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中西文化互相碰撞、交互融合，中西文化比较成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中心问题。本文力图就蔡元培的中西文化比较作一简要评述，以期于现实的文化建设有所启示。
一
在切入正题以前，有必要对近代中西文化比较的历史进程作一宏观鸟瞰，以便较准确地把握蔡元培中西文化比较的历史定位。
一般而言，近代中西文化比较大致沿着器物、制度、心理三个层面逐次展开。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中西文化比较主要集中在器物层。鸦片战争的爆发，中西文化的刀兵相见，使得一部分先进人士从封建的迷梦中醒来，放眼看世界。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的思想，论述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及具体实施方法。这时期的中西文化比较主要是介绍西方的情况；介绍与中国相比，西方有何长技？前者重要著作有《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后者有《校邠庐抗议》、《海国图志·筹海篇》等。都局限于从器物层比较中西文化异同，判别中西文化优劣，认为中国“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更有甚者，曾经撰写《海国四说》、《夷氛闻记》、《粤海关志》等重要著作的梁廷楠（鸦片战争期间为数不多的注意研究西方国家的学者之一），居然断言，西方之“长技”中国古已有之，所以中国根本无须“师夷长技”，说什么“不然而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尤是理也。”（梁廷楠：《夷氛闻记》。）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比较的有限性由此可见一斑。
从戊戌维新到新文化运动前夕，中西文化比较进入了制度层。甲午战争的惨败，促使朝野人士痛定思痛，深入反省，诚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1册。）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之衰弱其根源在于政体，故此，康有为大声疾呼：“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戊戌变法》第2册。）这里的“变法”自然是指政体的变革，即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比较，主要在政体（制度）层进行。例如，通过中日比较，康有为认识到洋务运动的弊端在于：“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变一事者，微特偏端不举，即使能举，亦于救国之大体无成。”（康有为：《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析》，《戊戌变法》第2册。）这就从制度层探讨了中国衰弱的原因。严复在对中西文化所作的两极性比较中：“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也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别在于“自由不自由异耳。”（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这里的自由主要是指民主政体。可见严复比较中西文化差异其着眼点也在制度层。这也是这一时期中西文化比较的共同特征。
至新文化运动后，中西文化比较深入到了心理层。民国初黄远生有言：“盖吾人须知，新旧异同，其要点不在枪炮工艺以及政法制度等等，若是者犹滴滴之水，青青之叶，非其本源所在。本源所在，在其思想。”（黄远生：《新旧思想之冲突》，《东方杂志》第13卷第2号。）把中（旧）西（新）文化的差异归结为思想的不同。陈独秀亦把心理层作为中西文化比较的最后阶段：“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海涅说：“每一时代都有它的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向前推进一步。”（海涅：《从慕尼黑到热那亚旅行记》。）这一时期中西文化比较所要解决的新问题是：张扬民主、科学旗帜，学习西方文化，批判封建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新文化。所以，此阶段的中西文化比较主要从（心理层）根本人手，比较中西文化异同，评判中西文化优劣，在强调西洋文明较中国传统文化，“实居优越之域”前提下，有机融合中西文化。如李大钊所言：“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自身，又须时时调和，时时融合，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李大钊：《东西文明之根本差异》，《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蔡元培的中西比较研究亦围绕着中西文化必须有机融合这一时代趋势而展开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也是这样。
作为“凝结中国固有文化的精英，采撷西洋文化的优美”（罗家伦：《伟大与崇高》、《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的杰出人物蔡元培，他一生都注重中西文化的比较，并且在此基础上，力图融合中西文化的精华，建构中国新文化，因此，他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蔡元培自幼饱读经书，受过良好的传统学术熏陶，当时的学术界权威翁同龢评之为：“年少通经，文极古藻。”（见《翁文恭公日记》（1892年6月11日条）。）维新运动兴起后，“朝士竞言西学，子民始涉猎译本书。”（见《蔡子民先生言行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20年版。）思想观念遂开始转变，数年中，他广泛学习了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重要著作，对西方文化有了初步了解。并且已有明确的中西文化比较意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盖弟数年来，视百事皆无当意，所耿耿者，惟游者一事耳。”（1906年11月12日致汪康年信，载《汪康年师友书札》（三）。）希望通过游学，直接接触西洋文化，深化对中西文化的认识。1907—1926年，二十年间蔡元培五度出洋游学考察，居住时间达十二年之久。他每次出洋都悉心考察，深入了解西方文化，所以，蔡元培的中西文化比较就不是简单的表层排列，而是在对中西文化都有深入探讨前提下的研究。外国学者称蔡元培“从某一个意义上可以说他是在中国创立了文化史比较研究的传统。”从严格的科学意义角度，从蔡元培对中西文化的精熟程度来讲，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
蔡元培认为，中西文化比较，应着眼于具体探讨中西文化特征，比较异同。“研究何者应取，何者应舍”。若“凭空辩论，势必如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标语，梁漱溟‘东西文化’的悬谈，赞成、反对，都是一些空话了。”（蔡元培：《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复何炳松柏丞教授函》，《申报》1935年1月19日。）通过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探寻中国文化落后的症结所在，进而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
蔡元培在考察了中西文化各自的发展轨迹后，得出“综观历史，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出一种新文化”（《东西文化结合》，《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1987年版。）的结论。中西文化虽然各自产生的社会背景、历史因缘、地理环境不同，但是不同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接触，则可以推进文化发展乃至产生一种新文化，这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对此，蔡元培深信不疑：“如希腊人与埃及及美琐玻达米诸国接触，所以产生雅典的文化。罗马人与希腊文化接触，所以产生罗马的文化。撒克逊人、高卢人、日耳曼人与希腊、罗马文化接触，所以产生欧美诸国的文化，这不是显著的例证么？就在中国，与印度文化接触后，产生本世纪以后的新文化，也是这样。”（《东西文化结合》，《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1987年版。）通过比较，蔡元培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欧洲中世纪后文化大发展的情况，是因为中国没有象欧洲那样幸运，可以从文化层次相当或层次更高的邻近文化吸取养份。（除印度外）“数千年来，中国文明只在他固有的范围内，固有的特色上进化。”（《中国的文艺中兴》，《蔡元培全集》（四）中华书局版。）结果造成中国文化的滞后。而当今之世为“世界大交通之时代”，所以，中国须大力学习西方文化，补己之不足，以便尽快赶上西方，蔡元培如此清醒的现实意识，无疑得益于他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同时，蔡元培强调，学习西方不应是盲目的，须加以消化，要有所选择。一方面，“审慎于吸收之始，毋为消化时代之障碍，此吾侪所当注意者也。”吸收西方文化，不能囫囵吞枣，要有选择；另一方面，“当吸收之始，即参以消化之作用，俾得减吸收时代之阻力，此亦吾人不可不注意也。”（《文明消化》，《蔡元培教育论集》。）吸收是为我所用，必须加以消化。在此，中西文化比较显然成了吸收消化西方文化之前提，唯有通过比较中西文化异同，才能知道西方文化优长之所在，中国文化缺失之根源。显而易见，蔡元培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不仅是学理上的探讨，它更侧重于现实的文化建设。
蔡元培认为学习西方文化不能仅学其皮毛，而要学其“底蕴”（根本），由此，他比较中西文化，也从探究中西文化各自的“底蕴”入手：“吾人对于欧人之明察，恒以粗鄙近利为口实，以为彼等之所长者枪炮耳；继则日工艺耳，其最高则曰政治耳。至于道德文章，则殆吾东方之专利品，非西人之所知也；其或不囿于此类成见，而愿究其底蕴，则又以费绌为言。”（《学风杂志发刊词》，《蔡元培教育论集》。）蔡元培认为中西文化的异同首先是各自“底蕴”之不同。欧洲文明（西方文化）底蕴：“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的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故吾国不言新文化就罢了，果要发展新文化，尤不可不于科学的发展。”（《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蔡元培教育论集》。）而“我国人士，由来尤多好高鹜远，专尚空谈，以致有科学落后之今的。”正因为中国文化缺乏科学基础，所以蔡元培大声疾呼：“且欲救中国于萎靡不振中，惟有力倡科学化，故急期望时彦俊士，能急当务之急，一改空谈之旧习，致力于实际之探讨。”（《张泽科学界的伟人序》，《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河北科技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文化欲求新进展，必须全面学习西方文化之底蕴，不仅在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方面，要采用“西洋方法来试验，”就是在人文科学，“也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他。”（《北京大学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开会词》，《蔡元培全集》（四），中华书局版。）盖因蔡元培对中西文化的“底蕴”有深刻认识，因而面对一战后所谓的“科学亡产论”以及“五卅运动”后因反帝浪潮而引发的排外倾向，蔡元培仍保持清醒的辩认力：“近乎对于欧美文化，已极了解。虽然知道物质文明的偏重，生存竞争的激烈，也有一种流弊；然而确信欧美的科学与工艺，确有输入中国的必要。”（《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列强》，《蔡元培政治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蔡元培以科学精神之有无作为中西文化差异之根本，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中国传统文化重技术应用而不重科学原理，重经世致用而不重理论探索的文化特征，今天几乎已成学术界的共识，蔡元培的这一结论是有远见的。
其次，蔡元培比较了中西方各自文化性格的差异。他认为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性格特征：“我中华民族，凡持极端的，一经试验，辄失败；而惟中庸之道，常为多数人所赞同，而且较为持久。”并以历史证之：“法家的政策，试于秦而秦灭；道家的风习，试于晋而晋亡。在汉朝，……及景帝之子武帝，即罢黜百家，专尊孔子，直沿用至清季；可见极右派与极左派均与中华民族性不适宜，止有儒学的中庸之道，最为契合，所以沿用至二千年。”（《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列强》，《蔡元培政治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而西方文化除了希腊文化外，其性格特征则是极端，典型的如托尔斯泰的极端不抵抗主义，尼采的极端强权主义等等，蔡元培进一步分析道：“这完全因为自希腊民族以外，其他民族性，都与中庸之道不相投合的缘故。”（《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列强》，《蔡元培政治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文化素来讲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偏重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人与自然的对立，所以以中庸与极端来概括中西文化的性格特征大体是不错的，需要指出的是，蔡元培的这一比较带有较浓的政治色彩，他所着重推崇的是三民主义的中和性。（《中国的文艺中兴》，《蔡元培全集》（四）中华书局版。）
此外，蔡元培还就中西文化的一些具体方面作了比较。例如，在音乐方面，蔡元培认为中国音乐，“辨音原理之论，转涉较浅，”而西方音乐这方面则胜之，因而，“吾国音乐家有鉴于此，一方面，须输入西方之乐器、曲谱，以与吾国有之音乐相比较。另一方面，参考西人关于音乐之理论，以印证于音乐，而考其违合。”“采西乐之特长，以补中乐之缺点”。（《音乐杂志发刊词》，《蔡元培美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再如，蔡元培比较了中西画，“中国画与西洋画，其入手方法不同。中国画始自临摹，外国画始自实写。……”并从文学、道德、哲学三个角度探究了原因。比较如果，“所以吾国自当采用西方之长处。”（《在北大画法研究会演说词》，《蔡元培美育论集》。）这些具体的比较研究，都有一定的深度，而且大大丰富了近代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内容，其价值不容置疑。
蔡元培不同意中西文化根本对立的观点，他坚信中西文化能够有机融合：从旧文明中“寻出与现代科学精神不相冲突的，非不可能。”（《杜威六十岁生日晚餐演说词》，《蔡元培哲学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致力于寻找中西文化的会通处：“以近代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学术，俾适用于现代。”（《中国的文艺中兴》，《蔡元培全集》（四）中华书局版。）蔡元培在广泛比较了中西文化后，得出中西文化在许多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例如认为“中国古代文明与欧洲古代文明极相类似，”并把孔子、庄子、墨子等与柏拉图、苏格拉底、雅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斯多噶派等相比。（《在旧金山中国国民党招待会演说词》，《蔡元培政治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蔡元培的这些比较虽有简单比附之弊，但在开阔人们视野，匡正中西文化对立论弊端，探求人类文化共性上，仍不失为有意义的尝试。
蔡元培更善于用中国的固有概念解释西方学说。例如他用孟子的“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畔之。”来解释克罗巴金的互助主义（《大战与哲学》，《蔡元培政治论著》。）。又如，他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恕”“仁”来解释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概念。（《在育德学校演论之述意》，《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这些解释是否确切尚可研究，但这种方法使蔡元培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易于被人们接受，并且富有了活泼的生命力，则是没有疑义的。
文化比较研究不是为比较而比较，它的极限域是为了现实的文化建构。对一点，蔡元培是很明确的：“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也。”（《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元培教育论集》。）比较研究旨在文化建设。正是在深入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基础上，蔡元培形成了他中西包融的文化思想。
三
蔡元培主张中西文化必须互相交流，进而融合成一种新文化，以“震新旧思想之冲突，”“预为根本之调和”（《文明消化》，《蔡元培教育论集》。）。进而，蔡元培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摒弃了自大和自卑的心态：“主张保存国粹的，说西洋科学破产，主张输入欧化的说中国旧文化没有价值，这是两极端的主张。”（《三民主义的中和性》，《蔡元培政治论著》。）形成了他中西文化比较中独具有的“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博大气势。
近代中国先进人士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面临着中国化与世界化的两难困境：即如何在世界化的同时，保持文化的民族特性。蔡元培通过自己的中西文化比较实践，对此作出了初步的解答。他认为学习西方，必须以“我”为主，这样才“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他“所望后之留学者，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母为彼此同化。……尽吸收其优点，且发展我特性也。”（《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演说词》，《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在学习西方（世界化）的同时，保持文化的民族性。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分子，理应为世界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蔡元培敏锐地觉察到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递差现象：“现在欧洲大势，中国人已经渐渐了解；独是西方人对于中国，不了解的很多”（《在美国新闻家文艺学会招待会上演说词》，《蔡元培全集》（四），中华书局版。）因此，有必要向西方介绍中国，输出中国文化，蔡元培自觉地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人），即“（一）以西方文化输入东方，（二）以东方文化传布西方。”（《东西文化结合》，《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1987年版。）显现了蔡元培思想的深邃和视野的宏阔。
必须指出，蔡元培中西包融思想与五四时期的文化调和论有本质区别。文化调和论是指五四时期一种强调中西文化可以调和的主张。如其代表人物伧父所言：西洋文明固然可以“尽力输入，”但它必须依靠中国固有文明的“统整”：“使其能合于吾国文明之中”，“西洋之断片的文明，如满地散钱，以吾国固有文明为线索，一以贯之”（伧文：《迷乱之现代人心》，《东方杂志》15卷4号。）。蔡元培虽然主张以“我”为主吸收西方文化，强调中西文化可以有机融合，但与文化调和论有实质区别。其一，文化调和论者，认为中西文化不存在程度高低问题，中西文化差异“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13卷第10号。）不存在哪个向哪个学习的问题。而蔡元培则看到了中西文化事实上存在的落差（一为封建主义文化，一为资本主义文化），强调“我国现在正在输入欧化时代。”（《跋吴稚辉〈海外中国大学末议〉》，《蔡元培全集》（一）中华书局版。）我国“此时所处地位，决不能不与世界各国交通，亦决不能不求知于世界。”（《在世界语学会欢迎会上的演说词》，《蔡元培全集》（二）中华书局版。）这些看法表明蔡元培正确地估价了中西文化程度的差异。其二，文化调和论者虽也承认“排斥欧风，侈谈国粹“是和”社会之潮流相违的，”中国应该研究西洋文明，“以彼之长助我之短”，可他们的落脚点在于，胡言中国的固有道理和固有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杜亚泉：《战后文明的调和》，《东方杂志》14卷4号。）蔡元培在比较中西文化中虽大力向西方介绍中国，却决非以中国文化去拯救西方文化，更无丝毫文化自大心态。其三，文化调和论者借文化的民族性拒斥文化的时代性（世界性），蔡元培尽管强调文化融合中必须以“我”为主保持文化的民族性，但他应注重文化的时代性：“现在最紧要的工作，就是择怎样是善，怎样是人类公认为善，没有中国与非中国分别的”（蔡元培：《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复何炳松柏丞教授函》，《申报》1935年1月19日。），此“善”当然是指符合中国现时的需要并反映着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东西（即文化时代性）。蔡元培批评当时“返忆旧文明的兴会，不及欢迎新文明的浓至。”（《社会主义史序》，《蔡元培政治论著》。）体现蔡元培对文化时代性的鲜明态度。
不可避讳的是，蔡元培的中西文化比较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蔡元培的中西文化比较，尚未摆脱“依傍”、“比附”的陋习。将一些西方独有的先进思想说成中国早已有之，例如，蔡元培认为“我们中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论语》中所言“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即是。把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思想互相比附，重落“西学中源说”窠臼。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蔡元培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度。
其次，蔡元培主张中西文化互相融合，“谋合的方法，必先要领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他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杜威六十岁生日晚餐演说词》，《蔡元培哲学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使他避免了民族虚无主义，在引进西方文化同时，也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和研究。但是，蔡元培在具体的中西文化比较中亦出现了精华与糟粕不分的情况，出现了美化传统的倾向。例如，他说中国有“平民主义”传统，“君主对人民而负有责任”，这是“儒家学说之结果也。”（《支那之专制政体》，《蔡元培政治论著》。）根本无视中国专制集权的政治模式，把少数思想家的理想当成了现实，美化了历史。
再次，蔡元培在中西文化比较中，也暴露出他文化保守性的一面。如他告诫留学生：“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演说词》，《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其实，当时的思想界实状是受传统浸淫太深，而非欧化太甚，观之世界，如倡导西化多年的日本，仍保留着浓厚的民族传统特征，因此，文化交流大可不必忧虑会失去传统，因为传统中有生命力的东西决不会因外来文化的输入而消失。但蔡元培对此却深置疑虑：“然恐五光十色，易使人目弦神移而失去中心信仰。”（《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序》，《蔡元培政治论著》。）其实，文化交流就要“驳杂而不纯”，广泛接触才能精心选择，进而催发文化之树的茂盛。蔡元培对外来文化的过分谨慎，阻碍了蔡元培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向更广、更深境界拓进。
（文章来源：《中州学刊》199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