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杰出领袖洪秀全的思想，迄今为止论著颇多，但专论他后期思想的文章还不多见。这可能是因为有关太平天国后期的历史资料比较缺乏，在研究这一问题时的确存在着困难；同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思想没有解放，亦影响了对这一重要问题的探索。但是，太平天国自1856年9月的天京事变以后，革命阵营内部发生了许多变化，情势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在此一时期中，天王洪秀全的宗教政治思想与前期相较究竟有什么变化和差异？这确是一个很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这里首先必须提出的是，洪秀全的宗教理论和信仰，实际包含了一定的政治内容；他制定的政治制度和政策也受一定的宗教信仰的支配。洪秀全生长在苦难特别深重的两广地区，发动并领导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革命，他的思想一方面有着强烈的革命意识；但同时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受过一定的封建教育，也接触过西方基督教教义的农村知识分子，他又兼有儒家的封建伦理思想和基督教的上帝观，并可能多少还有一些长期散在民间的秘密会社的思想。他的最高理想是要推翻清王朝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但他提出的口号却是要“奉天诛妖”、“斩邪留正”、“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建立一个“爷哥带朕（暨幼）”主宰的“地上的天国”而非其它。同时他亦有一般农民革命领袖所有的帝王思想和等级观念，只不过他的帝王思想也有其独特之处，即是要作一个遵“天命下凡”的“天下万国太平真主”。因此，讨论和分析他的思想时，在某些问题上是不好把宗教和政治分开的。
一、有形上帝观的突出与强化
洪秀全的宗教思想，早期受梁发所著《劝世良言》一书的影响很大。《劝世良言》中称上帝为“创世天地之大主，管理全世界富贵尊荣之神”，“自然而然之神”，“全世界众人之大父，即称神天上帝”等等。但同时还指出：“创造天地万物万类，及管理之者，乃系无形无像，无始无终，自然而然，自永远至永远之真神，可称神天上帝而已矣。其永坐于天上，世界万国之人，该当日日敬畏奉拜之。”（引文中着重点为笔者所加，以下同）显而易见，梁发所宣传的上帝，正合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即上帝是无形无像的。我们从瑞典牧师韩山文在1853年写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可以知道洪秀全早在1837年即他24岁时，已经在上天的幻梦中，看到了“披金发，衣皇袍，巍然坐于最高之宝座上”的上帝，说明在洪秀全的心目中上帝是有形有像的，但在太平天国早期的官方文件中，并不特别强调这一点。如洪秀全在《原道救世歌》中云：“开辟真神唯上帝”，“天父上帝人人共”；《原道醒世训》云：“皇上帝天上凡间大共之父也”；在《原道觉世训》中又云：“自人肉身论，各有父母姓氏……若自人灵魂论，其各灵魂从何以生？从何以出？皆禀皇上帝一元之气以生以出，所谓一本散为万殊，万殊总归一本。”这些说法，和上述梁发的观点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但是，到了太平天国后期，情况就不同了。天历庚申十年，洪秀全授意颁行的《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就专门讲天王洪秀全于天酉年升天的故事，书中上帝的形像已是“爷像顶高大，身穿乌龙袍，金发最长拖肚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第515页），俨然一个道貌岸然的偶像了。而在天历壬戌十二年刷印铜版刊行的《太平天日》中又有进一步的发挥，把上帝的形像说得更加清楚：“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拖在腹尚，像貌最魁梧，身体最高大，坐装最严肃，衣袍最端正，两手覆在膝尚。”（《太平天国》第二册，第632——833页）同时天父上主皇上帝还特别要教导洪秀全学自己的榜样：“坐装衣袍要整齐，头要轩昂，身要挺直，两手要覆在膝，两足要八字排开。”（同上书，第634页）这样把上帝（神）人化，实际是要把洪秀全（人）神化的作法，是与前期有很大不同的。此外，洪秀全在天历庚申十年、辛酉十一年及以后的许多通《天王诏旨》中也不厌其烦地说自己曾经上天见过天父。如辛酉十一年三月十七日的《天王诏旨》中说：“自古人无见上帝，虑人作像陷沉沦，神父唯神子能识，哥朕识父有耳闻。”强调除了天兄基督之外，只有他才能见到天父的形像。
天历庚申十年，英教士艾约瑟把他所撰的《上帝有形为喻无形为实论》赠给洪秀全，这显然是与洪秀全的有形上帝观针锋相对的。所以，洪秀全特地作了一首诗批在该论文之后，诗云：“上帝最恼是偶像，爷像不准世人望。基督暨朕爷亲生，因在父怀故见上。”《（太平天国》第二册，第672页）由此可见，洪秀全是要坚持他的有形的上帝观的。对此，富礼赐在他所著的《天京游记》中，也曾提到，如说：“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么东西，只是一个狂人对神圣之最大的亵渎而已；……天王是一个最为顽固不能匡正的异端之徒。……如果他辩才有碍，无言可答之时，他便说他曾上过天而您则否，于是即使您语塞而退了。”（《太平天国》第六册，第950——951页）
至于洪秀全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更好地树立他自己的权威，使“天朝内外众臣民”以及“西洋众弟妹”都能遵天意拥护他自己。太平天国前期，“万心如一心”，不需要象这样人化天父，神化自己都能节节胜利。而后期在“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洪仁□：《资政新篇》，《太平天国》第二册，第540页）的情况下，特别突出有形的上帝，其用心是可以想见的。
二、“天国迩来今真来”的宣传
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又反复宣传“天国迩来今真来”的思想，认为上帝天国已经降临人间了，这与前期只说天父命他下凡的思想是有很大不同的。这里我们应该首先知道洪秀全所指的“天国”的真正涵义。在《太平天国起义记》中，韩山文早就说过：“洪秀全在永安即帝位，改国号为‘太平天国’，‘天国’二字，从字义看来，似是指中国而言，但由其地位看来，则或即是皇帝之称号，此名称盖洪氏本由圣经所选得者。”（《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73页）
本来“天国”和“神之国”在基督教的《圣经》里是一个同义词（汉语里，还有“天堂”一词，有时也用来指“天国”）。梁发在《劝世良言》卷一“论富人难得天堂永远之福”一节里对《圣经》的《马窦篇》（按即《新约·马太福音》）二十三、四节经文加以解释说：“‘天国’二字，有两样解释，一样，指天堂永乐之福，系善人肉身死后，其灵魂享受之真福也。一样，指地上凡敬信救世主耶苏众人，聚集拜神天上帝之公会也。‘神之国’三字，亦同此义。”
洪秀全从梁发那里接受了“天国”和“天堂”的思想，但却又结合自己的思想加以改造，首先认为他自己与众不同，“灵魂曾获升天堂”，亲自见过天父。其次他宣传“能正可享天堂福，不正终归地狱境”（《原道救世歌》）。而在初期的革命战斗中又创造性地提出“大天堂”和“小天堂”的概念，来作为鼓励士气的一种手段，如说：“朕实情谕尔，眼前不贪生怕死，后来上天堂便长生不死”（《天命诏旨书》辛开八月十九日时在舟中），以及“俟到小天堂，以定职位高低”（辛开元年九月二十五日时在永安的《天王诏旨》）。洪秀全所说的“小天堂”，实指后来的天京（即南京）。他在《圣差保罗寄罗马人书》第十五章说：“神国在天是上帝大天堂，天上三十三天是也；神国在地是上帝小天堂，天朝是也。天上大天堂是灵□（魂）归荣上帝享福之天堂；凡间小天堂是肉身归荣上帝荣光之天堂。”
洪秀全关于“天国迩来今真来”的提法，是在天历戊午八年《天王诏西洋番弟》的诏书中最先出现的。自此以后，类似的提法愈来愈多。约在天历庚申十年赐给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的诏书中说：“天上地下有天国、天京、天朝、天堂，上帝天国天堂降临人间，举世尽归爷哥，其国靡既，醒否？信否？”（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五三页）在天历已未九年十月初七日《天历每四十年一斡旋诏》和《钦定前遗诏圣书批解》中亦有类似的提法。而洪秀全之所以要提出“天国已经降临”的说法，虽然一方面是要补充大、小天堂的说法，如在《天历每四十年一斡旋诏》中所说的：“今蒙爷哥下凡带朕作主，创开天国、天京、天朝、天堂、天历永远流传，……诚以天国、天京、天朝、天堂，合古今前后天上地下人间为一大统。”“天国迩来，现享真福，后得永活。”另一方面更要内外臣民一齐拥戴这个在地上的天国。他不仅把人（他自己）神化了，而且把国（太平天国）也神化了，认为这就是“合古今前后天上地下人间为一大统”的“神之国”了。
在提出“天国已经降临”的说法的同时，洪秀全本人对“天”的迷信也愈来愈强烈。在他用人行政的实际行动中，也有许多具体的表现。在爵制中，后期增设了义、安、福三爵，连前期的燕、豫、侯构成六爵，并在其上各加一天字及冠一特别的字为号，如“亲天义”、“凝天安”、“应天福”等等（见郦纯《太平天国官制军制探略》第一○三页）。在官制方面，约在天历庚申十年（公元1860年）在王位之下，朝将、主将之上，增设了“天将”，如封恤王洪仁政为一天将，李春发为二天将等（在1863年以后，护王陈坤书部下所记的领发物单帐上和记事簿、去文簿已列有393天将的名号）。尤为突出的是在天历辛酉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颁发的一道《天王诏旨》中，规定东王以下二十位天朝主要官员的印衔上，通通都加上“顶天扶朝纲”的字样（王庆成：《英国发现太平天国新史料及其价值》，见《近代史研究》1980年3期）。
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笃信于天”的思想之所以产生，正是由于作为农民领袖的洪秀全，找不到新的出路来挽救太平天国的危局，因而只好乞灵于宗教，沉缅于迷信。所以李秀成批评他“我主格外不由人奏，俱信天灵，诏言有天不有人也”，“天王言天说地，并不以国为事”。这些话虽有些过激之词，但基本上是合乎事实的。
三、“爷哥朕幼”、“父子公孙”的提出
回顾太平天国自1856年9月的天京事变到1864年6月洪秀全逝世，这段为期约八年的时间里，天国内部上层领导人物，除天王之外，变化确是很大的。在天京事变中东北二王相继被杀，不久，翼王石达开率众出走，加上早已牺牲的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开国五王至此已四亡一去。继之，王长、次兄洪仁发、洪仁达曾一时“提理朝政”，但由于庸碌无能，未有任何建树。蒙得恩与陈玉成虽曾先后任“正掌率大臣”，“朝中内外之事悉归其制”，后蒙被封为赞王，陈为英王。李秀成亦曾任“付掌率大臣”，被封为忠王。但英、忠两王多“带兵外战”，因此所有军政大权实由天王独擅，所谓“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殆至1859年4月22日，天王族弟洪仁□由香港到达天京，正合乎天王认为外臣多不可靠的心理，所以洪仁□到天京后，旋即被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并降诏“天下要事悉归其制”。可是，历时不到三年，竟又弄到“内外本章免盖□叔金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七十七页）和“自西以下听东令”（同上书，第七十五页），名虽在位而实已被黜了。在这个时期里，由于朝纲不振，人心涣散，加以军事上节节失利，天京多次被围，局势已呈日趋衰败的景象。天王为了笼络将士竞采用滥赏的办法，封王不足，继以列王；列王不足，新创“□”字以封。天王洪秀全可能由于错误地总结了天京事变的教训，认为异姓臣僚都不可靠，因而“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李秀成自述》），而且“用人不专，信人不实”，甚至对同姓弟兄也失去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在1859至1860年的某个日子里，便把尚未成年的儿子幼主洪天贵福正式扶立出来，管理部分朝政，并下达一些诏旨，作为自己的继承人。自此以后，不仅在一切记书中把以往的“爷哥朕”的称号转变为“爷哥朕幼”而且处处提出“爷哥朕幼坐天下”、“爷哥带朕幼作主”以及“父子公孙同作主”等提法。同时在新用的国玺上也同时出现“上帝、基督、天王、幼主”名称。甚至在一方金玺上（钤用于天历庚申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五月十六日三通《天王诏旨》和接近此时期的《朝天朝主图》和天历辛酉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救世真圣幼主诏旨》上）还刻有“父子总号太平，幼主一直承一统。公孙同坐天国，真王万岁照万方”这样的联语。立幼本来是家天下的思想，但洪秀全也把这事和宗教联系起来。正如他在1858年《天王诏西洋番弟》的诏书中所说：“朕立幼主继耶苏，双承哥朕坐天都，幼主一半耶苏子，一半激子近天庥，代代幼主上帝子，双承哥朕一统书。”而且在把上帝更加形象化的同时，杜撰了整个天父、天兄和他一大家子，即：天父、天妈（有时称老妈）、天兄、天嫂（亦称太兄、大嫂），天王自己及其在天上的妻子“正月宫”和原配妻子赖氏“又正月宫”、幼主及代代幼主。他这样就把宗教、政治和封建伦理三者结合在一起了。共目的不仅是要表明他自己作天王是上帝的安排，而且世世代代永坐太平江山也是合乎天情道理的；不仅要“内外各省众官将兵、众臣民”应该拥戴他，而且“万国万方”、“普天大下同世一家，中西一体众臣庶”均应拥戴他。而他在“太平玉玺”上刻的吉祥赞语“永定乾坤、永畅天禄”，正代表着他的这一思想。
四、“万方来朝”思想的发展和加深
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的宗教政治思想方面除上述几个突出之点外，还特别发展了“万方来朝”的思想。
在革命初期的文献中，他虽早已提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原道救世歌》）“今幸上帝大开天恩，差天王降凡，作天下万国太平真主。”（《颁行诏书》，见《太平天国印书》第一一二页）又在永安时发布诏旨中曾说：“万方万国万来朝，万山万水万飘遥，万里万眼万钻至，万知万福万功劳。”（按：这首诗又收集在《天父诗》中列为第十首，在天历戊午八年的《天王诏西洋番弟》中又重复抄录。）但当时还提得不很普遍，也并没有加以强调。
洪秀全“万方来朝”思想的发展的标志，也是在天历戊午八年颁发的《天王诏西洋番弟》。其中明确地指出：“爷哥带朕坐天国，大显权能坐天堂，建都天京开天国，万国臣民朝父皇。”天历己未九年十月初七日的《天历每四十年一斡旋诏》中又说：“诚以天国、天京、天朝、天堂，乃爷哥带朕作主之天国、天京、天朝、天堂，合古今前后天上地下人间为一大统，故天历流行，永无止息，普天大下，万郭万代臣民，同享爷哥真福，在世升天永活威风无了期。”在此后的许多诏旨中都曾反复提到这点，而且在后期的一方太平天国金玺和另一方玉玺上，更刻上“万方来朝”的字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期的《天王诏旨》中对西洋人的称呼也曾有过一些变化。以前，开头多使用“朕诏×甥×胞……内外众臣知之！”的格式，未提西洋人。后来在天历辛酉十一年的几通诏旨中就加上“暨西洋众弟妹、众使徒、内外众臣民知之！”后又改为“西洋同家众弟妹、众使徒、中西一体众臣庶选民知之”和“普天大下同世一家所有众臣民知之”。这样一些变化，可以说是“万方来朝”思想的具体反映。在洪秀全的心目中，西洋人是来“朝上帝”的，也是来朝爷哥所带的“朕”（暨幼）的。天国已经降临，天京即是“也露撒冷”（即今译耶路撒冷），“万方万国万来朝”正是遵从上帝的旨意。天王下达的诏旨不仅是晓谕已经来朝的“西洋番弟”，而且也是要使“普天大下同世一家”的所有“众弟妹、众使徒、众臣民”一体知晓的。他的这种“万方来朝”思想，并不是所谓“维护民族平等”的思想，恰巧相反，是把外邦当作藩属的封建等级思想，与封建帝王所谓的“四夷宾服”的思想并没有根本的区别。特别是在《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中说：“天下万郭人民归朕管”，显然是已经直言不讳的了。
必须指出，洪秀全的“万方来朝”思想，是和洪仁□的看法有矛盾的。在《资政新篇》“法法类”的条文里，在谈到英吉利的国情时，洪仁□写道：“凡于往来言语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如必欲他归诚献曝，非权力所能致之，必内修国政，外示信义，斯为得尔，此道实为高深广远也欤？”（《太平天国》第二册，第528页）《资政新篇》是天历己未九年颁行的，而洪秀全在天历辛面十一年前后的诏旨中，以及在新刻的金、玉玺上都还大书“万方来朝”字样，正说明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是有着根本分歧的。因此，洪仁□在他的《自述》中所说的“在一八六一年（天历辛酉十一年）至六二年之上半年，我掌处理外交之事，直至有某事发生令天王不悦，乃令我移交章王掌管之。”这里他是不是说出了他被黜职的直接原因，还很值得怀疑。难道一位深受重用的“爷爷生完家军师板荡忠臣，可为万世法”（《封干王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四六页）的首脑人物，只因为外交上的某个偶然事件，就被从此革去实权了吗？我们认为，二人在思想和政见上的不合，才应该是主要的原因。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洪秀全在进入天京以后，“永不出宫门”，长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封建等级思想日趋严重，欲保住既得利益而又无法达到，面对颓败的局势而又无力挽回，因而只有“笃信于天”，用一整套宗教幻想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这样的结局，是不足为奇的。就洪秀全本人来说，尽管他有严重的帝王思想和迷信思想，但他毕竟还没有完全蜕变为一个封建皇帝；太平天国政权也不能说就是与清王朝一样的封建政权。只是这些成份是一步一步地逐渐加深，甚至已达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洪秀全是应直接任其咎的。在金田起义一百三十周年的今天，我们以这段历史作为借鉴，对于清除我们思想上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是很有教益的。
（文章来源：《四川师范学报》198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