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和新学术的开创者，毕生倾情于现代科学，为中国人建立现代科学意识和理念作出了巨大贡献。更值得提及的是，梁启超不是一位空谈家，他既然相信现代科学是拯救中国的不二法门，那么他便身体力行，依据子女性之所近，将九个孩子分别培养成才，其中长女思顺（1893—1966）为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思成（1901—1972）为现代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次子思永（1904—1954）为现代中国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次女思庄（1908—1986）为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四子思达（1912—）为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家，长期在银行和工商管理部门任职；幼子梁思礼（1924—）为当代中国最著名的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一门三院士，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即便在人类历史上似乎也不多见。
对现代科学的期望
在梁启超的时代，西方思想文化潮水般地涌入中国，逐渐浸润了国人的心智，然而由于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士大夫阶层虽然对于中国的落后、挨打感到震惊与痛心，虽然也发出向西方学习的哀鸣，但是就其总体而言，士大夫阶层总是有点瞧不起西方的思想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或者以为那些东西就其根源来说，可能都是中国古代传到西方的，这就是“西学中源”说；或者以为西方的思想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不过是用，不过是末，其价值无法与中国文化之体、之本相比，因而处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士大夫阶层从根本上瞧不起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以为那不过是奇技淫巧、雕虫小技。
梁启超则不然。梁启超少年时代也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影响，11岁成秀才，16岁成举人，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的训诂词章之学，颇有所知，固不免沾沾自喜。然而当他遇到了南海康有为，康独特的政治见解和学术看法如“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从而使梁启超先前所形成的学术看法顷刻瓦解，犹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梁启超后来在《三十自述》回顾这一思想转变时指出，“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徇通甫与余之请也。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梁启超对西方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有了初步了解。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后，梁启超追随乃师康有为联章上书清政府，要求自上而下进行变法，并结合新派知识分子成立强学会，购置一批欧美史地、风情、人文、道德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著作，以广识见，去成见，营造向西方学习的氛围。翌年，梁启超参与创办《时务报》，更是不遗余力地鼓吹中国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方面，以为“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
通过对西方思想文化的研习，梁启超接受了那个时代最为时髦的进化论思想，并以这个思想作为观察世界和改造社会的理论工具，以为世界万物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鼍，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氧，一日千变而成生人。故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变者，乃古今之公理。基于此种进化思想，梁启超不仅确立了变法维新的政治理念，而且自然比较容易树立起科学人生观。
由康梁发动并得到光绪皇帝支持的维新变法运动在经历了一百天的热闹之后归于沉寂，谭嗣同等六君子罹难，康梁以及那些政治追随者不得不流亡国外，梁启超亦不得不由政治明星退为学术明星，从而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致力于西方文化的传播，也使他无形中增加了对西方科学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他在1898年之后流亡国外的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介绍欧美近代科学家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的，像卢梭、培根、笛卡尔、达尔文、康德、亚当·斯密、孟德斯鸠以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休谟、瓦特、牛顿、斯宾塞、富兰克林等，梁启超都有长短不齐的文章予以介绍。他的《格致学沿革考略》分上古、中古及近古三个时期，简明扼要地评述了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医学、地质学、数学、天文学、机械学等学科的演变历史。这对于促进国人的科学认识与科学精神的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梁启超成为西方科学文化在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传播者之一。
破除“科学万能”的迷思
梁启超不是职业科学家，他对科学的兴趣也只是局限于科学文化方面，而且一旦条件成熟，梁启超的政治热情远远大于其对科学文化的热情，“好攘臂扼腕以谭政治”，所以科学以及科学文化都成了他在参政之余的雅兴。
在经历了辛亥革命、袁世凯时代以及前后两次政治复辟之后，梁启超的政治兴趣大减，深感在政治上已经不可能有所作为，于1917年底毅然辞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脱离官场，向心学术，决心以著述效忠于国家社会。
潜心于学问大约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善后会议即将在巴黎召开。这即将到来的大事件无疑唤醒了梁启超对现实政治的兴趣，他和他的研究系同仁谋划漫游欧洲，一来是想自己求得一点学问，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惨剧如何收场；二来呢，梁启超和国人一样，都正在做着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巴黎和会将要实现公理战胜强权的梦想，真是要将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为了实现这点理想，梁启超决定以私人资格到巴黎活动，向各国政要以及世界舆论申诉中国的立场，也算尽一分国民责任。
经过一番紧张筹备，梁启超偕刘崇杰（外交）、丁文江（工业）、张君劢（政治）、蒋百里（军事）、徐新六（经济）等于1918年12月28日离开上海，开始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欧洲游历。
战后的欧洲，满目凄凉，遍体鳞伤，过去的繁华早已被战火吞没，到处是断壁残垣、荒烟蔓草，绝好风景的所在，都被弄成狼籍不堪了。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欧洲大陆遍布着林林总总的新坟，坟头上插着密密麻麻、成千上百的十字架。面对战争的破坏，梁启超感慨万千，以为自然界的暴力远不及人类，野蛮人的暴力更是没有办法与文明人相比。现在所谓光华灿烂的文明，究竟将来作何结果，越想越令人不寒而栗。
梁启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西方文明的破坏是空前的，整个欧洲实际上笼罩在世界末日、文明灭绝的悲观主义情绪之中。欧洲应该向何处去，东西文明的价值究竟应该如何评估？再一次提到了学术界的面前。针对这些问题，梁启超的看法是，欧洲的问题一方面固然由于机器的发明与使用，生产力集中变化；另一方面也因为生计上的自由主义成了金科玉律，自由竞争的结果，终于导致出这些恶劣现象。除此之外，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畅行的生物进化论和以自己为本位的个人主义这两股思潮推波助澜，也是欧洲问题之所以发生的原因之一。梁启超指出，欧洲人之所以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所在，之所以陷入悲观主义的境地，就在于欧洲人过于相信“科学万能”，以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说，这回战争中各种发明日新月异，可惜大半专供杀人之用。现在点电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之处。
欧洲问题的根源是否如此姑且不论，然梁启超的认识实际上是在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是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自己早年所信奉的社会进化论以及对现代科学的认知，是对科学的反动。
基于这种认识，欧游归来的梁启超一反常态，反对将科学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主张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向西方推广重视精神生活的东方文化。他在《欧游心影录》指出：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渴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要加几倍。然而，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反而带来了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向前赶，以为可以靠它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凉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人们心灵上极大的震撼，当时不止梁启超人，举凡对人类命运略表关注的东西方学人，都在思考着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除了给人类带来无穷的好处外，是否也有值得反思、值得重新审视的问题？他们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以科学为主要内容的西方文化似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而以精神文明为主要特征的东方文明似乎正好可以用来补西方文明之穷，这在梁启超那里的表现，就是比较审慎地提出了东西文化融合的看法，只是他仍然没有像稍后的梁漱溟那样狂妄地要以东方文明、孔子之道去拯救西方，拯救人类。但是，也正如梁漱溟后来所表白的那样，他之所以敢于如此明白地主张，实在是受了梁启超欧游感想的启发。因此，不管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所表达的文化理念真实意义如何，他对西方文化的怀疑，对东方文明的期待，实际上不仅背离了他前期的信仰，而且开启了稍后所谓东方文化派的先河。
对玄学的期待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认为人生观有不同于科学的特点：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是主观的；科学为理论的方法所支配，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科学从分析方法入手，人生观则是综合的；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则起于人格之单一性。因此，人生观没有客观标准，人生观与科学是不相容的，科学解决不了人生观问题。科学可以说明自然现象，却管不着人类的精神现象。人生观问题的根本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这显然是将法国哲学家伯格森的生命哲学与中国的宋明理学揉合在一起，刻意宣扬自由意志，将科学逐出人生观的领地。
张君劢与梁启超有师生之谊，他在陪同梁启超漫游欧洲的时候，也与梁启超一样深切地感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破产，与乃师梁任公一样开始怀疑科学的功能与地位，以为科学并非万能。所以，张君劢以反对科学万能为宗旨的这个演讲，在某种程度上说正与梁启超的思想主张契合。
对包括科学在内的一切保持适度的怀疑原本是一种科学的态度，然而张君劢的演讲实质上已经不是对科学的适度的怀疑，而是在宣扬一种非常有害的思想主张，所以，当张君劢的演讲发表之后，他的好友丁文江读后不禁“勃然大怒”。
丁文江与梁启超也有师生之谊，他与张君劢一起陪同梁启超漫游欧洲，不过，由于他受过良好的科学训练，稍后又是中国最著名的地质科学家，所以他从根本上不能认同梁启超、张君劢的“科学破产”思想倾向。丁文江认为，如果科学像张君劢所说的那样，并不能支配人生观，那么科学还有什么用处？他们两人面对面地辩论了两个小时，但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为了拯救被“玄学鬼附身”的张君劢，更为了提醒没有被玄学鬼附在身的青年学生，丁文江迅即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严厉批评张君劢的主张，竭力为科学辩护，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并不能证明科学破产。无论如何，人生观都要受到科学的公例、定义及方法的支配。凡是心理的内容，真的概念推论，无一不是科学的材料。科学方法不但是求真理所必须，也是教育同修养的最好工具。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不是在人生观上排斥科学，为玄学留下一块空地，恰恰相反，是把科学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面对丁文江的反驳，张君劢又撰《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长文，分上中下连载于北平《晨报》副刊，就其所谓自由意志的人生观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昌言重建“新宋学”以解决中国人所面对的人生困惑。
丁文江、张君劢二人的相互辨难，引起了舆论界的重视，学界名流胡适之、吴稚晖、王星拱、唐钺、朱经农站在丁文江的一边，坚持的“科学的人生观”；而张东荪、林宰平、瞿菊农、屠孝实则赞同张君劢的“新宋学”。
学界的喧嚣自然引起不甘寂寞的梁启超的注意，不过由于丁文江、张君劢二人都与其有师生之谊，都是他的追随者，而参与讨论的学界中人，也大多是其朋友，所以颇显“老辈”的梁启超似乎无法尽情讨论，担心论战伤了各方的和气，他在同年5月9日发表了一篇《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希望各方平心静气地加以讨论，万不可有“越轨的言论”。他为论战各方制定的两条“战时国际公法”是：
第一，问题一定要集中，针锋相对，剪除枝叶。
第二，措辞一定要庄重恳挚，万不可有嘲笑或谩骂语。
稍后，耐不住寂寞的梁启超正式参战，宣称他不是加在那一边去参战，也不是想斡旋两造做个调人，尤其不愿也不配充当“国际法庭的公断人”。他表示他不过是一个观战的新闻记者，把所观察得来的战况随手批评一下便了。于是，梁启超于5月29日发表了《人生观与科学——对于张、丁论战的批评》，以“长者”的身份对论战两造各打五十大板：
对于张君劢的观点，梁启超认为君劢所谓人生观不能用科学方法解答者，而依梁启超自己看来，十有八九倒是要用科学方法解答。他还认为，“君劢尊直觉，尊自由意志，我原是赞成的，可惜他应用的范围太广泛而且有错误”；
对于丁文江，梁启超批评他“过信科学万能，正和君劢之轻蔑科学同一错误”。他指出，在丁文江的那篇批评张君劢的文章中，“很像专制宗教家口吻，殊非科学者态度，这是我最替在君可惜的地方”。
批评了论战的两造之后，梁启超全面阐述了自己对“科学”与“人生观”的看法。他首先为人生观与科学这两个概念定义：
人生观：人类从心界、物界两方面调和结合而成的生活叫做人生；我们悬一种理想来完成这种生活，叫做人生观；
科学：根据经验的事实，分析综合，求出一个近真的公例，以推论同类事物，这种学问叫做科学。
用这种概念看待科学与人生的关系，梁启超的答案是：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须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换言之，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情感表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至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就是“爱”和“美”。梁启超强调，“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
梁启超对张君劢、丁文江的主张都进行了批评，似乎提出了自己的这种主张。其实，他把人的理智与情感截然分开，认为理智受科学支配，情感超乎科学，否认科学是对客观物质环境的反映，这恰恰暴露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倾向，暴露了他对科学的忧虑以及对玄学神秘主义的亲近。表面上的折中主义终究无法掩盖其思想本质上的玄学鬼。
对科学的失望
当梁启超毫不客气地批评张君劢、丁文江，直接介入科学与玄学论战的时候，不论他的思想主张我们是否赞同，但我们都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自信与孤傲。这是一流学者的美德。
然而时事难料。介入科学与玄学论战稍后，向来以身体状况良好而自豪的梁启超年仅五十，却因心脏不太好而一度闭门谢客。第二年，更因其妻李蕙仙因癌症病逝，使梁启超受到沉重打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女儿的涕泪。丧事初了，爱子远行留学，中间还夹杂着时局混乱，变乱如麻，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平日意能活泼、兴会淋漓的梁启超，顿觉了无生趣，嗒然气尽。
长年累月的勤奋工作早已使梁启超的身体严重透支，而爱妻的长别终于诱发了他体内存在的病灶。稍后，梁启超发现小便带血，其实就是尿毒症。但他为了不给家人增加负担，密不告人，期望稍事休息能够好转。笃信科学的梁启超犯了科学的大忌，不料一年后病情加重，不得已于1926年初住院检查。
基于近代科学理念，梁启超向来笃信科学，其治学之道，亦无不以科学方法从事研究，故其对西洋医学向极坚信，对于其病情毅然一任协和医院处置。其友人中有劝其赴欧美就名医诊治者，有鉴于其肾病尚未完全确诊，不必割治，辞却一切事务专心调养；有劝其别延中医，谓有某人亦同患此病，曾服某中医之药而痊愈者。众论分歧，莫衷一是。而梁启超则信心十足微笑曰：“协和为东方设备最完全之医院，余即信任之，不必多疑”。一切听任协和专家处置。
协和专家通过对梁启超病情会诊，认定右肾上生有一个瘤子，遂决定为其实施手术，于3月16日将右肾全部切除。瘤子切除之后并没有止住便血，显然西医的诊断可能有问题，至少是不准确的。全部切除的治疗手段也过于草率，协和的专家通过病理检查，并没有在切除的右肾中发现病变。换言之，即便尿毒症的诊断不误，那么手术也是失败的，即将好肾切除了，将坏肾予以继续保留。这显然是重大医疗事故。
对于协和的失误，梁家人表示愤怒，并希望能够通过法律予以解决。对于家人的想法，梁启超表示不能同意，他在《晨报》上发表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公开为西医科学辩护，希望人们不要因为个别病例误诊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梁启超还叮嘱家人，在其去世后，将遗体捐给协和医院进行解剖，务求病原之所在，以供医学界参考。
协和医院的误诊对于毕生坚信科学救国、对现代科学充满无限期待的梁启超，固然是莫大的讽刺；而梁启超对此能够如此大度宽容，也使我们看到了他对科学的信仰与忠诚。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向来笃信西医的梁启超，在出院之后便请中医治疗。
经中医的治疗与调理，梁启超的病情时好时坏，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至1928年春，梁启超血压不稳，便血间有，心脏亦在萎缩，于是重新回到北京协和医院，接受西医的治疗。医生不断为他输血，并加强营养，身体渐又好转。出院后，梁启超辞去清华研究院的教职，回天津家中静养。但他总是静不下来，又着手编辑辛弃疾年谱。9月24日，编至辛弃疾52岁时，突然痔病大发，三天后入京就医。稍好后，出院回津，时有发烧，心情苦闷。10月12日，甚觉无聊，又伏案作辛弃疾年谱，写至辛61岁时，朱熹去世，辛亲往吊唁，作文以寄哀思，梁录此文中四句是：“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为公死，凛凛犹生。”这最后的绝笔，犹如梁任公的自我写照，似乎在自述自己身后的感受，因此当他写完最后一个“生”字时，他那支巨大的毛笔便再也扶不起来了，时在午后三时许。
11月27日，梁启超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抢救，但收效甚微。1929年1月19日午后2：15，近代中国一颗璀璨夺目的学术巨星永远闭上了眼睛年仅56岁，正值一个学者的黄金岁月，倘若天假以年，以梁启超的才华与勤奋，他一定会为后世中国留下更加丰厚的文化财富。
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