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一些研究曾国藩的著述往往把他看作理学家，并特别强调他早年就追随唐鉴讲习理学。其实，他不只研究理学，对考据、词章、经济乃至诸子百家各派学说，都采取兼包并蓄的方针，其学业上的成就也不在理学上，而在古文和书法方面。他所推崇的宋儒，亦不是二程和朱熹，而是周敦颐和张载，对程朱和程朱理学反而有不少批评。所以，严格讲来，他与唐鉴、倭仁那样的理学家还是有不少区别的。然而，他治学虽然博杂，却始终以理学为核心，其为人处事亦无不以理学为指导。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称之为理学家又未尝不可。对于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过去很少有人谈过，或仅一笔带过，语焉不详。笔者打算就此问题谈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各位。
一
曾国藩的家乡湖南，自南宋以来理学一直在学术领域占据优势。省城长沙当时有两个最有名气的书院，一个叫岳麓书院，一个叫城南书院，其嘉、道以来的几代山长都是讲习理学的。曾国藩本人及其亲朋好友，如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刘蓉、刘长佑、曾国荃等人，都在这里学习过，非就学于岳麓，即肄业于城南。湖南著名学者欧阳厚钧和贺熙龄，就是直接向他们传道授业的老师。在这种环境下，曾国藩不可能不受到理学的熏陶和影响。只是由于曾国藩当时正急于谋求功名，眼光完全局限于应试诗文，无暇顾及学问，所以未能从这里直接走上治理学的道路。
曾国藩其后走上治理学的道路，主要是受到唐鉴的影响。唐鉴号镜海，湖南善化人，翰林出身，历任检讨、御史、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等官，道光二十年内召为太常寺卿。他“潜研性道，宗尚闽洛”[1]，号称理学大师，在京师土林中颇有声望。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曾国藩为了弄清做学问的门径，登门求教“读书之法”。唐鉴告诉他，“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并说，“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尽精，则万不能通一经”。为了突出理学的指导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特别强调，“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还说，“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制度不外乎此”。“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曾国藩听后顿开茅塞。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2]在给贺长龄的信中说：“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规。”[3]可见，唐鉴对曾国藩之研究理学，的确起了指路人的作用。
曾国藩按照理学家的模式修身养性，则主要是由于倭仁的影响。本来，在唐鉴向他介绍“读书之法”时也同时谈到“检身之要”。唐鉴说，“近时河南倭艮峰前辈用功最笃，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4]希望他引为榜样，将读书和修身结合起来，同时进行。但曾国藩回去后却没有照办。道光二十二年十月，曾国藩向倭仁请教修身之道，倭仁告诉他“研幾功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研幾功夫也，周子曰‘幾善恶’，《中庸》曰‘幾虽伏矣亦孔之招’，刘念台先生曰‘卜动念以知幾’，皆此谓也。失此不察则心放难收矣”。还说，“心之善恶之幾与国家治乱之幾相通”。最后，倭仁要求他必须“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5]倭仁的所谓“幾”，就是思想或事物发展过程中刚刚露出的某种迹象，所谓“研幾”，就是抓住这些迹象加以认真研究，从而把握其发展趋势，权衡利害，加以解决。其解决办法就是通过静坐、札记等自省功夫和相互讨论，将一切不合圣道的杂念消灭于刚一“闪念”之时，以使自己的思想沿着“圣人贤人”要求的方向向前发展，并将学术、心术、治术联通一气，通过学问的增长和道德修养的提高，逐步体验和学习治理国家的本领。这就是理学家一套完整的修、齐、治、平理论。
此后，曾国藩就开始按照倭仁的要求进行修身养性。他每天阅读《朱子全集》后，静坐自省，对照检查，写出心得体会，并与吴廷栋、冯卓怀、陈源兖等人交流。曾国藩还经常把自己的日记送请倭仁批阅。这一时期的日记上留下不少倭仁的眉批，多是一些批、评、鼓励之语。曾国藩通过同唐鉴等人的交往，大大提高了在土林中的声望，不少人慕名拜访，切磋学问，理学家之名传遍京师。他自己也踌躇满志，以为用不了很久就可以成为一位大学问家了。他在信中对诸弟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6]又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于天地之完人。”[7]可见唐鉴等人对曾国藩鼓舞之大，影响之深。他的门徒们后来所说的曾国藩“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8]即是指此而言。
二
曾国藩治学虽然受唐鉴影响很大，但却并不像唐鉴那样独宗程朱，而是由程朱溯流而上，学习周敦颐、张载、欧阳修，韩愈乃至司马迁，并尊奉孔、孟、周、张为儒学正统，将程朱理学和许郑汉学一概归之于不无偏颇的支流旁系。他在一封书信中评论儒学各派并申明自己的志向说，学问“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许郑亦且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而自己治学则“上者仰企于《通书》、《正蒙》，其次则笃嗜司马迁、韩愈之书，谓二子诚亦深博，而颇窥古人属文之法。”[9]他甚至将“文周孔孟之圣”与“左庄马班之才”相提并论。当刘蓉指责他不应推崇司马迁、韩愈的文章时，曾国藩复信反诘说：“今论者不究二子之识解，辄谓迁之书愤懑不平，愈之书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于世人之说，是犹睹《盘》、《诰》之聱牙而谓《尚书》不可读，观郑、卫之淫乱而谓全《诗》可删，毋乃漫于一概而未之细推也乎？”[10]这些观点与唐鉴、倭仁显然不同，而与桐城派则较为接近。
到了晚年，曾国藩连理学究竟有多大实际作用也产生了怀疑。有一次，他与赵烈文闲聊。当赵谈到春秋以来人心不正，淫乱成风，“纳人心使日就范围亦宋儒之功”时，他立刻反诘说：“古人再醮为常事，今并有未嫁守节者，然桑濮之风亦不绝，论其优劣何如？”赵说；“互有长短。”曾笑着说：“允哉，断狱也。”[11]意思是，赵的评判是公允的。由此可见，在曾国藩的心目中，宋代以来理学在所谓“正人心”方面并没有人们所吹嘘的那种神奇作用。
有时，曾国藩甚至对理学和理学家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和厌恶情绪。同治六年冬，曾国藩连遭言官弹劾，不得不辞去钦差大臣职务，离开剿捻战场。他的好友郭嵩焘也因不谐于舆论而丢掉广东巡抚之职。于是，二人同病相怜，互相唱和，对当时的理学和理学家进行了猛烈抨击。曾国藩在给郭嵩焘的复信中说：“尊函痛陈自宋以来言路之蔽，读之乃正搔着痒处。船山先生《宋论》，如宰执条列时政，台谏论宰相过失及元佑诸君子等篇，讥之特甚，咎之特深，实多见道之言。尊论自宋以来多以言乱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长短，乃较王氏之说尤为深美。仆更参一解云：性理之学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仆讷君子攻击惨毒而已。”[12]仅从这几句话看，似乎曾国藩从来就不是一个“谈性理者”，倒像是一位“性理之说”的受害者或一贯反对者。如果不是同治八年《劝学篇示直隶土子》那篇鼓吹“为学之术”“莫急于义理之学”的杰作，很可能被人误认为他早巳同理学分道扬镳了。
三
曾国藩不仅对理学的态度与唐鉴不同，其对词章、汉学、经济乃至诸子百家亦无程朱学派的门户之见。
追随唐鉴讲习理学之初，曾国藩对唐鉴“重道轻文”的观点就未能按受。虽然唐鉴公然宣称诗文词曲皆小技，不必用功，而他却对之不能忘情。他在给刘蓉的信中热情洋溢地写道：“国藩既从数君子后与闻末论，而浅鄙之资兼嗜华藻，好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诵之不厌也。”[13]自从道光二十三年因过于劳累而大病一场之后，曾国藩愈益将主要精力用于古文诗词，再不仿效唐鉴、倭仁搞什么静坐、札记之类修身功夫了。一年之后他在信中告诉诸弟：“余近来读书无所得”，“唯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所成就”[14]。数月后他又更为自信地说：“若如此做去，不做外官，将来道德文章必粗有成就。”[15]
对于汉学，曾国藩也下过多年的功夫。道光二十六年夏秋之交，曾国藩在京师城南报国寺养病，携带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一部，准备随手翻阅。恰好汉阳刘传莹也住在这里。他对考据学颇为熟悉，曾国藩便向他请教。刘传莹亦正为考据学“无当于身心”而感到苦恼，遂转而向曾国藩学习理学。于是，二人朝夕相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结为好友[16]。从此，曾国藩对汉学时时进行学习，把学会文字训诂作为理解儒学思想真谛和写好文章的前提，不仅本人对此坚持不渝，并时常拿这番道理谆谆告诫子侄。
程朱学派不仅视词章之学为雕虫小技，对汉学的攻击尤不遗余力，有人甚至将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原因归之于汉学。曾国藩认为这都是门户之见，应该加以摒弃。他主张对儒学各派兼取各家之长，义理、词章、考据、经济四者不可缺一。他在给刘蓉的信中表达自己的见解和志向说，“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吾“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17]。他的门徒黎庶昌在为他作传时说“始公（指曾国藩）居京师，从太常寺卿唐公鉴讲授义理学，疾门户家言，汉宋不通晓，亦宗尚考据，治古文词，与蒙古倭公仁、六安吴公廷栋、师宗何公桂珍、汉阳刘公传莹、仁和邵公懿辰数辈友善，更相砻砥，务为通儒之学。由是精研百氏，体用赅备，名称重于京师。”[18]这些话基本上反映了曾国藩的治学主张和经历。
对于经济之学曾国藩也非常重视。当时一般学者多视经济之学为做官术，不把他当成一门学问。所以，姚鼐、唐鉴都认为学问只有义理、考据、词章三门。曾国藩则把“经济之学”列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他在《劝学篇示直隶土子》一文中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词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今世掌故皆是也。”[19]曾国藩认为，“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佑之《通典》、马端临之《通考》始，“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20]，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所以，考据学的任务不仅在于文字训诂，更重要的是对历代典章制度的考订。早在咸丰元年曾国藩就在日记中表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研究这些问题，“皆以本朝为主而上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于简易。前代之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至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代可知也”[21]。事实上，曾国藩对“经济之学”也确实下过一番苦功夫。他大约从道光二十九年担任礼部侍郎前后起，一生中始终孜孜不倦地研究“经济之学”，并从中吸取了历代统治阶级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经验，从而解决了一连串的社会实际问题，为其在反革命生涯中取得某些成功，提供了重要条件。
曾国藩不仅对儒学各科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而且对诸子百家也采取兼收并用的方针。咸丰十一年他在日记中写道：“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虚静，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22]又说：“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仲尼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亦犹夷、惠之不及孔子耳。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23]有时，曾国藩甚至干脆把先秦诸子的各派学说称之为孔子的“言外之意”。他说：“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天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礼乐刑政、仁义忠信其所言者也，虚无清静、无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24]
曾国藩在其一生的活动中，从诸子百家各派学说中吸收了不少思想用于行政和为人处事。例如，他在湖南举办团练时，就吸取刑名家重法治乱世的思想，作为残酷镇压农民群众反抗活动的理论根据；他在统治阶级中受到排挤时，就吸取老庄清静无为的思想主动“推让少许权利”，以解除清政府的疑忌。结果，他在这两件事上都达到预期的目的。否则，湖南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广西，使他无立足之地，更难以取得以后的成功，即使把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他也未必能“保全末路”。这对他来说可谓受益匪浅。
由于以上这些特点，曾国藩常常受到一些正统理学家的“讥议”。清朝末年有位学者在一封信中评论道：“湘乡（指曾国藩）训诂、经济、词章皆可不朽，独于理学则徒以其名而附之，非真有镜于唐镜海、倭艮峰、吴竹如、罗罗山之所讲论者，其终身所得，‘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耳。”又说：“儒者学孔孟程朱之道，当独守孔孟程朱，不必以混合儒墨并包兼容为大也。”“以杂为通，以约为陋，以正为党，博学多能，自命通人，足以致高位取大名于时而已，不当施之于讲学。”“湘乡讥程朱为隘，吾正病其未脱乡愿之见耳。”[25]显然，这位独尊程朱的道学先生是不承认曾国藩为理学家的。这固然反映了程朱学派的门户之见，而同时也反映出曾国藩的治学特点。
四
曾国藩虽然早年以理学出名，但兴趣最大的是古文诗词，即“词章之学”。他在家信中说：“余生平好续《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书。”[26]又说，“余在道光廿二、三、四、五等年用胭脂圈批的各书中，唯有《史记》、《韩文》、《韩诗》、《杜诗》、《古文辞类纂》、《震川集》、《山谷集》数书首尾完毕”，“余皆有始无终”[27]。上面提到的这些书，基本上属于古文类，没有一本经书或理学家的著作，即如《史记》、《汉书》、《庄子》等史学或哲学名著，曾国藩也是作为文学作品来阅读的。对于所谓经史书、宋五子书他似乎并没有下过太大的功夫。咸丰八年他在信中对长子曾纪泽说：“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涂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体，遂至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28]其后，曾国藩大致学会辨认天体星象，书法也大有长进，唯经学的学习进展迟缓，直至很晚才将主要经书读完。
曾国藩用功最深、成就最大的亦是古文诗词。咸丰十一年曾国藩困守祁门，形势万分危急，深感性命难保。他在遗嘱中对长子曾纪泽说，“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唯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不无耿耿”[29]。就是说，在古文方面他是决心自成一格的，并且确实摸到了门径，只是作品太少，不能充分表现出来。倘若遽然死去，自己多年积累的心得体会也就随之泯灭，无法流传后世了，实在于心不甘。第二年又在信中表示，“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而在军鲜暇，来尝偶作，一吐胸中之奇”[30]。直到年老力衰之时，曾国藩还跃跃欲试地声称，假使自己“有暇读书”，即如梅曾亮、何绍基数人，亦不“多让”[31]。曾国藩对诗也很自信。他曾向人表示：“人生读书做事全仗胸襟。今自问于古诗人中如渊明、香山、东坡、放翁诸人，亦不多让。而卒卒无暇，不能以笔墨陶写出之。惟此一事，心中未免不足。”[32]
后人对曾国藩的文章亦评价颇高。李慈铭看过《曾文正公全集》后，对其中若干篇章大加称赞，说有的情感“真挚”，有的叙事质实，有的笔力苍劲，有的字字传神，可谓“近代之杰作”[33]。近代史上的一代才子梁启超也对曾国藩的文章大加赞扬，说即使没有什么“事业”，仅就文章而言，曾国藩亦“可以入文苑传”[34]。民国文人徐一土兄弟对曾国藩的文章尤为推崇，称“国藩文章诚有绝诣，不仅为有清一代之大文学家，亦千古有数之大文学家也”[35]。还说，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三人奏议各有所长，“均为有清大手笔”，而“若以文字学根柢论”，则以曾国藩为“独优”[36]。这些评论虽未必处处恰当，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至于有些人称曾国藩的文章自成一派（即所谓湘乡派），足可与桐城派分庭抗礼，甚至说其文“冠绝古今”，“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之文绝而复续”，“自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37]云云，就有些言过其实了。曾国藩是有自知之明的。年轻时虽然自视才高，对桐城派后人梅曾亮很不服气，但中年之后平下心来，还是觉得自己的文章不如梅曾亮。他曾对人说，年轻时与梅曾亮交游，见其以古文名重京师，“心独不肯下之”。“今日番视梅伯言之文，反觉有过人处，往者之见，客气多耳”[38]。他还在一篇读书笔记中表示，桐城张氏之巨卿硕学，宣城梅曾亮之古文诗篇，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之训诂学，“实集古今之大成。国藩于此三家者常低徊叹仰，以为不可及”[39]。赵烈文对曾国藩崇拜得五体投地，但听了前面那段话后亦未作任何表示，可见曾国藩的文章是始终不如梅曾亮的，并以此引为终生憾事。
曾国藩在古文上虽有一定造诣，但其真正属于文学艺术品的文章却寥若晨星。尤其那几篇为人称道的“佳品”，几乎全是悼念湘军战死将领的文章，政治内容极为反动。在这点上，与古今文学大家有着很大不同。长期以来，他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为人们所承认，除了政治上倒行逆施，多行不义之外，这恐怕也是一条重要原因。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曾国藩虽然在士林中颇有名气，而学术上却没有什么著述。曾国藩死后，《湘军志》的作者王闿运曾以地主阶级名土身份送去一副挽联，对他一生的长短得失作过较为客观的评定。挽词是：“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代不同功，戡定仅传方面略；经术在纪河间阮仪征之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意思是，他虽然平生以西汉霍光和明代张居正这两位名相自期，但因时代不同，功业相差甚远，将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之后仅留下一些用兵方略；儒术超过著名经学家纪昀和阮元，而因过早擢升高官，没有写出什么学术著作。“相传光绪年间，有人向清廷建议，应准曾国藩从祀文庙。清廷下礼部议奏，部议国藩无著述，于经学亦无发明，且举王湘绮的挽词证之，事遂中止”[40]。曾国藩未得从祀文庙，大约有多种原因，“无著述”一条也不一定是主要的。但这件事起码说明，曾国藩在理学方面确无突出的学术成就。
五
曾国藩治学虽然主张兼取各家之长，义理、考据、经济、词章四科不可缺一，但始终将理学放在首要地位。道光二十三年他在一封家信中对诸弟说：“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核名物为末。”“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41]直到晚年成为著名的洋务派首领之后，他仍坚持这种观点。同治八年他在《劝学篇示直隶土子》一文中谈到治学问题时说：“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因而，他特别强调：“今与直隶土子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志既定矣，然后取程朱所谓居敬、穷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实体之；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辞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差。”[42]显然，曾国藩始终视理学为儒学的统帅与灵魂，以为只有它才是儒学的主宰，其他各科都是为它服务的，只能起辅助作用。因而，考据、词章、经济三科同义理比较，皆莫急于它，莫大于它，莫重于它。在这一点上，曾国藩同理学家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
在世界观与道德观上，曾国藩同程朱学派也是一致的。他认为，“圣人之学”不外乎“即物求道”和“身体力行”两事，前者即所谓“致知”功夫，后者即所谓“力践”功夫。他不同意王守仁的“即知即行”说，认为“致知”重要，“力践”更重要[43]，由前者走向后者的关键是个“诚”字。“天地之所以不息，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他特别赞许“道在存诚”一语，说“果存诚而不欺，则圣学王道又有他哉”[44]。那么，究竟怎样才算“诚”呢？他认为，“诚”就是“不欺”，就是“无私”，就是“至虚”，“是故天下之至诚即天下之至虚者也”[45]。在他看来，从事理学研究就是达到“至诚”这一最高境界的指南和阶梯，也是自己不断“去私”的过程，所以，他又称理学为“克己之学”。事实上，他对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也非常重视。自追随唐鉴、倭仁讲习理学以来，他虽然没有坚持按照理学家的模式每天做“功课”，但从未降低要求。对自己一切不合封建道德规范的思想和行为，经常进行反省，自责之词经常见于日记和书牍之中。尤其咸丰七、八年间经过一番“大悔大悟”之后，思想上和政治上显得更加成熟、老练，否则，对于后期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是很难应付自如的。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按照理学家“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程式为地主阶级奋斗不息的一生，其死后获得“文正”的谥号是不奇怪的。
曾国藩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有时甚至把自己取得某些成功的原因归之于“坚忍”二宇。他曾对曾国荃说，“李申夫尝谓余呕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语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46]又对准军将领刘铭传说，“本部堂办水师，一败于靖港，再败于湖口，将弁皆愿去水而就陆，坚忍维持而后再振。安庆未合围之际，祁门危机，黄德糜烂，群议撤安庆之围援彼二处，坚忍力争而后有济。至金陵百里之城，孤军合围，群议皆恐蹈和、张之覆辙，即本部堂亦不以为然，厥后坚忍支持，竟以地道成功。”他由此得出结论：“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风波磨折，必有浮议摇撼”，“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47]对于这一点，曾国藩很自负。有一次，当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谈到李鸿章“事机不顺未必能如师（指曾国藩）宏忍”时，曾国藩非常得意地说：“吾谥法文韧公，此邵位西之言，足下知之乎？”[48]他的这些话与“志之所向，金石为开”一语的精神实质是一样的，无非是在宣扬主观意志的决定作用。
在政治上，曾国藩更是经常摆出一副理学家的面孔，处处标榜一个“诚”字，时时以封建礼教的卫道土自居。他出办团练之始，就信誓旦旦地宣称：“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借以号召吾乡之豪杰。”[49]举行所谓“东征”之前，他又发布文告说，“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代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不可倒置”，而太平军“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以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他号召一切忠于孔孟之道的封建士人起而反对太平天国革命，说什么“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攻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50]。事实上，曾国藩选拔将弁、招聘幕僚也都是以是否忠于封建礼教为标准的。咸丰十年太平军横扫苏、常，驻守常州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先期逃走，地方官随之逃散一空，唯当地反动土绅据城顽抗，并在城破之后退往农村，带领团练武装继续与太平军为敌。曾国藩听到这一情况非常高兴，认为“该郡素尚节义，其土子多好读书稽古，研究事理”，“其中必有二三贤智之土为之倡率”。曾国藩把这些“贤智之土”视为难得人才，立即上奏清廷，保举周腾虎、刘翰清、赵烈文、方俊谟、华蘅芳、徐寿等人，请求清政府速令各地督抚将他们“咨遣来营”，收入幕府加以“造就”，留为“他日之用”[51]。这不过是个典型，其他类似的例子亦为数不少，曾国藩手下有些幕僚和将领，就是因为誓与太平军为敌，而被目为“血性男子”收至部下的。
曾国藩还认为，清朝社会风气的转变，气节的树立，政治颓势的挽回，全靠一二“节义之土”的倡导。他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52]又说：“世多疑明代诛锄搢绅而怪后来气节之盛，以为养土实厚使然。余谓气节者一二贤臣倡之，渐乃成为风会，不尽关国家养土之厚薄也。”[53]他甚至认为，湘军的创立，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成功，归根到底都是理学的胜利，都是罗泽南、王錱、李续宾等数位“忠诚君子”倡导的结果。他在《湘乡昭忠祠记》中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而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艰难而不责入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洲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与！”[54]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曾国藩更为重视人才的聚集和培养，认为“粤捻内扰，英俄外伺，非得忍辱负重之器数十人，恐难挽回时局”[55]。他从这一观点出发，总是把所谓“整顿吏治”放在首位，将聚集和培养人才作为“挽回时局”的着手点。在他的一生中，曾为此作出过极大的努力。他的幕府就是他汇集和训练人才的综合学校，曾先后培养出不少适应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人才，分遣各个地区和部门担任要职，作为忠实贯彻其思想政治路线的“种子”。
在军队的治理上，曾国藩主张以礼治军。他认为，“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他的所谓“仁”，即“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就是“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这样，“则人知恩矣”。他的所谓礼，即“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泰而不骄也”。也就是说，“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如此，“则人知威矣”。总之，就是带兵之人只要“以仁存心，以礼存心”[56]，就可不加恩而令弁勇知恩，不立威而令弁勇知威，于“无形无声”之中达到“辨等明威”[57]的目的。曾国藩的这套做法，实际上是将封建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融合起来，把军规、军法同家规、家法合为一体，用父子、兄弟、师生、朋友、同乡等亲属关系掩饰、调剂以至补充军队中的上下尊卑关系，以减少内部的磨擦和抵触，使土兵和下级易于甚至乐于尊重长官、服从长官、维护长官，积极为长官卖命。为了贯彻以礼治军的方针，曾国藩对部下既实行“言教”，也注重“身教”。后来他在评论自己的带兵特点时说：“臣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训海，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告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其于银米子药搬运远近，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筹，从不诳以虚语。各将土谅其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58]其实，不仅上下级关系，湘军中各营各军间的团结，各将各帅间的交往，以至军队的组成，人员的去留，皆取决于私人情分，即如堂堂朝命，亦远不如一纸私函。总之，湘军中各种关系、成例，军营风气，乃至军阀制度的形成，无不与此有关。可以说，曾国藩的以礼治军是湘军演化为军阀武装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施政方略上，曾国藩也明显带有理学的影响。例如，办理对外交涉坚持“忠信”[59]第一的原则，兴办军事工业讲求“铢积寸累”[60]功夫等等。实际上不过是将理学家为人处事的信条和修身法则搬到洋务活动中加以运用。
总而言之，曾国藩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理学家的特点，虽与唐鉴、倭仁不属于同一派别，仍应归之于理学家之列。
在治学内容上，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始终以理学为核心而又博杂多变，是与他的政治志向和治学作风分不开的。早在京宦时期，曾国藩就立志成为地主阶级的一代圣贤，要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他虽然努力学古文、学理学、学训诂、学经济，但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博学多能的通儒或精明干练的能吏，而是要将自己的所学付诸实践，以挽回封建统治阶级日趋衰落的形势，重新振兴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而理学以君臣父子为核心的伦理说教，特别有利于维护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因此为曾国藩所选中，企图利用理学来改变其江河日下的社会风气和政治形势。这是曾国藩一贯重视理学，始终将其置于儒学各科的首位而极力加以提倡的根本原因。然而，他生当封建社会末世，在其实际活动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复杂而困难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具有渊博的知识和真才实学，仅有理学家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些说教是很不够的，因而，他摈弃种种门户之见，对一切有用的思想和知识都采取兼包并蓄的方针。同时，曾国藩在社会实践中也不断发现理学的弱点，感到它不仅实际作用有限，有时甚至对自己的反革命事业还有一种束缚和破坏作用。故在挚友通信或私下谈论中难免流露出对它的怀疑态度和厌恶情绪。这就造成曾国藩对理学的矛盾态度和似是而非的理学家形象。这种现象在晚清封建土大夫中大概不是绝无仅有的，不过都不如曾国藩这样典型而已。（《太平天国学刊》，第5期）
注释：
[1]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文集》（以下简称《曾文正公文集》），第4卷，第36页。
[2]曾国藩：《曾文正公手书日记》，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3]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以下简称《曾文正公书札》），第1卷，第1页。
[4]《曾文正公手书日记》，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5]《曾文正公手书日记》，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
[6]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7]《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8]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年谱》（以下简称《曾文正公年谱》），第1卷，第6页。
[9]《曾文正公书札》，第l卷，第4页。
[10]《曾文正公书札》，第l卷，第4页。
[11]《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九月初四日。
[12]《曾文正公书札》，第26卷，第1页。
[13]《曾文正公书札》，第1卷，第12页。
[14]《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
[15]同上书，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16]《曾文正公年谱》，第1卷，第14页。
[17]《曾文正公书礼》，第1卷，第4、6页。
[18]黎庶昌：《拙尊园丛稿》，第3卷，第1页。光绪十六年。
[19]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杂著》（以下简称《曾文正公杂著》），第4卷，第4页。
[20]《曾文正公文集》，第3卷，第24页。
[21]曾国藩：《绵绵穆穆之室日记》，咸丰元年八月二十一日。见台北影印‘湘乡曾氏文献》，第6册，第3369—3370页。
[22]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求闸斋日记类钞》（以下简称《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第20页。
[23]《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十六日。
[24]《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九年十一月初四日。
[25]夏震武：《灵蜂先生集》，第4卷，第13页。
[26]《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六月十一月初五日。
[27]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家训》（以下简称《曾文正公家训》），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
[28]《曾文正公家训》，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
[29]同上书，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30]同上书，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
[31]《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32]同上书，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
[33]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土随笔》，《国闻周报》，第11卷，第32期。
[34]《凌霄一士随笔》，《国闻周报》，第11卷，第17期。
[35]徐凌霄，徐一士：《曾胡谈荟》，《国闻周报》，第6卷，第33期。
[36]《曾胡谈荟》，《国闻周报》，第6卷，第40期。
[37]同上书，第7卷，第4期。
[38]《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39]《曾文正公杂著》，第2卷，第2页。
[40]高伯雨：《中兴名臣曾胡左李》，第34页。
[41]《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42]《曾文正公杂著》，第4卷，第4—6页。
[43]《曾文正公书札》，第1卷，第9—11页。《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44]《曾文正公书札》，第1卷，第1—2页。
[45]《曾文正公手书日记》，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46]《曾文正公家书》，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47]《曾文正公杂著》，第3卷，第65页。
[48]《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49]《曾文正公书札》，第2卷，第4页。
[50]《曾文正公文集》，第3卷，第2页。
[51]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以下简称《曾文正公奏稿》），第14卷，第69页。
[52]《曾文正公文集》，第2卷，第2页。
[53]同上书，第2卷，第70页。
[54]同上书，第4卷，第18—19页。
[55]《曾文正公书札》，第7卷，第36页，
[56]《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九年六月初四日。
[57]《曾文正公全集》，首卷，第36页。
[58]《曾文正公奏稿》，第25卷，第14页。
[59]汪世荣编：《曾国藩来刊信稿》，第294页。
[60]薛福成：《庸庵全集。庸庵文编》，第1卷，第34页。
（文章来源：《太平天国学刊》第5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