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1887——1969），名嘉森，字君劢，一字士林，号立斋，笔名君房，英文署名CarsunChang，别署世界室主人，上海市宝山县人。他一生“志于儒行，期于民主”，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出入于学术王国与政治王国之境，虽政治实践屡屡受挫，但确乎做到了“不因政治忘哲学，不因哲学忘政治”。这使其思想在现代新儒家群中别开新面，独具特色。
以“负起四千年重担，辨明全世界向力”（1）自期的张君劢，抱持一种超然开放的态度看待人类文化，融通中西哲学。他认为，中、西之学各有所长，中国应吸收西学之长以补己之短，发扬自家之长以去别人之短，而当前尤为重要的是在融会通贯的基础上建设发展中国文化。他指出：
吾国学术自汉代后，专以求之书本为事，忘自然界为人类智识之源，宋明儒者虽长于运思，然对于逻辑、义理分析与自然界联系，不如西方远甚。今后应扩大胸襟，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勿昧于他人之短，勿忘自己之长。……大道并行，万物并育。……唯有扩大自己见解以容纳众流……以求会通归宿之所，合中外古今一炉而冶之。（2）
又有针对性地说：“现时人对于吾国旧学说，如对孔教之类，好以批评的精神对待之，然对于西方文化鲜有以批评的眼光对待之者。吾以为尽量输入，与批评其得失，应同时并行。中国人生观好处应拿出来，坏处应排斥他；对于西方文化亦然。”（3）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位文化上的折衷调和论者。对于张君劢来说，在中西学术之间，他的侧重占始终放在中国传统一边；其对西学的介绍，重在强调以人为主体、以心性为本位的文化趋势向乃是世界性潮流，并藉此彰显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如其论曰：“二三百年来，西欧人之心理上但知侧重知识，且以为知识愈进步，人类幸福殆无止境。然自两次大战以还，欧美人深知徒恃知识之不足以造福，或且促成世界末日，于是起而讨论科学之社会的任务。伸言之，知识之用，应归于利人而非害人，则道德价值之重要重为世界所认识矣。经百六七十年前之康德，除著《纯粹理性》一书批判知识外，同时又有《实践理性》一书，说明道德之由来。康氏二书并重，与儒家之仁智兼顾，佛家悲智又修之途辙，正相吻合。”（4）正是这样一种基本态度和原则立场，使他不仅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与梁漱溟、熊十力一道奠定了现代新儒学的思想基础，而且50——60年代，他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其本人又历游西德、英国、印度、日本等地，以复兴儒学为主题作“环球演讲”，还以英文出版《新儒家思想史》、《中国哲学家——王阳明》等著作，发表《新儒家哲学思想之基本范畴》、《儒家伦理学之复兴》等文，对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发挥了重大推动作用。
与反传统主义者坚持欲谋国新必弃国故、即使极端崇拜欧化都未尝不可的立场有着根本不同，张君劢同其他现代新儒家人物一样，坚持的乃是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他坚信“在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是可为导致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方法”，谓：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儒家”一词代表的是一种旧学说或旧规范，而“现代化”一词所指的则是从旧到新的一种改变，或对新环境的一种适应。然而，如果人们探儒家思想的根源，显然，儒家思想是基于一些原则的：如理智的自主，智慧的发展，思考与反省的活动，以及质疑与分析的方式。如果这一看法不错，则儒家思想的复兴适足以导致的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这种新的思想方法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础。
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他又进而指出现代化不仅仅只有民主、科学二义，还应有“心的作用”，并且，这“心的作用”比民主、科学更为重要，因为若无此，科学无法发展、民主不能实现。而“心的作用”是个历史的范畴，它既随着时代而变化，同时更深深扎根于传统之中，因之，“现代科学与古代思想同是基于思想合理性的原则。”比如，欧洲史上，文艺复兴、科学发展、宗教改革、专制君主及民主政体的兴起，无一不是欧洲走向现代化的里程碑，而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之发生，都是同欧洲人的思想变动分不开的。张氏据此断言：“我觉得，基本上，人的理智自主是现代化的真正动力，这从不同领域的不同方式中都看得出来。在宗教方面，它叫做良心自由；在哲学与科学方面，它叫做理性论与经验论；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它叫做人权与自由竞争。虽然在不同领域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但它们却出于同一个来源，那便是人心或思想的合理性。”（5）
张君劢从其现代新儒学立场发出，提出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这思想凶含两大重要主张：一是修正的民主政治，另一则是国家社会主义下的计划经济。兹对这两者略析于下：
关于修正的民主政治。
张君劢认同民主政治，并认为民主政治就是要以人的尊严、天赋人权之理来推翻专制政治，建设合于人类尊严的政治，从人的尊严出发发掘人的智慧，提升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他据之而赞赏美国《独立宣言》起草者杰弗逊所倡“天赋人权”说及以此为理论基础的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并且，他不仅认为这种学说和政治中国古已有之，更是由中国传过去的，故而当今之务在于“以西方民主还之于儒。”他对此有一段长篇大论：
国人亦知此学说之何自而来乎？西方近年经专家研究后，乃知其来自儒家。自天主教之十字会中人来华，读孔、孟之书，以腊丁文之译本寄欧洲，其在吾国，知发见天理说、人性说，而不闻有神示说，于是理性说大行于欧洲，乃华尔氏、康德氏凭理性以批评宗教者，亦有以理性立伦理学之基础者，继而以理性说推广于政治组织者，乃有天赋人权说，曰人群所以为治安计，乃组织政府，此政府所以为人民服务者，应守一定界限，不可使用暴力，不许人民使用暴力，而人民自身为此团体之主人翁，应以平等自由之地位，制成法律，为政府为人民所共守，如是乃有治、乃有安全、乃有平等、乃有自由之可言。其说之由来，得之于《孟子·告子》上篇之语：“《诗》曰‘天生·民，有物有则，民之秉懿，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这秉懿也。故好是懿德。”西方人读此文者，解之为世间的万事万物，既有定制，而此定制出于人之秉赋，此为道德，此为理性。由是而推广之，乃有理性宗教论、乃有理性政治论，即天赋人权；乃有学术中之自然定律论。而杰弗逊留法时，已有此文，及其归也，乃著之于《独立宣言》之中，可知天赋人权，自为吾家旧物，遗留于海外二三百年之久，今可如游子之还乡矣。彼西方既采儒家言以建立其民主，吾何为不可以西方民主还之于儒家乎？（6）
在他看来，儒家思想中含有西方民主的种子，这些种子足以鼓我勇气，以奠民主政治之基。这些种子至少可以举出五点：一是孟子的“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思想，与《独立宣言》起草人杰弗逊所说的君主之品性，征之于所作所为之成为暴君，不合自由民主之治者，人民有权利、有义务驱除此种政府的思想是相通的。二是孟子“国人皆曰可杀”的思想同现代民主政治中的国会虽有差距，但被治者同意之种子已在其矣。三是孟子“天荐”、“天予”的思想，虽不尽同于民选，但选贤与能的精神亦已在其中矣。四是召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之说，表明社会生活中有议论自由、民意发泄之所，诚乃吾国固有传统。五是黄宗羲“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之论，更为民主之奠。（7）
天赋人权、个人自由诸说，固然是张君劢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但并非是其对政治图式的具体构想。在具体构想上，他主张创立一种适宜于自己的制度，说：“我人今日所处之时代，一方为英、美、法之民主与自由主义，他方为俄、意、日之新集团权力主义。……吾人处于两种思潮夹攻之中，应毅然决然求得一种适宜自己之制度。”照其所述，这种“适宜于自己之制度”应该体现出十一条原则：（一）“国家之特征，在乎统一的政府应以举国一致之精神组织之。”（二）“国民代表会议，由全体公民每若干万选出一名代表组织之。”（三）“中央行政院由国民代表会议选举行政员若干名组织之，各党领袖一律被选，俾成为举国一致之政府。”（四）“第一次国民代表会议，议决五年以内行政大纲，此大纲与宪法有同等效力；非行政院所能变更。”（五）“国民代表会议之主职权，在乎监督预算，议订法律，不得行使西欧国中所谓的信任标以更选内阁。”（六）“国民代表会议，关于行政大纲之执行，得授政府以便宜行事之权。”（七）“行政院各部长，除因财政上舞弊情形或明显违背法律外，不宜轻宜令其去辞。”（八）“行政大纲中每过一年或告一段落之际，由国民代表会议，或其他公民团体联合推举人员，检查其实施事项与所宣布者是否相符，若言行相去太远，得经国民代表会议议决后令其去辞。”（九）“文官超然于党派之外；常任次长以下之官吏，不因部长之辞而变动。”（十）“国民代表会议议员，宜规定若干成，须具有农工商技术或科学家之资格。”（十一）“关于行政及经济计划，除国民代表会议议定大纲外，其详细计划由专家议定。”（8）张君劢在为国家社会党制定的建国大纲中提出的这十一条原则，实际也就是其对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作出的具体设计。尽管其中有关文官制度、任用专家、重视行政工作效率及对行政实施监督等方面的主张，有一定合理性，但其实质乃是要建立并推行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提出的的“人民民主专政”相对立的资产阶级专政，而就理论与制度设施来看，则没有超出英美式议会政治的范畴。至于社会实际效果上，这一“修正的民主政治”符应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实施的独裁统治，为维护蒋氏国民党“政府党之地位”，巩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于国家社会主义下的计划经济。
张君劢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认为一国之内，政治建设之外，经济建设至为关键。而近代以来，中国虽然也有创设上海制造局、船政局之举，但后来并没有发扬光大，做出多少成效。19世纪后半期，盛宣怀、张之洞创设大冶铁矿、汉冶萍煤矿等实业，却又仅仅当作地方实业看，未能以其为国防的核心。孙中山制定了宏伟的实业计划，惜乎其一生精力尽用于政治，实业计划没有见诸行动。这使我们的经济十分落后，农工商之现状尚处于中世纪状况之中。与此相反，欧洲的经济在近代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蒸汽机的发明为首次工业革命，电力的发明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此后更进而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因此，“经济建设，实为今日中国这第一要务。”（9）
如何推展中国的经济建设？
这是长期以来困扰着中国有识之士的一大问题。张君劢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他颇为系统的观念主张。张君劢注意到以私人所有制为经济基础、以自由主义为思想指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之发展，虽然有力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并藉此而使整个社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同时也造成日趋严重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遂成为“自然之趋势”。（10）正是依据着对于资本主义的深刻认识，才有了马克思恩格斯系统的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之学说以哲学为起点，而推及于政治经济各方面：在哲学上有唯物史观及辩证法；经济方面有劳动价值、剩余价值说及富力集中说；政治方面有阶级斗争、无产者革命及国家毁灭说。马克思之全部学说，非尽出自新创：辩证法得自黑格尔；唯物论得自费乐巴哈；劳动价值说得自李嘉图及其他古典派；阶级斗争说得之于普鲁东及白郎。但马克思能合各家言而成一大系统，互相贯穿，马克思学说之博于此可见。同时更有实际的政治行动，1866年之为国际工人协会。所以能支配欧洲劳动界数十年者，即在其有理论有分析之故。”（11）此一论析，大体符合历史事实，无甚差谬。但张君劢十分惧怕工人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种“社会革命”的途径使剥削者被剥夺，并进而消灭一切私有制，达到消灭阶级和国家消亡的共产主义理想境地。他所赞赏的是阶级协调、阶级合作，企望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和平共处，故其尽管并不主张以欧美自由主义资本经济发展模式推展中国的经济建设，但他也明确反对中国走俄国革命之路，故其巧言曰：“国内近数十年之发展，虽有多少的煤矿与纱厂，但远够不上资本主义的地位，其在国内政治上之势力更谈不到。资本充裕之国家，工人可以罢工为手段，以达到种种要求，如工资之增加等是。反而言之，在资本不充裕之国家，工人若以罢工为手段，于己于厂，两无益处；工人无工可做，工厂关门而已。以国际来论，我国工业处于国际压迫之下，劳资双方唯有努力合作以增加生产，才能造成民族工业；如内部日在互相捣乱中，工厂尚不能支持，更何从而与外人竞争？所以我人认为社会革命在中国今日实无重演之必要。今后应以公私经济字顿在同一总计划下而开发之。此为我国经济上之唯一出路。”（12）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苏联的经济发展迅猛，成就卓著。张君劢对此似亦有所注意和肯定，如他认为苏俄的经济政策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各银行、各工厂、各对外贸易公司的均收归国有；第二为新经济政策时期，小工厂复归私有，恢复货币使用，允许商人营业，允许外商投资；第三为计划经济时期，货物的生产与分配都在国家的计划下决定，目前（1928——1937年）已实行了两个计划，与无通盘计划之经济建设之混乱与浪费不可同日而语。苏俄计划经济，对于世界经济实有至大之贡献。”（13）一位坚持着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中国资产阶级学者能有如此认识，难能可贵。但是，由于他不能真正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济基础、阶级特质，因而只是透过一些表面现象，便将之同希特勒在德国搞的法西斯主义的计划经济等而论之，如其举例说明纳粹德国的计划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性质道：“1935年3月29日所颁布之公司红利分配法规，规定公司红利不得超过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八。公司应将剩余之红利交与金融企业银行，以购买政府公债，以三年为限。此外更有保护劳动、限制资本之法律。”他还说苏俄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以造成平等社会为目的；纳粹德国以民族为至高无上，以为经济应立于民族之下。苏、德两佃理论背景不同，“可是事实上德与俄走上同一路子。”（14）他据此当然要反对以社会主义方式推展中国的经济建设，认为中国“应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为谋国家公私两种经济之建设。工人固应保护，但以不妨害社会与民族为标准；资本家也有其应得之利益，但亦以不妨害社会与民族为标准。”（15）
从上述思考出发，张君劢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既不能照搬欧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模式，以私有经济为主体建设国民经济，也不能采用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将私人占有经济制度整个打倒，代之以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制度。他提出所谓“国家社会主义下的计划经济”主张，自诩是超越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对于人类经济制度的一大发明，说：“我个人认为今后我国之经济建设，唯有国家社会主义而已。一方求国家之自足自给，或民族自活；他方求社会公道之实现，而奖励个人之自发自动的精神。合此二方面以成其总计划。”他为其国家社会主义下的计划经济建设规定了几条原则：“（一）为谋个人生存之安全，并改进其智能与境况计，确认私有财产。（二）为社会谋公共幸福并发展民族经济与调剂私人经济计，确立公有财产。（三）不论公有私有，全国经济须在国家制定之统一计划下，由国家与私人分别担任而贯彻之。（四）依国家计划，使私有财产渐趋于平均与普遍，俾得人人有产，而无贫富悬殊之象。”（16）此外，张君劢把“民族自活”和“社会公道”确定为其国家社会主义下的经济建设目标。他有鉴于我国今日的衣食住行等社会日用生活大多仰给于外国，故而提出“今后为民族自活计：（一）须办到食品的自给，米面鱼介之类完全禁止入口；（二）求棉纱毛织物的自给；（三）同时着手基本工业，如钢铁、电气、化学工业之类。以上三项在十年或十五年之内，办理须有相当成绩，以达到我经济完全自给。”他又认为，一国之经济事业，经营主体不外是私人与公共团体，对此二者应保持公平发展，故“今后之工商业，自不能完全委诸国家，易言之，亦不能不有私人经营之事业。然则何种事业应属诸国家？何种事业任私人办理？关于此点有一原则：凡私人自谋而无害于国家之公利者，一任私人力理，其有害于国家公利者，由国家办理之。”这样，就经营之主体而言，经济事业主要有五种类型：“（一）私人经营，或曰单独公司。（二）合作社。（三）地主团体。（四）私人企业立于国家监督之下。（五）国家。”就财产享有言之，经济事业主要有三种：
“（一）各个人之私产。（二）法人团体之公产。（三）国家之公产。”就利益分配来看，经济事业亦有三种情形：“（一）工人兼为股东，分享股利。（二）私人在大企业中所得这利益，受国家之限制。（三）国营事业利益为全社会所共有。”（17）这样划定相当比例，控制全国的公利经济，避免少数人的垄断行为，就能够达到“社会公道”的目的。从张君劢提出的这些国家社会主义下的计划经济建设的设想，不免令人联想到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这二者之间确有其相似之处；耐人寻味的是，他为了推行其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思想主张，以对抗正蓬勃进行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防止中国如俄国十月革命后那样走上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之路，竭力鼓吹“民主社会主义”“与儒家哲学完全相通。”（18）这就将其现代新儒学思想的阶级性质显露了出来。难怪1946年，当两个中国之命运激烈较量之际，张君劢退出民盟，参加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召开的伪国大会议，积极参与炮制与前此由其起草的《政协宪草》有很大区别的所谓《中华民国宪法》，并为这宪法获通过而欢欣鼓舞，说：“这部宪法的成功，蒋主席是很帮忙的，没有他，不知变成什么样子。”（19）其实，对于张君劢国家社会主义的一整套构想之设施，固然“蒋主席是很帮忙的”，而张氏之思想主张又何尝不是对维系、巩固“蒋主席”的统治有所“帮忙”呢？
张君劢说：“我人之国家社会主义，一方因国家经营监督之故，而名之曰国家社会主义；他方更以其求保我国家之生存，将公私经济立于国家计划之下，以造成我国之集合的经济，而名之曰国家主义。”[20]他的思想主张中虽然也有“社会主义”字样，但其实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本质区别。张君劢对此并不讳言，他特别指出：“（一）马克思主义之生产工具公有说，在求分配平均；吾人则以生产为出发点。（二）马克思主义者之口号，为各国无产者联合，故有所谓第一第三国际；吾辈则以民族生存为第一义。（三）马克思主义者好讨论革命策略，其口号中含有一勾结群众以图捣乱之意义；而吾人之主张则以有利于国家全体为目的。”（21）他把企图超越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建立所谓不偏不倚的第三种经济的思想主张自誉为一个重大发明：“自理智上言，可以放诸四海而准；自感情上言，含有改善大多数人民生活之意义。”（22）近年，有学者对张君劢其人其学评曰：“张君劢的确是一位有个人见解的思想家，无论是对政治，还是对经济都有自己独到的思想系统。大概他的经济设计精于政治设计，赋有更多的可行性，然而如此之经济方案，久而束之高阁，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23）尽管著者也注意到张君劢思想主张中的合理性因素，但仍无法苟同这样的评析。历史事实已经充分昭示：幻想不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革命，不经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走一条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有所区别的“第三条道路”，是绝不可能的。张君劢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设计，最终成为蒋介石反动集团独裁统治的粉饰之具。而国家社会主义下的计划经济，实质上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没有丝毫改变，所不同的只是工人不受个别资本家而是直接受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整个资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在当时中国现实社会里，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四大家庭就是披着“国家”外衣实行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垄断工农商业的原料产地与销售市场，操纵国计民生，榨取广大劳动人民的血汗。张君劢美言什么“一国之生计组织，以公道为根本，此大原则也”，甚至还主张优厚工人待遇、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限制工人工作时间、工人有受教育之权力，独占大企业收回国有，防止贫富悬殊等等，但他真正注重的是掌握着生产资料的资本所有者的个人自由，说：“若徒有社会公道，个人自由一字不提，则专以贫富平等为目标，而个人自发自动之精神，一概抹杀矣。”（24）这表明他所谓国家社会主义下的计划经济建设之设计，实际上是自觉地在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封建——买办——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的。张君劢背离中国社会发展潮流，与“蒋主席”相互之间一唱一和地“很帮忙”。我们根本无需为其思想主张的破产而“扼腕叹息”。
[注释]
（1）上书第213页。
（2）上书第223、224页。
（3）上书第227页。
（4）上书第172页。
（5）《义理学十讲纲要》第69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
（6）《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观》，台北《再生》第5卷50期——第6卷65期连载，时1975年9月20日——1976年12月20日。1988年6月，台北稻乡出版社将之结集出版。
（7）《中西印哲学文集》第225页，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
（8）上书第44页。
（9）上书第579、581页。
（10）上书第386页。
（11）《明日之中国文化·第十讲附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12）《立国之道》，黄克剑编《张君劢集》第267页，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
（13）同上，见上书第267——268页。
（14）《立国之道》第167页，此书又名《国家社会主义》，1938年桂林初版，1971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再版。
（15）参阅上书第191页。
（16）上书第187——188页。
（17）上书第192页。
（18）上书第236、238——239、239——240页。
（19）《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观》第6页。
（20）《民主、宪法，与总统》，《再生》第210、211合刊。
（21）《立国之道》第245、245——246页。
（22）上书第246页。
（23）颜炳罡《当代新儒学引论》第174——17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
（24）《张君劢集》第105、1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