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加紧对华渗透，德国亦不甘落后，加快了在山东等地的侵略步伐。特别是由于义和团运动兴起，德国驻北京公使克林德被杀害，德国帝国主义表现得尤为穷凶极恶。以瓦德西为统帅的八国联军，在攻克京师后，大肆烧杀抢掠，把许多珍贵文物文献，运回欧洲。因此，德国档案中保存的义和团运动的实物和史料，相对来讲，要比其他西方国家丰富一些。据《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1日报道，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华代表团团长、总理格罗提渥，将十四面义和团旗帜送还我国。其中一面义和团龙珠长方旗，长340公分，宽502公分，旗杆长486公分，规模相当可观。（注：王菊芳等编：《中国近代史参考图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14页。）因此，很久以来，我希望能到德国档案馆看看有关义和团的史料。
1995年和1997年，我先后两次应邀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讲学，授课之余，则到柏林的德国国家档案馆进行研究。我特别应该感谢东亚研究所所长罗梅君教授，她对我的讲学做了许多很好的安排，并派研究所人员费路教授的博士生墨柯先生，陪同我到档案馆，联系调取档案事宜，并作简单德语翻译。我看的这部分档案，仅仅是涉及近代中国档案的一部分，它包括德国外交部与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间的交涉文献，以及当时德国驻北京大使馆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在京师搜集保存的珍贵史料。据介绍，这些档案开始时保存在柏林郊区的波茨坦原东德国家档案馆，墨柯先生的母亲，即为该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东西德合并以后，这些档案统一归并到现在的德国国家档案馆，由于有墨柯先生和他的母亲的帮助，我在短短的几天内能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义和团的重要史料。
令人吃惊的卖身投靠者
我所接触的德国档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档案，大多是德国外交部与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涉的文件，包括中德两国彼此给对方的照会、信函、备忘录等等，另一类则是民间档案，是德国驻北京的大使馆的官员在社会上搜集、保存的有关义和团的原始史料。其中包括义和团的揭帖、告示、乩语等等。德国从本身的利益出发，对中国的这场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格外关注，而这些驻北京的外国官员们，虽然身处逆境，惶惶然不可终日，却还是很花气力地搜集、传递、保存了许多重要史料。这些史料，与在国内所看到的档案不同，它可以使我们从帝国主义营垒内部，看看在这场群众运动的暴风骤雨中，中华民族的内部，一些败类，为了一己的私利，如何向德国人卖身投靠。
这中间有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沈阳的一位教民给德国人投递的一份情报。该情报原文称：
“已询明确新闻，兴兵堡李牧师电称，为派会团练，天主教友不遂，团练当被地方官重责一千五百板，因此成仇。营、津、上海、京城各处商议，禀请皇上要拆洋楼等情。时下省主教始赴兴兵堡处，尚无动静。又金州联屯绅仕等於昨来，携男带女，约有一千余口，皆被俄国收税。按每月每人要捐洋银一角，牲畜皆要税。逼其到省，全至将军衙门，请领荒地等情，至今尚无定章。又於昨天，曾有俄国来省，三十余车，约有二百余名，陆续来省不断，未识何情也。又闻省城正西，距城四十里，俄人逼迫营造城池，大会不容建造，以此致敌，两未伤人。所以会首来省，禀请将军，亦无动静。又闻皇上病的糊涂，不理国政，皇太后主意练兵，若与俄人决战。仍被康有为鼓惑，勾串俄人入境，建造铁路，现今肆行侵占要地，一并依将军亦勾串盗卖北边一带，恐其治罪，伊自吞金而亡矣。己亥二月十三日由沈阳寄。”（注：《德国外交档案》，编号V17，第123页。）
这位教民的报告，真实地反映了义和团高潮兴起之前，沈阳地区民教冲突的缘由，中俄之间的矛盾以及俄国处心积虑地加紧对东北地区的掠夺与侵占。其中，有许多道听途说的谣言。诸如“康有为蛊惑勾串俄人入境”、“皇上病的湖涂不理国政”云云，都是扑风捉影的无稽之谈。这位教民为了讨好德国人，把自己所闻所见，通通都寄给了德国驻北京的大使馆，实际上是充当了德国人剌探东北地区情报的间谍。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例，是居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的王姓居民，在外国使馆遭受围困和攻击危迫情况下，居然异想天开，自告奋勇地声称他能有办法使外国人得救，继续留在中原。他在向德国大使馆投递的密信中这样写道：
“狼主在上，听吾民子之言也。有云：义和拳此时之乱，非同往年之乱也。因何故哉？此人能杀能战，能备枪备火，况且又有红灯之保护，其心非别，欲逐出狼主之臣民，皆出於中原也，虽欲不出，难矣。倘若上河南求吾老师，可以能保在中原不出矣。若要问吾在何存身，寓在宣武门外，永光寺中街，路东，翰林院王府存身。吾姓王，名教（叫）钦明。若要求吾，必须不叫人知，宜极苏（速）使人而来可矣。”
信的作者王钦明，还在外面批示曰：“谁拾，谁叫上头去看。”据德使馆人员在信封上附注，此信於1900年6月19日收到。（注：《德国外交档案》，编号V162，第210页。）
王钦明的这封信可谓一篇奇文，信中把德国人称为“狼主”，这是中国古代对入侵夷狄头人的称呼。王氏称，“倘若上河南求吾老师，可以能保在中原不出矣。”这简直是天方夜谈，德国人自然不会相信这种不着边际的自吹自擂。至于王钦明本人，自称河南有其“老师”，由是观之，他很可能就是义和团队伍中的一员。再者，从信中诸多错别字来分析，王钦明的文化水平不高。王氏在兵荒马乱之际，挖空心思，想入非非，为了谋取一己之私利，公然出此奇计，真可谓不自量力矣。
山东义和拳在北京活动的重要史料
在德国驻北京使馆所保存的档案中，义和团的揭帖与传单数量虽然不多，但却非常重要。这些揭帖，比较集中地表现了义和团民众的思想与认识，反映了他们的爱憎与追求，真实地反映了义和团民众在京师的活动。这些文献与现在国内已刊布的义和团揭帖相比较，既有相同之处，又有重要区别。其中有一份山东义和团的通告包含了许多极为重要的内容，其文曰：
“今拳下令，军民得知：五月初八日拳来京也。如有一方出一人练者，可保一方无灾，至八月十八日满百日也。到了二四共一五，天下红灯照，大火烧得苦。东南有真神，降下兵八百万，能扫去洋人，死了教匪。上能保国，下能安民。每家大门前，贴符一道，红布一尺，俱贴上坎，避火灾也。红布上别小花针三个，於五月十五日至廿三日，以免刀枪之祸也。三三共九九，一二五共四七八，一文钱，七个大钱，去十字以后换金出。若在空空忙忙时，三三九九，一共合九十八，二五八七，四大火烧五座堂，二四月起异火也。咒曰：东南户叩头，我家佛爷保我家，五月至八月，不可动符，在不可转烧得……备用符布避之。三姑奶奶来，不久火起。故此下令军民得知，避火布符，传与城皇庙内，所传恐其不信，悔知（之）晚矣。早早备布符，以免火灾不［也］。洋人终也，教匪死了，清净得安然。佛爷上了天，东南清宇宙，拳也回了山东，南来一君子也。拳刀拳刀，洋回湖绝。朱笔符，粗红布。敕令。”（注：《德国外交档案》，编号V162，第323页。）
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义和团文献，其特殊性在于：
其一，该通告开头即声称：“今拳下令，军民得知，五月初八日拳来京也，如有一方出一人练者，可保一方无灾，至八月十八日满百日也。”由此可以看出，这支义和拳是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才来到京城的。一般义和团揭帖均称“见字速传，传一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村之灾”（注：包士杰辑：《拳时上谕、杂录》，北京救世堂，1919年版，第119页。）。而此帖则称“如有一方出一练者，可保一方无灾。”它不仅仅是让人们速传揭帖，而是让人们参加练拳，显然与众不同。又据仲芳氏《庚子记事》云：“五月初一日至十五日，连日团民陆续来京者甚众，但在庙宇及空闲客店内设坛居住。”（注：仲芳氏：《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1页。）
另据御史吴鸿甲奏称：“近则外来拳民，居然结党横行，深可骇异。臣所知者，宣武门外炸子桥内有破庙名朝庆庵者，自五月初一日，忽来五六十人，供立神牌，演习符咒，日以砍刀炫惑市人。或问其授自何人？则云，其师见住蔡村，或云住长辛店。至初八日不知移往何处。仍有其党数人，留住庵内。闻内城大佛寺，亦有此事。则其他旷僻之区，更可知矣。初十日清晨，又有拳会一百余人，分持刀枪棒，直出章义门，不知何往。此皆众耳众目共见共闻之事。”（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21页。）另有许多京官日记亦记有五月上旬，外地拳民大量涌入北京的记载，所记时间与此通告所称五月初八日亦大体相合。这支来自山东的义和团，牢记自己的使命，刚到京城不久，即鼓动民众参与练拳。
其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通告还明确提出：“早早备布符，以免火灾，洋人终了，教匪死了，清静得安然。佛爷上了天，东南清宇宙，拳也回了山东。南来一君子也。”不言而喻，这里的“拳也回了山东”和开头所出现的“今拳下令”、“拳来京也”，所指的是同一支义和拳，而且是来自山东的义和拳。其斗争矛头所向，则是直指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正如该文告所宣称的：“东南有真神，降下兵八百万，能扫去洋人，死了教匪。上能保国，下能安民。”这是许多山东和京津地区义和团揭帖中常有的口号，而这支来自山东的义和拳，一到北京就把这种口号放到自己的文告中。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洋教，这显然是他们的斗争目标。
其三，这份通告中有“到二四共十五，天下红灯照，大火烧得苦。”此处用语与山东《朱红灯乩语》相类似。朱红灯乩语言云“二四加十五，这苦不算苦，天下红灯照，那苦才算苦”（注：李木《拳匪祸教记》，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光绪三十一年版，第346页。）。据路遥主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称：这是1989年六月山东黄河泛滥后，随着神拳的兴起而广为流传的，而德国档案中的这份义和团通告，亦包含了这一个乩语。当然，这个乩语也曾在京津等地流传。陈振江、程ｘｉàｏ＠①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亦收录了《皇太后鸳语》、《乩语》等揭帖，亦有大致相同的文字。（注：陈振江等：《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页。）但结合此告示的上下文考虑，它可以使人们更加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件由来自山东的义和团发布的文告。
关于山东的老团，在运动高潮期间是否到过北京，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陈振江、程ｘｉàｏ＠①曾指出：据《万国公报》第一五零卷及《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等有关记载，山东东昌、曹州等府的老团都应召到过北京庄王府挂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珍藏的义和团《团规》后面，还专门注明“右仰山东曹州府曹县老团准，光绪二十陆年七月初二日”（注：《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一期。）云云。但是，从《团规》的文字来看，它显然是经过封建士大夫加工整理而成的，文句考究，讲究章法，完全不像义和团的语言。而德国档案中的这件史料，则与此不同，它真正是出自义和团下层民众之手，并且以明确的语言宣称：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山东的义和团经长途跋涉，抵达京师。并且很快发布告示，号召民众练拳，保卫身家、抵御外辱。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件极为珍贵的史料。它的发现，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山东义和团到达北京的时间、斗争方式及其在北京的活动情形。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揭帖与传单，反映了当时北京的义和团的活动情况。有一张揭帖的正面写道“平子（引者按，似应为‘则’字，下同）门里外，煤炸（似应为‘渣’）胡同，弟子求先师火烧羊管（似应为洋馆）。”在该帖之背面还写着：“请玉皇大帝老师，保护弟子王永福回来，弟子德忠前去。”（注：《德国外交档案》，编号V162，第327页。）表现了义和团在攻打使馆无功而返后，乞求玉皇大帝遥相帮助的愿望。
还有一张揭帖则罗列许多的地名：“东南门外，禀先师得知，南西门内，禀报先师得知。”“南西门外三关庙，南西门内济来院，白纸坊，永定门马家堡，章达门外湾子”（注：《德国外交档案》，编号V162，第326页。）。该帖所罗列的许多地点，都可能是北京义和团比较活跃、中外冲突、民教冲突比较尖锐的地方。据军机处寄步军统领衙门上谕称：“近来拳匪滋事，迭经谕令严办。惟京师地面辽阔，城隅旷地以及废寺闲房最宜为匪徒匿迹之所，闻炸子桥、沙土园、白纸坊等处，奸徒聚众学习拳棒，并有为首之犯绰号应天禄及李七等，其余匪徒恐尚不止此。极应严行查禁。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一体严查，遇有此等匪徒聚集，即行拿办驱逐，以清奸宄。又右安门内白纸坊，距火药局甚近，尤应预先设法保护。著一并派拨弁兵严密梭寻，以防不测。”（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34页。）同日，清廷又颁谕称：十五日，永定门外有日本书记生杉山彬被匪徒戕害之事。（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33页。）上述出事地点与德国档案所记十分吻合，故这些档案资料的发现，对研究北京城区的义和团活动，也提供了新的线索。
列强提出的一份名单
在德国外交档案中，还保存有一份备忘录，是列强攻占北京后，与清廷议和时所提出的一份文件。其主要内容是要求惩处那些支持端王载漪、支持义和团、反对外国人的清廷官员名单。它的内容如下：
贻谷，兵部侍郎，与晋昌一起制定与推行命令，反对外国人。连文冲，军机章京，他伪造照会，命令军队进攻天津、北京的外国使馆。萧荣爵，翰林院官员，帮助连文冲制定命令，进攻天津、北京的外国人。高庚（赓）恩，四品官衔，是大阿哥的师傅。黄凤歧，义和团的头领，或者说是负责为义和团出谋划策者。洪嘉与，内阁主事，建议端王载漪篡位，放火焚烧北京的外国使馆。夏振武，内阁主事，他是洪嘉与的追随者。溥良，督察院的长官，他提醒太后处死许景澄、袁昶。檀机，翰林院官员，他支持与追随溥良。（注：《德国外交档案》，编号V22，第17页。）
以上都是北京的与义和团运动有密切关系的中下级官员。这份备忘录可以提供给我们了解义和团期间人物活动的更进一步的情节。
除此以外，这份备忘录的后一部分还罗列了湖南、湖北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些情况。该备忘录称：
黄嗣东，湖北省官员，支持于荫霖进攻汉口的外国人。胡祖荫，五品级官员，他曾带领二十个义和团头目到湖南省，准备进攻岳州的外国人建筑。俞鸿庆，翰林院的官员，支持胡祖荫，向他提供帮助。叶德辉，内阁主事，他也是支持胡祖荫的排外行动。张祖同，候补道台，他也支持胡祖荫的排外行动。孔宪教，翰林院官员，同样是胡祖荫的支持者。（注：《德国外交档案》，编号V22，第17页。）
该备忘录最后指出：“这个决定是在很短时间内提出的。在上述人员中，贻谷、连文冲被列为应惩处的主要人物。”应该说，这份备忘录所揭示的人物和事件有不少是我们以前并不知道的。因此，它给我们进一步探讨北京地区与湖南地区的义和团活动、清廷官员的表现，都提供了新的线索。
关于克林德的问题
庚子年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是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它促使中外矛盾更进一步尖锐，而且也使清政府陷于十分被动的境地。德国档案中有许多关于克林德事件的记载，本文拟用德国档案中有关克林德的记载，结合我以前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看过的清廷档案，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较深入的讨论。
此事经过，以袁昶所记比较真实可信。袁氏云：
“昨下午三点钟始发照会，夜半九国公使照会请缓期，并偕来署面议。庆邸命复以稍缓日期，尚可通融，现团匪塞满街市，止各使勿来署。上午始照复，德使未及知，冒冒然肩舆来，被神机营、虎神营兵火枪击毙。酉至亥，彼此互攻，枪声不绝。”（注：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一册，第340页。）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克林德被杀并非一起偶然的事件，它实际上是清廷内部的顽固守旧势力推行错误政策的结局。此事发生在庚子五月二十四日并非是偶然的。正是清廷召开了第四次御前会议，慈禧决定向列强宣战后的第二天发生的。因此克林德事件同清廷整个政策走向密切相关。由于慈禧的纵容与支持，以载漪为代表的守旧势力在御前会议之后完全占了上风。他们气焰嚣张，得意忘形，恣意非为，把清王朝的政策推向危险的边缘。御前会议结束后不久，载澜和徐桐分别向清廷呈递奏章各述己见。虽然他们的奏章各有侧重，但其共同特点是突出了一个“杀”字。载澜的密折是五月二十九日呈递给慈禧的。载澜在此折中所谈的也是他参加几次御前会议后的感想，该折已由录副档中录出，原文谓：
“窃维行政之道，用人为先；用人之道，辨邪正为先。君子小人从来无并立之日，君子道长，则小人道消；小人道长，则君子道消，此不易之理也。佞党一日不尽，正人一日不前，正人孤立，佞党朋从，何事不可以欺蒙，何事不可以摇惑。比来吏治废堕，人才消乏，穷推致此之由，其过必有所在，奴才蒙恩与诸王大臣屡次召对，其间谁正谁邪，自难逃圣明洞鉴之中，不侍奴才一一指出，惟祈宸断，将迹近反叛，甘为汉奸者，立即正法，以昭天讨；其违阿典招，心术不端，平时苟禄求荣，临事依草俯木者，亦祈圣明洞察其隐微，立予罢斥，以清政源，由公主明，由明生断。前此战局未定，群小谣诼，不待复言，今既明发谕旨，大加挞伐，若仍功罚不明，善恶不辨，是犹物有生机而戕其萌芽，病有转机而误用药饵，其弊何可胜言。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是怀。我列祖列宗，竞竞业业，以祈天命者，惟有一敬而已，伏望圣明垂察焉。奴才愚昧下忱，未知是否有当，谨恭折上陈，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载澜《严邪正之辨，以端政本而一众心折》，光绪二十六年录副，内政之二。）
载澜，淳亲王奕誴之第三子，端王载漪之胞弟，同治十三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光绪十五年晋不入八分辅国公，与其兄载漪一起反对新政，颇得慈禧的宠信，故义和团高潮兴起后，被任命与载勋、英年一起，统带京师之义和团。载澜的奏章杀气腾腾，其矛头所向是要杀朝廷内部的奸细，即向主管与洋人交涉的清廷官员开刀。载澜说：“奴才蒙恩与诸王大臣屡次召对，其间谁正谁邪，自难逃圣明洞鉴之中，不待奴才一一指出，惟祈宸断，将迹近反叛，甘为汉奸者，立即正法、以昭天讨”。显然，载澜所说的“邪”党“汉奸”，正是指的在御前会议上反对同列强开战的袁昶、许景澄、立山、联沅等官员，他们於庚子七月先后被斩首菜市口，其杀机已先萌於载澜此折。而徐桐之奏章，则是指向外国人，徐氏之折称：
“外洋已干众怒，亟宜顺民心以锄非种”，“请旨通饬各直省督抚，飞札各府州县，自此决裂之后，无论何省何地，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以伸积愤，则上报君国，下保身家，不至再为洋人鱼肉。”（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96页。）
载澜、徐桐的奏章是守旧派疯狂排外的代表作。这两份奏章呈递时间，虽然比克林德事件稍晚。但是，神机营兵丁敢于向德国公使克林德开枪，毫无疑问是受载澜、徐桐等人推行的政策所纵容支持的。而且从五月二十四日开始，大规模地围攻使馆便开始形成高潮。当时一些有头脑的清廷官员，已经对此表示忧虑，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祖谋即向清廷告诫：“春秋之义，不戮行人”，“战事不可不备，而使臣不可不保。”（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13页。）事实上，克林德事件只能称快于一时，却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后患。
克林德事件之后，德国人非但派出重兵，扩大侵华规模，而且还在后来议和时对中国多方勒索、刁难，据德国档案记载，德国与其他西方列强与清廷交涉议和时，再三强调：“本年五、六、七、八等月，即光绪二十六年四、五、六、七等月间，在中国北方省份，酿成重大祸乱，至罹穷凶极恶之罪，实属史册所未见之事，殊悖万国公法，并与仁义教化之道，均相抵梧。其情尤重者，即五月二十四日克林德之事。”（注：《德国外交档案》，编号V170，第377页。）
列强除要求清廷赔偿巨额款项外，还要求清政府在克林德被枪杀的地点，为这位帝国主义的外交官树立规模空前的纪念碑，这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的严重的污辱。一般老百姓都将清廷为克林德所立的碑，称作“国耻纪念碑”，然而，清廷却迫于德国与列强的压力，不得不低三下四地答应德国的要求。在德国档案中，保存有三种不同文本的清廷所拟的克林德碑文，其中最后一种文本称：
国家与环球各国立约以来，使臣历数万里之远来驻吾华，国权所寄，至隆且重，凡我中国臣民俱宜爱护而敬恭之者也。德国使臣克林德，秉性和平，办理两国交涉诸务，尤为朕心所深信，乃本年五月二十四日义和拳匪阑入京师，兵民交讧，竟至被戕陨命，朕心实负疚焉。业经降旨特派大臣致祭，并命南北洋大臣於该使臣灵榇回国时，妥为照料，兹於被害地方，按其品位，树之碑铭。碑文如下：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德国钦使男爵克林德，在此被害殒命，故此碑系中国皇帝所敕建者，以永彰钦使之名，以表皇帝恶恶之意，不特追其既往，且期昭戒来兹。钦此。”
碑的另一面文字为：“恭识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曰被凶手陷害殒命之大德国钦差大臣内大臣克林德敕建神道碑。”（注：《德国外交档案》，编号V174，第23页。）此外，德国档案中还保留了修建克林德碑的图案设计等各种史料。
克林德在驻京公使中，素有恶名，在义和团运动初期，胡作非为，横行霸道（注：郭汉民主编：《清代人物传稿·克林德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下篇，第八册，第393页。），而光绪皇帝钦定的碑文却要违心地说他“秉性和平”，中国人民对这位公使本来就恨之入骨，而碑文却称赞他办理交涉“尤为朕所深信”。克林德事件把清廷搞得焦头烂额，既立碑，又赔款，还派了以醇亲王载沣为头等钦差大臣的庞大的代表团，前往德国谢罪。这个光怪陆离的代表团，既包括了张翼、荫昌、梁诚、麦信坚等清廷官员，还包括了太医院吏目、供事、太监、护卫、请发、成衣、苏拉、马夫、武弁等三十人，（注：《德国外交档案》，编号V173，第105页。）真可谓劳民伤财，丧权辱国。清廷在列强面前这种低三下四、任人宰割的表现，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也动摇了清廷的统治地位。义和团运动之后，许多志士仁人都认清了清王朝的庐山真面目，纷纷投身改革与革命的洪流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仁人志士看清了清廷的窳败腐朽，不可救药，因而选择了革命的道路。
（文章来源：《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