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清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筹建中国近代海军，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组织者之一的李鸿章，为近代海军的诞生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一、创设近代海军思想的萌发
1870年10月下旬，在奕推荐之下，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要职。旋即，他上书清廷提出：“选将练兵筹备海防一节，尤为目今要务”（《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十七，《裁并通商大臣酌议应办事宜折》。）。1874年12月，他又以丁日昌提出的关于建设近代海军的“三洋方针”为基础，全面、系统地规划了一个以组建近代海军为核心，强化海疆防御的方案——《筹议海防折》。李鸿章这一思想和行动的产生，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
就其客观原因来看，首先是清统治者自遭受二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以后，终于意识到长期处于有海无防局面的封建帝国大厦，已陷入“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若忘其害而不设备，则贻子孙之忧”（《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的险境。于是，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一场探求治国御敌良策的大讨论。结论是：审时度势，只有国威振兴，“才使外夷”顺则可以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二。）至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的根本途径，“在乎自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自强之术，“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由此，以强化中国军队对内对外职能的自强运动得以迅速掀起。鉴于外夷“惟恃船坚炮利以横行海外”的严酷现实，迫使清统治者接受林、魏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向西方学习，“穷其取胜之术”（《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为这场自强运动增添了新的活力。这一事态的出现，导致清王朝长期忽视军队对外职能、缺乏国防战略的传统军事思想发生了变化；而山林、魏开始，经过许多杰出人物加以充实发展的近代军事思想，终于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重新获得了一线生机。
正当清统治者苦心研讨如何挽救日益衰败的封建王朝时，赫德和威妥玛先后向清廷递呈了《局外旁观论》及《新议略论》。就其“二论”内容的实质而言，表明了西方列强在新的形势下，采取一种新的侵华策略方针。这就是：一面用威胁的口气强令清政府必须信守与西方各国订立的所有条约，以便兑现它们在中国取得的种种特权；一面又装出一付“无事不助，无时不合”的友善姿态，协助政府从闭关走出来，引进西方的科技，清除内政方面的各种弊端，以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加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确保中国不至虚弱到无力实施不平等条约的地步。
西方殖民者侵华策略方针的变更，促使清政府加快了筹建近代海军的步伐。清廷以极为惊恐的心情对沿江、沿海的督抚大臣说：西方列强“以地方多故，不能保护洋商”为理由，要政府“借法自强”，“缓不济急”，故“尤恐将来以护洋商为词，即由通商口岸”挑起新的武装侵略。（《洋务运动》（一），第15页。）为此，朝廷急切地要求沿海督抚拿出一个既能预防各国“不致生疑”，又可确保海疆安全的强国御敌方案。（《洋务运动》（一），第16页。）就其主观原因来看，李鸿章是一个“资夷力以助剿济运”而崭露头角，成为新权贵的汉族地方实力派人物，并以这种身份进入清廷高层领导集团。所以，他不仅对当时国内外形势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而且对洋枪洋炮的作用，更是有着亲身的体验。李鸿章在“彼之所长己之所短”（《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尚未探讨明白之前，决不采取“欲呈意气于孤注之掷”（《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的思想指导下，曾对国情作了具体分析：“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值此时局，“似觉防无可防矣”（《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洋人“论势不论理”（《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而朝廷上谕，既要“设法自强”，又要避免各国“不致生疑”；政府内部一些“询以自强何术？御海何能”（《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则概然不知的清议派，一味地“争言驱逐”外夷（《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但又极力反对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创建近代海军；清军的现状仍处于“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的局面。（《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三十五。）此外，对于西方列强所推行的新的侵华策略方针，李鸿章凭藉创办近代军事工业而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指出，只要政府采取正确的策略，海防的强固活动是可以推进的。据此，李鸿章产生了一个以建设一支近代海军为主要内容，全面强化海疆防御的设想。
1871年5月，日本派兵侵略我国的台湾。一向轻视这个东邻小国的清统治集团无不为之震惊。李鸿章趁此时机向朝廷提出：“古无久而不敝之法，惟在办之人同心协力，后先相继”，“推悟新意”，（《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故而，理应摒除“拘泥苟且”（《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三十五。），破除传统，变更“祖宗之成法”（《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三十五），依据中国的国情，实施“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的治国御敌策略总方针，并在此前提下全面整顿海防。随之，他向清廷递呈了《筹议海防折》。在奕、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的积极推动下，朝廷最终决定创建近代海军。从此，在中国近代史上开始了持续二十年之久的建设海军活动。
二、中国必须创建一支积极防御型的强大海军
要不要建立近代海军问题虽已解决，但在中国究竟要建立怎样一支海军，朝廷内部却众说纷纭。身为组建近代海军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李鸿章认为，确保一国海防安全的最好办法是建立一支能“守住敌国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的强大海军（《清末海军史料》，第107页）；由于中国的国力、财力不足，整个社会处于“华夷混一”的局面，海岸线又漫长，一时无法建立起这样一支海军。故而，他按照新的治国御敌策略总方针和丁日昌建议的关于建设近代海军的“三洋方针”，为即将筹组的海军确立了一个建军原则——从创建一支防守型海军开始，逐渐向获取主海权为出发点的积极防御型海军过渡，直至最终建成。此后，李鸿章正是按这个原则，把建设海军的全过程分成二个阶段，逐次推进。第一阶段，1874年至1884年，目标是建设一支防御型海军。在此期间，李鸿章先后从英国购买了八艘蚊子船。这种炮船完全是属于防御型的。正如李鸿章所说：“该船巨炮实足以制铁甲，守护海口最为得力”＠20，确能起到“防守海岸”的作用。随后他建议在“广东、台湾海口至少须各有二只，浙江宁波山东烟台海口至少须各有一只，平时与南北洋现有蚊船互调合操，有事则各防各口，藉杜窥伺”21■。在李鸿章精心组织、严格督办之下，经过十年努力，一支以蚊船为核心的防守型海军初具规模。该军种分别由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舰队所组成。其中北洋舰队的实力最强，它拥有船舰十三艘，大部分舰只购自外国。
第二阶段，自中法战争结束起，至中日战争爆发前夕。在此期间，海军建设进入由防守型向积极防御型转化的新阶段。对于已建立起来的三支舰队处于“只可巡守各口，不能转战大洋” 22的现状，李鸿章是极不满意的。他认为，应尽快使海军建设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早在1879年10月，他向清廷陈奏时说：筹办海防之初，“其时海口一无豫备，赤地新立，只能择要为之”，而今已是“水陆相依，稍壮声势”23■。接着，他又从“军事未有不能战而能守”24■的角度对当时西洋舰队的实力作了全面剖折，指出：其兵船能在大洋中发起攻战者约有三种——铁甲船、快船、水雷船。＠25其中铁甲船是十九世纪世界海军战舰中威力最强的一种重型舰；快船在海战中，依其“行驶快速”，“既载大炮又能冲锋”特点，可起到“追击敌船而为敌船所不及”，并具备保护铁甲舰不受敌船攻击的性能；水雷船吃水虽浅，但它具有可“带在船上，或隐于大船后”的特长，在海战中，宜于发挥其向敌船发起“冲击”的功能。据此，李鸿章的最后结论是：“非购置铁甲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26■。1880年李鸿章再次奏请朝廷准予购此舰，并说：“有铁甲而各船运用皆灵，无铁甲则各船仅能守口，未足以立海战也”27■。在取得朝廷允准的前提下，李鸿章立即委托驻德大使李凤苞向德国订造了二艘铁甲舰。考虑到“铁甲舰来华，必有精利快船辅佐巡洋，或作先锋，或作后应，以厚集声势”28■，李鸿章于1883年向德国续订了一艘穹面钢甲快船。这三艘船舰虽因中法战争的爆发未能及时运到，但清政府却通过这次战争认识到，“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应援，何至处处牵制？”29■1885年5月，朝廷降旨：“现在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弛”，“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30。李鸿章趁机向清廷提出了一个由防守型向积极防御型过渡的海军发展方案。其要点如下：
鉴于中国七省洋面长达万里，“南须兼顾台湾孤岛，北须巡护朝鲜属邦”，故“非有四枝得力水师，万不敷用。北洋合直、东、奉为一枝，南洋苏、浙合为一枝，闽台合为一枝，广东自为一枝”。每枝舰队的兵船配备：“铁甲船两艘、快船四艘，捷报舸两艘、鱼雷艇二十只，运兵船两只”，在此基础上，再“徐图充拓”。各类船舰的标准，“铁甲船当如定远、镇远之式，快船当如济远式，捷报舸则采取英法新式，以每小时能行十八海里者为尚，鱼雷艇须长百尺，每小时能行二十海里者为尚”。这四枝舰队“择南北沿海形胜之地，分驻练泊。”31■
这个方案充分体现了李鸿章决心建立一支积极防御型的强大海军，获取北起朝鲜南至台湾绵延万里的海上主海权，力争同来犯之敌“决胜海上”，确保国家海疆安宁的思想。
令人扼腕兴叹的是，这个方案未被清政府全盘采纳。
1885年9月，朝廷下达懿旨：“统筹全局，拟请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支，以为之倡，此外分年次第兴办”32■。李鸿章只得把北洋海军建成一支具有积极防御型的舰队。在李鸿章奋力操办之下，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该军拥有铁甲舰二艘、钢甲快船一艘、新式快船六艘，合之原有的蚊船、鱼雷艇共有大小船舰二十五艘。这支舰队“入可以驻守辽勃，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口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33■。然而，李鸿章认为，北洋海军中战舰犹嫌甚少，运船太单，测量、探信各船皆未备，“似尚未足云成军”34■。他建议朝廷待国家财力稍充，再添若干船舰，合之原有者，共得“战舰十六艘，鱼雷艇十二艘，守船六艘，练运等船八艘”，形成一支“战、守、练、运”四个层次的积极防御型海军舰队。＠35可是，从1888年起直至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海军“未添一船”＠36。清廷却将有限的筹建海军费用挪去，为慈禧修筑御花园——颐和园。对此现状，李鸿章深表忧虑，于1894年4月，告诫朝廷：如若再不增强北洋海军的实力，“窃虑后难为继”37■。朝廷依然置若罔闻。
尽管如此，中国这支年轻的近代海军已具备在大洋中作战的能力，也能在较为广阔的海域中游弋，北至朝鲜海域，“南行，远至英、荷属地新加坡、麻六甲、槟榔屿各埠”38■。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世界海军实力比较中，中国海军占第九位，居亚洲首位。中日战争爆发时，我海军实力与日海军相较仍占优势。
三、改革旧制，制定建设近代海军的新方略
组建一支强大的近代海军，没有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建军措施是决不能成功的。所以，李鸿章依据其建军原则，制定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建军方略。
第一，筹集充裕的资金，为创建近代海军打下坚实的基础。李鸿章深知国家“财用极绌”，故自他肩负起筹建海军重任之后，始终把筹饷一事置之首位。1874年，他在给朝廷的《筹议海防折》中，预测购船、练兵、简器三项，每年至少需银“一千余万两”。要筹集如此巨大的军费，确是一件十分棘手之事。因此，李鸿章建议清廷：一面“专提部存及各海关四成洋税”，“为目前开办之需”（《洋务运动》（一），第49页。）；一面开设厂矿，既可解决“船械制造所用煤铁”，又能为国家积累财富，“养船、练兵之费”也有可靠的来源。（《洋务运动》（一），第51页。）朝廷同意从洋税、厘金两项中，提取四百万两作为海防饷款，至于开采煤铁一事，只准“先在磁州、台湾试办”（《洋务运动》（一），第154页。）。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省未能认真执行。虽经李鸿章屡次摧逼，各省关“报解仍属寥寥”42■。为此，李鸿章只得采取二项紧急措施：其一，奏准部议将“直隶海防捐输银两拨归北洋收用，藉资周转”；其二，从“淮军饷内协拨造子薪粮，添购机器价，又饬电报官局招徕商报收取信资，又扣收员弁人等薪费平余”43■，北洋海军的建设“始免贻误”44■。
第二，采取购买与自造相结合的方针，置办海军船炮，使海军建设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从国内船厂的造船能力来看，福建船厂最强，上海船厂次之；与西方相较，相差甚远。国内所造的最大轮船，仅“与外国大兵轮相等”，其余各船只“与外国小兵船根拨轮相等。”（《清末海军史料》，第107页。）船的造价极高，“倍于外洋购船之价。”（《清末海军史料》，第107页。）为了便于及早成军，节省军费开支，李鸿章决定向“外国定造”船舰。（《清末海军史料》，第108页。）与此同时，他又提出，“中国船厂仍量加开拓”（《清末海军史料》，第108页。），实行“少造而船必求精”（《洋务运动》（二），第423页。）以及“以备修船”（《清末海军史料》，第108页。）的方针，继续发展本国造船事业，使海军装备逐步趋于国产化。1880年，李鸿章指令福建船厂“停造寻常木船，专造快船”，与将来购进的“铁甲船相辅并行”（《洋务运动》（二），第442页。）。1889年，闽厂自制新式双机钢甲兵船正式完工下水后，丁汝昌亲往验收，基本合格，但尚有不足之处。李鸿章获悉后，不但不予责备，还加以赞扬，说：“初次试造钢甲兵舰有此规模，已属难得；若遽绳以万全无弊，是阻其要好之心，人才何由奋兴，制造何由精进？”（《洋务运动》（三），第138页。）继而，他勉励闽厂“从此精愈求精，当能进而益上”（《洋务运动》（三），第139页。）。
第三，高度重视培养、选拔海军所需人才，是近代海军得以建成的重要环节。随着海军创建工作的全面展开，各类人才奇缺的矛盾甚为突出。国内的现状是，水师官兵中“求练达兵略精通洋法者恒不数觏”（《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培养海军人才的学校，只有福州船政学堂一所，每年毕业的“优等学生已不敷用”（《洋务运动》（三），第215页。）。船舰可以“随时购造，将材非可仓猝而得”（《洋务运动》（三），第215页。）。若从学生开始培养，“非十年不能成就”，再经去粗存精的筛选，“所得不过十之五耳”（《洋务运动》（三），第245页。）。所以，李鸿章提出：“水师为海防急务，人才为水师根本。”（《清末海军史料》，第395页。）而“学生又为人才之所自出”（《清末海军史料》，第395页。），因此，“中国欲振兴海军”（《洋务运动》（三），第245页。），必须把培养、选拔海军所需人才作“为先务”（《洋务运动》（三），第245页。）。进而，他又指出，“华人聪明才力，本无不逮西人之处”，造成当今人才匮乏局面的根源，在于政府一贯推行的“舍章句弓马末由进身”的文武取士制度。“以章句弓马施以洋务，隔膜太甚”，势必导致“用非所学”，则“人才何由出？”（《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筹议海防折》。）西洋各国“武官无不由学堂出身”，在学堂里“学其理”，在船舰上“习其事”（《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筹议海防折》。）。据此，李鸿章吁请朝廷：在借鉴西洋各国培养人才途径的基础上，对现有取士制度的内容和形式“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在各海防省份“设立洋学局”（《洋务运动》（二），第568页。），制定“登进之阶，令学成者与正途并重”（《洋务运动》（二），第569页。）。经李鸿章等人多方奔走、活动，始得朝廷允准。自1872年起，清政府先后分别向美、法、英、德等国派遣留学生；在国内的福建、广东、天津、刘公岛、南京等地扩建、新建各类海军学校。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时，已拥有一批掌握指挥、管理及各种近代科技本领的海军新型人才。
第四、坚持“权不外假；用洋人而不为洋人所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十。）的原则，确保这支近代海军真正成为保卫我国海疆的强大支柱。早在1862年，以奕为首的部分中央政府官员，出于近则“剿发逆”，远则“洋人不能据为独得之奇，而破浪乘风可以纵横海上，亦自强之一道”（《洋务运动》（二），第213页。）的目的，又得英人赫德、卜鲁斯的怂勇，促成清政府决定组建一支近代海军，并授权赫德办理向英国订购船炮。赫德将此事委托给正在英国养病的李泰国负责处理。李泰国俨然以一个中国总督的身份，擅自决定建立了一支由阿思本控制并指挥的“阿思本舰队”，直驶中国，“强迫中国接受这支舰队”（何天爵《中国的海陆军》，张应深译。）。后因遭到清政府的坚决拒绝，这支舰队终于流产。这次事件给李鸿章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为了粉碎西方列强以协助我国创建海军为名，达到攫取海军大权的罪恶阴谋，他在开始筹组近代海军时，提出了上述原则，并在整个建军过程中，同列强展开了激烈而又巧妙的斗争。1874年，日本兵扰台湾之后，英、德两国敦促清政府购买船炮，建立海军，且竞相推荐海军顾问及教官。究其原因，“这两国都期待用这种方式得到对中国政策有一个更大的影响。和作为军火买卖的主要竞争者——获得军舰和大炮等等的订货”（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149页——150页。）。威妥玛在致函英国外交部时，直言不讳地说：清政府进行的“军事改革，只能交由一个外国来担任”，“如果这个外国不是我们，那么我们的利益就要受到极大的损害”（季南《1880——1885年英国在华的外交》，第215页。）。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赫德利用清廷对他信任的有利条件，于1879年向总理衙门递呈了一份《试办海防章程》，建议设立一个由他负责的总海防司署机构，全权处理南北海防及筹练新式海军。李鸿章得悉此事后，经反复思虑，致函总理衙门说：赫德所拟章程“尚须斟酌改定，以免太阿倒恃之患”（《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十，第5页。）。同时，他又献上其幕僚薛福成所定之计，挫败赫德的罪恶企图。总理衙门依计而行，“赫德果不愿行，遂罢此议”（《庸庵文编》卷二，第31页。）。为了将“中国海军保持在英国人手中”（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180页。），赫德又向李鸿章提出，海军的教官应全部聘用英国军官，让琅威理任北洋海军的总教习（季南《1880——1885年英国在华的外交》，第215页。）。李鸿章深知赫德的险恶用心，采用英，德并用的办法，先后为北洋海军聘请了六任教习。赫德贼心不死，当琅威理出任总教习后，赫德要求李鸿章授予琅威理“调派弁勇之权”（《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十，第8页。），李鸿章予以婉言拒绝，说：“既倚为前事之师，自应略予通融”（《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十，第8页。）。正是由于李鸿章运用了巧妙而又灵活的斗争方式，迫使西方列强对中国海军的“支配权最多只及于船舶运用术及炮术而已，至于行政则由中国人掌握最高权”（《洋务运动》（八），第411页。），从而使列强企图控制我国海军的罪恶目的终未得逞。
四、余论
李鸿章在筹建新式海军方面，确实是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但是，一支刚成长起来又居亚洲首位的海军，在甲午海战中竟落个全军覆灭的下场，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究其原因，我认为李鸿章本人对这支海军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
李鸿章作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促使他敢于冲破传统军事思想及体制，进行大胆革新，创立新军种。可他又是一个作为代表淮系军事集团利益的首领，进入中央政府并逐渐成为左右朝政的重臣。这就使他得出一条没有兵权就没有一切的经验，即“兵乃立国之要端，欲舍此别图其大者、远者，亦断不得一行其志”（《李文忠公全书》（明僚函稿），《复郭筠仙星使》。）。此外，李鸿章是一位汉族地方实力派人物。他积极扩充海军。必然招致满族贵族的忌刻。慈禧虽支持李鸿章等人创设海军，但又袒护、纵容旧势力攻击李鸿章等洋务派成员，即所谓“以清议维持大局”（《盛世危言》卷十，《铁路篇》。）。慈禧还利用汉族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内部矛盾，搞权力平衡。致使海军建设工作始终处在上有深恐大权旁落的专制朝廷的压力，下有盘根错节的封建守旧势力牵制的逆境之中。对此现状，李鸿章十分感慨地说：“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一心并力”，可“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二。）。据此，李鸿章为了自己和淮系集团的利益，利用朝廷授于创建海军的大权，抓住北洋海军，把它培植为淮系势力的一大支柱。如，在添购船炮、武器装备、军饷等方面，北洋舰队处处占据优先地位；舰队的统帅等高级将领大都选自淮系集团人员担任。1885年，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奏称：“水师者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也”（《洋务运动》（三），第18页。）。此言虽出于黄体芳对李鸿章的人身攻击，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李鸿章控制海军的状况。由此给这支年轻的海军带来了二个严重的恶果：
第一，原淮军中的腐朽习气不可避免地漫入海军，侵蚀着这个新式军种。《北洋海军章程》明文规定：“总兵以下各官兵，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事实上，“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台《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文献·列强侵略》第一编第四册，第322页。）；每逢北洋封冻，海军巡南洋时，“淫赌于香港、上海”（台《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文献·列强侵略》第一编第四册，第322页。）。尽管《北洋海军章程》专设有《军规》一章以正军风，但实际上近乎一纸空文。军队已形成一种“下属不敢发上司之非，上司亦能隐下属之过”的不良风气。（《甲午中日战争·盛档选辑之三》下册，第399页。）第二，北洋海军是按照李鸿章本人所提出的适应于大洋征战的战略思想建立起来的一支舰队。但在甲午海战中，他却为了保存实力而背离原有的战略思想，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扼杀了这支舰队应有的机动力和攻击力。对此，日本防卫研究战史部教官森松俊夫尖锐地指出：中国方面制定的“不是一个积极的战略，因为尽管中国有优势的海军，但在运用上却并不准备夺取黄海乃至日本近海的制海权”（森松俊夫《日本大本营》，第51页。），其结果只能是失败。
纵观近代海军产生的全过程，无论从组建海军思想的萌发到方案的制定，还是从方案的实施到海军的正式成军，每个关键的环节都贯穿着李鸿章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正是这一军种的创建，促使中国军队近代化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此，李鸿章在开拓近代海军事业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应该引起重视，给予恰当的评价。
（文章来源：《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