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史学认识论研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须知这个课题在我国最早予以科学、系统地探讨的是梁启超先生，其筚路蓝缕的足迹，其敏锐的思想锋芒，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富有价值的东西。
一
梁启超在他本世纪初发表的著名文章《新史学》中，就明确阐述了史学认识论的基本概念及其结构关系：
“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史学认识论更成为探讨的核心问题。他注意到历史客体的特点，作为主体的研究对象，历史是人类“往而不返”的过去，任何活的事件都已永远不可能再现，“史学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学者，盖其得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易。因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证据一失，则史料即随而湮沈。”（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历史证据的消失途径甚多，或人为隐匿、篡改、蹂躏，或自然淹没、破损、散亡，使“往古来今之史料，殆如江浪淘沙，滔滔代逝。盖幸存至今者，殆不逮吾侪所需求之百一也。其幸而存者，又散在各种遗器、遗籍中，东鳞西爪，不易寻觅。即偶寻得一二，而孤证不足以成说，非荟萃而比观不可。则或费莫大之勤劳而无所获。其普通公认之史料又或误或伪，非经别裁审定，不堪引用。”（同上）他进一步论述了史料的存在形式：（一）在文字记录以外者。此项史料之性质可分为三类：曰现存之实迹；曰传述之口碑；曰遗下之古物。（二）文字记录者，如旧史；关系史迹之文件；史部以外之群籍；金石及其他镂文；外国人著述等等。指出“史料可分为直接的史料与间接的史料。”（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间接的史料虽与历史事实之间或有距离，但如果史家“能应用科学方法以治史”，善搜集而善驾驭之，“故新发明往往而有也”。这就是说，历史客体的存在是与主体相对的。所以他主张史家要革新观念，尽可能全面、深入地掌握和开掘史料，广泛吸收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甚至从诗词小说、神话故事之类“非事实中觅出事实”，说“由此言之，史料之为物，真所谓‘牛溲马勃，具用无遗’，在学者之善用而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
梁启超对历史认识的主体，即史家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他把刘知几论史家“三长”和章学诚的“史德”说合并，略调次第，予以新意义，加以新解释。认为史家应该具备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四长”。先史德，史家的第一道德莫过于忠实，对历史“应鉴空衡平，是什么，照出来就是什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毫不偏私，务求公正。次史学，史家的学问既要专精，又要旁通，这样才能够在范围极其广博的历史领域中，攻下“炮台”。又次史识，史家的观察力要敏锐，即所谓“读书得间”。旁人所不能观察的，我可以观察得出来，这需要下细密的功夫和掌握观察问题的正确方法。最后是史才，即作史的技术，要使文章写得讲究组织，富有文采，让人看了明了，读了感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二章》）那么史家主体是怎样对客体发生认识的呢？梁氏虽没有用“实践”一词，却也表达了接近的意思。“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史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须知此种研究法，往往所劳甚多，所获甚简。……殊不知凡学问之用科学的研究法者，皆须如是；苟不如是，便非科学，便不能在今世而称为学问。”他指出这是“治史学者应有之觉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
二
令梁启超反复探讨不已的是关于史家主体意识与历史客观性问题，这同时涉及到史学的目的、任务、功能等理论。前已述及，他早就讲过史学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明确指出，历史认识的目的和任务是反映客观历史事实，“力求真是真非”。在他看来，求真，即科学精神，是新史学的灵魂。对此必须坚持到底，绝不动摇。然而围绕这个问题却把他引入了一个充满矛盾，几番波折的思辨历程。本来，历史认识的目的、任务同其欲发挥的功能是一致的。梁的《新史学》批判旧史“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正是为了把史学的研究对象转向“全体国民”和“整个社会”，让“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以增强“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他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这个“界说”时，特别强调“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在民族危机日迫，救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他大声疾呼：“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可是，当这一切实际做起来的时候，梁启超又感觉到史学的学术目的与政治目的之间总有不合拍的地方，后者更紧急、更重要，压倒一切，而前者总要服从于后者。他自己有过这种经验，早年为了宣传维新变法，使国人容易接受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他曾写过名为《古议院考》的文章，引用一些历史材料，说议院在中国古代就曾有之。后来这篇牵强附会的作品遭到了严复的批评。他的老师康有为则走得更远，其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虽石破惊天，却借助孔子“托古改制”，“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梁启超对这种做法很快便不以为然，屡起而驳之，说“取近世新学新理而缘附”孔子，是“煽思想界之奴性”；“摭古书片词单语以傅会今义”，最易发生“导国民以不正确之观念”的流弊。在深深的反省之中，他又试图从旧学术传统上挖这种做法的根据，认为“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指出“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三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梁氏产生了“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九》）的思想。他开始主张历史认识的目的、任务应与其社会作用保持一段距离，即“为历史而治历史”。他告诫学生：“我们若信仰一主义，任用何手段去宣传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传工具，非惟无益，而又害之。”（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二章》）那么，历史认识本身是否还为客观主观“和合二观”的产物呢？他曾表现出“一面倒”的倾向，提倡“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同上）标榜“客观史学”。当然，凭他的聪明，他不会不知道这只是一种愿望：“因为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观，这种主观蟠踞意识中甚深，不知不觉便发动起来。虽打主意力求忠实，但是心之所趋，笔之所动，很容易把信仰丧失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二章》）其实，所谓“客观史学”，只是强调一种主观的追求和努力，强调历史认识应不断地朝客观真理的方向迈近。他说。“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三章》）这话大致是正确的。总之，在我国，梁启超是最早对历史认识的主体性问题给予重视和研究的学者。他第一次从认识论的高度阐述主体意识，并肯定其在历史认识中的积极作用，如理论指导，他明言：“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如主观能动性，他详论史家的知识结构及观察力于治史的关系，等等。同时，他又看到主体意识在历史认识中的消极作用，指出史家最常犯的毛病：一、夸大；二、附会；三、武断。其认识又有“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为自己的成见所蔽”（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二章》）。特别是“著书者无论若何纯洁，终不免有主观的感情夹杂其间。”他现身说法曰：“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
如同梁启超晚年屡屡绝患政治，却终生“对政治不能释怀”，尽管他批评实用主义的时候，主张“为历史而治历史”，说了“只当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之类的话，但他绝不是那种能够割舍史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的人。经过反复探讨，他把自己比较完整的思想表述为：“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一章》）“求得真事实”，始终是梁氏整个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基石和精魂。他的取自西方，用以改造中国旧史的所谓“科学精神”集中体现于此，而其欲排除主观偏见，摈弃种种外在目的干扰的用意，亦正是为了“求真”，为了使历史成为一门科学的学问。“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则概括了历史认识的一种本质，即历史认识不是主体对客体历史的简单复写和固定摄照，而是与时俱进的人不断以当代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对过去的历史进行重新认识，重新评估。这种观点恰与当时西方史学理论界兴起的思潮相吻合。“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是梁氏史学目的论的基本主张。他的新史学与旧史学的区别也在于前者是“为今人”、“为生人”的，而后者是“为古人”、“为死人”的。他说：“为什么要看历史？希望自己得点东西。为什么要作历史？希望读者得点益处。学问是拿来致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一章》）这也是他对自己一度否定致用所做的纠正。他最后把“求真”与“致用”完全统一了起来：“吾人将许多死的事实组织好予以意义及价值使之活动，活动的结果，就是供现代人应用。……必定要先有真事实才能说到意义，有意义才能说到价值，有意义及价值才可说到活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一章》）换言之，只有真正科学的史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巨大的社会功能。
三
梁启超十分注重史学认识的方法问题。与以往或同时代的其他中国学者相比较，他讲的史学方法已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
梁启超说：“我们家里头这些史料，真算得世界第一个丰富矿穴。从前仅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现在我们懂得西法了，从外国运来许多开矿机器了。这种机器是什么？是科学方法。我们只要把这种方法运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烦，自然会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不独对得起先人，而且可以替世界人类恢复许多公共产业。”（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和严复一样，他也认为来自西方的科学方法，主要是归纳法，他把归纳法的运用总结为如下的程序：“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七》）他认为科学方法的精神实质，或者说归纳法的基本原则“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
梁启超认为：“凡科学上的重大发明，都由于善于观察。……在自然科学，求试验的结果；在历史方面，求关联的事实。”（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二章》）因此，他把观察事物，发现问题当作归纳法的第一步。接下来的重要环节，他以为是比较研究，说：“大抵史料之为物，往往单举一事，觉其无足重轻，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又说：“凡天下事必比较而后见真。”（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他自己尤以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成果丰富。他还很早就注意用统计方法治史，说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发明（即史表），后来他把这种方法发展为“用统计学的法则，拿数目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绩”的所谓“历史统计学”。他指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太事件便算完结；最要的是看出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要集积起来比较一番才能看见。往往有很小的事，平常人绝不注意者，一旦把它同类的全搜集起来，分别部居一研究，便可以发见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梁启超《历史统计学》，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下同））他与丁文江合作的研究项目“历史之人物地理分配表”，曾以新潮的统计学方法，引起当时国内学者的很大兴趣。
梁启超认为“求证”是归纳法的又一重要环节，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用墨最多。作为范例，他详细叙述了自己如何考证“玄奘出游年代”的研究过程：首先，通过对多种史料的留心观察和比较，产生对“贞观三年出游”成说的怀疑，提出“贞观元年首途留学”的假说。其次，查到《新唐书》关于“贞观元年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的记载，成为《续高僧传》“奘之出境乃搀在饥民队中，而其年之饥实因霜灾”说的“有力之正证”。再者，又发现玄奘途中所遇西突厥可汗叶护，已在贞观二年被杀的材料，成为“贞观三年出游”说不能立的“强有力之反证”，从而使“元年首途留学之假说殆成铁案”。他告诉读者：“此问题所得结果虽甚微末，然不得不谓为甚良，其所用研究法纯为前清乾嘉诸老之严格的考证法，亦即近代科学家所应用之归纳研究法也。”他还提示人们：“夫学问之道，必有怀疑然后有新问题发生，有新问题发生然后有研究，有研究然后有新发明。百学皆然，而治史特其一例耳。”（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
大家知道，梁氏在史学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曾因反复探索，出现过观点的摇摆，其中也关联到归纳法于历史研究中的运用问题。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他说过这样的话：“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这又为什么呢？因为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倘若把许多史迹相异的属性剔去，专抽出那相同的属性，结果便将史的精魂剥夺净尽了。因此，我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这段话的意思，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评价。一方面，求“不共相”确为历史认识的重要任务，也是历史考察方法的基本特征。归纳法亦确非历史研究的唯一方法，它确有着局限性。因此，梁启超的思考有值得肯定的部分。另一方面，梁氏在这里以“专务求‘不共相’”排斥了他曾指出的“史家最大任务，是要研究人类社会的‘共相’和‘共业’。”（梁启超《历史统计学》）这是走了极端。他把归纳法在史学中的运用限制到整理史料为止，显然也是不准确的，这反映了他认识上的偏颇。需要指出，梁氏的这种摇摆往往并不代表其史学理论的主流思想。对此，应联系他的更多的著作和言论来全面地把握。
综合分析，在梁启超史学方法论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各个时期的有关著作每每强调历史为“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不可只“知有一局部之史。”（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历史为‘整个的’，即全人类之历史亦为‘整个的’。”（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他提倡研究历史运用“排比法”和“联络法”，说：“有许多历史上的事情，原来是一件件的分开着，看不出什么道理。若是一件件的排比起来，意义就很大了；”“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看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甚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一章）他认为史家观察研究问题应该“由全部到局部”再“由局部到全部”。不能了解全部，就不能了解局部。不能了解世界，就不能了解中国。“因为一个人的活动如何前进、如何退化，可以使社会改观，一个人一群人特殊的动作，可以令全局受其影响，发生变化。”（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二章》）
综合的基础在于分析。梁氏以其自创的语言说明了这种研究方法的步骤。首先，“当画出一‘史迹集团’以为研究范围”。他说“史迹本为不可分的，不可断的，但有时非断之分之则研究无所得施。”治史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地从整体历史中分割出一块来作为研究对象，但要注意：“其一，每集团之函量须较广较复，分观之，最少可以觑出一时代间社会一部分之动相。其二，各集团之总和须周遍，合观之，则各时代全社会之动相皆见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确是研究集团之后，应对“集团分子”，即各种史料进行整理，“搜辑宜求备，鉴别宜求真”，并努力使“此一群史迹，合之成为一个生命——活的，整个的。”梁氏称作“集团实体之把捉”。为此还必须做三方面的分析研究工作。一是“常注意集团外之关系。”因为“此一群史迹不能与他群史迹脱离关系而独自存在，亦犹全社会中此一群人常与他群人相依为命也。”二是“认取各该史迹集团‘人格者’，”“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与“物的基件”，注意“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历史是人创造的，每一史迹集团“必有其‘人格者’以为之骨干，此‘人格者’或为一人，或为数人，或为大多数人”，他或者他们应该是该史迹集团中的“立于主动地位者。”进而梁氏提出对历史的“人格者”进行心理分析的必要性：“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非深入心理之奥以洞察其动态，则真相未由见也。而每一史迹之构成心理恒以彼之‘人格者’为其聚光点。”对于一个或数个“人格者”，“宜深注意于其个人的特性”，包括“素性及其临时之冲动断制，”因为这“非惟影响于彼个人之私生活，而实影响于多数人之公生活。”对于“多数的人格者”，则要研究其民族、阶级、党派的意识。无论个人还是社会的心理，都有“正负两面”，对历史进程发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同时必须看到历史的“心的基件”要受到“物的基件”的制约，“物者何？谓与心对待的环境。详言之，则自然界之状况以及累代遗传成为固形的之风俗、法律与夫政治现象、经济现象，乃至他社会之物的心的抵抗力皆是也。”史家在分析“心”、“物”两种历史条件的时候，还要在“当时”，“此地”的观点上“量度”二者的“极限”，这样才能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三是“观察所缘”。“有可能性谓之因，使此可能性触发者谓之缘”。史家可以测知“因”，却不能测知“缘”，但有缘必有因，“一史迹之因缘果极恒复杂幻变至不可思议，非深察而密勘之，则推论鲜有不谬误者。”（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应该承认，梁启超的分析方法代表了当时高水平的史学研究方法和认识方法。
（文章来源：《长白学刊》199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