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今属双峰县）人。他早年热衷于追求功名，1838年中进士。此后十多年间，他利用在翰林院供职的有利条件，“日以读书为业”（《曾国藩全集·家书》一），潜心学问，涉猎大量中国古籍，对诗古文辞用力甚勤，对封建理学下的功夫尤深，使他成为一名正统的封建理学家，被赞誉为“一代儒宗”。1853年以后，随着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的蓬勃发展，曾国藩从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他弃文就武，从办团练开始，创立湘军，积极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他几经挫折，终于艰难地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镇压下去。湘军攻陷天京后，同治帝给他“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曾文正公年谱》卷十二），达到了他一生权力最高峰。以他为代表的湘系势力的崛起，直接影响着满汉统治力量的消长，因而他是我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他不仅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而且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都显然具有可忽视的地位，研究他，无疑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一
在曾国藩死后的一百多年间，随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风云变幻，人们从本阶级的政治需要出发，对曾国藩或褒或贬，论旨各殊，因而使曾国藩的研究笼罩着层层迷雾。
回顾起来，曾国藩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曾国藩死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对曾国藩都赞颂备至，究其原因，似乎与下列一些因素有关：一是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曾国藩起家“词林”，长期致力于封建理学的探讨，造诣极深。他具有一整套由他作过应时修补和改塑的孔孟学说，一套融会贯通的程朱理学，因而被推为“理学名儒”、“孔孟之亚”（《李传□祭文》），他正是凭着这一点才跻身于政治舞台而获得所谓声名人望的。曾国藩的一生以挽救爱新觉罗王朝的危局为己任，以维护整个封建地方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前提，在清末封建国家机器被太平天国的英雄们打得七零八落的存亡危机之秋，而满洲官员和八旗、绿营兵又已无法挽救颓势的当时，曾国藩应运而出，以肃清所谓“长毛”、“捻匪”为己任，帮助清王朝稳定统治，渡过难关，因此深受皇帝的恩宠，历任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各部主管官称尚书，副职称侍郎），博得到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官衔）、一等毅勇侯的官爵和死后受封为“文正”的谥号，是封建统治阶级眼中公认的“中兴名臣”，他博得朝廷上下的一片赞扬声，这就不足为怪了。在曾国藩死后，首先胪陈其历年“勋绩”并加以论评的是自称与曾“相从日久、相知颇深”的江苏巡抚何□，他认为曾国藩“立功之伟，胥本于进德之勤，其生平尽瘁报国，克己省身，器识过人，坚贞自矢，不特今世所罕见，即访之古贤臣，亦未遑多让。”（《曾文正公全集·首卷》）此处所谓“德”，与封建正统道德观念，不啻为同义语。二是由于曾国藩的门生故旧及幕府人物的褒扬。据容闳记载，当时曾国藩幕府盛极一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容闳：《西学东渐记》）后来，这些门生故旧及幕府人物受曾的引荐，大多数担任军政要职，有的甚至位极权臣，几乎与曾齐名，如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胡林翼等等。这些门生故旧，他们长期受曾的薰染，又靠曾一手提携发迹，不少的人“身在事中”，曾国藩的中兴“功业”，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份劳绩。为曾国藩歌功，实无异于为他们自己颂德。具有门生幕府和继承人双重身份的李鸿章认为曾国藩“勋德名位，冠绝百僚”（《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二）。李鸿章虽然自己没有为论述曾国藩的“事功”而写过宏篇巨著，但他托请薛福成代为撰写的曾国藩事迹奏疏却对曾氏的一生进行了总结，奏折有云：“窃尝综叙曾国藩之为人，其临事谨慎，动应绳墨，而成败利钝，有所不计，似汉臣诸葛亮，然遭遇盛时，建树宏阔，则又过之；其发谋决策，应物度务，下笔千言，穷尽事理，似唐臣陆贽，然涉历诸艰，亲尝艰苦，则又过之；其无学不窥，默究精要，而践履笃实，始终一诚，似宋臣司马光，然百战勋劳，饱阅世变，则又过之 。”（薛福成：《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勤事实疏》）溢美之辞，令人咋舌。三是一批资产阶级史学家，他们或则从大汉族主义出发，祈望改良政治，希冀出现象曾国藩那样的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中兴名臣”，以挽救日益衰败的政局；或则从反满的革命要求出发，虽然对曾国藩效忠“异族”不无微词，而对他办团体、抓军权、促成满汉统治势力的消长变化却是肯定的。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本身所特有的阶级局限性，他们对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普遍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曾国藩自然是褒多贬少。梁启超特别欣赏曾国藩的学识和毅力，他宣称自己“崇拜其人”使曾国藩“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他号召人们要反复学习《曾文正集 》，“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卷十四）章太炎早年倡导排满革命，对效忠清廷的曾国藩攻讦尤烈。他对曾国藩“所志所学既深表不满，于其道德功勋，亦痛加非斥”，但是后来仍然目曾氏为“英雄”人物，称其“行事足惬人心”（《章氏遗书·检论》）。四是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及其帮闲文人，他们出于反共和镇压人民革命听政治需要，特别推崇曾国藩一生所操的“杀人”事业，欣赏他的所谓“好汉打落牙和血吞”的毅力。从袁世凯到蒋介石无一不是如此，蒋介石对曾国藩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声称：曾国藩“足为吾人之师资”，是“建国救世的模范”（蒋介石：《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序》）。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曾国藩成了反动派心目中“立德”、“立功”、“立言”、“三俱不朽”的标准“完人”，曾国藩一整套思想理论被全盘肯定而加以承袭下来，至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曾国藩歌功颂德的狂热程度可以说已经达到了顶点，其中胡哲敷的《曾国藩治学方法》一书，以谈曾氏“治学方法”为名，借题发挥，实则大部分内容讲的是曾国藩的“修养”和“治事”之类，他宣称：“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表现出来的”“儒雅风流人物”，当首推曾国藩一人。蒋星德的《曾国藩之生平及事业》一书，共分十二章，侧重论述曾国藩的事功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他认为曾国藩的一生事功是“基于天生过人的才力”和“艰难困苦的环境”磨炼而出。此外，王德亮和李鼎芳则从不同的角度称颂曾国藩，认为曾氏“有功于国家民族”，他的“人格”、“学识”、“勋业”“历万古而常新”（王德亮：《曾国藩之民族思想》）。曾国藩的“才能足以服人”，“道德足以感人”，“令名足以信人”，“性情足以近人”（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在他们的眼中，曾国藩“不失为古今完人之一”，“允堪为国人效法者”（王德亮：《曾国藩之民族思想》）。何贻焜所著《曾国藩评传》，更把曾氏抬到了吓人的高度，他在全书的结尾时说：“曾公于义理、词章、考据三者既有相当之造诣，于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亦有良好之表现，求之古今中外，均难其选，故曾公不仅为清代中兴之人物，抑且为世界史上有声有色之人物。”由于当权者的倡导，曾国藩被捧为青年学习的楷模。陈清初所著的《曾涤生之自我教育》小册子曾以《革命青年丛书》之一出版，广为散发。陈清初认为，“曾涤生生于半耕半读之家，与国人一般环境正同”，而且，曾国藩属于中等才智，他之所以能“特立独行，自拔于流俗，其志坚，其心苦，其成就惊世骇俗”，就是因为他“能一意师心，痛切反省，以倔强之态度，拼命自强”，因而他的“事业”应归于自我教育。陈著还把曾国藩的“自我修养”归纳为“养生”，“持身”、“为学”、“省克”、“治世”等五个方面，把曾国藩有关这五个方面的语录作为座右铭，号召广大青年象曾国藩那样进行自我“修养”、“立身行事”，“必能无往不宜也”。不言而喻，造成这类著作犹如汗牛充栋的原因，显然是由于当权人物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大力倡导的结果，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畸形产物。
针对反动派把曾国藩“推崇为‘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骗群众的偶象”，并“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这一事实，“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范文澜：《九版说明》《中国近代史》上册），在延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同志于1944年写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系统而详尽地阐述了曾国藩的历史，他认为，曾国藩是“中国数千年尤其是两宋以下封建统治阶级一切黑暗精神的最大体现者，又是鸦片战争后百年来一切对外投降对内屠杀的反革命的汉奸刽子手们的‘安内攘外’路线的第一个大师。”并分析了在曾国藩研究的问题上，造成政治观点“一边倒”的终极原因，不是别的，而恰恰是当时的统治阶级有意混淆视听，把“这些本来都是公开的在当时妇孺皆知的事实”，“隐蔽起来，无耻地捏造另外一套‘历史’，竟然把曾国藩说成‘圣贤’了。”范文澜同志进一步指出：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屠杀中国人民的汪精卫、蒋介石之流和历史上的曾国藩都是“一模一样的人物”，“他们不也在装模作样要群众承认他们是‘圣贤’吗？客观事实对他们总是那么不幸，他们满以为‘圣贤’可以掩盖些自己的嘴脸，结果恰恰相反，人们看到他们的‘圣贤’，就知道他们是什么嘴脸。”（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中国近代史》上册附录）这篇文章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于揭露当权人物的卑劣伎俩，唤醒人民群众的觉悟无疑是具有积极作用的。这是解放前在曾国藩的研究方面为数不多的见解。
建国初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的基本特征是对曾国藩全盘否定。但是，这一阶段又以1957年为标志，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以范文澜同志所著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为代表作，这篇文章作为范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的附录连续多次再版，文中的基本观点（除效忠清廷被称为汉奸这一点而外）几乎为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和读者所接受，研究曾国藩的大部头专著虽然由于史学领域尚处于开创性阶段还没有来得及问世，但是有关论著涉及曾国藩的评价的内容似乎不算太少，其基本观点与范文澜同志所持观点差不多，即使有差异也不过是大同小异而已。1957年以后，由于极左思潮开始抬头，出现了两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要么是把曾国藩的研究视为“禁区”，为避免政治上不必要的麻烦，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史学界同人对曾国藩研究几乎无人问津，有关学术文章寥若晨星；要么是以政治运动代替学术研究，大搞影射史学，随着政治运动的日益频繁，在“立足于批”的思想指导下，对曾国藩的批判也愈益升级，人们只要留心查阅一下这一时期的批判文章，特别是1974前后，几乎多得惊人，这显然是为了配合“批林批孔”运动。这样做的结果，把批判孔子、批判曾国藩替代了批判林彪，而且，在批判曾国藩的同时，连同他的思想中的某些合理的成份，也统统不加分析地倒进了垃圾堆。我们认为，在学术领域，不应该设置什么“禁区”，因为这样做，会导致整个学术领域的萧条，正如日本学者野泽丰先生最近在关于史学研究方法的一次讲演中所正确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垮了国内外一切反动派，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他们有能力研究和解决各种学术问题，欢迎各种学术思想、学术流派自由开展讨论，在历史研究领域，不需要、也不应该设置什么‘禁区’。”当然，我们提倡学术研究要讲究社会效果，但是，这与“四人帮”所搞的“影射史学”、歪曲历史事实的作法却不可同日而语，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必然会不得民心，造成极坏的影响，也同样会带来学术领域的萧条，上述两种作法都是不足取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实事求是传统作风的恢复和发扬以及双百方针的继续贯彻，曾国藩的研究才步入正常的轨道，这是曾国藩研究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主张对曾国藩采 取分析的态度，既反对全盘肯定，也不同意全部否定，因为“二者都未免褒贬失当，毁誉偏颇”（冬青《曾国藩的一生》《山东大学报》1983年第1期）。据不完全统计，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报刊杂志已发表有关曾国藩研究的论文达五十余篇，还出版了卞哲著的《曾国藩》和朱东安著的《曾国藩传》等专著，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对曾国藩这一历史人物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有论者提出，对于曾国藩也是可以分析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如何评价历史人物问题上，给我们提供了许多范例，即使象梯也尔那样政治上反动的人物，马克思并不因此抹煞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即使象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那样的人物，列宁把他们的前期和后期分开加以评价。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无疑为我们评价曾国藩“提供了借鉴”（张跃铭：《论曾国藩的人才观》《北方论丛》1984年第4期）有的论者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待历史人物可以分阶段进行评价这一原理出发，开始注意探讨曾国藩早年的的政治思想和活动，把曾国藩一生六十一年分为两个时期，即以1811年到1852年为前期，以1853年到1872年为后期，前期几占曾国藩一生的三分之二时间，主要从事科考，究心学问。虽他走着一条曲折钻营功名的道路，但并没有条件做太多危害国家、民族和人民之事，特别是曾做京官的十余年间，他目睹官场腐败，而痛恨刺骨，甚至想“归家告养”，“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曾国藩全集·家书》一）颇有怀才不遇之叹，对封建官场上的腐败现象是看不惯的。他曾向咸丰皇帝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大胆直言民间疾苦和用人弊端，上书皇帝“作育人才”，这些作法是“很有胆量和见识的”（张跃铭：《论曾国藩的人才观》）。这种看法比较符合客观实际，是可取的。还有的论者著文认为，即使是曾国藩的后期，他的哲学思想、洋务思想的洋务活动、文学理论、人才理论等等也还有某些合理成分，对后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这些见解都是值得重视的。此外，《求索》杂志还开辟了“曾国藩研究”专栏，岳麓书社拟出版《曾国藩全集》，现《曾国藩全集·家书》一、二卷已经出齐。这都为进一步研究曾国藩创造了条件。总之，从最近几年的研究现状分析，曾国藩的研究领域已经从纵、横两个方面扩展开来，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这反映出史学工作者一旦摆脱“左”的思想影响，在广阔的学术园地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怎样充满生机的景象。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研究曾国藩的论著涉及的范围极广，而且与中国近代史上一些有争议问题例如洋务运动等等相联系，因而显得纷繁复杂，兹择其要者评述如下：
一、曾国藩的理学思想
曾国藩是近代“理学名儒”，从进士及第到组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反动武装期间，他完全究心于宋明理学。作为封建末世的理学家，曾国藩只是勉强守住理学的藩篱，他并没有系统的理学著作，只能算是一个抱残守阙者。但这样说，并不是说曾国藩的理学完全只是前儒学说的复写，他的理学也有其不同于前儒的内容和特点。他并不象那些狭隘迂腐的封建陋儒，食古而不化，他懂得兼收并蓄。在当时思想界激烈的“汉宋之争”中，他的基本立场是站在宋学的立场调和汉宋，他还批评过那种“崇道贬文”即崇宋学斥汉学的意见。在宋学内部程朱、陆王之争中，他总的态度是宗程朱，薄陆王，但门户之见并不严重。他对陆王虽有不少批评，但也有所肯定。总之，在思想上他并不受程朱理学的局限，如在对所谓“宋五子”的态度上，他极力推崇张载和周敦颐，对程珠反而有所批评。正因如此，他也能提出一些有一定价值的命题或见解。
（一）曾国藩根据理学“理一分殊”的学说对“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认识方法，有所阐明和发挥。曾国藩说：“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手至殊之分，无以洞乎至一之理。”李兴发同志认为，从这段话可以获得两点认识：第一，他认为只有认识“至之殊分”才能认识那总的唯一绝对的“理”，就是说，只有认识具体的事物，才能认识抽象的事物的理。第二，反过来证明，一般寓于特殊，“分殊”中包含了至一的“理”。就一般的认识规律来说，只有先认识具体的事物，才可能抽象出事物的一般特征，认识事物的本质。曾国藩讲的认识“理”的途径，应该是合乎思想逻辑的。可是，理学家们的理，是封建的伦理道德，即要求事事物物合乎封建的伦理道德。认识理，就只是要体认君仁、臣敬、父慈、子孝。这样，唯心主义的体系就淹没了它的认识论的合理因素。（李兴发：《曾国藩思想杂论》，《安徽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二）曾国藩接受了传统的天命论，曾一再宣扬“畏天知命”、“乐天知命”的思想；但总的说来，在天命和人事的关系上，他并不抹煞人事，在许多地方他是重视并强调人事的。他曾反复说过：“信人力足以补天事之穷，孟子言治乱兴衰之际，皆由人事主之，初不关乎天命”，“鄙人阅历事变，但觉除得人以外，无一事可恃”，“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等等。他并且进一步认为，“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认为不能事事委诸天命，放弃人为，这样就要抹煞、否定人的主观努力，就将在封建统治阶级中滋长消极无为的思想，这是不利于镇压农民的起义斗争，不利于封建统治的。因此，在具体事务中，必须强调人的主观努力，即所谓“勤”的精神。张锡勤同志认为，曾国藩这种重人事的思想并没有引出唯物主义的正确结论，而是走向了主观唯心论、唯意志论。他看到人的活动都受一定思想观念、精神意志的支配，因而把思想观念、精神意志看作是决定一切的原动力，他认为所谓忠勤精神的根本是“诚”，因此，“诚”乃是宇宙的主宰，是人间一切事业的原动力。（张锡勤：《曾国藩思想简论》，《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年第2期）
（三）曾国藩虽然强调义理之学的重要性，但明确地把“经世之学”纳入了理学范畴，这比起那班一味主静的理学家来，不能不是一种变化。卞哲同志认为：注重“经济”之学，正是他关心国家的一种反映，因为当时正值鸦片战争以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一齐袭来，清王朝危机四伏，魏源、包世臣等人要求改革的声音相继响起。关心国事的曾国藩，对此时代的巨变不能不有所感触。当然，他要“经”的，是清朝之邦；所要“济”的，是地方阶级之世。把经济之学，纳入理学范畴，是曾国藩理学的一个时代特点。（参见卞哲：《曾国藩》）
（四）曾国藩从理学的“复性说”出发，认为《大学》所列八条目，重点是“格物”和“诚意”，这是复性的根本途径。“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而在致知、力行二者之间，曾国藩又特别强调力行。他认为力行就是“脚踏实地”，不说空话，知一句便行一句，“实行行之，且常常行之”，并注重实效。由此，他很反对王守仁“即知即行”的“知行合一”说，同时也批评了陆九渊的只是强调“先立其大”，他特别重视在小事上“实用其力”的修养磨炼功夫，张锡勤同志认为，“曾国藩强调力行，是为了反对当时士大夫知而不行、言行脱节的‘浮伪之习’的恶劣作风，以厉行来强化封建道德修养。”（《曾国藩思想简论》）应该说，曾国藩强调力行，对于整顿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挽救本阶级堕落，协调本阶级的内部矛盾，谋求本阶级的“自强”，并不是没有起过作用的。
二、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和洋务活动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创者之一，曾主持洋务新政十年。在此期间，洋务新政不仅初具规模，也在设厂制造、培养人才、创建水师、对外交涉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和纲领，后来的洋务运动基本上是在曾国藩确定的方针下继续进行下去的。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和洋务活动，就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办军事工业；二是关于办外交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有关文献资料，研究者并无歧见，有争论的是，曾国藩办军事工业的目的特别是其直接目的何在？以往普遍的看法，其目的“是为帝国主义服务而镇压国内人民”。近几年来，这种观点仍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例如：李金奎同志仍然认为，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原来是以镇民为目的”，都是借“御外侮”之名，行“靖内患”之实。在作者看来，除了左宗棠属个别的例外，洋务包括曾国藩在内，都是如此。（李金奎：《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反动》，《求索》1984年第4期）戴学稷、徐如同志也认为，“曾国藩称购买外洋船炮和制造轮船为‘救时要策’，他所谓的救时，一是‘剿发捻’，一是‘勤远略’，前者目标很具体和明确，后者则是一句空泛的冠冕堂皇的大话，是并不准备实践的。”（《曾国藩的“驭夷”思想论略》，《福建论坛》1984年第2期）这些观点尽管在提法上与传统观点有所不同，但从总体上考察仍然可以把它看作是传统观点的继续和发展。目前，更多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曾国藩举办军事工业既有“靖内患”即镇压国内人民起义又有“御外侮”即对外抵抗侵略者等两个直接目的，但在提法上、程度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乃至对立，至少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认为“靖内患 即对内的目的是主要的。第二种认为对内对外两个目的是并重的。第三种认为“御外侮”即对外的目的是主要的。如徐泰来同志就认为，“曾国藩虽也认为购买和制造外国船炮，‘可以剿发逆’，但同时他也强调‘可以勤远略’”，“办洋务的御侮目的是无可否认的”，（《求索》1984年第4期）当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真正能威胁清政府封建统治的是外国侵略者，因而，有关洋务运动的奏折、著作和书稿立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无不是反对外国侵略者”，“洋务派办洋务主要是出于民族意识”。（《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最近，王继平同志著文认为：曾国藩对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对华造成的危害是有相当认识的，“曾国藩办洋务的更重要的目的，乃是为了抵制外国的侵略。”（《求索》1988年第2期）此外，第四种观点认为对内对外两个目的随着当时形势的变化，有先后、主次之分。例如陈贵宗、李永璞等同志认为，曾国藩办军事工业经历了一个“由专门剿发逆、靖内乱到与‘勤远略’、‘御外侮’同时并谋”的过程。（《洋务运动的首创者——曾国藩》，《洋务运动讨论专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丛》1982年第2辑）由此可见，曾国藩办军事工业的目的乃是目前争论的焦点之一。
第二个方面，关于办外交的问题。这是近年来曾国藩研究中分歧较大、争论较多的又一个问题。有些同志仍然坚持过去的观点，认定曾国藩“一味崇洋媚外，卖身投靠，是可耻的卖国贼。”（何玉畴、杜经国：《试论左宗棠与洋务运动》，《甘肃日报》1979年1月11日）目前，更多的研究者通过对曾国藩的外交思想和实际活动的考察提出，曾国藩对外国侵略者既有妥协的一面，又有矛盾抗争的一面，但是，在强调的重点上又有不同。不少同志认为，曾国藩“在对外关系上，是以勾结、妥协为主要方面，同时也有反抗侵略的一面，并不盲目崇洋媚外，卖身投靠外国”。（邓亦兵：《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史学月刊》1980年第2期）这种观点强调妥协一面是主要的，这是目前较普遍的一种观点。另一种观点与此有所不同，例如王继平同志认为，曾国藩对西方列强最初也是有着防备和抵御之心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的态度才逐渐趋于软弱和退让。曾国藩“是以外修和好，内须自强为其外交指导思想。由于他过高估计外国的力量，忽视人民的爱国潜力，以求得‘中外相安’，他实行的是一条比较软弱，以退让求和好的外交路线”。但“曾国藩认为这种‘委曲求全’并非长久之道，而是敌强我弱情况下的‘羁縻’之策。即使如此，仍需采取‘保和’与‘自强’相结合的‘驭夷之法’。”（《左宗棠与曾国藩之比较》，《求索》1986年第2期）成晓军同志在《论曾国藩对外交涉的两面性》一文中，通过对曾国藩对外交涉全过程的考察，尤其是通过对“华洋会剿”问题和天津教案的个案分析，着重探讨了曾国藩与外国侵略者矛盾抗争的一面。但是，与王继平同志一样，作者虽然较多地注意到了曾国藩对外与外国侵略者矛盾抗争的一面，但仍然没有明确提出，在曾国藩对外交涉的这种两面性之中，究竟哪一面占了主要地位？饶有趣味的是，目前即使是持“洋务派对外国侵略者的矛盾抗争一面是主要的”这一看法的研究者，一旦具体到曾国藩个人身上，或则保持缄默，或则含糊其辞。
此外，还有一些同志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对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考察。如王少普同志《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形成、性质和作用》一文认为，曾国藩是从封建理学家演变为洋务派大官僚的，就其洋务思想的主流来说，实质是封建主义文化，特别是程朱理学与殖民主义奴化思想结合的产物。但曾国藩与封建顽固派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作了一些适应历史变化的事情。这就使他的洋务思想中包含了一些在当时有一定价值的具体内容，对此，是应该加以区别的。（《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柯金泰：黄澄河同志《论曾国藩“体用观”的演变》一文则认为，曾国藩是从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名实派转化到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其洋务思想是从以程朱理学为体，申韩之术为用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成为近代“中体西用”的实践者。“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其阶级地位却又决定着他止步不前，并深深陷入自相矛盾的泥潭中。”
综上所述，洋务派（包括曾国藩在内）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求得看法上的一致，不仅涉及到新史料的挖掘和整理，而且也涉及到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运用。在这个问题上分歧意见是如此多样，充分反映了曾国藩洋务思想和洋务活动这一课题研究的复杂性，要求得深入，还有赖于史学界同人继续努力。
三、曾国藩的文学理论
曾国藩在近代散文、诗歌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在晚清文坛上具有很大的影响。近几年，也有一些文章对他的文学理论尤其是古文理论进行了探讨。
文以载道，这是桐城派古文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章继光同志认为，曾国藩文以载道的观点乃得之于桐城派的衣钵真传。但是，在道与文的关系上，在对道的强调和对道统的维护即所谓“卫道”上，他较桐城派前辈实有过之。他特别强调文学的政治功用，鼓吹“卫道”与“立言”相结合。这种对“道”的片面追求使他在理论上脱离了桐城派“道与艺台”的轨道，实际上蹈入了宋代道学家重道轻文的复辙，但曾国潘毕竟又是以古文家自命的，文与道联系固然紧密，但毕竟是两回事。这样，他又不得不将其视线由理学的角度移到文章学的角度，注意到文学本身的特点，对桐城派的古文理论与创作作出总结，为之探寻抹敝的药石。曾国藩认为：一、古文不可直接说理。这样说主旨在于强调古文的文学性，使古文从枯燥乏味的说理中解脱出来，求得文与道的实际统一——以有“文”之文载精博之理。二、强调“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主张以汉赋之长济桐城古文之短。此外，曾国藩还重视史传文。意在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冲破一宗唐宋的桐城文统，开拓变革桐城古文的新局面。总之，不难看出，曾国藩出于桐城，而又变革桐城。（章继光：《曾国藩与桐城派简论》，《江淮论坛》1984年第4期）
关于曾国藩古文理论的评价问题，不少同志主张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周颂喜同志提出，曾国藩的古文理论，有积极为清王朝封建思想和封建政治服务的一面，又有符合古文创作规律，促进古文向前发展的一面。任何片面的、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他认为，说曾国藩是中国封建古文理论的集大成者，是不为过的。一是因为曾国藩的古文理论，集纳了前人关于古文理论的主要观点于其中。从先秦的尊圣、宗经、崇道说，到唐宋古文家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说和文气说、文德说，再到桐城派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等等，都被曾国藩纳入自己的体系中，可谓包罗广泛，十分丰富。二是曾国藩在兼收并蓄和继承发扬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道与文相离为二”和“古文不宜说理”的观点，这可说是曾国藩独创性的发明。周颂喜同志认为，有这两点，就，“足以奠定了曾国藩古文理论的集封建古文理论之大成的历史地位”。（《曾国藩古文理论评述》，《求索》1985年第2期）彭靖同志在《谈谈曾国藩研究问题》一文中也认为，曾国藩“对近代散文理论和创作的发展，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这里面有消极的错误的东西，也有许多积极的合理的东西。两者相较，后者可能还要多一些。”这种评价，又可说是更进一步了。（《群言》1986年第1期）
关于曾国藩的诗论，亦有文章涉及。彭靖同志《曾国藩的诗论和诗》一文（《求索》1985年第2期），可说是其中较为全面的一篇。该文认为，曾国藩关于诗歌理论方面的主张和看法，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反映在《十八家诗钞》中所标举的“识度”、“气势”、“情韵”、“工律”八字上。在曾氏看来，诗与文之不同，只是对于声律要求上有所区别而已。从《十八家诗钞》看，曾国藩是想把这四者统一起来，即以“识度”为基础，兼有“阳刚”、“阴柔”之美，而又声调铿锵，便可以把诗的诸“妙境”统一起来，成为佳制。周颂喜同志则在《曾国藩诗论三题》中认定，曾国藩是一个宋诗派的诗人和诗论家，其诗论一是渊源于苏、黄的诗论，二是渊源于桐城派的文论，是二者相结合的产物。（《船山学报》1986年第2期）
此外，近年来，随着学术空气的的愈益活跃，随着史学研究范围的愈益拓展，曾国藩研究中一些已经被人忽视或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也有了一批开拓性的成果。例如，张跃铭同志的《论曾国藩的人才观》（《北方论丛》1984年第6期）、朱振华同志的《曾国藩和近代科技》（《江淮论坛》1984年第1期）、张智辉同志的《曾国藩的整饬吏治浅议》（《求索》1985年第3期）等就属于这一类的成果。
张跃铭同志的文章从人才学的角度对曾国藩的人才理论作了探讨。作者认为，曾国藩反动思想体系中的人才理论却含有合理的进步的因素。曾国藩在做京官时期提出的“转移人才之道”、“培养人才之方”、“考察人才之法”，主要是针对清朝官僚机构埋没人才，封建官僚集团已形成牢不可破的腐朽习气的弊端提出的。曾国藩的“访求人才之道”、“任用人才之方”等人才理论，无疑是为镇压农民革命，维护清朝统治服务的。他的人才理论中某些主张是很有政治远见的，也是值得重视的。如果我们去掉其中的封建主义糟粕，也是可以借鉴的。
朱振华同志《曾国藩与近代科技》一文对曾国藩与近代科技的关系进行探讨。作者认为，曾国藩晚年办洋务的政治生涯，主要精力是放在西学东渐，培养科技人才等方面，而且，随着洋务实践的不断深入 ，他的认识也在逐渐提高，由主张购买轮船仿造洋器进而认识到“洋人制器出于算学”；于是罗致人才创“翻译馆”；由翻译西书进而认识到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性，于是创办洋务学堂，推行留学教育，表明曾国藩在洋务认识上的进步。作者强调，“曾国藩为我国近代科技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充当了发展近代科技的促进派，为近代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曾国藩在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军事活动基本告一段落后，于经理江南各省及直隶时，即对吏治进行了整饬。张智军同志《曾国藩整饬吏治浅议》一文认为，曾国藩的吏治思想和整饬吏治的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曾国藩提出吏治要有一定的制度和法规，作为考察和制约官吏的准则。第二，曾国藩认为官吏要勤以学术，增长才识，这样有助于洗除吏治习弊。第三，力除官僚作风，办事讲求实效。第四，力主“戒私”，“为官择人而不为人择官”，为事择人而不为人择事。经过曾国藩的整饬吏治，凡经过他治理过的地区，吏治得到不同程度的澄清，多少减轻了一些民间疾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作者认为，曾国藩整饬吏治的出发点是为维护封建统治，但他重视吏治的思想和整饬吏治的方法，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从以上各个方面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曾国藩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特点有三：一是真正把曾国藩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研究，而不是象以往那样，为了现实的政治需要而任意加以改塑。这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我们认为是头等重要的。二是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进展，诸如曾国藩的文学理论、人才理论等过去很少涉及的领域都有了一批可观的研究成果。三是学术争鸣的气氛较浓，从对曾国藩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直到总评价，各种观点之间展开了热烈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论争，但大家都心平气和，诚实地进行探讨。这种争鸣的气氛对推进曾国藩研究的深入发展是很有益处的。我们相信，在史学界及其他各界同好的努力下，曾国藩的研究将会取得更多的成果。
（文章来源：《湖南师范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