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林则徐一样，魏源是我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中最优秀的代表人物。以鸦片战争为界，魏源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鸦片战争之前，对于社会经济，魏源有很切实的改革主张。在对内经济措施上，魏源主张以“除弊”为主，致力于改善对漕运、盐政、水利各项事业的管理，既要保证国家收入，又要有利民需。在鸦片战争之后，魏源转向“兴利”，向西方资本主义寻求可资借鉴的事物，更多地反映了时代的动向。在对外商贸方面，魏源继承了林则徐的鼓励私人开采矿产，商办矿业，实行海运，武装护航，鼓励正当对外贸易，自铸银币等开放主张，同时也将这些思想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具体来讲，在经济方面，魏源有两个重要观点。
1．缓本急标论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是在以鸦片战争为契机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开始转变之际逐渐产生、发展和形成起来的。生于这个时代，魏源的经济思想正是这一时代大变革的开端在经济思想这一意识形态领域最初的反映，魏源以传统的经济思想范畴为载体对之赋予新的解释并加以修正，为他的经济变革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和“末”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对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态度问题。“重本抑末”思想是自然经济形态的反映，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来一直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到了近代初期，中国传统社会的顽固派仍然敌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墨守“重本抑末”的教条，而改革派虽然也同样视农业为“本”并主张“重本”，但是，时代的变化却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主张或并不强调“抑末”。
在“本”和“末”问题上，魏源基本上也是按照传统观点，把农业所生产的自然形态财富（“食”）看作“本富”，而把货币形态财富（“货”）称为“末富”。直到1852年最后增订《海国图志》时，尽管魏源对西方国家工商业发达的情况已有了相当了解，但他竟然把美国和秘鲁作为“重本”主张的佐证。他说：“美利坚产谷棉而以富称，孛鲁诸国产金银而以贫闻。金玉非宝，稼穑为宝，古训昭然，荒裔其能或异哉！”[1] “重本”思想在魏源的具体经济改革主张中的表现是，他特别强调“阜食源”，即增加粮食生产，主要办法就是兴屯垦。他主张把东南沿海的一些“封禁山”尽量开放，“许民屯垦”，尤其主张把靠国家赡养过着寄生生活的大量旗民，遣送到内蒙、东北去进行屯垦。
但是，魏源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本”和“末”的关系上具有新的观点，乃至对“重本抑末”论进行了重要的修正。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重视“本富”，维护“末富”。在鸦片战争之前，魏源已把“富民”分为“有田之富民”（地主）和“无田之富民”（商人），他主张对两者都要加以保护。尽管他在坚持“重本”的一面时很重视“有田之富民”，认为他们是国家财力的主要基础，国家政策必须保护而不能损害他们的利益，以使他们“敢顾家业”，但是，魏源“重本”而不“抑末”。他极力论证富民对社会的重要性，认为上“足君”而下“养民”，全要依靠富民的力量。他说：“富民一方之元气，公家有大征伐，大兵燹，大饥馑，皆仰给焉。”[2]富民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国家的政策，当然就应该以保护、培植富民的力量为主要出发点；损害了富民的利益，就必然会破坏国家本身的基础。因此，他一再宣称：“土无富户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3]。
赋税是国家运转的依托，当然也是大地主当权势力进行掠夺的基本手段，所有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代表人物都反对过重的赋税。魏源为反对重赋，提出了一个征税原则：国家赋税只能征收富民的一部分收入，而不应该侵害他们的财富根本。他说：“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尽不止。”[4]魏源指责当时统治者的赋税，正是这种“剪韭”式的掠夺；结果破坏了纳税人的财富，也就破坏了国家自身的基础。
在“富民”之中，魏源更重视“有田富民”即地主的利益。他对“有田富民”所受的国家赋税徭役的损害，特别感到痛心疾首。
魏源对“有田富民”这种感情，清楚地表明了他的中小地主阶级立场。当然，这丝毫不表明他对“无田富民”的嫉视，倒是他感到“无田富民”在积累和保持个人财富方面比“有田富民”更为有利，因而实际上流露出了一种“有田富民”兼营商业的朦胧的资本主义倾向。
第二，在漕运问题上，魏源和包世臣等人提出了海运南漕的改革办法，即雇用航行于上海至东北沿海的商船，把由江浙等省征集来的粮米改由海道运往天津，以节省运费，减少损耗，保证京城粮食供应，并减轻江南地区的负担。而且魏源比包世臣更敢于公开地维护商人的利益。在海运问题上，魏源一反传统的“抑末”观点，直言不讳地把海商的利益同国计、民生联系起来。他说：“海运之事其所利者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5]并且充分地肯定海运的优越性：“其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6]魏源认为依靠海商运送漕粮符合天时、地利、人事发展的自然趋势，官运漕粮已势不可行，因此宣称：“官告竭，非商不为功也。”[7]这个观点在当时还是非常大胆的。
第三，在盐政问题上，魏源提出以票盐代替纲盐。道光十年（1830），刚刚升任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的陶澍看到两淮盐务败坏，决心对“疲敝之极”的淮盐进行改革。他上书朝廷，奏请改变两淮盐法。道光帝批准了这一请求。于是，陶澍立即把魏源召入幕府，共同策划两淮盐务改革。盐务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主要是私盐问题，即贩运私盐的人越来越多，妨碍了官盐的销路。所以有许多人都强调要大力“缉私”，即捉拿贩运私盐的人，以杜绝私盐的产生。魏源和他们的意见相反，他认为，盐务中的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就要改革。只有改革旧的盐法，才能裁减不必要的开支，只有裁减开支，才能降低食盐成本，使盐价低廉；官盐价格低廉，私盐自然不能畅销，私盐商贩不必缉拿自会绝迹，盐务问题自然迎刃而解。陶澍完全赞同魏源的观点，于是，由魏源执笔，拟定改革盐法15条。
经过清政府批准，两淮盐务改革正式开始。淮南的盐价因裁减浮费而有所降低，同时又增加了盐斤的数量，使淮南盐业大有改进。不过，魏源更想拿海州做试验，彻底改革现有盐法，即用票盐制代替引盐制。与引盐比较，票盐有许多优点。首先，引商购引盐，有专卖区域，别人不得侵犯，引证可以继承，称为引窝。没有纳税的盐如果侵入引商专卖区域，叫做私盐。甲地引商侵入乙地专卖地区的叫做占销，私盐与占销都要治罪。而票盐则任何人都可以购买票证，运盐完毕，票证作废，改变了引商垄断盐利的弊病。其次，票盐贩运手续简便，清除了盐务中的许多陋规。正如魏源所说：“票盐，即刘晏收税之法。其要在于以民贩之易简，变纲商（引商）之繁重。”“（票盐）只问盐课之有无，不问商贾之南北。” 因此，魏源直截了当地指出其“革弊”的优点是：“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8]这就是说，不管什么地方的人，只要购买票证，缴纳盐课，就可以贩盐。办法简易，盐课较轻，官吏贪污也减少了。魏源由此论证了藉民营商业活动改革盐政优于封建官僚机构和封建垄断商业经营。
总的来说，魏源修正了“重本抑末”论，提出“缓本急标”论。他认为：“语金生粟死，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9]这为魏源重视工商业和商品货币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魏源能够踏着时代的节拍前进，“缓本急标”论的提出，使他超越了龚自珍“食固第一，货即第二”和包世臣“本末皆富”的关于“本”、“末”关系的理论，从而使他成为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成为尔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工商为国本”以至“定为工国”的理论先驱，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最初奠基者。尽管魏源在这里还没有冲破传统经济观念关于“本”、“末”区分的藩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缓本急标”论是从地主阶级改革派经济思想过渡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津梁。
2．师夷制夷论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具体内容，从仿造火器、战舰到在民间设厂造船甚至于仰慕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这种“师夷”思想的性质是什么，对它应做如何评价？在这一问题上，近年来，学术界普遍认为《海国图志》50卷本对于如何师夷是相当模糊的，60卷本大大增加了对西方技术的介绍篇幅，从思想上倡导师夷进展到实际介绍传播西方先进技术，资产阶级思想倾向明显起来，到100卷本，魏源不仅重工商业，还由经济扩展到政治，更多地羡慕西方民主政体，表现了其资产阶级思想倾向。在100卷本的《海国图志》里面，魏源已经开始注意到西方国家的工商业，他所主张向西方学习，不止于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而且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因此，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和兴办新式工业，使中国实现富国强兵以立于世界先进国家之林，是魏源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地说，魏源是将学习西方的“长技”扩展到经济方面的第一个人。为解决鸦片输入导致的清政府财政银贵钱贱的恐慌局面，林则徐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自铸银币，建立本国银本位货币制度的主张，并拟订了具体的实行办法。为敷衍顽固势力，林则徐声称是“推广制钱之式……并非仿洋钱而为之”。[10]而魏源在提出采金更币的革新主张时，却明确声明要“仿铸西洋之银钱”[11]，“仿番制而抑番饼”[12]，其货币改革思想鲜明地凸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价值取向。
在商业贸易方面，魏源在林则徐的基础上，认为对外贸易是可资以“师夷”的重要途径之一，主张进行“自修自强”的对外贸易。[13]在魏源眼里，开放对外贸易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不但有利于国计民生，还能增强国防力量，改善中外关系。因此，他坚决地提出了“激变绝不由缴烟，而由于停贸易”的观点。[14]在深入分析为何不能停止正当外贸的原因的基础上，魏源发展了林则徐的“通夷”思想，基于西方列强“兵贾相资”的理念，提出了开关通商、“以货易货”等更为具体丰富的外贸思想。如“西洋贸易，不但航海，即其在本国水陆运载亦力求易简轻便之术。一曰运渠，一曰铁路”。“但求一劳永逸，不为惜费苟安”等等，“皆中国所无，亦中国所当法。”[15]这样，首次把学习西方国家先进贸易经验的问题提到了国人的面前。魏源向国人介绍英国“不止贸易一国一地，乃与天下万国通商”的特点，及“其广推贸易之法”，有轮船、火车等，还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货运中的保险问题，及银行方面的知识，并指出：“列国中惟英国银局最信，各国之商俱寄资取焉。”[16]涉及到了银行商誉及跨国银行的问题。再如商业保险问题，魏源也有相当全面的认识，他说：“惟担保会，则中国无之，其会有三，一曰船担保……二曰宅担保……三曰命担保。”[17]银行和保险业都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林则徐曾提到合伙经营的方式，魏源则介绍了作为商业活动实体的公司的来龙去脉及一般公司的运作特征。如“公司者，数十商辏资营运，出则通力合作，归则计本均分，其局大而联”，“惟英吉利公司商船最盛”，“其用兵饷费出于公司各港所征税，公司得收三十年，期满始归国王”[18]。公司制是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魏源首次把资本主义公司组织介绍过来，显示了他思想中近代化的因素。
魏源也非常注重贸易差额的分析研究，并将之引进到科学的领域，开始用差额理论来分析国际贸易。在《海国图志》中，他一再谈到“补货价”的问题，在以货易货中，如出现差额，就要以银补货价等。另外，魏源还将林则徐朦胧的鼓励华商出洋经商的思想发扬光大，魏源曾说：“东不足者西有余。以其所有易所无，气运贸迁，乌见失诸此者，不可偿诸彼乎！夫惟有度外之人，则能通自古未通之绝域，致自古未致之货币。”[19] 鼓吹走出国门，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以求发展。
在具体经济贸易上，魏源呼吁从外国进口有利于国防与经济发展的物资，如大米、武器之类，主张对进口的洋米免税百分之五十，对利用运米船装运中国土货出口的，也应适当降低其出口税。魏源还将以货易货，换取武器装备作为“师夷长技”的一条重要渠道，提出“有洋船、洋炮、火箭、火药，愿售者听，不惟以货易货，而且以货易船，易火器，准以船械火药抵茶叶、湖丝之税”。[20]他还进一步指出不但要允许外国商人“以船炮售官抵税”，且要允许中国商人从外国“购船炮，缴官受值”[21]。魏源设想如能真正停止鸦片贸易，则不但可“许其多运洋米入口”，还允许其国“于进口之茶、丝，出口之棉、米、呢、羽，酌增其税，以补鸦片旧额。此外铅、铁、硝、布等有益中国之物，亦可多运多销”[22]。可见，魏源在继林则徐提出引进先进技术之后，又首倡引进国外的生产资料和工业资料，这是极为难得的思想。不过，魏源主张对外贸易是有原则的，他要求的是一种平等贸易，如他说：“英夷国律例，凡他国商携违禁货物入境者，罚其货价三倍。是即科以彼国之法，亦无可辞。”[23]
在建立新式机器工业方面，魏源接纳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把工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考虑。如他在论述船厂、火器局的推广时，便充分考虑到了战舰商用、火器局制造民用工业品的可能性，呼吁打破自我封闭的人为的行业壁垒，以搞活经济，促进发展。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要旨，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工业设备和技术，在中国以自设造船厂和火器局为开端，建立和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新式工业，以求实现富国强兵。他建议在广东虎门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聘请法国和美国工程技术人员，“司造船械”和“司教行船演炮之法”。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建立的新式工业不能仅限于军火的生产，也要制造民用的工业品；而且不能只限于官办，应该允许商民自行设厂以发展新式工业。他说：“盖船厂非徒造战舰也”，“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又说：“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24]魏源这种主张不仅大大超越了反映封建社会一般商业资本利益要求的“用商”、“利商”观点，它已经进一步从商业流通领域扩展到了工业生产领域；而且他所建议的由商民制造现代工业制品而自行设置的工厂，实际上已经是有利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和发展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这反映了魏源越来越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可以说，魏源不仅是主张主要由商民私人投资办新式工业的首倡者，而且实际上起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先驱者的作用。
总之，从缓本急标论和师夷制夷论这两个观点出发，魏源阐明了自己主要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不但充分代表了中华民族赶超先进的西方世界的伟大抱负和志气，也充分反映了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也正因为此，魏源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值得称赞的首倡改革开放的、爱国主义的先进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