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考古学奠定的基础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传统金石学的发达；二是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传入。（注：参见张光直：《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收入《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梁启超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研究和介绍，同时还密切关注田野调查和发掘，为考古学在近代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一
十九世纪中叶， 丹麦著名的考古学家汤姆森（Thomcon.christian1788—1865）在史前考古学中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分期法作为欧洲史前技术发展史的三个阶段，通过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质料的演变，说明原始社会的发展历程。这一分期方法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为考古学界普遍接受。汤姆森的三期说于1848年被译成英文出版后，对欧洲考古学的发展影响巨大。时隔半个世纪之后，1901年，受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梁启超首倡“新史学”，激烈批判中国传统史学，并拟撰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在《中国史叙论》中，他说明了编写中国史的理论、思想、体例和分期等问题，其中第五节“有史以前之时代”即介绍了当时正在欧洲臻于成熟的考古学理论——汤姆森的三期说。“1847年以来，欧洲考古学会专派人发掘地中遗物，于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学遂成为一学派。近所订定而公认者，有所谓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三铜刀期；其三铁刀期。而石刀期又分为新旧两期，此进化之一定阶段也。虽各地长短久暂，诸地不同，然其次第则一定也。”梁启超将石器、铜器、铁器三时代划分理论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相比附“中国虽学术未盛，在下之层石未经发现，然物质上之公例，无论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学说为比例，以考中国史前之史，决不为过。据此种学者所称旧新石刀两期，其所历年代最绵远，其时无家畜、无陶器、无农产业，中国当黄帝以前。神农已作耒耜，蚩尤已为弓矢，其已经过石器时代，交入铜器时代之证据甚多，然则人类之起，遐哉邈乎，远在洪水之前者断然也。”（注：收入《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很遗憾，梁启超未能运用史前三期说写出一部中国通史的远古时代篇，但是，他相当全面地了解西方考古学的新概念，并且注意到田野发掘的作用。这种用欧洲近代考古学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的作法，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确实是一种十分进步的思想。
二
考古学在中国古代被称为金石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宋代以来就很发达，渐渐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降及清朝，金石学随考据之风的兴盛而蔚为大观，尤其是乾嘉以来的学者，利用新出土的古器物铭文，做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名家辈出，著述如林。梁启超在《清代学术》第十六部分专论清代的金石学。他认为“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种学问”，并列举了一些研治金石学的荦荦大家，如顾炎武《金石文字证》、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名家名作。梁启超把清代金石学研究分作几派：其中顾、钱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黄宗羲一派从金石中“研究文史义例”；此外尚有翁方纲一派“专讲鉴别，则其考证非以助经史矣”；包世臣一派“专讲书势，则美术的研究也。”其后，金石学范围扩大，考证商周铜器的“金文字兴，而小学起一革命。”因为“储器文字既可读，其事迹出古经以外者甚多，因此增无数史料。”同时对美术史的研究也大有裨益。梁启超特别提到了殷墟甲骨文的出土，虽然“惜文至简，足供史料者希，然文字变迁异同之迷可稽焉。”（注：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而甲骨和简牍的发现，不仅扩大了金石学的研究范围，而且为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的转变起了推进作用。
此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论史料》中评述了地下出土文物对于历史研究的重大价值。他说意大利庞培古城发现后，“意人发掘热骤盛，罗马城中续得之遗迹，相继不绝。而罗马古史乃起一革命，旧史谬误，匡正什九。”对中国古代遗迹遭到破坏则深表惋惜。例如钜鹿城“苟其能全部保存，而加以科学的整理，则吾侪最少可以对于宋代生活状况得一明确印象。”（注：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在这里，梁启超把史料的获得分作两部分：即在文字记录以外者和文字记录者。前者的性质，又可分三类：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及遗下之古物。这些史料均属于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的范畴。梁启超不仅重视历史文献，而且注意地下出土文物，这在当时实具先锋意义。
1922年10月22日，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访问中国，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中外学者欢聚一堂，宣读他们撰写的关于考古学的论文。受聘于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瑞典人安特生（Andersson·J1874—1960）宣布了周口店猿人化石研究的最新成果。时在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的梁启超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做了《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注：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0一。）的讲演，在这篇演讲中，梁启超首先回顾了中国考古学的萌芽时期，即北宋的金石学，列举了几位著名的金石学家及其著作。如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李清照夫妇《金石录》、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吕大临《考古图》等。接着，梁启超重点介绍了清代金石学的研究成就。他把清代金石学分成石、金、陶、骨甲及其他四类，分别概述了各类研究对象，内容及成果。最后，梁启超作了展望，认为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仍很幼稚，可以发展之处很多，进而他提出努力的方向：一是加强田野考古发掘，并圈定中国几处最有潜力的发掘地区（新疆、黄河上游、下游以及古代坟墓、大城名都、废墟等）；二是方法的进步，包括继承传统金石学研究方法，引进西方考古学新理论（如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等）。最后，梁启超希望不久的将来，全国高等教育机关均设考古学科，以期开辟中国考古学的新纪元。
三
“现代考古学，最要者为田野工作，包括遗址的搜寻和发掘。”（注：斐文中：《史前考古学基础》，收入《斐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梁启超还非常关注田野发掘。1926年冬，清华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共同组织，李济、袁复礼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的田野考古发掘，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近代考古发掘。梁启超对此次合作极感兴趣，并给予大力赞助。他曾两度亲笔写信给山西军阀阎锡山，请他对这一新兴科学事业给予官方支持。李济后来深情地回忆道：“梁启超教授是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注：李济：《安阳——殷商古都发现、发掘、复原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这次考古发掘非常顺利。1926年12月10日，梁启超在写给时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和人类学专业的儿子梁思永的信中，多次提到李济的田野发掘，“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外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原来梁思永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参加了印第安人遗址的发掘，写信给父亲梁启超，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这时，李济也从山西发掘地回到北平，开箱整理出土器物，并在清华园与梁启超相见，两人谈及邀请梁思永回国参加考古发掘事宜。后来，李济把西阴村发掘所得实物的一部分在清华大学校园内做公开展览，王维国、梁启超参观了展览，并与李济做了热烈的交谈。
1917年1月10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欢迎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发掘的胜利归来，举行了茶话会。梁启超出席并听取了李济、袁复礼二人所作的长篇报告。当天晚上，梁启超兴致极高，回到寓所后，立即写了一封长信给梁思永。信中他首先报告了西阴村考古发掘成果，有“七十六箱成绩平平安安运到本校，陆续打开，陈列在我们新设的考古室了。”之后，他谈到出土的器物有铜器、石器、骨器等，还提到了著名的半个茧壳，以及复杂的陶器花纹问题。梁启超特别提到了这次考古发掘的重大意义：“瑞典人安特生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指李济、袁复礼二人）想翻这个案。”并认为“（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不错。”建议梁思永回国“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即使因时局动荡而无法外出做田野发掘，在室内整理那76箱东西，“也断不致白费这一年光阴。”（注：上引均见《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中华书局，1994年。）梁启超还打算让梁思永丰富一些古文物方面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美深造几年，一定会受益更多。
四
梁启超最早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系统总结中国传统金石学的成果，密切关注田野考古发掘，体现了一代史学大师的远见卓识。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出土文物的几次大发现（殷墟甲骨文、汉晋西域木简、敦煌文书和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使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发展有机结合，互相促进，标志着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为新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研究范围和年龄、精力所限，梁启超没有像王国维那样将传世文献与考古文物结合而创立“二重证据法”，也没有像马衡、徐旭生那样亲自参加考古调查和田野发掘，但是在其著作和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关心和扶持。在他的建议下，梁思永于1927年6、7月间回国，负责撰写西阴村陶器研究报告，并以《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之新石器时代之陶器》一文获得哈佛大学研究院考古专业硕士学位，成为受过正规现代考古学训练的第一位中国人。1930年，梁思永学成归国后，先后主持和参加了黑龙江昂昂溪遗址，河南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及山东历城城子崖遗址的第二次发掘等一系列考古活动，表现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科学发掘技术，使中国考古学田野发掘在组织和方法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改进，提高了科学发掘水平，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梁启超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包括为梁思永留学美国选择考古人类学专业，安排其回国实习，鼓励他亲自参加田野发掘等，都足以表明梁启超对考古学的重视，也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轫。
（文章来源：《松辽学刊：哲社版》200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