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台北史语所和近史所所藏“傅斯年档案”和“朱家骅档案”之有关信件为基础，探讨陈寅恪名字的读法和他与老友、史语所上司傅斯年之间的关系。这些信件显示，陈寅恪在国外求学时，一直用标准发音拼写他的名字。另外，他与傅斯年之间的关系，自20世纪30年代未期开始，也曾有一度十分紧张。这一紧张关系的造成，与傅斯年的“学霸”作风有关，也与陈寅恪追求学术独立的立场有关。从中，我们亦可看到陈寅恪1949年决定去留大陆的一个因素。
自19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的研究，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蔚然成为一个热点。不仅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同事和研究助理纷纷著书论文，而且一些年轻的学者也以陈寅恪先生为中国现代学人的榜样而为之立传。（注：据我目前所见，中文学术界所出版的有关陈寅恪的纪念文集、研究论著和传记有如下许多种。最早的一本应该算是俞大维等人编的回忆文章《谈陈寅恪》（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然后有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1997年再版）、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台北：联经1997年增订版，汪著的简体字本以《陈寅恪评传》在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台北：时报文化1984年版，余书以后两次再版，最近一版是由台北东大图书在1998年出版的）、冯衣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胡守为主编《〈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香港：三联书店1995年版）、吴定宇《学人魂：陈寅恪传》（台北：业强出版社1996年版）、刘以焕《国学大师陈寅恪》（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钱文忠《陈寅恪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李玉梅《陈寅恪之史学》（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版）、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蔡鸿生《仰望陈寅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一些有识之士，能独具慧眼，把目前的陈寅恪、钱钟书“研究热”，视为一种文化现象，由此而对以往的中国学术界状况，作一番针砭。
笔者也不例外，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也选择陈寅恪及和他一辈的史家为重点，讨论他们在中西史学交流、汇通方面所做的努力。（注：Qingjia E.Wang，”Chinese Historians and the West：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Ph.D.Dissenation，Syracuse University，1992）。其中有一章讨论陈寅恪。）但是可惜的是，在我1992年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还没有机会读到陈寅恪和他学术的同志、老友傅斯年的一些通信。博士论文完成以后，我有机会多次访问台湾中研院，继续搜集有关资料，特别在傅斯年所创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中研院于1955年成立的近代史研究所所藏的档案中，发现不少有意思的通信。在我修改博士论文，并将其在美国出版时，曾加以运用。（注：参见Q.Edward Wong，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但有些材料，似乎中文学界的读者会更有兴趣，因此特别写作此文，供同行、方家参考、指正。
首先，我们还得从陈寅恪名字的读法谈起。中国学术界中对陈寅恪略知一二的人士都知道，陈寅恪的名字读法与众不同，“恪”字不念“ke”，而是念“que”。以季羡林、周一良等人为首署名的《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有一英文副题，也用的是“Chen Yin-que”。（注：该书的副标题是Studie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Chen Yin-que，前揭书。）这一读法，看来是从陈寅恪先生的朋友、学生那里来的，可以说是一种“口述文化”。予生也晚，无缘亲炙陈寅恪先生，但我想他的这些朋友、弟子如此称呼他，或许也得到陈先生的首肯。1999年我访问北大，与师生座谈，也言及此事。在座的张芝联先生回忆到，那时人们称呼陈寅恪先生的兄弟陈衡恪，也念“que”，而不是“ke”。看来该字的读法，他们陈家有特别之处。
但是，如此称呼并不完全正确。主要原因是陈寅恪本人在海外求学的时候，并不如此署名。我至今已经发现三个证据，其中一条与刘桂生教授依据陈寅恪在德国留学时的学籍材料所写成的短文相同，但刘教授没有特别注意该材料所显示的读音问题，因此在这里再提一下。刘教授的短文，主要通过德国中国学家、现任教于荷兰莱顿大学的施耐德（Axel Schneider）教授的帮助，找到了陈寅恪在德国求学时的学籍注册单。有趣的是，陈寅恪在注册单上的署名是“Chen Yinkoh”，显然，这一“koh”是“ke”的不同拼法，而绝对不会念成“que”，因为如果是念“que”，则无论如何也不会拼成“koh”。[1]（P308-316）
其实，在最早出版的回忆陈寅恪的文章中，就已经有相应的证据。1970年陈的表弟俞大维编辑了《谈陈寅恪》一书，其中有赵元任、杨步伟的回忆文章。赵不但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也是陈寅恪先生的老友、中研院史语所的老同事。他很早就发现陈寅恪在署名时，根据的是标准的读法。作为一个语言学家，赵还特别作了说明，认为把“恪”读成“却que”，是当时北方人的误读。他在文中说，他和妻子杨步伟参加了毛子水的请茶会，在座的有罗家伦、傅斯年、陈寅恪和张幼仪（徐志摩的前妻），时为1924年8月7日，地点在德国柏林。赵在事后记了日记，用了Y.C.Chen。但是，
到了八月二十日才发现寅恪自己用的拼法，那天的日记上就写了去访“Yinko Tschen”。“陈”字的拼法当然就是按德文的习惯，但是“恪”字的确有很多人误读若“却”或“怯”。前者全国都是读洪音ㄩ母，没有读细音其く母的，而“却、怯”在北方是读くㄩㄝ，所以我当初也跟着人叫他陈寅くㄩㄝ；所以日记上也先写了“Y.C.Chen”了。（注：赵元任、杨步伟，“忆寅恪”，《谈陈寅恪》，俞大维等编（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26页。）
我在阅读陈寅恪给傅斯年的信中，对陈寅恪名字的读法有所注意。凑巧的是，我发现陈寅恪在二次大战以后到英国治眼病时给傅斯年的一封信，其中自然谈了不少有关他眼睛开刀以后的情况，在最后落款时，他希望傅斯年方便时回信，由当时在英国牛津的邵循正先生转。此处他（由他妻子唐筼代笔）用英文写下他的名字与地址，赫然便是（下面为原文）：
Prof.ChenYin-ke（陈寅恪）
c/oProf.H.C.Shao（邵循正）
Balliol College
Oxford，England（注：陈寅恪致傅斯年信，存“傅斯年档案”，藏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Ⅰ-709，该信落款日期是二月十九日，应在1946年。）
如此看来，虽然我们可以用当时人称呼陈寅恪兄弟的办法念他们的名字，但似乎照汉字的标准读法，也没有什么大错，并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因为陈寅恪本人也知道并且运用过这一标准读法。而且我们照标准读法念他的名字，还对得起语言大师赵元任几十年前所作的考证。
此处讲到陈寅恪到英国治病的事，档案中也有一些材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过程的具体情况以及他与傅斯年之间关系的另一面。我们知道，陈寅恪的英国之行，起源于英国大学的邀请，到那儿去讲学。此事在当时有所轰动，使人对陈先生的学问，更是推崇备至。据说当时的女史家陈衡哲就说道：
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2]（P118）
从陈寅恪给傅斯年的信中可以知道，陈在1939年的2月9日已经受到牛津的邀请，因为他在当天的信中谈到去那里的薪水、税率等事，并且与傅商量是否要带全家一同前去。[3]（Ⅲ-19）
但是他最后没有走成，除了他在“文革”中所作的“交待”回忆，是由于欧战的爆发以外，[2]（p119）还有金钱和其他因素。他在2月9日的信中说，从税率上看，似乎全家一同去英国比较划算，因为如果他只身前去，必须要付20％的税，而有家人负担则基本不付税。但是，要家人同去，就必须增加旅费和行装费。因此他希望傅斯年帮助向中英庚款委员会申请300英镑。
可是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从陈寅恪以后的信中看出，他没有马上拿到中英庚款委员会的补助，而拿到以后，妻子又生病、船票还订不到。到了6月，他还在等香港方面的“入境许可证”，因为他必须从香港坐船出发。而且由于亚洲的战事和欧洲的紧张局势，他必须绕道，因此川资还有所不够。[3]（Ⅲ-6）直到7月26日他给傅斯年的信中，才说他已经订了8月31日的法国船票。这个时候，陈寅恪已经有点精疲力尽，对能否走已经不抱特别大的希望，因此信中有“天意人事，家愁国难”等句。[3]（Ⅲ-7）
据余英时先生在近年作的考证，陈寅恪在1938年还曾经想到英国的剑桥大学，只是由于推荐信到的略晚，因此没有成功。陈寅恪有意到英国，只是想治疗他已经受损的视力。他若走成，或许能保住他的眼睛。但他后来改变了主意，还是根据陈寅恪的“交待材料”，认为他受邀的学校是牛津，而不是剑桥。（注：余英时“跋新发现的陈寅恪晚年的两封信”，《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第265-267页。余英时在第一次写作该文时，曾根据胡适等人的信件，认为1939年邀请陈寅恪讲学的是剑桥大学，而不是牛津大学。见余英时的同名文章，收入《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台北：允晨文化1992年版），第349-350页。但在重刊时放弃了这一说法。）
其实那时剑桥也的确曾想请陈寅恪去讲学。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办成。但陈寅恪并不是他们首先考虑的人选。这里提供一个佐证。在“中”研院近史所所藏的“朱家骅档案”所见，1939年张歆海（1898-1972年，哈佛博士，白璧德的弟子，曾任中央大学和光华大学教授）曾有信给朱家骅（1894-1963年），说牛津大学有意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因此需要曾担任中央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写一推荐信，并且拟了一份推荐信的草稿，让朱过目。但朱可能认为事关重大，因此写信给傅斯年，让傅提供意见。但傅斯年并不赞成，认为张的英文素养自然没有问题，但就其汉学修养而言，则并不怎么样。用傅斯年的原话说：“歆海兄之英文学，虽在中国人中出群超数，如此与汉学并不相干。若论其汉学，可谓一无知解。”他甚至举例证明，说张歆海有次为外国人介绍殷墟的发掘，将年代搞错了“二三千年”。傅斯年还在张拟的英文推荐信上批道：“中国人之汉学比歆海强者，斗量车载矣。”（注：见“朱家骅档案”，藏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全宗号301，435-2。）
傅斯年这些颇为尖刻的话，有些夸张，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只是表明了他“霸道”的个性。有关这一点，以下还将述及。作为胡适的弟子，他显然对曾与梅光迪同学哈佛，并一同成为白璧德入室弟子的张歆海，抱有成见。（注：有关张歆海与白璧德的关系及其梅光迪与胡适交恶的过程，参见王晴佳《白璧德与学衡派：一个学术文化史的比较研究》，《“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37期（2003年6月），第41-92页。）事实上，张歆海写得一手好字，并曾在泰戈尔等外国学者访华时，多次充当翻译，晚年任教美国大学，著有多部有关中国文化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
让我们把话头转回到陈寅恪。在傅斯年给朱家骅的回信中，他不但不主张朱推荐张歆海去牛津讲学（后来朱的确婉言拒绝了张的请求），而且还提到在这以前，剑桥曾想清陈寅恪去。“近来英国大学中汉学位置，颇思寻中国人为之，此好事也。以前并不如此，今乃如此，是些进步。……剑桥之中国史及语言教授，有人推荐寅恪”。（注：1938年9月17日，当时在中英庚款董事会工作的杭立武（1904-1991年）曾有信给傅斯年，谈道剑桥大学有意聘请陈寅恪，询问陈的英文程度及其可能任教的时间长短等等。见杜正胜、王汎森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编》（台北：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1995年），第218页。）但是，傅斯年对陈寅恪的评价，也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充满友情，而是透露出一些不满。他接着说：“此公（指陈寅恪）自然是第一把手，然中国失之数年，毋亦可惜。彼身体太坏，出国一走亦佳”。（注：参见“朱家骅档案”，435-2。）这最后一句话，用小字写成，似乎是一脚注，表明傅对陈，虽然在学问上推崇有加，但并不认为陈在学术上，作出了充分的贡献。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傅斯年与朱家骅交情深厚，他在此处对陈寅恪的抱怨，属于朋友间发发牢骚而已。（注：傅斯年与朱家骅，都同在德国留学，以后朱又在傅斯年回国的时候（1926年），聘请傅任中山大学的文学院院长。朱家骅之后出任国民党政府的各种职务，傅斯年一直是他与学界联系的主要桥梁。他们之间的友情，在傅斯年1950年去世时，朱写的悼文《悼亡友傅孟真先生》中，有充分的展现。该文见“朱家骅档案”，270-4。杨仲揆的《中国现代化先驱——朱家骅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中，对朱与傅斯年之间深厚的交谊，也有交待，见第216-218页。）这些言语，自然反映了傅斯年的真情实感，但我们似乎也不能以此来认定那时傅斯年与陈寅恪已经交恶。傅斯年与陈寅恪关系的微妙之处，以下还要述及。
陈寅恪拿到牛津的邀请函以后，没有去成，而是闲居香港几年，不但物质上有不少痛苦，而且精神上也受到汪伪政权和日本人的威胁利诱，十分烦扰。但他还是拒绝了当时日本人和伪北大送来的钱款，表现出一种民族气节。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陈寅恪酷爱学问的脾气仍然未改，照样读书著作，并将自己在香港大学的讲稿，作了整理。
陈寅恪能逃脱香港，得以返回内地，他的老友兼上司傅斯年帮了忙。1941年3月19日，陈在香港时托人转信给傅，希望傅能速汇款，由陈乐素转给他。其中有“近来贫病交迫，居港五日用，返乡无旅费，需待接济”等字句。（注：“傅斯年档案”，Ⅰ-1688，该信写给元胎，让其告诉“傅君”，即傅斯年。）信后来附在吴晗给傅斯年的信中，吴也请求傅斯年出力接济，“为国家保全一学者，为后学保全一导师”。不过吴晗发信的时候，已经是4月24日了。[4]（Ⅰ-1689）
傅斯年得到信后，看来马上采取了行动。到了5月初，陈寅恪一家就得以坐船离开香港。等他在1941年6月18日到达桂林的第二天，陈马上就致信傅斯年，表述其感激之情，用了“何可言谕，九死一生”等话，并向傅描述了他在香港的处境。比如他说为了保证家人的安全，他有两个月没有脱鞋睡觉。陈那时已有三个女儿，为了躲避“日兵索‘花姑娘’，迁居四次”。至于生活上，的确如前信所谈的那样，十分艰苦，“数月食不饱”，“已不食肉食数月之久”。偶然有一个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傅斯年到底给陈多少帮助，信中没有说明，只说在4月底得“意外之助”。（注：“傅斯年档案”，Ⅰ-1693，该信落款六月十九日，应为1942年。）不过因为信是写给傅斯年的，这意外之助一定与傅有关。
可是，自陈寅恪离开香港回到内地以后，他和傅斯年两人的关系，却产生进一步的隔阂，问题还是出在陈寅恪不愿到史语所上班。从傅斯年那一方面来讲，他那时帮助陈寅恪，不但是因为陈是他在1920年代留学德国时就已经交往的好友，更主要的是陈寅恪是他创办和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核心成员，因此他救出陈寅恪，自然希望陈马上到当时史语所的所在地四川李庄报到，履行其研究员的职责。
但是，陈寅恪逃出香港以后，有点筋疲力尽，不想马上长途旅行到李庄，这也可谅解。其中有好几层原因。首先是他自己目力已经所剩无几，妻子身体也不好，还有三个幼小的女儿。要想在战时由广西入四川，并非易事。其次是在陈寅恪到达桂林以后，附近的一些大学、研究机关都纷纷想拉住他，让他到那些学校任教，如广西大学、武汉大学等。毕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大师级人物中，陈寅恪可以说是硕果仅存（另一导师赵元任那时已在美国），那些学校有这些动作，也理所当然。另外，陈寅恪的妻子唐篑是广西人，他们一家留在广西，一定是为了求得一些亲友的照顾。
可是中央研究院在陈寅恪回到内地以后，已经发了研究员的聘书给陈。陈寅恪在1942年的8月1日致信给傅斯年，解释他不能马上到李庄就职，因为旅途十分劳累，不便舟车劳顿，长途跋涉，因此就任广西大学讲座教授之职了。[3]（Ⅲ-63）傅斯年得知以后，十分不快。他在8月6日（应该是刚收到陈的信）写信给当时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叶企孙，认为陈在两处以上兼任，不合中央研究院规定，必须让陈将聘书退还。傅在信中还附了中央研究院的有关规定，引证有据。”[5]（Ⅲ-60）
陈寅恪通过某种渠道知道了傅的不快，因此在8月11日致函给傅，说已经将中央研究院的聘书退还总干事处。信中还提及前面有三封信给傅，看来陈也知道不马上到李庄，有些不妥。（注：陈寅恪致傅斯年，见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第82页，注48。此信我没能在傅档中见到，未知汪何处见来。）傅在收信以后，8月14日写回信给陈，解释中央研究院的规定，敦促陈到李庄就任。其中有比较强烈的语气：“兄昔之住港，及今之停桂，皆是一拖字，然而一误不容再误也。”[6]（Ⅲ-62）但是，陈始终未去李庄。
傅斯年自然更加不乐意，认为陈的举止，是受了他妻子唐筼的影响。他在8月21日致函叶企孙，有一段有趣的话，不但对陈的决定表示不满，也涉及陈在史语所的表现，不妨一读：
弟一向之态度，是一切由寅恪自决 （实则他人亦绝不能影响他，尤其不能影响他的太太）。彼决后，再尽力效劳耳。其实彼在任何处一样，即是自己念书，而不肯指导人（本所几个老年助理，他还肯说说， 因此辈常受他指派查书，亦交换方便也。一笑）但求为国家保存一读书种子耳。[5]（Ⅲ-58）
由此可见，傅对陈在史语所的研究工作，并不满意。当时的史语所，有点类似现在的博士后研究点，新聘的助理，都由年长的研究员指导。而陈寅恪虽有大名声，但对所内工作，并不参与，因此傅有怨言。
傅的类似意见，也在他给当时一名叫真如（张颐？）的信中谈及。真如给傅写信，要求傅能允许他聘请陈来校（武汉大学？）主持文史研究所。傅回信中表示了这样的意见，他说陈寅恪是否愿意，“一切看他夫人身体”，因为“寅恪伦常甚笃”。但更主要的是，
贵校办研究所计，寅恪并非最适当者，因寅恪绝不肯麻烦，除教几点钟书以外，未可请其指导研究生。彼向不接受此事，而创办一研究部， 寅恪决不肯“主持”也。（注：傅斯年致真如，疑真如即张颐，因张曾在7月31日给傅斯年发函，要求傅让陈到武汉大学主持新办之文史研究所。傅档，Ⅲ-65，张颐之信在同一卷宗。）
这与傅斯年给叶企孙的信中所表示的态度，十分一致。
傅斯年对陈寅恪的不满，可以用“坚持原则”、“不徇私情”来赞扬，但也可看出他作为一位学术领导人，不免有些“学霸气”。（注：读过陈寅恪、傅斯年两人交往信件的汪荣祖，也有同样的看法。见汪《史家陈寅恪传》（增订版）（台北联经1997年版），“增订版自叙”。）其实，傅斯年的“学霸气”，在早年就有所表露，使得他在中山大学与老同学顾颉刚闹得不愉快，最后分手了之。（注：顾颉刚在谈到他与傅斯年分手的原因时说：“孟真乃以家长作风凌我，……予性本倔强，不能受其压服，于是遂与彼破口，十五年之交谊臻于破灭”。见顾潮《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
但是，傅斯年对陈寅恪，向来是十分照顾的。当时傅斯年在史语所有一规定，所内人员不得在所外兼职。但他为了聘请赵元任和陈寅恪这两位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到所内工作，只能对他们有所例外，允许他们仍在清华上课。其实，傅斯年对陈寅恪的怨言，也是事出有因。如上所述，这两位名闻遐迩的导师，对史语所没有什么具体的贡献。赵元任长期在美国，而陈寅恪虽然在国内，但他“虽是历史组负责人，却一直是挂名的，并不负责具体的行政工作”。（注：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37页。陆在下面说：“傅斯年也不苛求陈，但对陈的意见几乎是言听计从。由此可见傅斯年对陈寅恪相知之深。”这些评语，看来并不尽然。）看来，由于时事的变化，傅斯年已经不再想一直给陈寅恪这一“特别待遇”了。
陈寅恪对被中央研究院解聘之事，也不会感到愉快。他在事后（1943年）写给史语所同仁的诗中，有这么几句：
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
读书渐已成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
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
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注：引自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第82页。汪对该诗作了一些解释，但比较笼统。）
其中第一和第三句，主要是谈他从港归来所目睹的时事变化，但第二和第四句，则似乎隐含了他对傅斯年的不满和对自己生活的一种解释。他认为傅斯年已成“秦吏”，自己需要躲避一下。同时又解释他自己有家庭牵累，无法像傅斯年所要求的那样行事。该诗的意思，应该比较明白。
陈寅恪的确对傅斯年采取了躲避政策。从1942年直至1949年史语所撤至台北的这段时间内，他没有到史语所工作过，而是在离开桂林以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其中有一段时间出国到英国治病，途经美国回国。1948年他到了广州岭南大学。陈寅恪的这一做法，表现出他已经感觉到在史语所工作，不再能享受他所崇尚的“学术独立”了。
由上所见的陈寅恪、傅斯年两人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什么陈寅恪最后没有随史语所迁至台湾，以及以后他为什么不愿到北京的历史研究所工作。陆键东说得对，在当时陈寅恪的朋友中，能够劝说和有力量安排陈寅恪到台湾的，只有傅斯年。[7]（P33-34）当然，除了傅斯年之外，可能还有胡适，否则陈寅恪就不会在1948年随同胡适登机离开北京到南方了。（注：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对陈寅恪与胡适的关系以及陈一家如何随胡适离开北京的事，有所交待。见第253-278页。）不过，胡适对陈寅恪的影响力，可能也仅此而已了。事实上，傅斯年对陈寅恪的影响力，也并没有大多少，因为陈到了广州以后，虽然傅曾多次催促他到台湾，但他始终没有动身。
其实在1940年代，陈、傅之间的关系，至少从陈寅恪那边来看，已经不再那么融洽了。换言之，陈寅恪之学术、人格独立，是超越于党派之上的。因此，陈寅恪在“文革”中的交代稿中会这样说：
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2]（P147）
陈在说这些话时，一定想起了他在1940年代初期的往事。一是他在香港所受的千辛万苦；二是他在脱离香港、回到国内以后，没有能马上去史语所所在的李庄而遭傅斯年解聘的事。那“坚决不去”的说法，并不是为了“讨好”问话者（以陈寅恪的独立人格而言，他不会这样做），而是反映了他对傅的真实心情。如上所述，早在1942年以后，陈寅恪与史语所之间，就已经没有多少实际的联系了。
我这样说，除了有上面的那些陈、傅的来往信件作为根据以外，还有陈寅恪的诗为证。据邓广铭回忆，在1950年傅斯年在台湾因脑溢血过世以后，陈寅恪曾作诗一首如下：
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
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和何为怀抱”感题其后》（注：邓广铭认为该诗为悼念傅斯年所作，见《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前揭书，第38-39页。诗可见《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该诗先由余英时作了许多诠释，然后冯衣北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注：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第98-101页和冯衣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前揭书，第29-31页）我在此无意参与他们之间的争论，只是想说明当时陈寅恪在听到傅斯年死后的感伤，否则他不会有“不生不死”的感触，进而用典来比喻国民党占据台湾、两岸分裂的情势，对老友之死的感伤和对时事的感叹，溢于言表。
陈寅恪不但在傅斯年过世的时候想到他，而且在拒绝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三所所长时，也想到了他。陈寅恪在1953年有“答北客”一诗，曰：
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
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花即自由。[8]（P82）
陆键东和余英时对该诗都有解释，在此不再赘述。（注：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第288-290页；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27-128页。陆著对陈寅恪的决定，有较详尽的讨论。）但诗的第三句“柳家既负元和脚”，则显然指的是他当年不愿跟随傅斯年到台湾，继续在史语所工作的事。余英时在解释该诗时，注意到“元和”指的是傅斯年，因为1927年陈寅恪曾有“寄傅斯年”一诗，曰：
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
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
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
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8]（P17）
其中第二句说的是王国维的过世，使得传统学术“成绝响”，而傅斯年等人的新学问——“元和新脚”，则在当时（1927年）还“未成军”。但是，我们还可以将“柳家既负元和脚”与傅、陈两人之间在1940年代的恩怨和陈之不去台湾，联系起来看。其实，陈的意思很明显：我当年既然已经“辜负”了傅斯年的史语所，那么我现在也不会“采”社会科学院的“蓣花”了。他的目的，自然是保持一种“自由”。
不过，陈寅恪虽然决定留在大陆，不去香港和台湾，但他的夫人似乎有些不同意见。余英时曾根据他的老师钱穆的回忆，加上他自己对陈寅恪晚年诗文的诠释，认为在1949年，陈夫人曾一度到了香港，有意打探到台湾之行。汪荣祖等人则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只不过是陈寅恪夫妇之间的一次吵架而已。（注：余英时的意见，散见氏著《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增订新版）一书，特别是第131-161页。汪荣祖的意见，则见氏著《史家陈寅恪传》，第175-176页。）有关这事，在“朱家骅档案”中藏一封傅斯年于1949年5月28日给朱的回信，似乎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支持了余英时的说法。傅斯年在信中说：“关于陈寅恪先生入境手续（当指到台湾——笔者注），因其属于历史语言研究所，自当照办。”（注：朱家骅档案”，137-2，此信写于1949年5月28日。）从信的口吻来看，似乎有人询问朱家骅，如果陈寅恪想到台湾，是否可办入境手续，而朱向傅斯年咨询。而且，似乎询问的人并不是陈寅恪本人，因为如果是他本人，傅斯年的口气就不会如此“公事公办”。而且，傅的口吻，似乎还有不甚相信此事是真的迹象。自然，这种怀疑，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傅斯年在这以前，曾多次催促陈一家到台湾而未成。如此看来，这个询问如何办理赴台手续的人，很可能是陈夫人。当然，最后陈夫人被朋友劝回广州，与陈团聚，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至于陈寅恪以后对自己留在大陆这样的决定，是否有所反悔，并因此而赞赏他夫人的见识的问题，似乎已经超出本文的主题，也即他与傅斯年的关系的问题，因此不再论述。（注：有兴趣的读者可细读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一书及冯衣北的《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形成自己的意见。）不过，由本文所引档案所见，既反映了陈寅恪与傅斯年这两位近代中国学术巨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陈寅恪在1940年代的心境及其政治态度。陈寅恪以学术自由为至高无上，既超越了政治的疆野，也不为友情所累。笔者希望拙文的写作，不但能补充陈寅恪研究的史实，而且也能使读者对陈寅恪的独立人格与学术志趣，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刘桂生。陈寅恪、傅斯年留德学籍材料之劫余残件[J].北大史学，1997，（4）。
[2]蒋天枢。 陈寅恪 先生编年事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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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傅斯年档案[Z].
[5]傅斯年致叶企孙[A].傅斯年档案[Z].
[6]傅斯年致陈寅恪[A].傅斯年档案[Z].
[7]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M].香港：三联书店，1995.
[8]陈美延、陈流求主编。陈寅恪诗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