨起来，即成水灾。”（注：《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09页。）
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的破坏与人口的迅猛增长有密切的关系。有清一代，中国人口一直居高不下，道光年间更是突破四亿大关，“人满土满”使人口对粮食、燃料、住房以及其它需求急剧增加，导致人们只能通过无节制地开垦农田，并辅之以放牧牲畜、樵采薪柴维持生存，“人满之患”使人、地、天之间的协调关系被打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类较之往昔必然要承受更多的灾害。甲午战前，年轻的孙中山已经指出中国有“人满之患”，他说：“人民则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日广也，倘不日求进益，日出新法，则荒土既垦之后，人民之溢于地者，不将又有饥馑之患乎？”（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1页。）虽然此时的孙中山将饥馑单纯归咎于“人满之患”是片面的，但他看到了人口的过度增长与生态环境恶化、灾害频发之间的必然联系，却自有其独到之处。在技术、制度无任何变动的前提下，不断增长着的人口势必降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粮食占有量，限制了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加深民众的生活贫困程度，使愈来愈多的人口经常性地处在饥饿半饥饿状态，结果大大降低了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二、孙中山救荒思想的理论阐发
与其被动受灾、救灾，不如主动防灾、治灾，在揭示了近代灾荒产生的原因之后，中山先生认为中国的灾荒是可以预防的。他的标本兼治的救荒思想是与经济发展、人民幸福、社会安定的民主主义理论紧密相连的反封反帝，建立贤良政府是救治灾荒的根本出路。清朝在经过2000多年的统治后，到19世纪末期已经积重难返，深重的自然灾害使这种风雨飘摇之势更加明显。走在时代前列的孙中山认为要预防灾荒就“必须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于“贪污腐化是根深蒂固遍及于全国的，所以除非在行政的系统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8页。）辛亥革命在一夜之间将民国送到了国人面前，但事与愿违的是民国虽成，“灾害频至，祸患没有止境”，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使“国家没有方法可以统一”，使人民不能免遭荼毒。为此，中山先生继续发动革命，讨伐南北洋军阀，拯民于水火。
预防灾荒要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近代反帝反封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辛亥后，孙中山开始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1911年他要求收回海关管理权、禁烟主权，1912年提出废除列强在华的不平等的领事裁判权，主张取消口岸外国租界。他认为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掠夺，使中国每年要损失12万元，若不挽救，“至于亡国灭种而后已。”（注：《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97页。 ）而挽救的根本方法，就是实行革命，收回国家的主权。从救治灾荒的角度出发，孙中山已将革命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
政治制度的解决是根本出路，而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发展新式近代农业则是救治灾荒的具体措施。人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自然现象同社会现象从来不是互不相关，而是互相影响的，灾荒防治亦是如此。早在1917—1919年间，中山先生就黄河的治理问题指出：“防止水灾，斯为全国至重大一事”。国家花费再巨，也必须实行之。至于如何防治，他认为防灾工事一半是“浚渫河口，整理堤防”，一半是“植树于全流域倾斜之地，以防河流之漂卸土壤是也。”（注：《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65—166页。）1924年他再次谈到防止水灾问题时认为“多种森林便是治本方法，有了森林便可以免以全国的旱灾水祸”。并倡议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而且“要靠国家来经营种植，这个问题才容易成功”（注：《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407—408页。）。为了唤起国人对植树造林的重视，中山先生首倡植树节。
近代自然灾害频仍，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束缚在封建经济上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结果。如果政治清明、经济发达，灾前有充足的粮食储备，灾时能及时赈济，灾后能妥善地恢复生产，那么灾荒是可以减轻或避免的，而这一切，都与农业息息相关。对此，中山先生早有认识，1891年他特撰《农功》一文，指出：“水潦出于天，肥硗判于地，而人力之所至，实足以补天地之缺陷，而使之平”，这个“人力”就是“以农为经，以商为纬”，因此，要务使“野无旷土，农不失时”他认为中国由于人多地少和经营方法落后，“丰年不免于冻馁，而灾荒必至于死亡”，为了解决灾荒，他主张“有国家者，可不急设农官以劝其民哉！”提倡急兴农政，为了发展农业，他认为必须做好以下四项工作：1、设农官，总揽大纲。2、讲求科学方法，进行多种经营。3、 中西结合，发展优势产业。4、屯田边疆，开垦荒土。“则民虽增数倍， 可无饥馑之忧也。”（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0—15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的重农思想也是不断朝前发展的。1906年，他提出“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力求做到“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7页。 ）。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他又说：“土地之岁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皆为地方政府所有，而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病与夫种种公共之需。”（注：《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96页。 ）中山先生认为只有农业近代化问题获得解决，由灾害引起的社会动荡才会消弭于无形。
振兴中华，造福人民，把中国建成一个民富国强的头等大国，是孙中山终生梦寐以求的渴望。他曾强调：“余观列强致富之源，在于实业。今共和初成，兴办实业实为救贫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41页。）为此， 他制订了宏伟的《实业计划》，把发展实业与救荒结合起来，为了治理中国历史上多灾的黄河、淮河等河流，中山先生特辟治河一节，细述各河河患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详细的治理办法，希望通过疏通旧运河，开凿新运河，将长江、珠江、淮河、黄河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大水运系统，充分发挥江河湖泊防洪、航运、水利的综合作用，变水患为水利。
《实业计划》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发展交通运输业，孙中山认为交通发达，灾害发生的时候，就可以“以此之丰，济彼之荒”。他以泰西为例，指出：“泰西虽有荒旱之灾，而无饥馑之患”，是因为泰西各国虽山僻之区亦行铁轨，故其货物能转输利便，运接灵速，遇一方困乏，四境济之”（注：《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50—51页。）。而中国却因为交通不便，饥馑立见。因此中山先生潜心编制交通发展计划，修筑铁路开辟商港，使“货物流通，苦乐可均，而饥馑之灾亦可免矣。”（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85页。）
孙中山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新时代，面临国际竞争、交往的新形势，他提出争取国际援助以救灾荒在当时的中国是十分先进的。1918年，美国红十字会因战争向中国要求捐款，时人多不理解，中山先生立即撰文《中国应援助美国红十字会之理》，指出：“回忆中国水灾饥馑之秋，彼时灾黎遍野，美国红十字会尝函电汇款数十万元，分发灾区，实行拯救”，因此，当美国红十字会“需款孔亟之时，中国之士岂有不各尽其能力以应世界之呼吁乎？”而且，“今日中国之士若能乐于输将，倘他时反有所求，美国人士自可触引此次之援手，亦必踊跃资助也”。同时，中山先生还将救荒问题阐发至一个政治高度，认为可以通过彼此的援助，“藉从事实上增进两大民主国之友谊，其功效尤胜于外交家提倡联络中美谈判经年也。”（注：《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217—218页。）
1923年9月，日本发生地震，并由此引发海啸，遂成巨灾。 中山先生及时致电日内阁大臣犬养毅表示慰问，并拨专款予以救援。当时的中国国穷民困，中山先生做出这样的决定是要有勇气的，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
三、孙中山的具体救灾实践
中山先生由于毕生忙于革命救亡运动，且真正掌握国家权力的时间十分短暂，这妨碍了他的一系列防灾、救灾计划的实施，但即便如此，在他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和广州中华民国大总统期间，对当时严重的灾荒还是予以深切关注，并及时组织救治。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是时“上自皖南各府，下逮镇扬苏常，袤延千余里，淹没百余处，汪洋一片，遍地哀鸿”。为了动员军队参加“修筑千里长堤”工程，民国政府组织了“救灾义勇军”，中山先生亲任“义勇军正长”，以示对救灾活动的支持。
为了及时拨款救济灾民，孙中山连续在15个有关赈济安徽、江苏灾荒的文件上作了批示。要求“即行拨款救济”，并同意向四国银行团借款160万两，用于赈救皖灾，在卸任临时大总统前三天， 孙中山还专门发布了《命各省都督酌放急赈令》，要求各地行政机关“教养兼施，工赈并举”。在地方设局平粜时严禁奸商市侩“抬价居奇”（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62页。）。卸任在即， 中山先生还要求袁世凯筹款救济灾民，继续他未完成的工作。
除了灾时及时组织救治，中山先生对灾后恢复生产也极为重视和关切。他在《令内务府通饬各省慎重农事文》中强调：“若全国耕者释耒，则虽四时不害，而饥馑之数，已不可免，国体所关，非细故也”。要求各省都督“饬下所司，劳来农民，严加保护。其有耕种之具不给者，公田由地方公款，私田由各田主设法资助，俟秋成后计数取偿。”（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64页。）
为了预防灾后传染病发生，1912年孙中山在《咨参议院请核议暂行传染病预防法草案文》中称：“查传染病发生甚易，传播至速，亟应制订预防法规，俾有司实力奉行，人民可知防范。该部所称，实为卫生行政最要之举。”（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81页。 ）以法律法规的形式防范疫病的蔓延，在中国荒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救荒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必须有专门机构进行管理，1920年孙中山在任非常大总统时拟定的《内部方针》中，规定设社会事业局，专管育孤、养老、救灾、卫生防疫。不久颁布的《内政部新官制》中，又明确规定内政部下设司长二人，管理救灾事业（注：《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432页。）。 这一切措施与实际行动都体现了中山先生为人民谋永福的革命理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体现了他的“国家是建筑在人民基础之上的”治国思想。
孙中山的救荒思想，是当时社会存在的真实反映。他把灾荒问题的解决和政治、经济制度联系起来，把救荒同国家建设、国强民富联系起来，这些都是他的救荒思想光辉和深刻之处，中山先生的救荒思想，是我国灾荒思想中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继承。
（文章来源：《安徽史学》200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