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原名仁坤，小字火秀，1814年1月1日（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出生于广东花县西北福源水（今花山公社境内）的一个农民家庭，后举家迁居官禄□村（今新华公社大□大队）。他七岁开始入学读书，聪慧异常，五、五年间，即已博览经史，为塾师所称许。十六岁时（1828年）第一次参加县试失败，因家贫辍学，在家里务农。十八岁（1830）被聘为本村塾师。但是，他的父兄及亲族都希望他科举成名，因此，洪秀全一面教书，一面准备赴考。1836年第二次赴广州应试不售，在广州龙藏街得到一本华籍传教士梁发写的《劝世良言》（洪秀全得《劝世良言》之年，各家记载有1833、1834、1836、1837诸说，此据《太平天国起义记》原注有“因自彼得获赠书以迄开始研究读书之时，已历七年矣”推论，洪秀全于李敬芳家研读《劝世良言》为1843年，上推七年当为1836年。）。“秀全考毕即携之回乡间，稍一涉猎其目录，即便置之书柜中；其时并不重视之。”（见《太平天国》丛刊本第六册第840页。）由于洪秀全出身于农民家庭，又长期在农村中生活和劳动，这使他能够接近和了解农村被压迫农民的疾苦，为他后来走上反清革命道路打下思想基础，但是，从上述洪秀全的活动轨迹看来，在1836年以前，其活动均没有超出参加农业生产，应科举，当塾师的范围，与当时一般农村知识分子并无二致，其确立反清革命思想，应在1838年之后。
根据洪秀全的经历和有关资料进行分析，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反清思想酝酿时期，以1837年的“异梦”为标志。
1837年，洪秀第三次赴省考试，又一次名落孙山，回家后得了一场大病。这并不是什么普通疾病，据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说：“秀全病时，神游四方，常在其室内走动跳跃，或如兵士战斗状，常大声疾呼：‘斩妖，斩妖，斩呀！斩呀！这里有一只，那里有一只，没有一只可以挡我的宝剑一砍的’。”（见《太平天国》丛刊本第六册第842页。）原来洪秀全在病中做了一场异梦，梦见“天上至尊的老人”，命他降世救人，还封他为“天王大道君王全”呢！从此便改名为洪秀全。在病中他做了二首诗：“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过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另一首是：“鸟向飞（晓）兮必如我，我今为王事事可；身照金鸟灾尽消，龙虎将军都辅佐”。（见《太平天国》丛刊本第六册第843页。）这二首诗反映了他对清朝统治的不满和表现了胸怀天下的抱负。近年来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关于洪秀全在1837年病前和病中的上述两首诗，其真实性极可能受了后来突出神化洪秀全的异梦异象这种政治作用的影响”。（王庆成：《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上）》，见《历史研究》1979年第八期。）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第一，从一般常识来说，神化洪秀全最有效办法，是直接用中文著书出版，以广为宣传。但《太平天国起义记》是1852年由洪仁□向瑞典籍传教士韩山文口述，经韩山文于1854年整理成英文出版，在整个太平天国运动中从未翻译，直到1935年才由简又文首次翻译成中文，根本无从发挥神化洪秀全的政治作用。可见此说不通。第二，洪仁□早年虽参加拜上帝活动，但未参加金田起义，口述此书时仍蛰居香港，直到1859年才到天京。在到天京前的洪仁□，实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神化洪秀全的。第三，此书的记录和整理出版者韩山文，更不会神化洪秀全。韩山文死于1854年5月13日，在临终前九天曾写了一封信，声明他与太平天国“革命军人物素不相识”，发表此书的目的，实“望其书之销售可以收回二百元之款也”。（见《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31—832页。）因此，我认为《太平天国起义记》的可靠性，当不下于洪仁□于1859年至天京后所刻的官书如《英杰归真》等。在没有找到充分史实证据之前，实不可轻易怀疑以至否定此二诗的真实性的。对于洪秀全的“异梦”。也不能从一般病理学、心理学去附会和理解，而应从社会学、政治学去探索和研究。首先，洪秀全要斩的“妖”是指什么呢？当然不是指神权世界妖魔鬼怪的“妖”，而是指现实生活存在的“妖”。从洪秀全当时的思想水平来看，这个“妖”尚不是指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而是指具体的某些封建统治者，如掌功握科举取士实权的封建官吏。洪秀全“其才学之优俊如此，人皆谓取青紫如拾芥。”（见《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38页。）他对名得失看得很重，亲友又对他寄着很大的希望，视中试之易如拾草芥，结果却连续三次考不中，以个人遭遇而产生不满情绪，这是很自然的。其次，洪秀全附会粗浅涉猎的《劝世良言》，假借“天上至尊的老人”之神威，来发泄对科举、取士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不满，蔑视掌握科举取士实权的封建官吏为“妖”，这应该是反抗思想的表现。因反抗思想不是抽象的，而是往往由某一种不合理的事情形成主客观的强烈矛盾而激发出来的。最后，“秀全之亲属以其病状请教于几位医生，医生开方投药以治之，但均无效。一日，其父发见有一小纸塞在门柱之缝隙中，纸上有朱色字云：‘天王大道君王全’。……自此之后，秀全身体即日渐康健。”（见《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43页。）也可证明这次“异梦”不是一般的病变，而是借“异梦”发泄心头的愤懑。他从此改名洪秀全，后来领导太平天国革命自称“天王”，也是由这次“异梦”第一次提出来的。如果不把这次“异梦”理解为洪秀全反抗思想的初萌，则对以后太平天国革命史如称天王的问题，便无法解释。但是，由于洪秀全这时所理解的“妖”尚不是指整个封建统治阶级，他对清政府还存在某些幻想，加上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冷热病的思想弱点，后来还到广州赴考。所以，这一段时间，只能说是洪秀全反清思想的酝酿时期，还没有与封建科举考试作最后的决裂。
第二阶段：决心进行反清革命，以1843年最后一次应试失败为标志。
1843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结束后一年，洪秀全又到广州考试，与以前几次一样，都是失败告终，他乘船回家，在舟中吟了一首诗：“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洪仁□自述》，见《太平天国》第二册第848页。案洪仁□：误记此诗写于1837年，查1837年秀全应试不售，带病乘轿归里，1843年再试失败，始乘舟回家，洪仁□既说“在舟吟诗云”，则此诗当作于1843年，又诗的内容也与乘舟吟咏相符。）诗中自比为潜伏深渊的蚊龙，要等待时机平定天下。他回到家中，怒火未熄，将家中经书抛弃地上，破唇大叫说：“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罢。”（据洪氏族人洪显初口述。此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第86页。）民间流传的口碑资料，也说洪秀全愤激地说过：“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服，要自己来开科取士。”（《金田起义》，广西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页。）昔年深埋胸中的不满情绪，象点燃了的雷管，终于爆发了，每论时势，无不慷慨激昂。他对洪仁□说：“弟生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清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花（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又说：“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花（华）民之脂膏数百万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太平天国》第二册第570页。）谈到这里，洪秀全“拍案三叹”，决心进行反清革命，于是便创立拜上帝会，（“拜上帝会”的提法不见于太平天国官书，仅见于 《太平大国起义记》，近来有人怀疑洪秀全是否建立过“拜上帝会”组织。我认为当时洪秀全虽没有明确提出建立“拜上帝会”组织，但在1843年开始进行拜上帝活动，并进行吸收成员参加，太平天国运动是在广大拜上帝群众参加下进行的，因此，沿用“拜上帝会”说法也无不可。）捣毁孔子牌位。洪秀全特请著名铁匠“打铁罗”铸了两把数斤重的“斩妖剑”，并作《咏宝剑》诗一首：“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好宄落天罗。东南西北效（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太平天国》第二册第848—849页。）表示进行反清武装起义的决心。可见，1843年是洪秀全革命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果说在第一阶段洪秀全仍没有摆脱对清政府的幻想，那么，现在这种幻想已经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坚决的反清思想。为什么一个沉醉士途的知识分子，这时却走向反抗的道路呢？这除了鸦片战争后社会矛盾的激化外（当在后面论述），还与他的际遇有很大的关系。“县考时，秀全每试必冠其曹，惟从未能得中秀才。”（《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40页。）他屡试不售，并不是他没有才学，而是另有原因的。首先，清朝的科举制度发展到鸦片战争前后，已经十分腐败，弊端百出，它不是考取真才实学的，而是看你是否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是否为所谓“世代书香”的缙绅子花县县考时，知县任考官，……每人须填报姓名及三代，并须得一已有功名之士保证其确为弟。“其在本县籍贯。”（《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39页。）对考生进行查祖宗三代，出身寒微的洪秀全，其祖先又是从嘉应州石坑祭下村（今梅县公社祭岭大队下村）迁来的客族，在封建宗派观念相当严重的花县，这样一个客族普通农民家庭出身的子弟，是很难在科场找到出路的。
其次，自道光末年开始，广州出现一种“围姓”的赌博，据方志记载：“广州赌风俗甚炽，县属（指花县——引者）亦然，其名目曰番摊、曰白鸽票、曰花会、曰围姓……无赖棍徒，借祈年报赛为名，开场聚赌，高搭戏台，男女群聚，往观废时失业，盗贼日炽。”（《重修花县志》卷二，《舆地志·风俗》。）“围姓”即“闱姓”，又称“卜榜花”，利用闱场考试士子中式者的姓氏聚赌，以猜中多少决定输赢。这种“围姓”对科场的取录有很大的影响，“赌厂”为了诈取金钱，巧立各种名目。有时故意提拔差的，出枪手代考，称为“扛鸡”，取扛无力之鸡使之啼鸣之意；有时便专门打击好的，称为“禁蟹”，取蟹虽有十只足，禁缚后便不得伸之意。“禁蟹”之法有三：一是收买考生临场不应试，使猜该姓的赌徒落空；二是收买试场小吏故意把该考生试卷弄污，使之落试；三是收买阅卷幕僚，固意压下试卷。洪秀全后来两次应试，正是这种赌风兴起，即使才通八斗，学富五车，也逃不出“禁蟹”的厄运。洪秀全对这种“围姓”赌博，因亲受其害，所以恨之入骨。在后来的《天条书》第十条“不好起贪心”中，特注明“赌博、买票、围姓，皆是犯天条。”（《太平天国》第一册第80页。）说明洪秀全坚决走上反抗的道路，实与目睹清朝科举制度的腐败有密切关系。闱场公然变赌场，世俗败坏无以复加，因而决心与封建科举制度作最后决裂。
第三阶段：1845年—1851年为确立农民革命理论和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时期。
拜上帝会成立后，冯云山、洪仁□等首先洗礼入教。1844年春，洪秀全、冯云山沿西江而上，到广西贵县赐谷村传教，领导群众声讨六乌神。洪秀全题诗痛斥道：“举笔题诗斥六窠（乌），该诛该灭两妖魔，……一朝霹雳遭雷打，天不容时可奈何”！（《太平天国》集二册集849页。）这是洪秀全公开反对偶象迷信的第一个行动，向封建神权进行勇敢的挑战。10月，洪秀全回广东，1845至1846年，在家里写了《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改邪归正》诸文章。1847年3月，洪秀全至广州东石角礼拜堂罗孝全处学习基督教，在那里第一次读到《旧遗诏书》和《新遗诏书》，即《旧约》、《新约》圣经，回去后又写出《原道觉世训》。除了《百正歌》、《改邪归正》二篇外，过去史学界流行一种说法，认为“三原”提出了政治、经济、民族平等思想，奠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论基础。这种对洪秀全的“三原”作过高的评价，当然不可能对洪秀全思想作出正确的结论。但是，近年来有人认为这三篇文章都是“宗教宣传作品”，“它们都没有任何的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思想。”（王庆成：《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下）》，《历史研究》1979年第九期。）这点我也不敢苟同，因三篇文章所反映的宗教色彩和社会政治思想，是有程度的不同的，我们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原道救世歌》受《劝世良言》影响最深，宗教色彩浓，但也提出反对“君王私自专”和反对吸食鸦片，指出“炼食洋烟最颠狂”。至于《原道醒世训》一文，则除了终篇诗提及上帝外，正文都是论述社会政治问题，它指出：“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太平天国》第一册第92页。）这是对封建等级制度进行有力的抨击。而写得较晚的《原道觉世训》，则借神妖的对立，曲折地反映了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对立，它指出：“阎罗妖乃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妹姊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太平天国》第一册第93页。）我们知道，“阎罗妖”在太平天国文献中，乃是清朝反动统治阶级的贬语。如《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说：“蛇魔、阎罗妖，邪鬼也。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太平天国》第一册第162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在阎罗妖三字加上一个黑方框（只有死人的名字才加黑方框），含有判处“阎罗妖”死刑之意。洪秀全是怀着满腔仇恨写此文的，它无愧为一篇披着宗教外衣的反清檄文。因此，这三篇文章可视为农民革命理论的确立，尽管它不是建立在正确的、科学的基础上，但只要滤去宗教色彩，其反清思想是很清楚的。
洪秀全在完成了这三篇文章之后，于1847年7月再次入桂，8月底在广西武宣东乡九仙庙壁上题诗，有“朕在高天作天王”之句，俨然以“天王”自居了。同年10月，洪秀全与冯云山等到象州捣毁甘王庙，又以“真命天子”自居，令人将甘王菩萨的“眼挖出，须割去，帽踏烂·隆（龙）袍扯碎，身放倒，手放断”，并题诗痛斥。（《太平大国》第二册第648—649页。）这一行动，实以反封建偶象迷信揭开了拜上帝会斗争的序幕。神的斗争乃是人的斗争的反映，它必然还原为人的斗争。因此，这种宗教斗争立即转变为政治斗争。地主阶级的代表王作新出面干涉，冯云山于1848年1月17日被捕入狱。4月初，洪秀全回广东设法营救。在拜上帝会众的积极营救下，冯云山于10月出狱，11月赶到广东花县，与洪秀全共商起义大计。1849年夏，洪、冯再次入桂，“早已预定计划，准备应付方略，只候适当时机方举义耳。”（《太平天国》集六册第869页。据明朝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八云：“《清暇录》载：黄巢下第，有《菊花诗》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尝闻我太祖（指朱元璋——陈）亦有《咏菊花诗》：‘百花发，我不发；我若发，都该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据此，则“明主敲诗曾咏菊”句当指朱元璋《咏菊花诗》。）洪秀全写了一首诗以明志。诗云：“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太平天国》集六册第869页。据明朝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八云：“《清暇录》载：黄巢下第，有《菊花诗》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尝闻我太祖（指朱元璋——陈）亦有《咏菊花诗》：‘百花发，我不发；我若发，都该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据此，则“明主敲诗曾咏菊”句当指朱元璋《咏菊花诗》。）他以刘邦、朱元璋自许，积极进行起义准备，诏于在1851年1月11日发动著名的金田起义。
为什么洪秀全在1845——1851年确立农民革命理论并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呢？恩格斯指出：“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马恩全集》第八卷第5—6页。）鸦片战争后，由于国外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战后巨额的赔款，直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加速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萎缩；洋货的倾销，严重打击中国手工业；五口商埠的开放引起商道的大转移，又把南方数省成百万劳动人民推向失业的深渊。这一切都激化了中国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到了1845至1851年间，全国革命形势经过长期的酝酿而走向成熟。列宁曾指出革命形势的成熟有三个标志：第一，“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第二，“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第三，“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去进行独立的历史性的发动。”（《列宁全集》第二十 卷第189—190页。）鸦片战争后到金田起义前革命形势的发展，证明这三个标志已完全具备。鸦片战争的失败，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封建主义象一具木乃伊，一与外界接触便腐烂。既然清政府对外不能履行抵抗资本主义侵略的国家职能，对内无力克服政治腐败的趋势，说明它已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此其一。战后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使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尖锐，形成无法挽救的社会危机，此其二。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当时农民暴动遍及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841年到1850年的十年间，全国各地人民起义多达一百一十多次。这说明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不断进行独立的历史性的发动。洪秀全的确立农民革命理论和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正是以当时的“社会要求为其背景”的。
综上所述，可见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是酝酿于鸦片战争前夕，形成于鸦片战争后第一年，后来在斗争中逐步得到发展和丰富，终于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农民革命理论。马克思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恩全集》第十五卷第8页。）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的形成，是由鸦片战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至于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的渊源，容在另文论述。
（文章来源：《广州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