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正式建省，清廷选淮军将领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台湾是中国第一大宝岛，有丰富的资源，是东南沿海重要的航线必经之地。刘铭传在台6年间，以其开明的思想，大胆的实践，开发台湾丰富的资源。他一方面巩固台防，一方面加紧开发，加速台湾近代化步伐。正如史学家连横所记，刘铭传治台期间“造铁路以通之，行邮船以辅之，振殖产以裕之，辟财源以养之，改内政以新之，设教育以明之”[1]（P218），在这些近代化开发中，修筑铁路则是最具影响力的措施，它有效地启动了台湾近代化的其它各项措施。可以说刘铭传治台6年是他官宦人生的辉煌时期，而兴筑台湾铁路则是这一时期的重要闪光点。在台湾铁路的建设中，刘铭传历经千难万险，执著追求，虽然台湾铁路因种种原因未能铺完全程，计划中途搁浅、工程半途而废，然而它在台湾近代化中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铁路在中国的出现，一开始便十分艰难，“其始也阻于众口休，其继也率排群议而次第建设之。开我国数千年未有之奇局”[2]（交通一），台湾铁路自然也不例外。本文拟就台湾铁路兴筑的背景、经过、后果及意义作一评述。
一、兴筑台湾铁路的背景
世界上第一条铁路于1825年首先诞生在英国，大约十多年后，有关铁路、火车的知识方陆续传入中国，但铁路在中国的命运远比在英国曲折艰难得多。早在清朝同治中叶便有人主张效法西洋，修筑铁路，但此议一出立即遭到顽固保守的封建臣僚们一致反对，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再无人提及。台湾铁路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而兴筑的。
（一）李鸿章、丁日昌积极倡导
19世纪50年代以来，英、美、俄等国为了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纷纷扩大对华侵略，把铁路作为侵华的工具，企图在中国修筑铁路，引起朝野一片哗然。当时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以自己多年办理对外交涉的经验，洞察时局的变化，他深切地体会到铁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禁止修筑铁路是不明智的。他“赞成铁路电报及许多外国的发明，并承认它们的用处”[3]（P337）。当时外国洋行也希望能在华修筑铁路。李鸿章看出外国在华修路的企图，他冷静地分析道：“与其让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又不若中国自行仿办，权自我操，彼亦无可置喙耳。”李鸿章在抵制洋人在华修路的同时，主张自己修建，把铁路与主权有机联系起来，其思想远高于当时的朝臣之上，而朝廷上下纷纷阻挠，和者寥寥。
就在朝廷为是否修筑铁路争吵不休时，在上海的英商怡和商行却擅自组建公司修筑了吴淞码头至上海的窄轨铁路，全长近30里。此举引起清廷的强烈不满，清政府于1876年10月不惜花去白银285000两将其赎回并当即拆毁。这一事件使李鸿章看到铁路这一新生事物要想在中国大陆诞生，阻力太大，只能从长计议。
19世纪70年代，日本在我国东南沿海不断进行武装侵扰，清廷感到加强台防已迫在眉睫，便及时起用淮军将领丁日昌为福建巡抚，以巩固和加强台湾的战略地位。丁日昌到任后，亲自到台湾实地考察，精心筹划台湾防务，很快便向清廷提出在台湾修筑铁路和电报的建议。丁日昌分析说，“台湾四面环海，内山未及开辟，无铁路既难以防敌，亦难以安内”。“目前情形，不在兵力之不敷，而在饷需之不足；不患番洋之不靖，而患声气之不通”。“该处路远口多，非办铁路、电线，不能通血脉而制要害，亦无以息各国之垂涎”[4]（P27）。丁日昌还进一步分析说，如果台湾不办轮路（铁路）、矿务，对台湾防务存“十害”，办之则存“十利”。对丁日昌的此番道理，李鸿章极为感兴趣。李鸿章大力支持丁日昌在台湾兴建铁路，正所谓“轮路（铁路）宜于台湾而不必宜于内地”[5]（P346），指出“铁路、电线相为表里，无事时运货便商，有事时调兵通讯功用最大”[6]（P83）。不久丁日昌奏请在台湾修筑铁路建议很快得到清廷的“密旨准行”，这是近代史上清廷最早批准的建造铁路计划。清廷要求丁日昌“审时度势，妥速筹策”，并决定从1877年下半年筹办台湾铁路经费。然而清廷虽号称每年拨银200万两，但实际不过40万两，建路经费严重不足。为此李鸿章曾试图向上海英商丽如银行借款60万两，终因利息太高而作罢。在1877年，丁日昌已将清廷赎回的的吴淞码头至上海的铁路拆毁，将可用设备都运到了台湾，只因台湾铁路建设经费无着，至1881年这些“铁路设备机件，车厢仍然堆在台湾府，现在几乎成为废料。枕木已逐渐被白蚁蛀空，机件和路轨很快地盖上一层铁锈，车厢正在朽烂”[7]（P105），李鸿章、丁日昌大力倡导的台湾铁路只得“俟矿利大兴再行举办，拟先设马车路以利师行[3]（P372），台湾铁路计划以无果而终。
（二）刘铭传上折请修
台湾铁路的兴建未能善终，然其开端为刘铭传日后兴筑台湾铁路打下良好的基础。
自19世纪70年代起，刘铭传愤于清政府的昏聩，借口生病辞官回家，自言“解甲还乡去，入山种翠薇”[8]（P405），实际上是利用官场难有作为的空闲时间“静研中外得失”，阅读中外书籍，洞察时局变化。其间一项重要的心得便是认识到洋人修筑铁路的重大意义，指出在中国只有“下造铁路之诏”，方能“显露自强之机”。
刘铭传是中国近代铁路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他先后于1880年和1887年两次上奏，请修筑铁路，表现出过人的胆识与眼光。
俄国自1858年5月签订爱珲条约后，先后夺去我国3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在我国的北边兴修铁路，作为进一步入侵时运兵急用。此后，由于边境局势骤然紧张，清廷急召赋闲在乡的刘铭传进京议事，刘铭传见此机会，1880年上奏《筹造铁路以求自强折》。刘铭传指出，中国幅员辽阔，边境防不胜防，只有修筑铁路，使南北东西呼吸相通，遇事时“无征调仓皇之虑，无转输艰阻之虞，从此裁兵节饷，并成劲旅，一兵可得十兵之用”。还强调，“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只有如此，方能“权操之上，不为疆臣所牵制，立自强之基础，杜外人之凯觎”[8]（P520）。他不仅呼吁修铁路，还对全国的铁路布局作出规划，提出以北京为中心修造四大干线，南到汉口，北到盛京，西达甘肃。这一主张同样得到李鸿章的大力支持，李鸿章也急上4千言奏折，论及铁路有9大好处，称刘铭传修路的主张“乃鄙意所欲言而久未敢言者”，在中国势在必行。可是清廷臣僚“妥议具奏”的结果是一片封杀声，尤以内阁学士张家骧、道政使司参仪刘锡鸿反对声最高，“廷臣谏止者多，诏罢其议”[2]（交通一）。1881年，清廷以上谕“刘铭传所奏，着无庸议”作罢。
中法战争后，刘铭传出任台湾巡抚，便于1887年4月13日又一次奏请在台修筑铁路。刘铭传实地考察了台湾岛全境，从防务和商务的角度强调在台湾修造铁路的重要性。首先他从防务的角度分析说，“台疆千里，四面滨海，防不胜防，铁路一成，则骨节灵通，首尾呼应”，“若能就基隆开修车路……于海防所裨甚大”[8]（P46）；其次从商务的角度强调指出，“分省伊始，极宜讲求生聚以广招徕，现在贸易未开，内山货物难以出运，非造铁路不足以繁商务，鼓舞新机……若能就基隆开修车路以达台南，可以使全台商务繁兴”[8]（P202）。刘铭传的奏折分析中肯，再加上大陆已有津沽铁路修筑在先，国内形势已非7年前可比，因此，刘铭传此次所请获得清廷批准，“旨准其开办”。这样刘铭传修筑铁路的理想历经7年的努力争取，终于在台湾有了实现的机会。
（三）御侮图强所急需
刘铭传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时期，正向亚洲进行疯狂的掠夺和侵略，中国首当其冲。他目睹外国侵略者对我国“欺凌挟制”，深切感到不富国强兵无以御侮图强。“中国自与外洋通商以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自古外患，未有如此之多且强也”[8]（P43）。刘铭传拿中国的贫弱与俄日的富强作比较，认为其中的不同点在于是否修造铁路，俄国“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此时之恃满不发者，非畏我兵力，以铁路未成故也”。而日本“一弹丸国耳，其君臣师西洋之长技，恃有铁路，动欲遥挥螳螂之臂，邈视中国，亦遇事与我为难，臣每思窃叹，以为央今不图，恐无不及矣”[8]（P43）。当然，国家的强弱并不在于有无铁路，这不是问题的根本，但刘铭传把铁路上升到这一高度来认识是难能可贵的，尤其将铁路看作防范日俄入侵的“御侮”措施，与同时代的政治家相比，其思想境界略胜一筹。
如果说刘铭传1880年上折奏请修筑铁路是以“御侮”为要义的话，那么1887年的奏请更倾向于“图强”之所急需。台湾自古属中华，“孤悬海外，四傍无依，由北而南，长竟千里，由西而东，宽五六百，两头百数十里不等”，从“御侮”的角度看，“台湾四面皆海，防不胜防……新竹，彰化一带，海口分歧，万难遍布军队……如遇海疆有事，敌船以旱队猝登，隔绝南北声气，内外夹击，危迫将不忍言。若修铁路既成，调兵极便，何处有警，瞬息长驱”。从“图强”的角度看，台湾历来交通落后，对发展经济很不利，只有修筑铁路，才是“富强至计”，因为“铁路是国家命脉”[8]（P202），这才是时代赋予台湾发展的商机。
（四）地利人和促其成
如果说清廷允准刘铭传在台湾兴建铁路是“天时”的话，那么台岛的“地利”与“人和”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否则，刘铭传在台湾修建铁路的事业也难以开展。台湾远踞东南边陲，与大陆隔海相望，大有“天高皇帝远”之势，受大陆习俗的影响较轻。岛内居民大多是大陆沿海移民，他们在新的创业环境中更富有冒险与革新精神，而且台湾的商绅与海外联系较多，较早具备开放的观念，与大陆居民相比，对新事物有着较强的适应性与接受能力，强烈的重商观念促使他们不懈地追求物质财富的积累，使刘铭传在台湾兴筑铁路阻力较少。
正如刘铭传所言，“台湾与内地情形不同，绅商多涉外洋……兴修铁路，商民固多乐从，绅士亦无异议”[8]（P202）。当大陆兴建铁路之议屡提屡休、铁路存废之议争执不下时，刘铭传已在台湾以求同存异的方法和力排非议的魄力将台湾铁路铺设起来了，也使台湾的近代化呈现新机。
二、刘铭传与台湾铁路的兴建
1880年，刘铭传上折请修铁路，终以“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的罪名为清廷所拒绝，但他并未放弃自己的主张。1887年，当刘铭传出任台湾巡抚后，他又一次奏请在台湾修建铁路，终于获得清廷的允准，兴筑铁路的计划正式启动。台湾铁路于1887年兴筑，分为南北两路：北路由基隆至台北，1887年动工，穿山渡水，工程十分艰巨；南路由台北至台南，1888年开始勘测，1893年当铁路修至新竹时，因资金及技术等原因停工，未能直下台南，全长约99公里，共耗费1295960两。刘铭传在台湾铁路的修筑中，沤心沥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铁路建设立专门机构，严格管理
台湾是一个多山的海岛，山地约占全岛的2/3，平原约占1/3。在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下，“山路崎岖，溪流梗阻，凿山开道，筑路建桥，费巨工艰”。因此在台岛修铁路困难颇多，刘铭传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首先从建立专门的机构开始，加强对铁路建设多项工作的管理。1887年7月，刘铭传一方面上奏清朝廷批准在台修路，另一方面着手在台北成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他委派台北士绅和巨富林维源为督办。当时，林维源帮办台北抚垦事务，在商人士绅中威望甚高，刘铭传也说，“内阁学土臣林维源，端谨忠诚，久为商人钦信……其于理财一道，心计尤精”[8]（P202）。但因林维源忙于扶垦事务而未就，又改派杨宗瀚为铁路商务总办；记名提督刘朝干督率官勇参与铁路的铺设；台湾富绅林朝栋负责铁路所需枕木的备办；德籍工程师毕克尔被聘为监督并担任设计工作；英籍专家马礼逊被聘为稽查路线主任，负责路线的测量工作。
刘铭传不仅为台湾铁路建设成立了专门机构，指派专人负责，而且制定《台湾商办铁路章程》，完善制度，明确职责。他规定在铁路建设中，所有铁路并火车、客车、货车、桥梁，统归商人承办，议定工本银100万两，分7年归还，利息每年6厘；所过地方之地价，由官府出面代商人发放，修筑工价，由商人自给；修路时由官府派勇丁帮同工作；车房由官修建，站房、码头由商人建造；铁路由商人承办，将来归官；铁路筑成后，由官督办，由商经理，所有运费，官方收9成偿还铁路本利，商得1成并在搭客费用中得1成，以作铁路用度等。这些章程的制定，对保证铁路顺利建成有着重要意义。
（二）为台湾铁路建设集资筹款
台湾铁路在建设中有两难：一是资金短缺，二是技术力量不够。刘铭传解决资金短缺问题的办法有三个：一是引进外资，二是吸收侨资，三是募集内资。刘铭传为了台湾铁路的如期铺设，不惜动用原本建设省城的经费，但缺口仍很大。于是他想到“议借洋债”的办法。早在1880年，刘铭传便看到“议借洋债以济国用”之妙，因为他看到当时国库经济拮据，“官款难拨”，“商款维艰”，而兴办铁路这一宏大工程，各国“无一非借债以成”，议借洋债修铁路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刘铭传这一主张以清廷的极力反对而告终。洋款不让借，但华侨的资金另当别论。刘铭传对岛内居民作过调查，发现很多居民都有亲朋好友寓居海外，华侨中不乏巨富，而且素有爱国报国之心。刘铭传一方面让岛内居民与海外侨民亲友取得联系，转达政府筹款之意；另一方面于1886年在新加坡设立招商局（后改名为通商局），派亲信属官李彤恩和革职道官张鸿禄前往招募侨资。当台湾将修筑铁路的消息在南洋一公布，立即得到当地华侨的积极响应，新加坡、西贡等国福建籍侨商陈新泰、王广余等人热情尤高。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便从南洋招股70万两，收现金30万两。侨民还建议刘铭传将募集的30万两购买两艘轮船，开设一个轮船运输公司，以航运所得补贴筑路经费不足。刘铭传采纳了这一建议，在华侨的关心与支持下，从英国哈汤造船厂购置了两艘先进的汽轮，航行于上海、香港之间，远至新加坡、西贡、吕宋等地，在营运中取得良好效益。刘铭传在《台湾商办铁路章程》中还提到拟集民间资本，解决兴建铁路60%的资金，因此，他十分重视招集民间资本为铁路建设服务，在台湾发行了铁路股票，以其利润摊还本息，一时购买股票者甚众，反响良好。刘铭传集资筹款计划的顺利实施，有效地保证了铁路建设经费急需，对台湾铁路的如期动工提供了及时有效的经费保证。
（三）亲聘专家和技术顾问
刘铭传为了解决修筑台湾铁路的技术难题，采用“中外合作经营”的方式，“借才异国为台湾树人”，通过聘请洋人专家和华侨专家两个途径解决修筑台湾铁路技术力量的不足。在聘请洋人专家方面，如工程总督墨尔希、专任检查线路工程师瓦特逊、设计工程师碧加、营业顾问玛礼逊、机关监督密辙尔等都是富有铁路经营与管理经验的欧洲专业技术人员。刘铭传在聘请洋人技术人员的出发点是“借才”、“师夷长技”，决不是依赖洋人，洋人只是技术专家与顾问，而总办与总督之职仍由中国人担任，“权操我手”，以免受制于人。在聘请华侨专家方面，刘铭传特派李彤恩、张鸿禄到南洋各国招聘确有专长的侨民。只要他们愿意来台湾作贡献，台湾地方政府拨专款作为华侨专家赴台的旅费，并豁免船费。刘铭传还用其所长，极大地提高了华侨专家赴台的积极性。如广东籍华侨工程师张家德在美国侨居多年，以造桥技术精湛而闻名。他来台湾后，刘铭传便将铁路沿途大小桥梁的建造任务交给了地。张家德通过实地考察后，克服“土地松浮”、“随见崩塌”的不利地貌地况，从基隆至新竹主持修建大小桥梁74座。其中跨度448米的淡水河大桥以其上通火车、下通舟楫，随时起闭而闻名远近。此外还有很多华侨路工也为台湾铁路的兴建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乃至宝贵的生命。
三、台湾铁路兴筑的结局及意义
刘铭传设计的台湾铁路由基隆至台北，由台北至台南，但修至新竹时便被迫停工了。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有经费、技术、地形、人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台湾西部以山地为主，山高海拔在3000-3500米以上，岩壁峭立，丛林覆盖，间有深谷，水流湍急。尤其在春夏之交，山水涨漫，给铺轨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在这山水相间的地区修筑铁路，只能绕山而行或穿山而过，凿山架桥成了最大的难题。自大稻埕工程开工，中间经过狮球岭，需开凿长18锁的隧道；涉淡水河，需架设长1520英尺的桥梁；越龟仑岭，经桃园、中坜、大湖口，到新竹，需架设长桥3座：红毛田溪750英尺、凤山崎溪680英尺、豆仔埔溪617英尺。正如刘铭传继任邵友濂所言：“台湾土地松浮，田园漫衍，培筑不密，随见崩塌。又或坡陀参差，峦壑倚伏；曲直不定，高下靡常。北穿狮岭，洞隧百寻；南度龟仑，坡逾九折，路工之难如此。又或溪涧纵横，宜临宜束；水流湍急，因势筑防；矗址重渊，构基陡岸；洪波方迅，垒石旋倾；积沙既深，插桩亦陷，桥梁之难，又如彼”[1]（P369）。当时架桥筑路的技术很原始，缺乏现代化的工具，架桥时先在河水中钉下木桩，然后塔上钢轨，在建筑中，往往因不符合技术要求，工程修而复拆、拆而复修，严重影响工期。
为了保证工期的顺利进行，刘铭传曾派军队参与筑路工程，如修筑台北至基隆段，自大稻埕开工时，由余得昌带昌字营负责狮球岭隧道的开凿，但很快因抚垦和剿匪的需要，各军纷纷从铁路工地撤出，给铁路的铺设带来很大的影响。此外，“勇于任事、商民信服”的招商大员李彤恩于1888年底去世，杨宗瀚因病假归，委办委员或死或病，以致“商民观望不前”，经费无着。原定招集资本100万两，但认购者70万两，实际收得股金仅30万两。刘铭传借支银20万两。工程上马后，全线铺开，资金已呈捉襟见肘之势。刘铭传感到铁路随时会有停工的可能，问题严重，“不独已费公款，无可归还，且购到铁条、铁桥、木料、火车，弃置尤为可惜”[8]（P209），对此，刘铭传及时上《台湾铁路改归官办折》，请求将台湾铁路由商办改为官办，并动用福建省每年协济银44万两中尚余未解的104万两挪作铁路急用。清廷同意了刘铭传所请，但清政府财政状况也日益恶化，光绪年间军费居高不下，对外赔款日增，1885-1894年，每年财政赤字高达200-700万两，根本无法承诺一次拨付福建协济银。刘铭传又于1890年3月上折请从海关赢余中抽费铺路，但已无济于事。
1891年，刘铭传因病辞职离台，新任台湾巡抚邵友濂上任。当邵友濂上任时，原定福建省每年向台湾协饷44万两已5年期满，相当于台湾年财政收入1/5的协饷银停付后，台湾财政更趋紧张，并出现赤字478056两。为此，邵友濂针对台湾财政恶劣的状况，只得对台湾各项产业计划采取了紧缩政策。台湾铁路工程艰巨，费用浩大，至刘铭传离台时基隆至台北的线路才建成，其长度也仅为基隆至新竹的1/3，如果仍要计划修至台南，已难以为继。邵友濂审时度势，不得已向清廷提出了“停办铁路，以节度之”的建议，他认为，“竭官绅之力经营数年，若不妥筹收缩，不特料件购备尚多，工程已致五六成七八成者均属弃置可惜，且所谓利商便民，裨益海防竟成虚语，亦与刘铭传奏办海军衙门议准初衷相乖”。当由基隆至新竹线铁路全部建成后，清廷允准邵友濂所请，下诏曰：“台湾铁路经费不足，拟修至新竹县即行截止”[9]（P1012）。虽然台湾铁路未能实现至台南的计划，它恰恰反映了创业之艰难，正如李鸿章所评价的那样，“能有艰难之缔造，方能有以后之继续，刘铭传对台湾铁路之兴造，虽因故而未能竟其全功，但其艰苦缔造之精神，当永为人称道于不衰”。
（一）台湾铁路是中国第一条自行集资兴建的铁路
铁路在中国的出现是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876年英商在上海修建的吴淞铁路是洋人在中国土地上铺设的第一条铁路，1881年为开平煤矿运煤而修建的唐山——胥各庄铁路是清政府批准的中国第一条自行兴建的铁路，而1887年兴建的台湾铁路是中国第一条自行集资兴建的铁路，有民间股资、侨资、外资等，在管理上由官督商办到官办，具有近代中国特色，符合台湾岛情，使台湾铁路的命运“权操我手”。台海铁路兴建的消息传出后，美国旗昌洋行曾派代表施密德赶赴台湾，向刘铭传请求承办台湾铁路。但刘铭传深知铁路是国家和民族血脉所系，一旦建筑权与经营权让洋人，必然导致铁路所及则洋人侵略势力随至的后果，断然拒绝了施密德的请求，从而奠定了台湾铁路在中国铁路史上的特殊地位。中国自1881年唐胥铁路建成，成为世界上第56个拥有铁路的国家，而铁路总里程不足400公里，只占当时世界铁路总长度的0.03%。台湾铁路自基隆至新竹全长99公里，却占当时中国铁路总长的1/4，因此，台湾铁路的发展领先于当时大陆的发展水平，这与刘铭传的积极倡导与实践是分不开的。
（二）台湾铁路的建成便利了交通，促进了近代台湾经济的发展
台海铁路建成通车，使台湾的交通运输大为改观，货运、客运业迅速发展。为了统一客货运价格，刘铭传主持成立了运价及货物分等委员会，自任会长，负责运输过程中的多项管理工作，从此改变了过去台湾内地货物运输不便的现状，“遂致沿山货物”得以“配至港口”，从此“内建铁路，外开航路，以启开地利”[1]（P445）。例如，台湾的特产茶、樟脑等通过铁路运到基隆港口，再运到大陆和海外，使每年的出口量大增，又促进了台湾茶和樟脑业的发展。刘铭传购置货车26辆，其中有盖货车4辆，无盖货车22辆，大大便利了货物的运输，使各地商品运输朝发夕至，物畅其流，有利于台湾经济的发展。
在客运方面，刘铭传从英国购置机车8辆，客车20辆，命名为“腾云”、“御风”、“超尘”、“掣电”等，喻其快速之意。为了便于乘客上下车，自基隆至新竹长约百公里的铁路沿线，共设有16个车站，如基隆、八堵、水返脚、南港、锡口、台北、大桥头、海山口，大类坑、龟仑岭、桃仔国、中坜、头重溪、大湖口、凤山崎、新竹等，车站均为土造，十分简陋，称为火车房，站长为驿长或司事。开始通车时每天开车6次，后减为4次，客多时增开，客少时少开，岁首腊底居民少有外出时停开，十分机动。当时台北至基隆票价4角4分，至新竹8角8分，火车在途中遇有乘客招手便停，“华人往来称便，附搭火车者日多，每月售出车票，约可五万余张”，每月搭客营业额达16000，货物4000元左右[1]（P369），证明火车客运业深受沿途百姓欢迎。当时有人作诗称颂火车之便道：“泛海曾从赤嵌来，得瞻鼎力扩全台。火车路远风轮疾，银电光分夜市开”[10]（P5172）。铁路的出现缩短了台湾居民的距离，加强了彼此的联系和交往，有利于台湾经济的发展。
（三）台湾铁路传递了近代化信息，加速了台湾近代化的步伐
铁路是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之一，是近代工业社会的重要标志。台湾师大郭廷以教授在评价刘铭传兴办的铁路等事业时说，刘铭传在台湾的各项举措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加速了台湾近代化的步伐。长期以来，台湾虽物产丰富，但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致使商品贸易不发达，经济发展缓慢。刘铭传以铁路为经，其它举措为纬，茶和樟脑为经，其它物产为纬，为台湾编织出近代经济联系网，促进全面发展。刘铭传兴办铁路、轮船、煤矿、电报、邮政等产业，平均收入99万两，占刘铭传抚台6年年均财政收入399.8万两的1/4。铁路兴建后，台湾对外贸易额由1886年的800万两上升到1890年的900万两，同时与大陆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曾任台湾海关税务司的马士也说过，台湾铁路的修筑，“并非纯然为了军事的原因……而是为了有助于台北——大稻埕——艋舟甲三区合成的商业中心地的贸易，这三个地区共同构成了淡水港的贸易基础”。因此，台湾铁路虽历经艰难曲折，但其成功铺设对台湾近代化却有着积极意义，有效地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加速了台湾近代化的步伐。
刘铭传治台6年，视铁路为台湾近代化的根本措施，倾注满腔心血。他于1891年6月因病辞职回家，不久铁路经费告急，“自强要策”难以为继，台湾铁路建设只得草草宣告收工。台湾铁路建设虽然未达到预定目标，但其历史意义已超出铁路建设的本身，台湾在满清统治的二百多年里，在治理台湾和建设台湾方面，刘铭传是最成功的一位，正如郭廷以先生所言，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的丰功伟绩，“实不在郑成功之下。郑成功光复台湾，刘铭传保全台湾，复予以建设；近代台湾的政治、国防、经济交通、文化教育，均在他手下树立下规模，奠定了基础”。刘铭传是眼界远大的台湾近代化设计师，他为台湾近代化绘制了宏伟蓝图并开创了千秋基业，其丰功伟绩当永载台湾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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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