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启超对中国现代教育事业有开创性和全面性的贡献。他的教育活动有极为独特之处。首先，在时间上，正处于新旧社会转换时期，社会和文化转型尤其需要建设新式教育。举人出身的梁启超为了变法，大力抨击科举制度，为创办新式教育不遗余力。第二，在范围上，梁启超的教育活动极其广泛。他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两个学校或某些地区，而是全国乃至包括海外华人。第三，在教育的层次上，十分丰富和全面。因为他的最高目标是改革中国的旧制度，不仅需要培养“新民”，也需要培养各种专门人才。因此梁启超的教育事业不仅限于学校教育，而是集专门政治教育及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为一体。第四，在活动的方式上，也有独到之处。他既办学，又授课。既从事教育实践，又在教育学上有着可贵的理论建树。
关键词：现代教育事业；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政治教育
一、奠定现代教育事业基础
在策划变法时期，梁启超大声疾呼要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教育。
梁启超分析当时国内人才缺乏的严重局面，指出，虽然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要仿效西方，力图富强，但是没有人才，一切都等于是纸上谈兵。正是因为缺乏人才，所以虽新法尽善尽美，人人皆知，却议论数十年而不能行。其稍有成效之一二事，则任用洋人。梁启超悲愤地说，中国事事俯首拱手，待命他人，这种状况岂能容忍。梁启超阐述变法主张的重要著作《变法通议》共有十三篇文章，其中专门论述教育的就有六篇，几乎占了一半的篇幅。它们是《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这充分说明梁启超对教育改革的重视。
清光绪二十二年，刑部侍郎李端棻向光绪递呈《请推广学校折》，该折指明过去的洋务教育未尽到教育之道，该折奏请自京师以及各府州县皆设学堂，讲授中西之学。同时建议设藏书楼、开译书局、仪器院、广立报馆，选派学生到国外学习等等。光绪皇帝阅后，批示各省督抚酌拟办法。据学者考证，这份戊戌维新运动中的纲领性文件是梁启超代拟的。①
要办新式教育，首先要革除陈旧的科举制度。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摺》中，梁启超批评科举考试使天下学子学非所用，用非所学，造成许多无用之才，甚至愚人。所以内政外交治兵理财均无人能胜任。他指出，科举之害，足以亡国。梁启超的大力宣传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废八股和变科举。戊戌政变虽然取消了百日维新的几乎所有改革措施，但在清末新政中却将其恢复、实施。自从科举制废除后，新式学堂蓬勃兴起，现代教育事业终于开始形成。
二、开展全面教育
梁启超的教育活动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最为特殊的，培养专门政治人才的教育。梁启超总结外国自强的经验，指出其首重政治学院。而中国人对于西学，只学到了皮毛，引进了一些技术、技艺，而忽视政本之大法。梁启超主张用建政治学院来推动变法。
梁启超在湖南主持时务学堂，给学生讲授新知识、新思想。他所写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教育学生首先要立志，树立救国的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同时要广泛读书，“通古今，达中外。”梁启超将时务学堂建成培养改革志士的政治速成学校。时务学堂的四十名学生大都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据梁启超说，其中有一半以上死于国事。他的得意门生蔡锷是护国战争中的英雄，为维护共和制度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梁启超师生不仅致力于维新事业，而且在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时务学堂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
梁启超不仅把培养维新人士作为政治教育的首要任务，还力图全面推广新式政治教育。他认为中国政府腐败无能，官吏缺乏新思想、新知识。所以他极力主张培养更多的新式政治人才。
第二种是广泛的社会教育。梁启超致力于培养新民，所以十分重视社会教育。梁启超社会教育的目的有两条：一、教民众做现代人，二、教他们学做共和国的国民。②梁启超认为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是相辅相成的。而且社会教育更为重要。
梁启超说，西方各国社会普及国民政治教育，国家才强大。中国也应向西方学习。对国民的社会政治教育都包括那些方面呢？梁启超指出：“政治教育之最急务，则莫先于使人民皆有明确之国家观念。”③也就是要使国民了解有关国家的政治知识，树立理性的爱国思想。其次要普及法律知识。他认为国民的法律知识太差，需要将宪法观念──共和真理灌输于多数国民。梁启超进行社会教育的第三个方面是用舆论宣传向国民灌输新思想、新道德观念，批判落后的国民性。梁启超称自己的生涯为报人生涯。他一生大半时间用于办报，在报刊上写了大量文章，为社会教育付出了大量心血。例如，1902年他创办《新民丛报》，其宗旨是对国民进行启蒙宣传。他在《新民丛报章程》中明确指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所以，“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④
梁启超十分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育。他的启蒙教育中重点就是德育。梁启超认为民众的道德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强弱和民族的兴衰。他不满于当时新学界中的一些提倡德育者仅把德育归入智育范围的作法。指出，德育应成为一独立的学科。
梁启超强调成人教育的重要性，在《中国国会制度私议》一文中，他主张为成年人设置法政简易科、师范简易科、农工商学等各种简易科。除了用舆论宣传外，梁启超大力发动群众运动，要使民众在实际政治运动中得到切实的教育和锻炼。梁启超还写了一部通俗的社会政治教科书《国民浅训》，向民众讲解有关爱国、民主、平等、自由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第三种是学校教育。早在策划变法时期，梁启超就提出要开民智必须大办新式学校。他把学校看作是一切新兴事业的基础。在策划变法时期梁启超参与建立的强学会，就具有新式学校的性质。后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官书局改为大学校，即后来的北京大学。梁启超后来亲自主持和创办了多所学校。并对一些学校的建立起过积极作用。1897年，横滨华侨邝汝磐、冯镜如等发起中西学校，孙中山推荐梁启超担任校长。康有为以梁启超任《时务报》之主笔，另荐徐勤代理。梁启超以为中西学校之名不雅，建议更名为“大同学校”，并亲书大同学校四字门额为赠。梁启超还在神户创办同文学校，在东京创办大同高等学校，为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及华侨子女提供深造的场所。梁启超试图把日本的这些学校也建成政治学院。横滨大同学校黑板上常写“国耻未雪”之类的口号，还编有鼓吹救国的校歌，激励学生的爱国之心。东京的大同学校梁启超自任校长，教学内容多为西方政治理论。学生们受梁启超思想的鼓舞，亦高谈革命，各以卢梭、丹东、华盛顿、罗伯斯庇尔相期许。学生回国后多成为政治上有为之士。梁启超从日本回国后，承办中国公学，将其改为大学。他还筹划建立文化书院，以弘扬民族文化。但因经费短缺未能成功。为培养司法人才，梁启超主持筹办了司法储才馆。
梁启超指出，学校教育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教育一般国民，使之都具有水平线以上之智能，一种是培养高等人才，为国家社会建设出力。在高等教育中，也有不同的教育目的和方法。梁启超指出，学校的目的在养成健全的人格和建设社会、发展社会的能力。这是全教育系统的总的精神。但是象北京大学这类的大学校则与普通大学不同，有着特别的目的。这种特别目的就是“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之文明是焉。”他认为普通学校所教授的是人类生活和社会日常所必需的知识和能力，而大学校除此之外，还要研究科学。梁启超的这种理论树立了大学校的地位和尊严，指明了大学校对于文明进步的重要性。这实际上也等于是确立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尊严。梁启超号召学校的师生努力保持大学之尊严，将学问作为神圣的事业。
梁启超一生大力提倡兴学、办校。一方面他积极向政府提建议，希望政府重视教育事业，增加教育经费，改革教育制度。另一方面寄希望于社会。在社会中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向社会募捐、筹款，用来办学。他认为教育是全民的事业，应由全民共同付出努力。尤其是在当时，腐败的政府不重视教育，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十分有限。而且这些有限的经费大都被腐败的官吏挥霍或挪用。梁启超在《治标财政策》一文中就尖锐地指出，各省教育经费“仍是官吏自肥之路。人民缘此所得教育之效，什不一二。”⑤私立学校更具有独立自主精神，有利于教育的自由发展。梁启超认为要普及大学教育，须大办私立学校。他说，欧美各国著名的大学有百分之八、九十是私立的。私立学校有以下几个优点：一、教职不由政府任命，校础不随政局动摇。二、不受政策左右，学校可自由发展。三、养成社会财团关心社会事业，捐助社会公共事业的习惯。四、各地分力建设，使高等学术得以普及。⑥
三、倡导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有女子教育、师范教育和外语教育及海外华人教育。
梁启超开创了女子教育的先河。在《变法通议》中，专门有一篇《论女学》。这是我国较早倡导女子教育的专论。梁启超指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妇女的“不学”，即没有知识，缺乏教育。世人以为妇女无足轻重，不对她们实施教育，社会上就没有女子教育事业。这样带来许多危害。首先，不利提高妇女地位。妇女无知识，无法就业，造成社会上男女不平等。其二，不利于儿童教育。妇女是儿童教育的关键。而母教的根本又自妇学始。梁启超严厉批判“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腐朽观念。认为这是“祸天下之道。”第三，妇女缺乏教育，势必减少就业的机会。这对经济发展十分不利。梁启超还提出“胎教之道”，主张妇女锻炼身体，这样能使下一代有强健的身体，从而大大提高民族的素质。所以他提出体育课程应为女学中的“一大义”。⑦
梁启超从男女平权等各方面论述女学的重要性，提出：“欲强国必由女学。”梁启超把妇女教育当作女权运动的制造场，提出十几个女子师范学校“就是女权运动的基本军队。”⑧梁启超还根据妇女的特点，设计了一些与女性职业有关的课程。例如历史学、会计学、图书管理学和新闻学。为了妇女的真正独立，他把教育与妇女的生活、命运联系在一起考虑。
梁启超于1897年协助经元善在上海创办经正女学。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梁启超亲撰《倡设女学堂启》和《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呼吁解放妇女，提倡培养有知识有新思想的女青年。与此同时，梁启超与麦孟华、汪康年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并在《时务报》上刊登《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国内许多爱国人士踊跃加入该会，各地也纷纷设立分会，在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妇女不缠足运动。梁启超在《戒缠足会叙》一文中，严厉谴责妇女缠足的恶习。梁启超为妇女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梁启超积极提倡师范教育。在《变法通议》中，有一篇专门论述师范教育的文章《论师范》，开创了我国师范教育的先声。梁启超认为优秀而又充足的师资，是办好各级各类学校的前提。梁启超痛感当时没有专门的培养师资的学校。以致教育落后，各地教育水平和内容也参差不齐。那些书院山长、蒙馆学究大都是知识陈旧且不足。而洋务派办的同文馆等新式学堂教习多用西人，这又有许多弊端。例如言语不通，翻译中难免失真；西人专教西学，学生会由此而对中国文化日渐生疏并放弃本原；所聘西人，来自各国，事杂言庞，不能一致。此外，西人教习既不适用，而所领薪俸又数倍于华人教习，徒然浪费国家有限的经费。梁启超主张：“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⑨
为了尽快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梁启超大力提倡推广外语教育。他提出振兴中国的两个基本方法：“其一，使天下学子自幼咸习西文。其二，取西人有用之书悉译成华字，斯二者不可缺一。”由于学西文收效较慢，所以译书更为迫切。他认为译书是强国之根本。无论是教学子西文还是译书都必须培养外语人才。梁启超主张设立专门的翻译学院，也就是外语学院，以培养外语人才。“故欲求译才，必自设翻译学堂始。”⑩
梁启超不仅注重国内教育，还把兴办教育事业的目光引向海外。梁启超得知大量旅居海外的华工因没有文化，饥寒交迫，谋生无术，备受外国政府和国民的歧视。其居住之地，街道泥泞，房屋破漏。他说华人简直与“土番”无异。梁启超对此深感痛心。他说：“今日欲保华工，必以教华民为第一义。”⑾
梁启超提出教华民的六种方法，其中一条是建学校。让华人学习西学、西文，以便在海外生存。同时请有知识的华人教育中学、中文，以保持中国文化传统，培养海外华人的爱国之心。另一种方法是劝工艺，即集资建立工艺学校，聘请有技术的外国人教授华人各种专门技能。他说，只要他们学会了外国的新技术，就会改变这种悲惨的状况。不仅如此，其中的一些人回国后，还可把外国的新技术、新工艺传到中国，对国内建设十分有益。梁启超还主张在海外设立中文报馆，向华人介绍中外情况，使之了解自己所处的地位和处境。同时用通俗语言教育华人改变落后习俗，积极学习工艺，热爱祖国，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等等。梁启超强调应当尽量用华人教育华人子弟，以激发中国人的爱国心，增强他们在海外的联合力。
四、教书育人
梁启超晚年最大的精力用于讲学。他于1925年被聘为清华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在此之前及同时，他还在天津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讲课，并在各地学校及学生会讲演）直至1928年去世。梁启超四处讲演，1921年10月至12月在天津、北京两地讲演七次；1922年一年之间在北京、济南、上海、苏州、南京、天津等地三十余次。他说：“我被各学校包围，几乎日日免不了演讲。”
梁启超不仅给学生传授专业知识，还时刻注意道德教育和人生观教育。他鼓励学生积极向上，爱国勤奋，真正做到了既教书又育人。1922年12月在为苏州学生联合会的讲演中，梁启超指出，徒有知识，并不一定会做人。各门知识固然重要，但那只是做人的一种手段。不能说单靠这些手段便可达到做人的目的。需要具备完美的道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道德和人的品格决定了知识的用途。梁启超说：“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是越多越坏。”⑿梁启超批评中国照搬美式教育，只注重教授知识，而不顾精神教育。大多数美国青年一生忙忙碌碌，忙考试、忙升学、就业、花钱，等等，就象是消耗面包的机器，毫无生活的意义。梁启超断然指出：“今后的世界，决非美国式的教育所能域领。”⒀
梁启超尤其反对洋奴教育。他说，近年来翻译及为外国人服务的人身价备增，势力极盛，于是昔之想望科第者今则从事于此途。他预料随着外国教育对中国影响的增强，这种风气将与日俱增。梁启超强调要划清国民教育与奴隶教育的界限，让学生树立民族自尊心。梁启超号召青年学生先树立高尚完美的人生观，以达到精神生活自由的目的。他在许多讲演和讲学中都强调要重视知识以外的东西，教育学生学做有修养、有完美道德的人，做有价值的现代人。
梁启超的诲人不倦和谦逊的态度是尽人皆知的。据郑伯麒回忆：“1922年3月4日，梁任公先生在北京大学礼堂作了一次关于《老子》成书年代问题的学术讲演。礼堂座无虚席，连窗台上都坐满了听众。任公先生在演说中认为《老子》有战国时期作品之嫌，并风趣地对听众说：‘我今将《老子》提起诉讼，请各位审判。’”几天后，梁先生真的受到了一份“判决书”，作者名叫张煦，即后来编纂《汉藏大词典》的张怡荪，当时只是一位二十来岁的青年。他称任公为“被告”，《老子》“为原告”，自称“审判官”，其判决如下：“梁任公所提出的各节，实不能丝毫证明《老子》一书，有战国产品嫌疑，原诉驳回，此判。”郑伯麒说：“就是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居然敢于批评当时早已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梁任公先生：‘或则不明旧制，或则不察故书，或则不知训诂，或则不通史例，皆由立言过勇，急切杂抄，以致纰缪横生，势同流产。’……梁任公先生受到这篇文章后，并不介意作者的尖刻用语，而是深自赞许作者的才华，尽管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仍然亲自为之题识。一个是少年豪气，敢于向权威挑战；一个是学者风范，热情奖掖后学。文章一出，学术界纷纷传为佳话。”⒁
梁启超桃李满天下，教育培养了无数人才。
五、独到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不仅是教育家，同时也是教育思想家。他对教育学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梁启超在多篇文章中阐述教育的宗旨、教育的方法和原则。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论教育当定宗旨》。梁启超说：“教育者，其收效纯在于将来，而现在必不可得见者也。然则他事无宗旨尤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无宗旨，则寸毫不能有成。何也？宗旨者，为将来之核者也。今日不播其核，而欲他日之有根有芽有茎有果，必不可期之数也。”梁启超批评当时一些人盲目引进西方教育制度、教育方法，无选择地教授西方的新知识，而不讲求教育的宗旨，教育事业没有进步，国内的政治腐败状况丝毫没有改进，而且出现新旧混杂之局面。制造新式国民，使中国立于不败之地，是梁启超教育的根本目标。他指出：“安有无宗旨而可以成完备之教育者耶。安有无完备之教育，而可以结完备之团体，造完备之国民者耶。夫无团体无国民，则将不可一日立于大地。”⒂
梁启超的教育宗旨立足于现代，着眼于中国的富强和国民的思想进步。按照一般人的观念，教育的功能主要是传授知识，而梁启超明确指出：“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教育中国人做现代人，首先是要做新式的国民。因为恶政治压在人民身上，国民必须学会政治生活，推翻恶政治，才能生存。梁启超认为今日教育最重要的是养成青年的政治意识、政治习惯和政治判断能力。他指出教育家的责任首先是教学生学会政治生活，其次才是讲授知识。⒃
中国传统教育方法古板、枯燥。梁启超早在《变法通议·论幼教》一文中，就批评中国古代教学方法之无理。梁启超吸取和改进西方的教育方法，主张“趣味教育”。青少年正处于人生趣味最浓的时期。如果教育不得法，使他们对高等趣味感到厌烦，他们必定会到学校外面寻找低级趣味。梁启超认为必须在这个关键时期给青少年以积极的、有趣的教育，使他们在学到有用的知识的同时，树立积极的人生观。梁启超劝告教育工作者加深教育的趣味，而不要摧残趣味。梁启超号召教育工作者把教育当作最有趣和最有意义的事业。
梁启超提倡教育改革。他认为当时那种机械化的教育方法磨灭人的个性，摧残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学校就象军队一样。这种学校只能教给学生基本知识，却不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只适于群众教育而不适于天才教育。梁启超提出在高等学校中创立“自由讲座”制度。学生听课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乃在受取讲师之研究精神及研究方法。”⒄
梁启超还提出用艺术、文学、美术等进行“情感教育”，激发人们的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他说，古来的教育家都十分重视情感教育。情感教育的目的是要发挥善的、美的情感，淘汰丑的、恶的情感。发挥民族文化的长处，补救其短处。
梁启超注重教育的全面性。他认为求学如登楼，是循序渐进的。所以教育应从初级开始。但当时人们只提倡建京师大学及各省大学，却于小学、中学不予重视。梁启超建议政府以行政手段强制实行小学义务教育制度。这样，不仅使初级教育与高等教育相接，而且养成地方自治的风气，对教育和对政治的进步都有好处。
梁启超的教育活动既丰富多彩，又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促进了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制度的确立。他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①闾小波：《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为梁启超代拟》，《近代史研究》1993年6月。
②梁启超：《外交欤内政欤》，《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第41页。
③梁启超：《莅佛教总会欢迎会演说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33页。
④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2页。
⑤梁启超：《治标财政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71页。
⑥梁启超：《为南开大学劝捐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第10页。
⑦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37—41页。
⑧梁启超：《人权与女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6页。
⑨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师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34、35、36、37页。
⑩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66、72页。
⑾梁启超：《致伍秩庸星使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5页。
⑿梁启超：《为学与做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109、110页。
⒀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10页。
⒁郑伯麒：《六十年前学术界的一段佳话》，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308页。
⒂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53、53、58、61页。
⒃梁启超：《教育与政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68页。
⒄梁启超：《自由讲座之教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第37页。
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