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是近代中国戊戌变法时期杰出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也是当时著名的翻译家和教育家。
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著名政论《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及《救亡决论》等，1897年又创办《国闻报》。他在天津鼓吹变法维新，与梁启超在上海，谭嗣同在湖南，相齐名于世。对严复在当时地位，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有这样评价：
“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当《原强》，穆勒约翰《名学》、《群已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
事实上，严复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化巨人，即使在戊戌变法期间也是杰出的理论家和宣传家，而梁启超对此却有意抹杀，仅仅把他看作是当时传播西学名著的翻译家，认为他所译“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而严复的社会地位，仅仅是“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显然，这个评价是很不公允的。其实，严复本人对康、梁的看法亦有保留，认为他们“于道徒见其一偏”（严复：《与熊纯如书》《戊戌变法》（二），600页）。因此，有必要对严复变法维新思想的理论特色及其历史价值进行再探讨再认识。
综观严复的变法维新思想，我认为有如下理论特色：
一、以西方进化论为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
严复在中日战争失败的刺激下，痛感“国祸益深”，他腐心切齿，决心致力译述以警世，实现变法图强，以达到“经国利民”的目的。他论述变法维新，是以西方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进化论的奠基人是英国杰出博物学家达尔文。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的《原强》中，开宗明义就介绍了达尔文及其进化论。他说：达尔文“垂数十年而著一书，曰《物种探原》（今译为《物种起源》）。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然。”又说，其书之两篇尤为著名，“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曰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严复：《原强》，《戊戌变法》（三），41页）。他认为民民物物，各争其自存，其始则种与种争，及其稍进，则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而联系到当时“四邻耽耽，恐未及有为，已先作印度、波兰之续”（同上，46页）的民族危机，严复强调必须坚持达尔文之进化论作为变法图强的先务。所以，他说：“达尔文曰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同上，53页）。这样，他就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当时鼓吹自强保种，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
严复在当时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是他所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所称“天演”，即进化之意。）此书1985年译成初稿，1987年载于《国闻汇编》，1898年正式出版，该书在清末流传30多种版本，为出版界所罕见，由此可知该书不仅在当时，而且在辛亥革命时期亦有极大影响。
赫胥黎《天演论》认为生物是进化的，不是不变的，而其进化的原因，是由于物竞天择的规律决定的。所谓物竞，是指物种的生存竞争，弱肉强食；所谓天择，是指物种的自然淘汰，优胜劣败。赫胥黎又认为生物的进化与人类的伦理不同，前者由生物的物竞天择自然规律所决定，后者与“人性本善”和“天良保种”有关。而严复则认为物竞天择规律是生物自然的普遍规律，对人类也是完全适用的，其强调指出：“动植如此，民人亦然。民人者，固动物之类也”（同上，42页）。严复还认为人类社会不仅受到“天演公例”的支配，也受到生存竞争的制约，他强调“争天而胜天”，深信“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严复：《天演论》，47页）。所以，他在《译〈天演论〉自序》中指出：此书“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他的意图很清楚，就是要强调中国必须应顺“天演”的进化规律实行变法维新，使国家由弱变强，否则将沉沦于帝国主义弱肉强食而亡国灭种被淘汰。可见严复译《天演论》应顺着当时救亡图存，振兴民族国家的时代需求，所以其书传播甚广，影响极大，从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风靡于世的口头禅，连素来目空一切的康有为，也承认严复是“中国西学第一”（康有为：《与张之洞书》）。
还必须着重指出：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为近代中国引进了西方进化论，作为考察认识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宇宙观，这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严复以进化论为武器，对当时顽固恪守“天不变，道亦不变”信条的封建守旧派从理论上予以致命性打击，从而奠定了严复在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地位。
二、以西方天赋人权论抨击封建专制主义
严复以西方天赋人权论抨击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是其变法维新理论的又一特色。
西方天赋人权论，源于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杰出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又译为《民约论》）。他反对君权神授论，主张人民的权利是天赋的，是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民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自由、独立、平等的，从来不存在天生的奴隶和天生的主人，不存在服从与被服从、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订立社会契约组成国家，因而国君是人民的公仆，如果国君违背民意而变成专制暴君，人民有权推翻他的统治，以恢复自己的天赋人权。
严复运用卢梭的天赋人权论来批判中国封建专制，是从批判唐代思想家韩愈所著《原道》一文入手的。韩愈《原道》宣扬君权神圣，发明尊君道统传授，成为宋代新儒学（理学）道统论的理论渊薮。严复在《直报》发表《辟韩》一文，论述人民是社会“自治”的主体，抨击君权神圣的荒谬，指出人民是社会生产的主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相为生养者也”。只因原始人类“自治”社会，出现了“相欺相夺”，致使人民“不能自治”，因而人民“出什一之赋而置之君，使之作为刑政甲兵，以锄其强梗，备其患害。”既然国君由民而设，如果国君不为民，人民就有权利废除其君位。所以，他说：“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严复：《辟韩》《戊戌变法》（三），79页）。因此，他认为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贵民”说，是“古今之通义”（同上）。
严复将西方近代天赋人权的民本主义与中国传统的“贵民”思想结合起来，强调人民是天下的主人，“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同上，81页）。“是故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同上，80页）。由此出发，严复进而抨击“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同上，79页），他认为封建帝王“高高在上”，皆是“脧我以生”“时而抚我为后，时而虐我为仇”（同上，80页）“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同上，81页），由此，他尖锐而深刻地指出：“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窃谁，转相窃之于民而已”（同上）。当时的洋务派和封建顽固派皆把严复的《辟韩》看作是惊世骇俗的“邪说”，张之洞还特地授意屠仁守写《辨辟韩书》，胡说严复《辟韩》之“乖戾矛盾之端，不胜枚举”（《时务报》，第三十册）。
严复虽然引进西方天赋人权论，猛烈抨击中国封建主义，但是，他并没有由此而得出必须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结论。他说：“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彼西洋之善国且不能，而况中国乎？”（同上，80页）这是他坚持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所决定的，所谓“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实际上反映了他所代表的阶级本身的软弱性。
三、以中西文化对比为变法维新张本
严复认为人类社会进化的轨迹，“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严复：《译〈社会通诠＞自序》。这就是说，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图腾社会；第二阶段为宗法社会，他又称为“封建之时代”；第三阶段为国家社会，他又称之为“军国社会”。他认为当时中国属于“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的宗法社会阶段，并指出这个封建宗法社会尚处于急遽的世变之中，“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严复：《论世变之亟》《戊戌变法》（三），71页）。他认为社会的世变皆有规律可寻。他将规律，称为“运会”。他认为“运会”是客观存在的，圣人亦不能“取运会而转移之”，但可知“运会”之“所由趋”而“置天下于至安”（同上。）
当时中国如何通过变法维新从封建宗法社会进到近代国家社会呢？严复对中西文化作了简明扼要的全面对比，他指出：“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居；中国多已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源，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同上，71页和73页）。这个全面而深刻的简要对比，涉及到进化论、历史观、伦理观、政治观、民俗观、学术观和自然观等各方面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通过比较研究，他指出中国封建宗法社会文化的特质，是好古、三纲、尊君、节流、崇俭、谦屈、夸识、迷信天数等，而西方近代国家社会的文化特质，是进化、平等、隆民、开源、崇奢、发舒、亲知、依靠人力等，对这中西文化两相对比，谁优谁劣，一目了然，实在发人深省！而其比较的目的，则在于使人适应“天演公例”，遵循优胜劣败“运会”，而变法自强。
针对当时洋务派所持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严复认为他们只是触到西学的皮毛粗迹，根本不认识西学的关键命脉。他说：“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同上，72页至73页）。严复论述西学关键命脉，归结为“黜伪崇真”与“屈私为公”，实际上指明：“科学”与“民主”，是西学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而“科学”与“民主”，恰恰正是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中心主题。可见，严复论述中西文化对比，其理论价值，不仅仅为当时的变法维新张本，而且，成为开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
严复认为西方近代国家社会是一个民主社会，其社会的特征，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严复：《原强》《戊戌变法》（三），49页）。强调“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同上，43页），“人人得其志，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严复：《法意》案语）。这里，虽然含有美化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成份，但是也可以从中看出严复是以建立自主自强，君民共治的近代国家社会作为自己奋斗的理想的。他所强调的所谓“自由为体”，其实质是主张打破当时封建性经济垄断，由国家保障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经济的自由，直接为当时中国新兴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所以，他说：“民之生计，只宜听民自谋”“凡民之可以公司民办者，宜一切诿之于民”，以开无穷之“利源”（严复：《原富》案语）
四、以提高全民素质作为振兴国家变法自强的根本
严复认为实现国家自主自强的根本在利民，因此，他特地撰写了《原强》，提倡全面发展人民的力、智、德，来振兴国家。他说：“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严复：《原强》《戊戌变法》（三），53页）。
（一）鼓民力
严复认为提高全国人民的体质是国家富强的基础。他说：“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同上），54页）。他认为西洋言治之家，亦莫不以此为急，而且，考察中西史传记载，以至比较今世五洲五六十国之间，各国贫富强弱之异同，莫不以人民体质强弱为分水岭。他强调“古今器用虽异，而有待于骁猛坚毅之气则同，且自脑学大明，莫不知形神相资，志气相动，有最胜之精神，而后有最胜之智略”（同上）。所以，各国皆“以人种日下为忧，操练形骸，不遗余力，饮食养生之事，医学所详，日以精审，此其事不仅施之男子已也，乃至妇女，亦莫不然，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同上，54页至55页）
他认为中国当时对人民体质“害效最著”的，是吸食鸦片和女子缠足两件事。他认为变革这两个世俗并不难行，然而这不难而不行者，在于人们以为此两件事，与“国是民生之利病”无关。其实，这两件事，恰恰关系到“种以之弱，国以之贫，兵以之窳”（同上，55页）。所以，他强调吸食鸦片和缠足这两件陋俗不早革除，所谓“变法者，皆空言也”（同上）。
（二）开民智
严复强调“民智者，富强之原”（同上，56页）。他认为西方“以格物致知为学问本始”（同上）。“夫西洋之于学，自明以前，与中土亦相埒耳。至于晚近言学，则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其名数诸学，则籍以教致思穷理之术，其力质诸学，则假以导观物察变之方，而其本事，则签蹄之于鱼兔而已矣”（同上）而中国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至于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才，复何民智之开之与有耶？”（同上）。
因此，他强调指出：“俗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涂，而废八股、试贴、策论诸制不可”（同上，57页）。
（三）新民德
严复认为新民德的核心是明“平等”之义。“平等义明，故其民知自重，而有所劝于为善”（同上）。他指出中国传统封建宗法社会的学校教育，就是不平等的教育，“不过择凡民之俊秀者而教之，至于穷檐之子，编户之氓，则自襁褓以至成人，未尝闻有孰教之者也”（同上）。而人民的社会地位更不平等，“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夫上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同上，58页）。
与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相比较，西方国家社会则尤为重视平等教育，“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彼西洋所以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爱于其国与主，而赴公战如私仇者，则亦有道矣”（同上）。他认为西方国家社会的平等，具体体现在议会制上，“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约”“宰相以下，皆由一国所推择”（同上），人民“出赋以庀工，无异自营其田宅；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以至各国之人之言其所生之国土，闻其名字，若我曹闻父母之名，皆肫挚固结，若有无穷之爱也者，此其故何哉？无他，私之以为已有而已矣”（同上，59页）。
为此，他强调中国“欲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同上）而使各私中国奈何？他说：“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里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灌磨于善必由此，呜呼，圣人复起，不易吾言也”（同上。）
严复认为全面提高全国人民的力、智、德的素质，是国家“自强之本”（同上）。所谓练兵、筹饷、开矿、通铁路、兴商务等只不过是治标。而治本与治标的关系，则是“有其本则皆立，无其本则终废”（同上）。他主张治本与治标相结合，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尤其他把提高全民的力、智、德素质，作为振兴国家变法自强的根本来认识，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文章来源：《福建学刊》199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