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是晚清社会颇有作为的封建官吏，其一生的政绩是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对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本文想就此做些探讨。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是指该国家从手工劳动和分散的个体经营为基础的落后农业国，向以机器生产和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工业国转化的社会经济过程。世界历史上的工业化过程是从18世纪下半叶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以后美国、德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家相继开始了工业革命，经过200多年，逐步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工业化是近代各国积极实现的重要目标，也是衡量近代国家的一个标志。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的兴起，机器工业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工业化的开始。张之洞深刻认识到了实现工业化，对中国来说是刻不容缓之事。他说：“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7，《筹设炼铁折》。）同时，他认为建立近代工业体系，是“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不仅为御侮计，而御自在其中矣。”（《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7，《筹设炼铁折》。）这样，张之洞便把中国工业化放置到了“养民、富国、御侮”的高度来认识。
一般来讲，工业化是以大机器生产为主的生产系统，按照产品的功能与用途，可分为重工业和轻工业两大部类。就世界各国工业化的道路而言，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由轻工业带动重工业发展的道路；一种是以重工业促进轻工业发展的道路；另一种是轻重工业同时发展的道路。根据当时中国机器工业相对薄弱的实际情况，张之洞提出了轻重工业并举的主张，这是他中国工业化思想的核心内容。在任两广总督时，他就积极着手近代工业的创建，如在两广地区筹办炼铁厂和枪炮厂。后署理湖广总督，“专就湖北铁、布、枪炮三厂通筹互济，相机赶办，期于必成”。（《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3，《豫筹铁厂成本折》。）张之洞轻重工业一齐抓，共创办各种工厂达11家，涉及铁、枪炮、麻、皮革、纺织等行业。
轻重工业“通筹互济，相机赶办”，人们称此为“棉铁政策”或“棉铁主义”。张之洞在推行“棉铁政策”过程中，尤其重视钢铁工业的发展。在张之洞看来，重工业是以钢铁工业为核心的。早在两广总督任内，他就意识到钢铁工业的重要性，“举凡武备所资，枪炮、军械、轮船、炮台、火车、电线等项，以及民间日用，农家工作之所需，无一不取之于铁”。（《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7，《筹设炼铁厂折》。）而近代中国无炼铁厂。为了改变中国无铁厂的现状，张之洞购买了英国冶铁炼钢设备，积极筹办炼铁厂。后因调任湖广总督，炼铁厂移往湖北汉阳，从1890年开工筹建，3年时间便顺利建成投产。汉阳铁厂，无论就规模，还是技术设备，在当时的亚洲都是首屈一指的。当时外、国刊物这样评论：“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其关系非同毫发！”（《东方杂志》第7卷，第7期第66页。）外国列强把汉阳铁厂比作中国之“黄祸”，认为汉阳铁厂比当时中国的全部军队还有份量。张之洞始终重视发展中国近代的钢铁工业。他认为：“铁厂如果大举不懈，实为利国利民之举。此正今日讲求西法之大端，振兴工艺商务之始基也。”（《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9。）张之洞从思想上到实践上，对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在50年代谈到中国工业发展时指出：“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不能忘记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转引自《纪念范旭东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中国化工报》1985年10月5日。）张之洞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摩灭的。
轻重工业并举，所需资金甚巨，这对原始资本积累极为薄弱的近代中国来说，无疑困难重重。而对创办近代工业的张之洞来说，更是步履维艰，他在创办汉阳铁厂时曾说：“时切悚惶，加以督工筹款，事事艰难，夙夜焦急，不可言状”（《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3《豫筹铁厂成本折》。）但由于他认识到发展钢铁工业是工业化的基础，因而“不敢不身任其难，惟有竭其愚诚，殚其绵力”。（《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3《豫筹铁厂成本折》。）面对这种情况，张之洞提出了“官倡其始，商守其成”的方针，认为那些投资多、风险大的工业，必“先筹官款，垫支开办，俟其效成利见，商民必然歆羡，然后招集商股，归还官本，付之商人经理，则事可速举，资必易集。大率中国创办大事，必须官倡民办，始克有成”。（《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7。）这种官倡商守的方针，实质上是把国家赋税的一部分作为近代企业的资金来源，然后招纳商股，使政府与民间资本得以充分运用。同时，采用“官倡商办”的做法，一方面使近代企业走上独立经营的轨道，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商办企业与官办企业经营分离，也有利于克服官府衙门式的经营管理方式。此外，张之洞还建议清政府给新建机器工厂以优惠政策，减免税厘，以轻成本广销路。他说：“华商用机器造货，请缓加税，并货物免储关栈，以劝商业，以裕民生”。（《德宗实录》卷401。）张之洞的这些思想和做法，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这种由国家拨款进行资本积累，由私人承接经营的方法，是中国近代企业资本积累的最主要特点。“官倡民办”、“官倡商守”的方针，对于资本积累不足、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来说，不失为明智之举。
奖励私人办工业，是张之洞工业化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他“保我利源，杜绝外耗”思想的具体表现。在创办湖北织布局时，张之洞就“督饬员工，实力讲求，务令机器，华工人人通晓，价本利息，华商人人共见”。并“劝谕商民，集资购机，广设布局，保我利源”。（《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29，《粤省订购织布机器移鄂筹办折》。）1896年官督商办汉阳铁厂时，张之洞曾奏请优先免税厘10年，并提出“西法于利国利民之商务，国家必力为保护，使本国商人得自主其权力”。（《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44，《铁厂招商承办议定章程折》。）张之洞主张对已转为商办的企业继续提供各种优惠条件，同时他还大力扶植私人创办企业，主张“筹本集股，购置运销，统由商人自筹自办，官不预闻”。这种“官任倡导，商任经营”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私人办厂的积极性。光绪三十三年，商人宋炜臣集资300万元，呈请创办汉口水电公司，张之洞以官款30万元为股给以资助。同年道员程祖福集股银30万两，请办黄石港附近台子湾水泥厂，自称30年后，机器厂全部报效归官，张之洞批语为：“本人意在提倡实业，畅销湖北土货，此条应勿庸议。”张之洞鼓励私人兴办企业，并以官款给以资助，这种做法，在清朝封建官吏中实属罕见。
张之洞还主张实行专利政策，他说：“自创新法，造成各种货物者，给予牌照，准其专利若干年，凡人工所成之货，厘税尤须从轻，新出式样，并免厘税”。以立法形式维护和保护发明者的利益。光绪三十二年，曾留学美国的安徽人王蓉棠将乱丝败茧加入化学材料，织成彩绸成功，并在汉口招股设厂，申请专利，并获批准。专利制度的设立以及对私人创办企业的各项政策，调动了私人投资近代工业的积极性，促进了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速度。
工业化是张之洞近代化思想的核心内容。在湖广总督任内，张之洞以武汉地区为基地，建立了轻重工业体系，并在创办企业的实践中，开始对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途径和方法加以探讨，提出了轻重工业并举的主张和官办转商办的途径以及奖励私人创办近代企业的方法，从而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理论基础。张之洞在提出轻重工业并举的前提下，特别强调钢铁工业对工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铁之兴废，国之强弱，贫富系焉”。他的主张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部分利益，其思想带有浓厚的资本主义倾向，但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他始终没有能够完全转变为资产阶级人物，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他为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所作的贡献。
（文章来源：《唐都学刊》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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