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蒋介石下野是以南京政府及国民党内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为背景的，通过对蒋介石下野原因、过程的客观分析，可以揭示1927年年中，围绕着政局发展，蒋介石、桂系、武汉政府及冯玉祥等诸多势力间纵横捭阖的复杂纠葛。当然，蒋介石下野，既是实力消长、利益关系分化的结果，但同时也和蒋介石的个性及政治能力密切相关。
1927年8月，自国民党二大以来一直居于权力中心的蒋介石突然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离职下野。此举在政坛引起强烈反响。蒋介石下野，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内、国民党内乃至全国各主要政治、军事力量间复杂冲突的结果，其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以往论著对这一段历史虽有所论列，但认识有欠深入。本文拟从6月底撤兵令，反攻徐州之役，蒋桂、蒋冯关系等方面，对此试作探讨。
一、撤兵令——蒋介石的最初失算
1927年4月宁、汉分裂后，双方分道北伐，5、6月间，双双告捷。汉方北进河南，与冯玉祥国民军会师；宁方渡江北上，前锋深入鲁南，北洋军阀正面威胁暂告消解。此时，下一步如何动作，双方均大费心思。
汉方当时名义上仍实行国共合作，共产国际的态度起着重要作用。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认为：“占领北京、把张作霖赶回东北的任务，不应妨碍更为重要更加迫切的革命任务，即消灭南京反革命中心。”（注：《罗易给冯玉祥的公开信》，《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8页。）同时，汪精卫、唐生智均声言要讨蒋。唐对下游的江、浙财源十分垂涎，认为只有东下驱蒋，占据江浙，才能“找出一条财政上的出路”。（注：《唐生智在总指挥部总理纪念周演说》，1927年6月22日汉口《民国日报》。）他向部将李品仙等透露其东征计划：“乘张、孙联军南下之际，以第35及第36两军东下相机攻取南京，以第8军留守武汉及肃清第2军残余部队，巩固两湖后方。将来以芸樵部驻守安徽、巩固江左，联络第3军任江右防守，翠微与铁夫两部随我到南京，建都后整理一个时期再行北伐。”（注：《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年版，第92页。云樵、翠微、铁夫分别为何键、叶琪、刘兴的字。）李宗仁则回忆，唐部将叶琪、廖磊告诉他，唐氏欲与孙传芳勾结，夹攻宁军“于宁、沪、杭三角地带”。（注：《李宗仁回忆录》上，广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印行，第498页。）不过，汪、唐虽雄心勃勃，欲图取蒋而代之，但关键时刻，却并无一赌输赢的决心。汪精卫手无寸铁，唐生智则把张发奎等推上东征第一线，自己想乘乱取巧。在汉方各系军头各怀机心情况下，东征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
宁方此时处于守势。与汉方比，宁方政治、军事上均无优势可言，内部又暗潮汹涌，新收编的灰色军队军心不稳，桂系与蒋也同床异梦。同年11月蒋介石与日本首相田中会晤时谈到：“革命军成分复杂……如果大敌当前，可以团结，一无敌人，就要分裂，驾驭这些队伍真是费尽心机。”（注：《田中义—与蒋介石会谈纪录》，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5册，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511页。）可谓一语中的。
为打破困局，争取主动，蒋介石曾设想易守为攻，发动西征。他公开表示：“立在主义上说来，共产党实是我们国民党唯一的敌人。”（注：蒋介石：《认识我们唯一的敌人》，《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编印，第259页。）扬言要西征讨汉。徐州克服，苏北、鲁南初告安定后，他进一步提议挥戈西向，底定武汉。但蒋的西征提议遭到李宗仁、白崇禧的一致反对。白崇禧致电蒋介石指出：“上游形势严重，仍宜以主力西顾，以一部北守，总座屡电所示，自应遵行。惟欲确实掌握徐、海，使一时无北顾忧，必然扼险以守，方能久持。与其以各军不健全之部队在此无险可守之地与敌军保持接触……不如以之乘胜跟踪追击至黄河南岸地区。”（注：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109页。）6月16日，他再电蒋氏强调：“孙、鲁两部，主力未灭，若遽尔抽兵，停止前进，孙、鲁必协以谋我”，促蒋继续进攻，“勿堕士气，为敌所乘”。（注：《白崇禧致蒋介石铣电》（1927年6月16日），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同时，李宗仁也“竭力反对向武汉用兵，力主继续北进”。（注：《李宗仁回忆录》上，第478页。）
其实，单纯从军事角度看，此时继续北进并不明智。当时汉方已回师南下，冯军也在河南止步不前，宁方独力北进难有成算。同时，在汉方已“开始秘密筹备讨伐的计划”（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8页。）时，陈重兵于徐、海地区，宁、沪由灰色部队驻守，也确有后方空虚之虞。桂系坚持北进，关键在于不愿为蒋前驱而西征。而且，宁、汉含而未发的紧张态势，也为他们周旋双方留下更大的活动空间，恰是他们所乐于见到的。
由于桂系在南京国民政府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蒋介石不得不对其作出让步。6月19日，蒋下达继续北进的攻击令，23日，宁军开始向鲁南一线发起攻击，宁方再度北进似成定局。然而，攻势刚刚展开，27日，蒋介石以汉方任命唐生智为东征军总司令准备东下为由，下令鲁南一线部队改攻为守，除留部分前线部队分道镇守鲁南各要隘外，“其余各部均即开始南撤”。（注：陈训正编：《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第3卷，第105页，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藏。）是为蒋介石的第一个撤兵令。
北进本非蒋介石所愿，借汉方公开筹备东征之机，趁机下令收兵，和其一贯思路一脉相承，蒋氏此一决定，当在意料之中。但撤兵令和桂系的主张显然是相违背的，因此，桂系的态度惹人注目。值得注意的是，李宗仁、白崇禧对蒋这一命令作出了不同反应。此时，李宗仁任第3路总指挥，驻徐州；白崇禧以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名义代蒋介石任第2路总指挥，驻鲁东南，两军相距在百公里以上。以当时通讯条件论（注：当时通讯条件极差。战史记载：“总司令部与第三路各军间通信多赖传骑及少数电话线，与第二路之通信则须由后方浦口、南京、清江浦、三汊河向陇海路转递，动须经日，迟或三四天。”（《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第3卷，第118页）第3路总部因在徐州，可用电话联络，第2路位于鲁东南相对落后地区，须用电报。2、3路之间联络也只有采用电报或传骑进行。而电报须转经南京，已属不便，时间又无保证。所以当时战场上，友军间联络甚少，事关私衷的问题当然更难以在电报中讨论。），两人在短时间内无法就蒋此一命令从容交换意见，他们的反应主要基于各自的形势判断。
根据其一贯立场，白崇禧继续对撤兵持反对态度。一方面，他从汉方实际情况出发，判断汉方所谓东征并不值得过虑；另一方面，则担心其主攻的鲁东南未完全克服前，“若遽将第14、第44等军抽调，不惟长敌志气，动摇军心，且兵力益觉不逮”。（注：《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113页。）为此，他非但未按蒋要求布置所部后撤，反而继续向鲁东南地区进兵，准备全力北进。
然而，数日前还和白崇禧同声主张北进的李宗仁这时却转而赞成撤兵南下。李宗仁是桂系头号人物，政治头脑和欲望均强过白崇禧，对机会的把握和形势的敏感也非白可比，其对政局的发展及桂系利益要考虑得更多、更深。早在部署北进时，他就有意保留实力。按照蒋介石的计划，李宗仁的第3路军应以“主力之第7军由铁路正面向韩庄、临城攻击”，第33、27两军“配置徐州、蚌埠一带为预备队”。（注：《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第3卷，第84页。）但李在实际部署中，将最具战斗力的亲信部队第7军主力留置后方为预备队，而令第10军等部向鲁南攻击。（注：《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第3卷，第85页。）李氏此举，既在保存实力，更为窥测风向。6月下旬，随着汉方国共分裂势头的逐渐明朗，国内政局已在酝酿新的分化组合，李宗仁对这一点有清醒认识，此时，实现对长江中游乃至南京地区的控制，意义非同小可，而继续北进，从政治上言，已无任何价值。因此，蒋撤兵令下达后，李宗仁的第一反应即将第7军南调，前线则留王天培第10军等部镇守，并令其“不必向后退动，以免摇动军心”。（注：《李宗仁致王天培等电》（1927年7月6日），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李氏之部分赞成南撤，关键是由此实现了其心腹部队回师长江中、下游，控扼南京的局面。
当时，蒋介石对李氏率兵南下似尚未予足够重视，他更关心的是如何与反对南下的白崇禧协调。6月30日，蒋重新下达撤兵令，同意白氏继续在鲁东南作战，承诺“在临激未攻克之前，防御及撤兵令暂不发表”。（注：《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第3卷，第106页。）同时修改撤兵计划，规定：“第1路军即以第17军于日照附近布防，第14军着改归白总指挥指挥，协助第2路攻略临沂，余部即陆续向扬州附近移动；第2路军除第1、第3两师外，应限期攻克临沂，再按照前令抽调南下；第3路军即以第7、第40军之秩序，即日输送浦口集中。”（注：《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第3卷，第106页。）在宁、汉激烈相争，桂系动向举足轻重情况下，蒋介石对白可谓言听计从，允白氏继续在鲁东南策动进攻，为照顾其攻击战，不公开发表防御及撤兵令，前线阵地不实施收缩。然而，蒋这些决定虽满足了白氏要求，却严重违背了军事常识。如撤兵令既未明确撤兵时间，也未说明撤兵范围；在撤兵同时继续部署进攻，前方将领进退失据；撤兵时不实施必要的战略收缩，导致前方兵力空虚，军心不稳。这些问题的出现，缘于白氏的坚持不退，也是蒋介石以政略牺牲战略的必然结果。
6月底撤兵令直接导致了宁军在鲁南、苏北战场上的溃退，并埋下了日后蒋介石徐州败退的种子。撤兵令下达后，由于白崇禧指挥第2路继续在鲁东南围攻临沂，第1、2两种后撤严重耽搁，第3路前方部队为配合第2路进攻也大部未能后撤，蒋之亲信第1军大部直到8月中旬尚滞留苏北地区（注：《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编》，第147页。8月17日，第1军第2师、21师、22师分别位于苏北高邮、六合、枯皋等地。），真正顺利南撤的只有李宗仁的第7军等少数部队，李部也由此逐渐完成芜湖至南京一线的布防。这一局面形成，为日后桂系坐镇南京、迫蒋下野打下了良好的军事基础，对蒋氏本人命运有着难以忽视的影响。
二、反攻徐州之役
6月底撤兵令发表后，由于计划失当，各军行动不一，宁军很快陷入被动。
撤兵令下达时，第3路王天培部深入到鲁南津浦路沿线地区，阵线突出，正面敌人又较强大，极易招致攻击。王天培原属黔军将领，参加北伐后，所部编为第10军，约万余人。（注：参见包惠僧《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回忆》下，手写本，第108页。）随第7军东下途中，势力壮大很快，成为宁方较大军事实力集团之一。7月初，张宗昌、孙传芳策划乘宁军后撤之机，在鲁南发动反攻，该部首当其冲，受到强大压力。加之部队薪饷未照常发放，士兵闹饷（注：当时，该军已连续数月未发薪饷，官兵多怨声载道，但南京方面对该军薪饷实际仍如常发放。后王氏克扣军饷一说，即由此而起。参见《黔东南文史资料》第4辑附录。），战斗力大受影响。在张、孙联军进攻下，很快败退，其扼守的鲁南滕县、临城据点相继弃守。
应该说，在大军后撤、转攻为守情况下，凸出敌前的滕、临已失战略价值，事实上也难以固守。滕、临既已易手，趁势收缩阵线更属明智之举。但此时白崇禧仍在鲁东南全力进攻，不能容忍滕、临弃守暴露其左侧背。7月7日他致电王天培等，要求其“仍向滕县前进，夹击此敌，以攻为守，以进为退”。（注：《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115页。）在白的压力下，王天培不得不会同第40军反攻临城，与孙、张联军在滕、临一线全力相拼，虽收复临城，但第10军元气大伤。第40军军长贺耀组认为，此次“战争之烈，为渡河以来所未有”。（注：《贺耀组致蒋介石电》（1927年7月9日），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临城收复后，宁军防线再次拉长。18日，孙、张联军全力向临城发动反扑，第10军久战疲乏，加之受后方部队撤退影响，“前线将士多摇动”（注：《陈干致中央政治训练部电》（1927年7月19日），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稍经抵抗即告溃败。由于该路主力第7军已后撤，部队配置没有层次，失去纵深保护，以致一退即难以收拾，鲁北防地全线告失，王氏被迫令“全部集中徐州一带”（注：《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第3卷，第111页。）。此时军心涣散，将无斗志，王氏本人对担任如此艰巨的掩护任务也满腹怨气，抱怨：“当此前抗大敌，友军后退，实属万难”（注：《王天培致蒋介石电》（1927年7月20日），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对守徐缺乏信心和决心。24日，徐州不战而弃。
徐州为苏北门户，徐城弃守，苏北、鲁南全线动摇，久战无功的白崇禧也被迫从鲁东南地区后撤，孙、鲁军大有一鼓而下江南之势。7月22日，孙传芳乐观地表示：“倘在此时期，乘胜肃清江北，再与蒋言和，似亦不难就范。”（注：《孙传芳7月22日致杨宇霆函》，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2页。）江北面临的全线崩溃危险，使蒋介石不得不重新移目于徐州的攻防战。另外，就宁、汉关系及宁方内部形势看，汉方7月中旬分共后，宁、汉间已趋缓和，汉、桂间日趋接近，西征讨汉已再无可能，汉方威胁也基本消解，而李宗仁陈兵于芜湖—南京间，也使蒋如芒刺在背。戎伍起家的蒋介石明白，要摆脱困局，只有在战场上重新杀开一条血路。7月15日，黄郛即提到：“现介公拟不日赴徐州督师，进取山东。”（注：沈亦云：《亦云回忆》上，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78页。）
7月25日，蒋介石率第1军第21师赴蚌埠，准备北上一搏。至此，第1军基本均已离开南京。李宗仁对北上态度消极，强调：“以现有兵力估计，恐力有不逮。”（注：《李宗仁回忆录》上，第482页。李氏回忆蒋离宁前，曾开会讨论规复徐州。按：24日徐州失陷，25日蒋已至蚌埠，以当时消息递送及交通状况看，蒋在宁时，尚不可能获知徐州失守确息，开会讨论的应为在徐州发动反攻问题。至于广被征引的所谓蒋离宁前出席纪念周时声称：“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李宗仁回忆录》上，第482页），更显系捕风捉影之谈。）据当时报载：“李曾报蒋，言本部各军一到徐州以后，均不期而然生一种思家之疾，咸无斗志。”（注：《蒋介石下野原因》，1927年9月23日北京《晨报》。）不愿向苏北发兵。白崇禧事后说：“徐州撤退之最大原因，便是李德邻先生指挥之第7军为了预防唐生智，止于芜湖、安庆不能前到。”（注：《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委婉道出了蒋氏调兵不动的真相。
李宗仁按兵不动，白崇禧态度不明，何应钦的第1路军又远在沿海海州一带，北进收复徐州主要还得依靠屡败屡战的第10军。26日，蒋介石下达作战命令，以第2路、第3路左、右两翼分由东、西、南三面“向徐州分进合击”。（注：《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第3卷，第114页。）第2路总指挥仍为白崇禧，第3路总指挥蒋自兼，王天培、贺耀组分任所属左、右两翼总指挥，第21师为总预备队。
当时，各部距徐州均不过百里左右，蒋介石希望乘孙、张联军新下徐州、立足未稳之机，一举收复徐州。他致电左翼总指挥王天培强调：“现敌人大部均集中于中路，左翼空虚，该军第30师应迅速由阎村一带袭取徐州，攻敌人之虚而拊其背。”（注：《蒋介石致王天培电》（1927年7月29日），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速战速决意图十分明显。王部随即迅速北进，8月1日下午进抵徐州城郊，当夜，前锋直薄徐州城下。2日上午，王天培乐观地估计：“徐州逆等，闻风摇动，克服该城，当在今日。”（注：《王天培致国民党中央党部电》（1927年8月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
左翼进攻顺利时，自东向西沿陇海路进攻的第2路却迟滞不前。第2路参战的第37、44两军均非该路主力，战斗力不强，进攻决心也不够。该路7月31日与敌接触，但直到徐州兵败，始终未组织起像样攻势。白崇禧回忆：“我行进八义集附近即与敌接触，而徐州城又不闻枪炮声……如此相持两天，第三天，第2路参谋长系上海市市长张定ｆáｎ＠①转来总部撤退命令。”（注：《白崇禧回忆录》，第53页。）可见，该军实际是处于观望状态。因此，其攻击起点虽距徐州仅百里，在三路部队中最为接近，但整个战役，纵深仅进至距徐州20公里左右处。（注：参见《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第3卷，第130—133页。）
第3路右翼担任正面攻击徐州任务，蒋介石随该路行动，并调预备队21师加入。该路战斗力较弱，行进也“颇行迟滞”（注：《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第3卷，第126页。）。经蒋一再督促，并以亲信部队第21师前顶后，始于8月1日由徐州南面进抵徐州城郊。2日，左、右两翼分别从西、南两面向徐州郊外敌军据点发起强攻，前锋直逼徐城外围敌军最后据点，双方在此展开激烈拉锯战，宁军攻势甚猛，“徐城几被包围”。（注：《褚玉璞电告徐州作战计划》，1927年8月8日北京《晨报》；另见徐源泉电，1927年8月6日天津《大公报》。）下午，蒋介石亲抵距徐城仅7里的云龙山麓督战，并判断“敌人险要已失，必难久于支持”（注：《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第3卷，第119页。），准备部署向徐州追击。然而就在此时，风云突变，敌军紧急自后方及战事较为平稳的陇海路东段抽调大批兵力，向进展最快的左翼第10军全力反扑。第10军进展正顺时，骤遇强劲反击，措手不及，加之刚历新败，士气飘忽，遭遇挫折后即一蹶不振，于下午6时前全线后撤。
第10军仓皇溃退，第2路又蛰伏不动，担任正面主攻的右翼部队在各路敌军联合夹击下，也迅告不支。3日凌晨，蒋介石忍痛下令各军全线后撤，徐州攻击战功败垂成。
客观地说，反攻徐州失利，李宗仁按兵不动，白崇禧迟滞不进，埋下最初祸根；第3路右翼进展缓慢，左、右协调不够，再添作战隐忧；而左翼王天培部的溃退，则是导致失利的直接原因。当然，失利的深层原因还在指挥官间的意见分歧，统帅部进退不定造成的军心不稳，军队久战加之新败之后仓促上阵导致的士气萎靡等。以往史学界对此役失利原因，多依据李宗仁说法，归结为蒋急躁冒进，对预备队使用不当。（注：参见《李宗仁回忆录》上，第483页。）证之史实，不无片面之处。至于王天培，因此役之败而罹杀身之祸，当然更属冤枉。
蒋介石自徐州败退回宁后，8月10日，以“饷糈经理无序”、“战事剧烈之际安处后方”、“先行潜返宁垣，置全军存亡于不顾”等三项罪名将王天培撤职拘押。（注：王天培被拘后，并未被立即处死。蒋下野后，8月15日，何应钦将其押至杭州严密看管，9月2日，以军事委员会名义下令秘密处决。但早在8月中旬，宁、沪舆论即刊出王氏遇害消息，9月13日，李、白、何主持的军事委员会更公开告示，王氏已由蒋介石“于八月十一日下令枪决”。（1927年9月16日《申报》）此后，蒋即长期被指认为杀王凶手。）蒋氏拘王，为杀鸡儆猴、推卸责任、泄“无谓之愤”（注：《李宗仁回忆录》上，第483页。），均或兼而有之，所言罪名，也不全为无的放矢。但从结果看，拘王之举并未产生任何作用。到8月中旬，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已越来越不利于蒋，内外交困之中，蒋介石最终被迫选择了下野之路。
三、辞职抑或“逼宫”
蒋介石下野，历来认为是由于桂系逼迫而致。不过蒋、桂双方都不以“逼宫”一说为然，蒋氏讳言被逼下野，桂系也不愿承认有胁迫举动。揆诸史实可以发现，表面看来，蒋、桂间确没有剑拔弩张的敌对行为，桂系的说法似有所据。但实际上，桂系的暗中促动，和蒋介石的最终下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1927年初，当蒋介石与武汉政府间裂痕初显时，桂系与蒋介石合作，东下攻略浙、皖，底定宁、沪，随后又参加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南京政府的重要支柱。但桂系并不甘于久居蒋氏之下，宁、汉对立，蒋、汪叫阵，桂系实力派地位凸显，李、白开始与蒋同床异梦，双方分歧渐显。
早在5月中旬，李宗仁、王天培等防地直接与汉方对峙的将领曾往武汉政府辖地江西湖口，与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会晤。李、王赴赣，征得蒋之同意，本身并不逾轨。其实，蒋氏本人此时也在谋求与汉方联络。6月初旬，蒋由黄郛出面，联络唐生智保定军校旧雨蒋百里、汪翊唐与唐接洽。16日，黄郛致蒋电中提到，他已派汪翊唐辗转赴唐氏所在地郑州，转达蒋氏联络之意，随后蒋又亲书信函托转。（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169页；蒋永敬：《鲍罗庭与武汉政权》，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427页。前书所据原史料缺第一段，据后书所引史料补齐。）在当时情况下，双方你来我往，虚虚实实，不足为怪。不过，据朱培德报告，李在会谈中表示：“在党务方面，对于现在的纠纷，他不能负责。”表现出欲充当宁、汉两方之外第三者的姿态。汪精卫据此判断，宁方“内部已经起了分化的趋势”。（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169页；蒋永敬：《鲍罗庭与武汉政权》，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427页。前书所据原史料缺第一段，据后书所引史料补齐。）李氏的表态，较露骨地表现出其欲与蒋氏划清界限的态度。
7、8月间，汉方着手分共后，桂系与汉方各要员间更是信函往还，十分热络。7月13日，白崇禧致函程潜表示：“禧与德公及诸同志之所求者，惟在清党一事，其他一切问题，绝断无成见。”（注：《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117页。）在汉方以反蒋倒蒋为主要目标时，白氏此一表态进一步表明其与蒋之间的距离。7月下旬，老政客王克敏奔走南北后观察到：“南方情形极糟，何应钦仍与蒋一气，余均非昔日之态度矣。”（注：《杨毓ｘúｎ＠②信》，《奉系军阀密信》，第263页。）当然，这一时期李、白虽竭力与蒋划清界限，向汉方暗递秋波，但在汉方态度尚不明朗、局势难以预料情况下，也不想公开与蒋决裂，不愿看到南京政权基础发生动摇。7月27日，李、白及李济深、黄绍ｈóｎｇ＠③、陈可钰等粤、桂将领联衔致电张发奎，针对汉方所谓“反共倒蒋”主张，强调：“中外人皆知反共最有力者莫如蒋，今言反共而又倒蒋，其进退失据，不待智者而辨之”，指责武汉诸人“自非共产爪牙，何至为敌忌才，循声吠影”（注：《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120页。），公开为蒋辩护。蒋、桂关系若即若离。
8月初南昌起义爆发后，汉方对中共实行武装镇压，桂系对汉方这一举措大感称心，双方进一步接近。此时蒋介石又兵败徐州，军威重挫，桂系认为时机已到，开始跃跃欲试，准备出来收拾局面。宁方由李宗仁领衔，致电汉方及冯玉祥等，邀武汉要人莅临南京，召开中央全会，解决党务问题。（注：《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124页。）其致冯电中并表示：“我军人同志请任潮辈坐镇南中，望孟潇等肃清中游，而中正随我公与百川等直捣幽燕，海内既定，即党国之进行不难矣。”（注：《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123页。）这数通电报，蒋虽参衔，但列名已居李、白之后，内容也明显反映着桂系的主张，致冯电中更显示出桂系指点江山的勃勃野心。
宁方的形势变化，汉方自然心领神会。8月9日，唐生智发出佳电，严厉指责蒋介石“自立政府，擅开会议，屠杀异己”（注：《唐总司令讨蒋讨共》，1927年8月10日汉口《民国日报》。），对蒋穷追猛打。随后，汪精卫等致电李宗仁，表示：“个人负责问题”、“机关改组问题”，均可召开四中全会解决。（注：《汪精卫为商谈宁汉合作致李宗仁电》，《革命文献》第17辑，中国国民党党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第147页。）唐、汪两人一唱红脸、一唱白脸，中心意思是宁汉合作可以，但蒋必须下野，婉转向桂系发出驱蒋合作的信号。同年底，李宗仁也承认，此时“武汉方面派副军长叶琪为代表，与我接洽”（注：李宗仁：《畅谈党国纠纷之症结》，《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下，三民图书馆1928年版，第118页。），汉、桂接触进入实质阶段。
军事不利，各方胁逼，蒋介石处境不妙，不敢也不想恋栈。7月10日，武汉东征声浪正烈时，冯玉祥与宁方代表孔祥熙谈到：“请转达蒋总司令，不可即萌退志。”（注：王承曾编：《冯玉祥日记》（全）第8卷，北平东方书社1930年版，第64页。）此所谓“退志”，当即与蒋个人的进退出处有关。8月初徐州兵败后，蒋介石更意识到形势严峻。陈布雷回忆：“八月间宁汉分裂之迹更显，蒋公命余先期为准备辞职宣告，愿行退让贤以促成团结。”（注：《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72页。）李宗仁侧面证实了这一说法：“据陈铭枢说，下野宣言，在驶回南京途中，总司令已命陈布雷起草拟就了。”（注：《李宗仁回忆录》上，第486页。）胡汉民、吴稚晖等8月14日致冯电中也提到下野通电“介兄宿构者有日”（注：1927年8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另外，后来正式发表的通电中，注明的定稿日期为8月8日。（注：《蒋介石宣言昨晚发表》，1927年8月15日《大公报》。当时各报均称此为庚日（8日）宣言。）可见蒋氏下野，酝酿确非止一日。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桂系李、白等对后来流传甚广的“逼宫”说大为反感，矢口否认。李宗仁事后不久述说蒋下野的经过是：“蒋总司令自徐回，有决心下野之意……对我言：现在局面不好，汉方既不相谅，决心下野休息，以免南京危险。因对方以我为总目标，（下野）能使宁汉不破裂，共同合作。”（注：李宗仁：《畅谈党国纠纷之症结》，《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下，第117页。）白崇禧8月18日招待上海各界时说，他自前线返宁后，蒋告诉他：“我之军队非不足以敌武汉，但我决不愿自相残杀……决不以我个人之故，而使整个之国民党从此分裂，不能合作。”（注：白崇禧：《招待上海各界茶话会致词》，《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134页。）两人都强调蒋氏下野为其本人主动。不过，李宗仁同时也承认，蒋提出下野后，“武汉军向下游非常猛进，津浦路方面孙军亦向我进迫，我们因军情紧急，无暇坚挽”（注：李宗仁：《畅谈党国纠纷之症结》，《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下，第118页。）。军情紧急，遽失统帅，焉可不坚挽，李氏此处，有意无意间表露出其对蒋氏下野的真实态度。
吴稚晖、张群及蒋介石本人的说法与桂系有所出入。吴稚晖记载：“8月11日开了中央党部会议，蒋介石先生要辞职，大家自然坚留，他先走，临了他说：‘我服从监察委员会’……8月12日，听见他走了，于是又开政治会议，武装同志都说蒋先生要歇歇，照唐生智那种气势汹汹，我们两面受敌不了，蒋先生且歇一歇也好……人家面孔沉了下来，我们止好滚蛋了。”（注：吴稚晖：《弱者之结语》，《算旧帐》，上海泰东书局1928年版，第76页。）这段话写于1927年底，当时蒋正与包括桂系在内的国民党各方就复出问题讨价还价，蒋桂之间仍是既合作又冲突的关系。吴不必为李、白讳，也不想开罪他们。吴说出了如下几点事实：蒋下野确由其本人提出，桂系起初也确实在表面上“坚留”，至于其真实态度，仍在逐蒋。因此，张群说：“蒋自前线归来，默察大势，内省诸躬，为党之团结及政府前途计，决心下野。”（注：《张岳军谈蒋中正下野之经过》，1927年8月16日《申报》。）蒋介石自己也谈到：“中正于本年八月决定辞职，唯一原因，为党之中央，不能团结……而其时又有一部分同志，认中正为党内团结之障碍，因此中正自拔于困苦之环境，使党之团结即可实现。”（注：蒋介石：《个人之意见》，《算旧帐》，第82页。）此所谓“默察大势”、“困苦环境”，包容广泛，桂系的态度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综上可见，蒋氏8月下野是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发展使然，是蒋、桂双方暗中角力的结果。蒋下野前夕，政治上汉、桂已日趋接近，蒋氏孤立，难有作为；军事上徐州惨败，蒋遭重挫，加之桂系主力布防长江中游，奄有南京，蒋氏在宁已无武力可资依托。军事上这种态势从蒋下野后，李部迅速完成南京及其周围地区布防也可清楚看出。新编第1师第1团团长王仲廉回忆，他8月中旬从前线返回南京时，“见所有船只，均为第7军封用，不疑其他，入城到达鸡鹅巷办事处，大门不知何故已被李宗仁之军事特别委员会封闭……我驻京之第3营亦被缴械。”（注：王仲廉：《征尘回忆》，台北，煜洲印刷有限公司1978年印行，第38页。）桂系在宁势力之盛，可见一斑。同年12月，蒋曾明言，当时若再恋栈，“即非党所任命之总司令，而将成为武力之傀儡”。（注：《蒋介石1927年12月8日致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书》，《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下，第148页。）因此，蒋之下野，虽“酝酿非止一日”（注：《叶恭绰致杨宇霆函》，《奉系军阀密信》，第266页。），也确系蒋氏自己提出，但桂系的关键作用无可置疑。8月13日，白崇禧曾致电唐生智等，明告以“讨蒋事已设法解决，一二日内约可达到目的”（注：《白崇禧等报告唐生智张发奎电》，《国闻周报》第4卷第33期，1927年8月28日。）。迫蒋下野之迹昭彰。
不过，7、8月间的蒋、桂之争，始终表现为客客气气的暗斗，没有剑拔弩张的明争。在西有汉方窥伺，北有奉张大兵压境的形势下，蒋、桂双方都不能不有所克制。尤其蒋请辞下野，既使他暂时避开了各方攻讦，也使其与桂系间的冲突立告缓和，双方仍能保持一种表面平和的气氛。这种留有余地的做法，使宁方内部避免了一场刀光剑影的争斗，并为日后蒋氏复出，蒋、桂继续合作留下伏笔，这也是桂系一再否认“逼宫”的用心所在。所以蒋在日记中写道：“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只有静镇谨守，持之以定，则待机而动。”（注：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6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6年版，第175页。）表现出胸有成竹的一面。然而，从另一面看，当时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还远未巩固，未来政局发展也晦暗不明，其对局势的把握无法和后两次下野相提并论，下野之举，也不能不说担了相当风险。为此他一度计划做一年的海外之游。（注：8月24日，他致函黄郛，计划“作一年环球之游”，并请黄“在沪主持一切”。（《亦云回忆》上，第264页）但蒋实际只访问了日本，而黄的上海特别市市长一职，在蒋下野后，也为桂系人员接任。）所谓以退为进，侍机而动，说来轻松，其实正包含了当事者的多少无奈与苦心。这一选择，和蒋介石桀骜的个性与合则来不合则去的一贯作风，也不无关联。
四、冯玉祥——和事？挑事？
在宁汉冲突、蒋介石下野过程中，冯玉祥的处境与态度颇为微妙。
冯玉祥自五原誓师后，长时期独处西北，强邻环伺，处境不容乐观。1927年4月汉方继续北伐，冯随后出师中原，与武汉方面在河南会师，孤立处境稍有缓解。此时，宁、汉间正如水火，冯玉祥以第三力量身份出现，竟意外地在国民党内获得举足轻重地位。
河南会师后不久，6月10日至12日，汪精卫、唐生智等专程到郑州与冯玉祥会晤，予冯以豫、陕、甘三省军政大权，并答应每月为冯提供给养。冯则同意唐生智第4集团军回撤武汉，中辍北伐。冯以伤亡“四百余人”（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229页。）的代价取得河南地盘，获得向内地发展跳板，并得到武汉方面的正式委任和给养接济，所得不菲。武汉方面以食之无味的豫省地盘饵冯，换取冯的好感，并得其默许将重兵南撤，“以全力巩固两湖，其后南下攻粤或东下攻宁”（注：参见《蒋总统秘录》第6册，第167页。），可占机先，也不无所得。这一结果，予人以冯氏倒向汉方的印象。不过，冯氏自有他的打算，河南初定，基础未稳，在北进暂无可能时，放武汉军东下，由自己拿住河南地盘，何乐而不为。至于北方奉军威胁，由于东有宁方北进部队牵制，西北有已换旗倒向国民党的阎锡山掣肘，尚非当务之急。他允诺汉方军队南下，并非鼓励其发动东征，而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
事实上，宁汉如果开战，对冯玉祥是十分不利的。一旦宁、汉诉诸武力，东边宁军必然南撤，惯于骑墙的阎锡山也就难以凭藉，冯军防线顿然凸出，以“全军当奉军之正面……适当其冲，孤立无援，力量不足，非失败不可”（注：参见简又文《西北从军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9页。）。基于这一考虑，冯氏确不欲双方武力相争。
郑州会议后，冯氏与蒋介石间即函电往还，蒋邀冯面晤，冯欣然应允，派毛以亨专程赴徐州，安排与蒋会晤。（注：毛以亨：《俄蒙回忆录》，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年版，第245页。）6月16日，蒋北上徐州，再次电邀冯氏面谈，冯随即复电，表示渴望“趋候”（注：《冯玉祥6月16日致蒋介石电》，1927年6月21日《时事新报》。）。20日至21日，双方在郑州举行会议，商谈结果，蒋介石总结三条：“（一）取消武汉伪政府，（二）赶走共产党，（三）武汉军队重回河南参加革命。”（注：蒋介石：《上海特别市全体党员欢迎大会演说》，1927年7月7日《申报》。）冯玉祥则归纳为：“（一）鲍罗庭为共产党员，应令其回国；（二）卖国军阀是共同敌人，应一致征讨。”（注：《冯玉祥日记》（全）第8卷，第56页。）总起来看，冯氏在反共问题上倾向宁方，并明确要求汉军南下后不应东征，促汉方“通力而合作”（注：《冯玉祥致汪精卫等马电》（黄郛代拟），《亦云回忆》上，第283—286页。），这一态度对汉方东下攻宁，有所牵制。同时，他也拒绝了蒋氏拉拢攻汉的企图，指出：“目下军事胜利，宁、汉两方宜集中势力，乘胜北伐，使敌不得休息。”“若武汉方面乃一家人，小有意见，不难谅解，不宜轻启兵端，自相残杀，予敌人以反攻之机。”（注：《冯玉祥日记》（全）第8卷，第55页。）冯玉祥最欲避免的还是宁汉开打，奉张南下之局。会后，他甚至调集岳维峻、孙连仲、方振武等精锐部队沿襄阳—信阳—许昌—线环形展开，声言要“保障政治，防止阋墙”（注：《请李宗仁一意北进电》，转引自张学继《1927年蒋介石下野的原因》，《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摆出武力调停的姿态。
然而，冯玉祥虽然竭力防范宁、汉武力相争，但宁、汉迅速复合，组成统一政府，也不为其所乐见。首先，就国民党内言，冯在党中素无基础，正是宁、汉之争，使他身价倍增，获利颇丰。河南地盘及宣传声势不论，仅军费方面，他即同时自宁、汉两方得利。宁方允诺：“经济一端，极愿于此克服江浙之时，竭力接济”（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75次会议记录》，转引自《鲍罗庭与武汉政权》，第381页。），徐州会议上答应每月接济军费250万元。汉方在财政倍感竭蹶情况下，仍每月向冯拨付60万元，后又增至90万（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282页。）。
这些，冯玉祥不仅统统笑纳，还不时提出额外之需。7月初，宁方曾致电冯氏，称：“已设法筹拨现洋百万元，想已收到，军米采购不易，当陆续购办”（注：《胡汉民、吴稚晖7月14日致冯玉祥电》，转引自蒋永敬《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1927年的中国》，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410页。），尽力满足冯氏要求。汉方的汪精卫则苦恼地慨叹：“哪里还有钱借把他们。”（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317页。）蒋、汪的这种态度，当然是和宁、汉分裂之局密不可分的。
其次，从全国形势看，宁、汉、冯三方，冯的处境最无转圜余地。当时，宁、汉双方都与北洋军阀暗中保持接触。何成浚、孙发绪、王克敏等奔走宁、奉间，接洽双方，奉方表示“不反对三民主义，然非赞同态度”（注：《黄郛致蒋介石敬电》，《亦云回忆》上，第281页。），宁方则答复奉方“合作之期不远”（注：《杨毓ｘúｎ＠②信》，《奉系军阀密信》，第263页。），双方和谈之门始终半开半闭。唐生智与奉方也常相往还，蒋介石5月17日致何、李、白密电中提到：“唐孟潇托杨丙与奉方妥协，似有头绪”（注：原电影印件见台北《近代中国》第23期（1981年6月），第48页。）。叶恭绰致杨宇霆函中也说：“杨君丙前此闻曾代表唐生智北来，有所接洽。”（注：《叶恭绰信》，《奉系军阀密信》，第266页。）宁、汉双方皆欲拉奉为己用，奉方则真真假假，两面用功。在这种政治的太极推手中，冯玉祥的处境最为不利。奉、冯之间积怨甚深，奉方以倒冯作为与宁、汉议和的条件之一，而宁、汉也并不视冯为当然的同路人。6月初，蒋曾设想：“如冯军明白助共，则晋无论联奉联陕，或单独行动，均须以实力对冯，向洛阳潼关方面压迫，合力讨共。”（注：参见《民国阎百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54页。）这和奉方由奉、晋、宁三方联合讨冯的主张若相契合。正是由于宁、汉相争，虎视耽耽，双方均不敢贸然开罪作为强邻的冯玉祥，冯才不至成为宁、汉、奉交易的牺牲品。
从这一背景出发，或可更清晰地窥测到冯玉祥当时一些言行的潜在动机。郑州会议时，据汪精卫在有冯方代表参加的武汉政府中央政治会议上追述：“冯玉祥同志当面告诉本席，说他将出兵的时候，蒋介石打了几次电报给他，劝他不要发动，等第四方面军在河南被奉军歼灭之后，然后再会师中原。冯同志说有许多人劝他同蒋介石合作，他都一笑置之。收到那些电报之后，越发觉得蒋介石是狼心狗肺，不齿于人类的东西了。”（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232页。）冯的这一番言论，令汪精卫等咬牙切齿。唐生智7月19日电中仍痛陈蒋氏这一罪状，并声言：“今有蒋则无党，有党则无蒋。”（注：《唐生智等复电讨蒋》，1927年8月5日《大公报》。）
然而，就在冯、汪谈话后数日，冯即在徐州与蒋联名发表通电，宣称：“中正、玉祥与数十万将士，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凡百诱惑在所不顾，凡百艰险在所不避，凡百牺牲在所不惮。”（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25期，1927年7月3日。）这种两人联衔的通电形式是他和武汉诸人会面时所未有的。随后，他又致电汉方，促其迅速分共，并强调：“在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除一部分可以出洋暂时休息者外，余均可合而为一至宁供职”（注：《冯玉祥致汪精卫等马电》，《亦云回忆》上，第285页影印稿，不少引者使用时漏脱“至宁供职”4字。）。冯玉祥的这种两面摇摆且不无离间嫌疑的做法，对宁汉间消除分歧、达成复合显然是不利的。
7月间，宁、汉双方继续叫阵，但此时，双方实际都各有苦衷。宁方蒋、桂间矛盾日趋激化，鲁南、苏北战事也告不利，已无暇西顾；汉方内部派系纠葛也十分复杂，汪、唐又正忙于准备分共，也暂不可能实行东征。汪精卫借口“不能使敌人知道我们的底细”（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319页。），尽力降低东征调门。在这一气氛中，7月14日，冯玉祥致电宁、汉双方，提议在开封召开国民党诸领袖会议，讨论“最近所生纠纷，究竟谁应负其责，共产党之祸国，可于此解决之。而此会议所公认负咎之人，均当服从决议，各自下野，使其他领袖仍可继续奋斗。”（注：《宁洛往来电文》，1927年8月18日《大公报》。）冯氏这一提议，以团结为号召，但追究“负咎之人”、促其下野的建议，却可谓节外生枝，使本趋平稳的宁、汉争端又掀波澜。
冯氏电报发出后，宁、汉间立即再起电报战，双方争相告白对方为应当“负咎之人”。18日，胡汉民、吴稚晖等发出通电，称汪“以蒋君为功狗而烹之”（注：《从宁汉妥协到蒋介石下野》，《国闻周报》第4卷第33期，1927年8月28日。），指其应负分裂全责。唐生智则声称：“国民党与蒋势不两立，如欲整肃党权，非除蒋不可。”（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29期，1927年7月31日。）其实，在冯看来，于公而言，蒋另立中央，汪反共不力，均当负咎；于私而言，汪为“官僚旧样”（注：冯玉祥：《我的生活》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58页。），蒋则“位高权重，任意挥霍，因招怨尤，致起内讧”（注：《冯玉祥日记》（全）第8卷，第74—75页。），也应下野。冯之提议，其实别有深意。
7月20日，紧接上次提议，冯玉祥再电宁、汉双方，提出四项建议：武汉方面明令分共；宁、汉双方恢复原日局面，统一中央，或按原议，政府迁宁，或设南京政治分会，指导东南各省党务政治；各领袖在开封开一预备会，决定孰应下野，孰应继任；双方停止军事行动。（注：《宁洛往来电文》，1927年8月18日《大公报》。）该电除继续建议确定“负咎”之人外，又进一步提出设立南京政治分会的建议。设立南京政治分会，实际即意味着承认宁、汉各自为政的局面，在宁、汉双方态度渐趋缓和时，冯抛出这一前所未闻的提议，虽略显突兀，却是其不欲宁、汉迅速复合真实用心的体现。
对于冯玉祥在蒋介石下野前后的一系列活动，时人有不少议论。有人指出：“二马骑墙之态度不明”（注：《曹汝霖信》，《奉系军阀密信》，第255页。“二马”及“马二”均指冯玉祥。），自是的论。更有人认为：“冯焕章此次自极挑拨之能事，第未必占得着何等便宜。”（注：《叶恭绰信》，《奉系军阀密信》，第266页。）“马二正欲以武装调停宁、汉。项庄之剑，意在沛公。岂知介石见机尤敏，飘然引去。致使马二神魂飞越，措手不及，不但饷弹失助，而且势崩犄角。”（注：《孙发绪信》，《奉系军阀密信》，第241页。）这些说法虽不尽准确，但出自政坛老将之口，仍不无参考价值。胡汉民、吴稚晖等在蒋下野后，致冯电称：“一柱擎天，唯有公焉。”（注：《胡汉民、吴稚晖等8月14日致冯玉祥电》，1927年8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也暗讥冯氏别有用心。
1927年的中国，诸侯争霸，群雄并起，主义、政见往往都只是幌子，一切唯以实利为依归。蒋介石的下野，和军事实力的消长，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各种利益关系的微妙变化紧密相关。刚届不惑之年的蒋介石此时尚未表现出纯熟驾驭各种关系的足够能力，也暂未获得可以控制全局的充足实力。在形势不利，而人人又皆欲一展身手，争执牛耳时，退避下野，窥测风向，或许是痛苦却不失明智的选择吧。
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