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晚年在选择如何统一中国问题上，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依靠军阀以消灭军阀转变为以俄为师、唤醒民众以打倒军阀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促使孙中山这一伟大思想转变的内在因素是什么？本文认为，北伐军事斗争实践是孙中山晚年思想转变的关键因素。
一
孙中山的北伐策略起源于护国反袁战争时期。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倒行逆施，继续卖国独裁复辟帝制活动，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1915年12月25日，蔡锷和唐继尧等联名发出通电，在云南宣布独立，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伐袁世凯的护国运动。不久，贵州、广西宣布独立，这样，云南、贵州、广西三省联成一片，凭借有利地形，扼据险要，与袁世凯展开斗争。但是这三省地处偏僻，交通阻滞，很难发动更大规模的动员号召作用。面对这种形势，孙中山除命令中华革命党与讨袁各派协调作战，同时还拟定了一套反袁军事计划：“云、贵独立后，鄂、赣、苏、杭等处均准备发动，……刻下决定注全力于粤省，旁及福建，闽、粤一下，与云、贵打成一片，南方局势，已足自活，沿江各省，自然动摇。……南方军械补足，即图大举北伐”（注：《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7页。）。不难看出，孙中山此时已认识到广东这个地盘的重要性，因而想把广东和云南、贵州、广西、福建等联成一个弧形状，作为反袁根据地进行北伐，这是孙中山北伐策略的最早表述。此后，孙中山就非常注意经营广东，以广东作为根据地发动南方革命势力，建立革命政权，出师北伐，武装反抗北洋军阀统治。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反袁护国斗争的目标似乎已经达到。在新的形势下，孙中山发表了《恢复约法宣言》，认为“障碍既除，国人当然同德一心，共建政治正规”，恢复“和平与秩序”的“唯一无二”的途径和办法，即是“恢复约法，尊重民意机关”（注：《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5页。）。在形势和舆论的压力下，继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宣布恢复约法和国会，于是孙中山认为重建国民的任务已告成，下令“解散”中华革命军，自己也耽于建设祖国的美梦。但事与愿违，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承袭了袁世凯的衣钵，醉心于专制独裁，公然倒行逆施，在短短一年中导致督军团叛乱、张勋复辟等多幕丑剧，最后临时约法和国会再遭践踏，严酷的现实使得孙中山迅速意识到“不良之因素一如既往，仍在从内部危害民国之命脉”（注：《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0页。），以至“民国一厄于袁世凯，再厄于段祺瑞”（注：《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7页。），后者的阴险狡诈不逊于前者，甚至打着“再造共和”的幌子招摇撞骗，以“假共和之面目，行真专制之手段”。他对这伙独夫民贼进行揭露和声讨，并且准备开展革命斗争。7月6日，孙中山在海军支持下乘舰赴粤，揭开了第一次北伐的序幕。在孙中山的极力推动下，抵粤议员在不足法定人数的情况下，举行了国会非常会议，制定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军政府任务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9月中旬，孙中山就任大元帅职，表示“当竭股肱之力，排除奸凶，恢复约法”（注：《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7页。）。
为使军政府成为南方五省护法斗争的“军事最高统一机关”，孙中山殚精竭虑地惨淡经营，在财政、军政较为困窘的情况下，先后派遣于右任、林祖涵、何成俊、刘冠三等分赴陕西、湖南、湖北、山东各省发动军事斗争。南北两军于10月上旬于衡山、宝庆交锋，标志着第一次护法北伐战争爆发。孙中山当即发布讨伐段祺瑞令，指斥他“阳托共和，阴行专制”，完全成为“共和之蟊贼，人民之大憝”，号召全国人民“讨灭伪政府，还我约法，还我国会，即还我人民主权”（注：《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9页。）。在孙中山领导下，护法军政府在短短的三四个月内就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护法北伐战争烽火“如火如荼，一日千里”（注：《张开儒致唐继尧电》，云南档案106——103——129页。），遍及十余省份，取得节节胜利。然而，西南军阀陆荣廷、唐继尧之流，他们原来参加护法北伐战争的目的只不过是“借护法之虚名，收蚕食鹰攫之实效”（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89页。），捍卫共和的事业与他们的反动统治背道而驰。因此，他们先是反对“另设政府”，迟迟不就副帅职务。待到军政府建立后，又以内政、外交诸多问题进行干扰，致使“军府经费，依然无着”（注：《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7页。），军事方面难有更大作为。不仅如此，西南军阀和官僚政客们对孙中山主持的军政府始终抱着必欲去之而后快的态度。他们于1918年初组织西南联合会议，企图架空或取代军政府。奸计未能得逞后，进而胁迫国会非常会议通过《军政府改组大纲修订》，悍然改组建立不久的军政府——以合议制更替大元帅制，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泽、陆荣廷和岑春煊为政务总裁，随后又推举老奸巨滑的官僚政客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中山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不复存在，军政府也沦为西南军阀的工具。孙中山于1918年5月愤然辞职，离开广州回到上海，第一次北伐以失败而告终。
二
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北伐，在反对北洋军阀统治这一点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它的目标仅仅是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当时广大人民的要求，因而护法北伐已经不是一面鲜明的旗帜，它不能鼓动人心，不为人民所重视，因而起不到动员广大革命人民的作用，也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而失败。通过这次护法北伐，孙中山思想有了进一步认识和提高，他看到辛亥革命以后，只是“去一满洲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注：《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法律及民意之下”（注：《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1页。）。铁的事实使他不得不认识到，所有的大小封建军阀都不可能帮助他实现祖国统一的理想。
离开广州回到上海后，孙中山走投无路，陷于一种绝望的境地，应该走什么道路，下一步该怎么办，他还未找到答案。在此期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和1919年我国爆发的五四运动，给他极大的激励和启发，他看到了爱国青年“以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准备”的潮流，看到了“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注：《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9——210页。）。尽管孙中山的总结和探求为他后来的深刻变化提供了思想基础，但当时他在实践上仍未摆脱原有思想牢笼，还没有明确依靠群众思想，依然一如继往地崇尚精英主义，这从他在1919年10月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可以看出：虽然恢复了三民主义的政纲，但缺乏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也缺乏使政府和群众相结合的组织路线，同以前的同盟会组织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即使到1921年7月中共成立后，由于中共一切活动均在秘密中进行，孙中山不可能得知其中情况，也无意与共产国际和苏俄结合。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千里迢迢来桂林谒见孙中山时，孙中山虽然对马林提出的建议——组织一个能够联合各个进步阶级和阶层的政党以及建立真正的革命武装的建议赞叹不止，但当马林说明共产国际意图，欲与中国国民党结盟时，孙中山环顾默默不语的部下而推却说：“顾革命之主义，各国不同，甲能行者，乙或杆格而不通。故共产主义在苏俄行之而在中国则断乎不能。况吾师次桂林，志在北伐，……今仅能与苏俄作道义之联络，一俟义师北举，直捣幽燕，再谋具体合作，未为晚也”（注：《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8页。）。由此可推，在陈炯明叛变前，孙中山对共产国际、苏俄和中国共产党还缺少了解，他依然只图依靠军阀进行北伐。
事实上，孙中山第一次北伐失败后仍然念念不忘北伐。与前不同的是，他认识到过去依靠客系军阀的错误，转而扶持自己的老部下——陈炯明的粤军。他把自己的一点军事资本投入粤军，以为陈炯明是同盟会员，是自己的老部下，可以信赖。1920年9月，粤军从闽南打回广东后，孙中山重回广州，并于1921年5月宣布就任非常大总统，成立正式政府。7月，对桂系军阀正式下达讨伐令，仅仅用了两个月，就完成了西征广西任务，攻占了桂系军阀的最后据点龙州。两广的统一，北伐即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孙中山在欢迎凯旋的讨桂将领时说，“夫统一中国，非出兵北伐不为功。……总之北伐之举，吾等不得不行。且处偏安，止能苟且图存，而非久长安治，能出兵则可统一中国，现两粤人民虽得自由幸福之乐，然我国尚有多数同胞在水深火热之中也。”（注：《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89页。）表明了他击败旧桂系后进行北伐的坚定信心和决心。同年10月中旬，孙中山出巡广西，准备北伐事宜，组织大本营随行，北伐军三万人也于同日开拔。他在南宁同率部驻防的陈炯明讨论了有关北伐的问题，反复阐明这次军事行动的意义，要求陈炯明抽调粤军四十营参加，由广东承担供应饷械的任务。但热衷于联省自治割据的陈炯明却阳奉阴违，暗中与直系军阀秘密勾搭。孙中山不为所阻，于1922年2月颁布命令，命令李烈钧率滇、黔、赣军为第一路，兼攻赣南和鄂东，许崇智率本部粤军为第二路，协同湘军直指武汉。前锋部队于是月中旬进入湖南。拉开了第二次北伐的序幕。然而，北伐事业遭到阻碍，湘督赵恒锡反复无常，假借民意拒绝北伐军过境，陈炯明从暗中阻挠发展到公开的干扰破坏。积极参加北伐的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被陈炯明部下刺杀，成为形势急剧恶化的征兆。孙中山被迫变更原定的方案，决定率师返粤，绕道三水，设大本营于韶关，出师江西。5月上旬，北伐军分三路进攻赣州。与此同时，孙中山解除了陈炯明的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和内务部部长的职务，着其专任陆军部长，并反复劝导这个新军阀改变态度。陈炯明辞职退居惠州，暗中指使部属叶举率军入据广州。为了扭转恶化的局势，孙中山于6月1日返回广州。6月16日陈炯明部发动叛乱，突然包围和炮击总统府，阴谋杀害孙中山。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孙中山只得在兵变前一刻变装出走。孙中山在避登泊于省河的军舰后，立即发出讨伐陈炯明的号召，急令北伐军迅速回师平叛。同时，亲率舰队轰击叛军，在极力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近两个月之久，终因北伐军在韶关一带作战失利，无法回师讨伐陈炯明。孙中山不得不于8月上旬离穗赴沪，第二次北伐以惨痛失败而告终。
三
陈炯明的叛变，是孙中山一生中所遭到的最惨重的失败。他深为感叹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注：《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5页。）陈炯明这个“愿为国驰驱，故以军事全权付托”的“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竟“甘心作乱，纵兵殃民”，甚至要置他自己于死地，“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注：《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49页。），进攻总统府的叛军也几乎全部参加过国民党的，作为国民党的总理怎能不心碎肠断，思绪万千？
孙中山回到上海后痛定思痛，不断反省过去的失误，总结失败的教训。他深刻认识到，对陈炯明不但“任用非人”，而且对他早已蜕化为封建军阀的本质，迟迟未能识穿。乃至他谋反之前，虽然已劣迹昭彰，怨声四起，仍把他看成是与“我党提携合作多年”的同志，“毫不怀疑他有异志”（注：《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页。）。从中悟出绝不能依靠一派军阀打倒另一军阀、培养新军阀打倒旧军阀的真谛；还认识到，国民党的现状已不能适应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他当时不止一次深有感触地对宋庆龄说：国民党内部的重重矛盾，使国民党已不能有效地进行革命，国民党不真心想在中国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的党员实在太多了。陈炯明的叛乱，促使孙中山决心对国民党进行彻底的改造。他后来在谈到这种改造的必要性时曾沉痛地说：“吾党本其三民主义而奋斗者历有年所！”“顾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则是“组织未备，训练未周”，“意志不明，运用不灵”（注：《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0页。），既缺乏明确的纲领，复陷于瘫痪状态，许多党员或腐化堕落，或斗志消沉，犹如“一个就要死的人”（注：《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2页。），无法有效地进行革命，因而必须进行改造。那么，以什么方式进行改造？是走学习西方的老路，还是走“以俄为师”的新道，这是摆在孙中山面前急待抉择的问题。
孙中山在革命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抱着幻想，以为它们会同情和援助中国革命，他“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遭到无情的打击”（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63—1364页。）。从他就任临时大总统到广东两次护法政府的建立，都得不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承认。这无数痛苦的回忆，使他对重走老路产生了怀疑。正在此时，苏俄向他伸出真诚的援助之手，使他认识到，要想革命成功，非走“以俄为师”的革命道路不可。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功。”（注：《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5页。）“俄国革命成功……为中国树立了一国如何摆脱外国侵略与不公正枷锁的榜样”（注：《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3页。）。因而勇敢地走上了联俄的新道路。
孙中山走上“以俄为师”的道路，是孙中山不断总结北伐失败经验教训、权衡得失利弊、审时度势的结果，同时也是与共产国际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对他的帮助和启发分不开的。早在1921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共产党员张太雷的陪同下，在桂林和孙中山进行三次长谈，向他提出改组国民党等三点建议，使他思想深处开始受到启发。1922年4月，少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在张太雷陪同下到达广州，会见了孙中山，会谈十余次，在会谈中双方不仅讨论了苏俄与孙中山的关系问题，而且也商谈了国共合作问题。这些在当时条件下虽未起到什么实效，但为他后来的思想转变打下了基础。
第二次北伐失败，促使孙中山认识到联俄的必要性。1922年6月16日，帝国主义支持下的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后，孙中山北伐梦再次被粉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他的帮助变得非常必要。事变后一星期即6月23日，孙中山在与达林通信中说到：“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许多，我对以前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注：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4页。）。8月25日，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越飞的代表马林，共同讨论了越飞致他的一封信，他告诉马林，他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注：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8页。）马林告诉孙中山，共产国际已经命令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为国民党的主义和目标而奋斗。孙中山乐于接受马林的建议，并请他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阐述关于群众运动的观点，说明国民党领导人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可见，北伐失败触动孙中山先前固有的思想情感，使联俄思想从可能变为必然。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不但积极采取联合苏俄的新步骤，而且也加快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步伐。9月4日，孙中山召集了包括共产党人陈独秀等在内的商讨改组国民党会议，孙中山在会上解释了联俄联共政策，与会者一致赞成国民党的改组计划。11月25日和12月16日，孙中山连续两次召开有国民党各省代表和共产党人参加的会议，审议草拟了《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国国民党总章》和《国民党宣言》。1923年元旦，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着重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现行计划和政策，强调指出：“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注：《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表现了孙中山从依靠地方军阀改变为依靠广大民众的巨大飞跃。接着，孙中山又召集了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公布了草拟的《中国国民党党纲》和《中国国民党总章》。他还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主”的演说，指出国民党今后的工作主要是着重三个进行：“一政治进行”，“二军事进行”，“三党务进行”，强调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主”，“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注：《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页。）。说明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不是单纯用军事行动去收复广州，而是要注意群众宣传运动的思想。1月26日，孙中山和苏联派至中国的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在多次会谈的基础上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基础。1月27日，孙中山又指派廖仲恺陪同越飞去日本热海，在那里商谈《孙文越飞宣言》的具体细节。越飞在会谈中指出，“以往的中国革命，过于借重军阀之力，因而常导致失败。国民党必须组织培养自身的军队。”廖仲恺与越飞达成一项协议：由苏联援助国民党设立军官学校，同时，从1924年起，苏联每年给广东二百万卢布的援助。由于有苏联帮助，使孙中山对列强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进行激烈地批评。他说：“我们对于美、英、法或任何列强的援助已不抱希望”。（注：［苏］齐赫文斯基：《当代一些国家关于中国的历史文献》，苏《历史问题》1985年第11期。）这些行动标志着孙中山在新的革命道路上迈开了前进的步伐。
然而，新的步伐迈开总是和旧辙胶着，直到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三大政策为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前，孙中山是在前进中徘徊、在觉悟中瞻顾的。1922年的下半年以来，孙中山还不断考虑讨伐陈炯明完成护法大业问题。1923年1月4日，孙中山发出讨伐陈炯明的通电，号召各路讨贼军“为国家除叛逆，为广东去凶残。”（注：《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页。）16日，滇、桂、粤联军占领广州后，各将领电请孙中山回粤“复任大元帅，俾主持大政”（注：毛思成编纂：《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五册，（香港）龙门书行印行1936年版，第2页。）。孙中山于2月下旬返回广州，续行大元帅职权，宣传继续护法到底，“……此次重返五羊，仍期贯彻初衷。……国贼不除，护法事业，一日不安。文之主张，先平南，然后始可以北”（注：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7月4日，孙中山任李烈钧、谭延闿、柏文蔚、钮水建为赣、湘、皖、苏四省总司令兼省长，为准备北伐进行人事部署，但到10月初，曹锟为当总统而贿买国会议员五百多人，这些议员咸称为“猪仔议员”。孙中山多年为护法和国会而进行北伐的护法运动落得如此结果，至此护法运动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就在此时，陈炯明军队全线反扑，滇桂联军溃如山倒，广州陷入重重包围之中，“先总理数年之窘于危难，以白鹅潭之役为最，此役次之”（注：古应芬：《孙大帅东征日记》，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版，第37页。），孙中山继陈炯明叛变之后，又一次被他所倚重的军阀置于危难的境地。幸亏共产党人及时发动民众支前杀敌，苏联顾问帮助协调军事部署，也由于樊钟秀千里驰援救驾，孙中山才得以力挽狂澜，取得了广州保卫战的胜利。
四
事实再次使孙中山及时觉醒。他清楚地认识到：“军队奋斗，系为升官发财起见”。“今后首当将企望以军队谋革命成功的观念打破”（注：《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0、502——503页。），“用人民之心力以奋斗”（注：《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74页。）。使国民党注入“新血液”。在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共帮助下，他大大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从1923年10月起，国民党的各项改组工作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10月19日，孙中山指派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张继、戴季陶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11月25日，《国民党周刊》第一期出版，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决定在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2月25日，由廖仲恺主持，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会议委任廖仲恺、许崇智、谭平山等九人组成新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党改组工作，临时中央多次开会讨论改组事宜。经过充分的准备，于1924年1月20日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标志着孙中山正式走上革命群众运动的道路，实现了思想上的伟大转变。
孙中山思想上的伟大转变，在1924年秋第三次北伐中得到深化和初步结合。1924年9月13日，孙中山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机，亲率湘军、赣军、豫军、滇军一部及大本营卫士队等抵达韶关，设立大本营。18日，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名义发表《北伐宣言》，20日，北伐军举行誓师典礼。接着分兵两路向赣、湘挺进。北伐各军很快就占领风门坳、遂川、营前、奉和、万安等赣南各地，兵锋直指江西中部重镇吉安，使江西北洋军队纷纷北辙。“赣南之敌，恐慌非常，多向南昌、吉安移动”（注：《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5页。）。北伐军节节胜利，激化了直系军阀内部矛盾，使曾受革命思想影响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由于孙中山决计北上，使这次北伐战略发生转移，更主要的是因为陈炯明和赵恒锡从北伐军背后进行夹攻，使北伐军腹背受敌，于1925年1月被迫收缩防线回师北江，这次北伐结束。这次北伐虽功败垂成，但孙中山所倡导的新三民主义思想和所制定的三大政策在这次北伐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尝试，他的思想在晚年得到升华。
首先，孙中山领导的第三次北伐高举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大旗。在孙中山签署的《北伐宣言》中，明确提出“此战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以持续反革命之恶势力。换言之，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绝，中国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也”（注：《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0、502——503页。《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44页。）。在北伐过程中，对北洋军阀最凶残的敌人直系军阀进行了有力打击。
其次，孙中山号召工农大众积极参加。韶关誓师当日，孙中山“令调工团军暨农人自卫军两部，于三日内赴韶训练，以便随同北伐”（注：《令工农团军赴韶训练》，《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9月20日。）。9月22日，共产党人谭平山率领广东工团军和农团军来韶。孙中山对工团军和农团军开赴前线，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发动农民支援北伐甚为高兴，并“深希望诸位以后从心战穷力”（注：《大元帅北征记》，《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9月24日。）。9月29日，孙中山在韶关各界群众赞助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国民当家作主，支援北伐，扫除军阀势力，建设新国家。在孙中山积极动员号召下，韶关民众积极参加北伐，仅广东南雄县就筹借军米五十万斤，预办柴料一百万斤，禾草三十万斤，购置炊具等五千元，并“募足输送伕百名”（注：《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7页。）。
纵观孙中山所倡导并具体领导的北伐事业，虽然历经三次而未能成功，但在北伐斗争实践中，他不断地反思历史，总结失败的教训，不断地敢于否定自我，超越自我，使其晚年思想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第三次北伐实践中把与工农相结合道路落实到行动中去，使他晚年思想得到升华，走向辉煌，并为1926年国民革命北伐战争胜利打下了思想基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孙中山的北伐，就不可能有他晚年思想飞跃，也不可能有1926年北伐战争胜利。
（文章来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