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闭关自守的封建体制全面坍塌，中外文化交流步入新的历史阶段。出生于欧风美雨浸染中国时代的赵元任，随着其他庚款留美生来到大洋彼岸，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在中西文化的双向熏陶下，赵元任的才华在多个学科中得到展现，而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语言学。 赵元任以其对语言学全面而卓有成效的研究，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与开拓者和享有世界声誉的语言学大师。 他成功构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因素就是研究不拘泥于国界——从西方语言学中“拿来”所需，结合汉语语言实际，构筑中国现代语言学并将其推向世界。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旋律中，赵元任谱出了一段引人注目的乐章。
（一）赵元任 之前的中国语言学
中国语言研究的萌芽早在先秦时代就发生了。到了汉代，语言学中的训诂学首先产生，《尔雅》就是其中主要的代表作品。六朝至明代，中国汉语语言的研究以音韵学为主。人们认识到文字只是语言的代用品，而有声语言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这成为清朝时期“小学”出现的基础。
清代是“小学”发达的时代。所谓“小学”也就是语文学。因识字是小学里的事，故识字的学问被称之为“小学”，后来这个词发展成为学术专名。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小学类分为了训诂之属、字书之属、韵书之属。大致而言，训诂、字书和韵书分别以字义、字形和字音为研究对象，它们的界限并不分明，时常兼涉。不过，可以肯定：“‘小学’是有关文字的学问；古人治‘小学’不是以语言为对象，而是以文字为对象的”。 [1] 也正是从清代开始，中国才有了严格意义上的语言科学。
清代语言研究虽较前朝有了长足发展，但它也有很大的不足：清代的语言研究也就是“小学”是作为经学的附庸存在的，而并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清儒研究语言的角度停留在复古上，不重视现在语言的研究，非但不能象西方一样产生描写语言学，甚至不能产生真正的历史语言学。
总之，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语言研究基本上都属于语文学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语文学（ philology ）和语言学 （linguistics） 是不等同的。语文学是对文字或书面语言的研究，重在考证文献资料和寻求训诂，系统性不强；语言学则是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它所得出的是科学、系统和细致全面的语言理论。
从清末开始，西学东渐之风反映在语言学中就是——学习西方语言学，将西方的学术搬到中国来。中国语言学曾先后受到过两次外来的影响：中古时代受印度语言学的影响；清末以后受西洋语言学的影响。前者是局部的，仅限于音韵学方面；后者却是全面的，涉及到语言学的各个方面。引入西方语言学成为中国近现代的语言学的主流。
学习西方语言学的早期，马建忠和黎锦熙是其中的杰出者。马建忠受西方的语言学语法（ grammar ）影响，写出著名的《马氏文通》。马建忠凭着他对拉丁语、法语和古汉语的精通，以西洋语法为样板来研究中国语言，开创了中国语法学。但是，由于时代局限以及马氏在语言学方面研究的欠缺，《马氏文通》在理论上存在不少缺点。到了二十世纪上半期，黎锦熙又作《新著国语文法》（ 1924 年）。该书以白话文为语法研究对象，最大程度上仿照英语语法，在同时代的语法学中成就突出。然而，黎氏的《新著国语文法》也有很多局限。比如他过多套用英语语法，而忽视了汉语的语言实际。
在美国接受了现代语言学和先进科学教育的赵元任，继马氏、黎氏之后成为中国语言学的主要代言人。学贯中西、横跨文理的研究使赵元任不同于以前的中国语言学家，而被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誉为“中国汉语语言学之父”。赵元任之后，中国语言学开始展现给世界以新的面貌。
（二）对欧美语言学的吸收与超越
汉语虽然有着悠久的语言研究历史，但是汉语研究一向偏重实际语言材料的整理，而很少进行理论的探讨和归纳。在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历史上，并没有系统的理论语言学论著。当今的语言理论基本都是从西方语言学中引入的。但汉语与西方语言是有着很大区别的，它们有语言的共性，也有各自的特点。引入西方语言学理论不能一概将其套用到汉语研究中，而应该结合汉语自身特性和规律，进行批判性地吸收和新的基点上的飞跃。在这个介绍引入西方语言学理论的过程中，赵元任是个很好的典范。
赵元任在康奈尔学习时就表现出对语言学的兴趣，并开始选修语言学课程。 1916 年，他对语言学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他在 2 月的日记中写道：“ I might as well be a philologist as anything else（ 我索性作个语言学家比任何其它都好 ）。 ” [2] 同年，他就在《中国留美学生月刊》（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上发表“ Th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中国的语言问题》 ）4 篇（其中第 3 篇为胡适所写），表达他早期的语言观。此后，赵元任在语言学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高，成为开创中国现代语言学新时代的元勋。他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相当大程度上源自他对西方现代语言学的领悟和借鉴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超越与提高。
在留学及在美任教的过程中，赵元任一直很注意博采众长。不但向欧美语言学的名家、前辈们求教，还向名气不如他或者比他小很多的人请教。在赵元任这里，学问决没有高低贵贱，没有资历深浅，没有国界的差别。赵元任善于学习，但不是一味地接纳，他更善于在学习中创新，在吸收中超越。他曾受过不少欧美现代语言学家的影响，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他的研究并不与任何一个语言学家雷同；他的研究跳出了原有的框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因为 赵元任 先生的语言学成就十分博大精深，他成功地借鉴超越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例子很多，仅举其数端：
一。关于语言的定义和特征。
赵元任在《语言问题》中提出了语言的定义，并归纳了语言的特征。认为语言是人跟人互通信息、用发音器官发出来的、成系统的行为的方式。其特征有五：一，它是一种自主的、有意识的行为；二，语言跟语言所表达的事物的关系，完全是任意的，完全是约定俗成的关系；三，语言是一个人类社会的传统机构；四，语言既富于保守性，又是跟着时代变迁的；五，任何语言都是由比较少的音类所组织的有系统的结构。赵元任对语言的定义吸取了各种语言学派的精华，又避免了以往语言学家仅把语言作为某种现象来研究的偏见。而且，赵元任较早地将语言与“信息”一同提出，指示语言学发展的方向。而关于五个特征的阐述，更显示出赵元任对众家的吸收、超越与高度凝练。美国结构主义学派主要代表人布龙菲尔德（ Bloomfield ）认为语言是人在外界刺激下所做出的反应。赵元任受 Bloomfield 的行为主义语言学影响，首先指出语言是一种行为。但赵元任指出语言是自主的有意识的行为，而不是布氏认为的被动的刺激下的反应。赵元任还接受了布拉格学派 F.de 索绪尔（ Saussure ）的符号语言任意性，认为语言（包括文字）从本质上说具有任意性，语言与语言所代表事物之间是约定俗成的关系。语言的产生涉及的必然因素很少，主要是任意与偶然的。赵元任归纳的第三、四个特征，是对萨丕尔在《语言论》中的论述的深化。第五个特征则所包含的观点在欧美语言学家的不同论述中也都有体现，而赵元任在这里将其高度浓缩概括，上升为理论。
二。关于音位分析理论。
赵元任的一篇颇有影响力的论文《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也是其吸收、超越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杰出成果。赵元任在给音位定义时，讨论了帕默（ H.E.Palmer ）、琼斯、布龙菲尔德（ Bloomfield ）等人对音位的解释。他指出尽管帕默与琼斯认为音位是一群音，而布龙菲尔德认为音位是一种语音特征，实际上他们三人的音位观是一回事。赵元任结合各家之长给音位下定义说：音位是一种语言里全部音类中的一类，语言中的任何词都体现为一个或若干个这些类的序列，被认为具有不同发音的两个词，其构成词的音类或音类的次序是不同的。布龙菲尔德是当时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他对赵元任影响很大。但是，赵元任对布龙菲尔德理论的精华持着严谨态度，批判性吸取，并不为其所束缚。他在《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的第三章就勇敢指出 Bloomfield 的错误。布氏认为音位标音是客观的和有价值的，而音质标音是存在着主观性。赵元任却认为音位标音也不是完全客观，它同样带有主观性。并指出在音位答案尚未拟定前，要用严式音标。赵元任发表这篇论文的时候正值 Bloomfield 的上升时期，此时美国的语言学被称为是布龙菲尔德时期。赵元任在这时发表论文指出布氏的片面观点，挑战权威，表现出尊重学术追求真理的精神。
由于对当时世界语言学前端理论的吸收与超越，赵元任的《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成为音位分析理论的经典文献。这篇文章赢得国际学术界的充分肯定。直到现在，它还是世界各国从事语言学者的必读文献之一。裘斯（ Martin Joos ）曾评论道：
“我们很难想到有比赵元任的这篇文章更好的对早期音位学具有指导意义的单篇论文了。……布龙菲尔德的最初读者中，大部分和今天的读者站在鸿沟的两岸。赵元任和他的论文最令人感兴趣的一点是他的论文可以用这两岸读者的任何一种方式阅读。我把这一点看作是他有非凡的天才和没有任何偏见的证明。” [3]
三。关于汉语音韵学
在音韵学方面，赵元任主要批判吸收了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 ）的音韵研究。高本汉对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很全面，上推先秦古音，下至现代汉语方言，无所不及。他在音韵学领域影响尤大，中国学者一般都在总体上接受了高本汉的音韵学原则。而中国现代语言学界全面了解高氏的音韵学是从赵元任开始的。
高本汉是对赵元任有着较大影响的欧洲语言学家，他的许多重要论著和理论是经过赵元任而被引进中国的。高本汉的巨著《中国音韵学研究》就是赵元任与罗常培、李方桂三人花了几年功夫进行翻译与重编，介绍进中国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被认为是“综合西方学人方音研究之方法与我国历来相传反切等韵之学，实具承前启后之大力量，而开汉学进展上之一大关键也。” [4] 在赵元任主持下，三位语言学家与高本汉商议了五条翻译原则：一，将全书作一忠实能读之翻译；二，改其错误；三，加入新材料；四，改用国际音标注音；五，一部分重编。《中国音韵学研究》法文原版于 1915 年首次面世，赵元任等人的中译本于 1940 年首次出版。该书的翻译被傅斯年称为“我国译学上未有之巨业”， [5] 它对濒临危机的汉语音韵学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赵元任引入高本汉音韵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又提出了高本汉的不足。他对高本汉构拟的中古音值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例如赵元任在《汉语中古音中辨字与不辨字的区别》（ Distinctive and Non-distinctive Distinctions in Ancient Chinese ）一文中第一次把音位学理论运用于中国音韵学，并向高本汉提出修改“幽黝幼”三韵的音值的意见。 1954 年，高本汉接受这一意见，对音值进行了相应修改。赵元任还与高本汉通信讨论中古音系的音值，就一些音值问题交换看法。如曾发表的《关于臻栉韵的讨论》就是一例。赵元任认为高本汉构拟的音值平入声不相配，高氏认识到自己的疏漏，接受赵元任的意见，进行了修改。
由此可以看出，赵元任对于学术的态度是严肃而认真的。他抱着审慎的态度，带领其他两位语言学家，成功地完成学术巨著的翻译和修订工作。他们并未简单地直译权威的作品，而是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鉴别。将有错误之处改之，不完备之处补之。他们所完成的中译本成为中国现代音韵学的中流砥柱。不但如此，赵元任还提出原有研究的不足与欠缺，并创造性地将语言学其它领域的理论，如音位学理论，运用于中国音韵学。赵元任以勇于挑战权威的精神将中国音韵学研究引入日臻完善的道路。
四。关于汉语语法。
中国的语法学在中古时期叫“声明”， [6] 曾经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不过没有得到发展。中国古代学者虽然也曾提出一些语法概念，但是这些语法研究只是零碎、不系统的，常常只是作为注解出现。直到清末，中国才有了可成体系的语法。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全面引入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是赵元任。
十九世纪末之前，中国的语言学缺乏独立的语法学体系。 1898 年马建忠出版的《马氏文通》和 1924 年黎锦熙出版的《新著国文语法》虽然分别被视为中国汉语语法学的开山之作与现代汉语语法学的开创之作，但是它们都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其后，吕叔湘、王力、高名凯等语言学家的共同努力使中国语法学进入一个文法革新的时期。到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中国汉语语法学进入一个引进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建立一套分析汉语语法的新体系的阶段。而第一个使用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汉语语法的就是赵元任。赵元任 1948 年出版的《国语入门》和 1968 年出版的《中国话的文法》 “ 在理论、方法和体系方面奠定了从 5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国内居于主流地位的结构主义汉语语法的基础”。 [7] 赵元任接纳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但并没有拘泥于结构主义的做法。他以汉语活的语言为研究对象，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放到汉语这一不同于西方语言的语言实体中，进行取舍、改造与超越。例如，他认为在汉语的句子里，主语可以从字面解释为主题，谓语不过是跟主语有关的话。谓语不一定要指主语所指的那个东西动作或者特性。因而汉语中有类似于 “ 我是两毛钱（我买的东西是两毛钱） ” 这种从逻辑上讲不通的句子。基于汉语意义丰富而形态贫乏这个特点上，赵元任没有完全以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重形式轻意义的眼光去研究，而是结合语义来分析形式，从而弥补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在对不同语言的实际操作中的不足。
（三）利用西方科技和实验设备
赵元任在语言学领域之所以能取得前人不曾取得的巨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语言学研究中善于利用自然科学知识、现代科技和设备。
如果说做到融会古今、学贯中西在国内外知名学者中不算希奇，那么同时还文理兼通者就不为多见了。而这难得的一点成就了赵元任在语言学中的突出贡献。
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时主修数学。他兴趣广泛，除了主修数学，还选修了一些物理学和实验课程。如：实验物理的近代发展、仪器的设计与制备等。他感到中国科学的落后，与同学一起创建中国科学社，并在其社刊《科学》杂志上发表大量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博士毕业后，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教物理，对声学方面尤感兴趣。在赵元任对语言学的兴趣日益明显并最终选择语言学为自己终身的事业后，他良好的数理修养为其进行语言学研究和语音实验提供了利器。赵元任在语言学研究中，利用了很多自然科学知识和实验方法。
1934 年，赵元任已将中研院史语所语言组的工作视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8] 他订了两大计划：语言研究和语音实验室建设。语言研究方面，动员语言组所有研究人员，把国内汉语方言和非汉语方言调查一遍，整理出调查资料，供以后研究参考。语音实验方面，要建造一个大规模的语音实验室，把调查的语言材料用仪器灌成音档保存，以便使用。据赵元任的助手杨时逢回忆，“语音实验室的建造，共分为四大间，关于设计、绘图等一切，也都是赵先生亲自策划的。曾经在美国订购隔音纸板及其他隔音设备，如双层玻璃窗、四层隔音板门等。室内的四面墙壁及天花板地板，全部都用八层隔音纸板铺成，下面加上地毯。隔音的完备，真是无以复加了。又向国外订购语音实验的各种仪器，如最新式的录音机数架（那时录音用的仪器非常笨重，如一个很大的扩音器，一个大的十二寸的电动转盘，另外发音的电容微音器，还用上两个大水电池），都是灌制铝片音档的仪器。此外还有，音浪计（记声调用的）、音叉，留声机及其他实验仪器数十种，在当时差不多是应有尽有了。” [9] 方言调查工作大都按照赵元任所拟计划进行，从 1934 年到 1937 年，语言组全部研究人员参加了语言调查工作。汉语方面的调查由赵元任直接领导，非汉语方面的调查由李方桂负责。语音实验室成绩斐然，“调查的语言都灌制铝片音档，将近千张。此外并购置各国语言会话留声片二十余套（每套大约二十四大张），还有中国各地戏剧、相声唱片，都是为研究方言之用，也有六、七百片。……凡参观史语所的人，除了看古物及藏书外，语音实验室也是他们所赞赏的，在当时可以称谓东南亚首屈一指的了。” [10] 语音实验室的建立是赵元任对中国语音学的一大贡献。大量音档的灌制为深入而精确的语音研究提供了材料，语言组利用实验室完成了不少研究语言材料的工作。遗憾的是，由于中日战争战事频仍，史语所被迫撤退到后方，研究工作中断。
赵元任在美国的时候一直关注语音实验及最新设备，经常参观国外语言实验室，并不断将西方新的设备技术引入中国语言学研究。 1944 年到 1947 年，赵元任还在贝尔电话公司研究室兼任声学语言学顾问。赵元任一直对贝尔实验室的语图仪（ Phonetic Visible Speech ）感兴趣，贝尔实验室也对元任的学术工作很欣赏，同意他个人独立或与实验室人员一同研究语言。赵元任将贝尔实验室的语图仪运用于语音学研究，通过该设备来记录动态语音的全貌。语图仪能把音质、音高、音强、音长显示在一张图上，在时间、频率和振幅三维空间中显示一段时间内语音的特性及变化情况，解决了浪纹计不能迅速而准确地获得声调曲线的平均调值的问题。同时，赵元任凭着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还自己对设备的不足进行改造。他曾感觉购置的扩音器效力不够好，而自己拟订一个超高率的扩音器。然后“请中国电器公司制造，效果比美国所购置的要好几倍，不但音质清楚，扩大的程度也要高一、二倍。” [11]
赵元任的研究开启了中国语言学的一个新时代。在此之前，清代朴学家通常进行的语音分析并未凭借近代科技，中国的语音学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而赵元任将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和设备技术运用于语音学研究，使中国的语音研究走向科学化和精确化。
在对语言学的科学分析方法上，赵元任借用其它学科的理论、方法形成新的语言学的思维方式。他不但接受了哲学家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的影响，而且还将丹麦原子物理学家玻尔 （Niel Bohr） 的对补原则、美国信息论专家申农 （C.E.Shannon） 和控制论专家维纳（ Norbert Wiener ）的理论等运用于语言学研究中。他在《说清浊》一文中就借鉴了原子物理学中的对补原则。对补性代表了概念之间的一种逻辑关系：这些概念不能同时被考虑，因为它们是互斥的；但是，为了完备地描述现象又不得不同时提出来。赵元任阐述“清”、“浊”的概念时，利用对补性对其进行了合理的解释。 [12] 赵元任对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教授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也很感兴趣。他曾阅读过维纳教授写的控制论的二百多页手稿，并且，饶有兴致地听了维纳教授在加州大学的每次讲演。赵元任全面的知识体系与活学活用的特点，使他在语言学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宗师。
（四）建设中国现代语言学，反馈世界
1946 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建校 200 周年纪念会上，赵元任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获此学位的还有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特 里 格 夫 · 赖 伊（ Trygve Lie ）、丹麦原子物理学家波尔（ Niles Bohr ）等。荣誉学位颂语称：
“ 赵元任，文学博士：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并对中国科学院做出突出的贡献；他是自己国家多种方言的学者和历史家，他的研究成果帮助西方人能更好地了解中国语言，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理想。 ” [13]
赵元任兼采欧美现代语言学派主要代表人语言学研究的优秀成果，立足于汉语的固有特点，对汉语的每个领域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几乎在汉语研究的每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就。无论在汉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语法研究，还是在普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文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等方面，赵元任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被称为汉语语言学之父，并不为过。中国现代语言学在赵元任一生的耕耘与其他语言学家的努力下终于开始成为世界语言学中一支奇葩，并反馈世界。
1 .在语言科学，也就是普通语言学方面，赵元任虽然并没有写过以普通语言学命名的专著，但是他的成就却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
赵元任于 1959 年 2 月到 4 月期间在台湾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做了一系列的演讲，系统地阐述了语言学及其相关的各种基本理论问题，表达了其语言科学观。赵元任的学生董同龢等详细地做了演讲记录，这些记录汇总为《语言问题》。次年，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将其出版印行。 1968 年，赵元任根据《语言问题》一书，用英文写成 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 （ 《语言和符号系统》 ） 。《语言和符号系统》与《语言问题》内容基本一样。它先后被翻译成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等国语言出版，受到各国语言学界热烈的反应，刚出版不久就出现大量书评。《语言问题》和《语言和符号系统》是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探索汉语研究的杰出作品，代表了当时汉语语言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它们是赵元任吸收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作品，也是他在汉语研究这个领域里创新研究回报世界语言学界的突出成果。
赵元任不仅写出了震动中外的、为各国语言学家经常引用的音位学经典文献《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还创制了著名的五度值标调法。五度值标调法得益于他丰富的乐理知识。赵元任曾用七弦琴作实验，用乐器模仿声调发音得到九种汉语方言的声调曲线。作出这些声调曲线后，用画格子临贴的方法，将其改画在五线谱上，从而得到五度标音法的雏形。 1927 年，赵元任向国际语音协会提出采纳五度值标调法的建议。 1930 年，他在国际语音协会 IPA 会刊 le Ma？tre Phon é tique （ 《语音学教师》 ） 上发表 A System of “Tone-letters” （ 《一套标调的字母》 ） ，创制了记录和描写声调的简单而实用的五度值声调符号。五度值标调法第一次提出五度标尺，率先使用数字标调的新方法，这对中外语言学研究都是一大贡献。几十年来，五度值标调法被中外各国的大量语言学家广泛采用，成为国内外语言学界共同使用的标调符号。赵元任的学生之一、中国实验语音学家吴宗济曾经评价五度符号说：
“ 这个五度符号还可以数目来表达，由低到高为‘ 1 ， 2 ， 3 ， 4 ， 5 ’ 。用几个数字表达调势，如北京的四声：‘ 55 ’ 为高平的阴平，‘ 35 ’ 为高升的阳平；‘ 214 ’ 为低降升的上声，‘ 51 ’ 为高降的去声。这样，在调查记音时，可以不用仪器，凭耳听判断来定出调级和调型，非常便利。这对于一般语言工作者来说是足够准确了 ， 而且在印刷中刻就一套调符的铅字 ， 与汉字同排 ， 也很方便经济。这套调符是个革命性的发明，把前此西方人记汉字声调用各种记号加在字顶、用数字缀在字尾，要高明多了。所以此法一出就不胫而走，国外的文章中不但用于汉语研究，即在有些少数民族的语言调查中也有采用的了。
用五度值记声调是否够用 ？ 不一定给与限制 ， 有些场合用三度、四度也都行。最近在美国学者对世界上几百种语言作过统计，得出的结果是，人类所有语言其调位的等级没有超过五度的。这足以说明‘赵氏调符’是放之四海而皆能应用的。” [14]
2 .在汉语语音领域，赵元任不论在历史语音学方面还是静态语音学研究中都有突出贡献。中国著名音韵学家张世禄认为：“赵元任先生是我国采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研究汉语音韵的前驱之一。” [15] 赵元任在汉语语音学方面的不少著述都成为语言学的经典之作，并在国际上造成深远影响。
由于研究中国传统音韵学只能根据各时期的韵书等历史文献来归纳音类，而无法知道各个音类的具体音值，这就使中国传统音韵学研究无法深入进行。为解决这一问题，赵元任回国后就立即投入到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工作中。现代汉语的方言都是从古代汉语演变而来，古音的大致读法可以从各地方言的差异中窥见。赵元任利用这一点，结合美国描写语言学方法，广泛搜集方言材料来考订古音。通过调查，赵元任掌握了大量一手的语言资料，并取得了对古音更为准确的研究。与此同时，他与罗常培、李方桂翻译重编了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还针对高本汉构拟的古音中的一些错误，提出修改意见。
对现代汉语标准音的研究，即国音的研究，是赵元任语音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在 1922 年和 1923 年出版《国语留声片课本》及其 1923 年出版的《国音新诗韵》集中体现了他对老国音的研究。在《国语留声片课本》中，赵元任分析总结了声调的轻重和连读变调的问题。这个研究在中国语音研究史上是具有开创意义的。而《国音新诗韵》是根据老国音的语音系统编成的韵书。它按照韵类和部首顺序编排，不仅有正体字和规范的国音，还有“破体”字和国音中没有列出而方言中常用的读音，因而实用性也很强。在该书中，赵元任一方面遵循中国古代诗韵的规则并总结五四时期新诗特点，另一方面又参考西方人作诗用韵的手法，进行论述。他所提出的押韵原则对于今天的自由诗仍有重要价值。在对新国语研究的《新国语留声片课本》中，赵元任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口气语调的论述、分析和描写，并提出代数和等重要理论。在进行国音研究之余，他还提倡国语运动，创造国语罗马字母，倡导用音标或国语罗马字写文章，为现代汉语标准音的推广做出重要贡献。
赵元任的《北平语调的研究》对北京话的语调进行系统分析，建立了汉语语调研究的基本模式，开拓了语音学语调研究的新领域。在新国音完全采用北京音为标准音后，赵元任对北京语音语调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他发表《英语语调（附美国变体）和汉语语调初探》（ A Preliminary Study of English Intonation（with American Variants）and its Chinese Equivalents ） ， 指出字调与语调的关系是表义与表情的关系。 1933 年，赵元任在第 145 届美国东方学会会议上宣读《中国字调跟语调》一文，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汉语的其他方言。 50 年代，赵元任提出著名的橡皮条理论，指出字调调域受语气影响，象画在橡皮条上的声调线可以伸缩。橡皮条效应的提出对汉语语调研究造成很大影响。
赵元任还是汉语轻声儿化研究的开创人之一。 1922 年，他在《国语罗马字的研究》开头的凡例部分首次提出了 “ 轻声 ” 的概念。在此后的论著，如《中国话的文法》、《国音新诗韵》、《北平语调的研究》等文中，赵元任进一步将轻声儿化的研究引向深入。他的一些论述长期以来被奉为语音学经典，沿用至今。
赵元任在语音学方面取得的成果是其最为突出的成就。他的重要著述和开创性理论是他对世界语言学界的重大回馈，至今仍影响着海内外的研究者。
3 .在汉语语法方面，赵元任是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的一个运用美国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研究汉语语法的语言学家。
1948 年，赵元任的 Mandarin Primer （ 《国语入门》 ） 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全称 Mandarin Primer，An Intensive Course in Spoken Chinese . 其中译本有两种：一是斐溥言释述，董同龢校阅的《国语语法大纲》，刊载于台北《国语日报·语文乙刊》 1951 年第 104 期到 153 期；一是李荣编译的《北京口语语法》，北京开明书店 1952 年出版。在这本书中赵元任率先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方法运用于汉语语法研究，建立了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基本框架。他所构建的新的语法体系给汉语语法研究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国语入门》借鉴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却不为其所束缚。他善于从中国活的语言中发掘材料，从汉语的语言事实中得出不同于西方语言学的结论。例如，赵元任通过分析汉语特殊的语言结构，最先提出汉语歧义结构研究这样的命题。这种不但从静态角度而且从动态角度分析的研究思路为后人的研究开辟了正确的道路。《国语入门》成为中国现代语法学的一个奠基作品，而其英文版在国外则成为一本教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教科书。
20 年后，赵元任又在《国语入门》基础上用英语写成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 《中国话的文法》 ） 。该书于 1968 年由美国伯克莱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两年后再版。吕叔湘根据国内需要，取此书的大部分进行翻译，定名《汉语口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于 1979 年出版。次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丁邦新翻译的全文，定名《中国话的文法》。在这本书中，赵元任以北京话为研究对象，结合汉语实际，系统全面地以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剖析描述汉语口语语法。赵元任采用结构主义的直接成分分析法为主要分析方法，但又“持论通达，从来不拿事实迁就理论”。 [16] 为了说明问题，赵元任在一些地方还将现代汉语口语同方言、古汉语和外语进行比较。与《国语入门》相比，赵元任在《中国话的文法》中的研究更为深入，在观点、分析和材料的使用上都更进一步。《中国话的文法》是赵元任几十年研究经验的总结，其间汇总了中外汉语语法研究的最新成果，是“中国语言学领域的巨大的里程碑” [17] 。自从出版以后，它对国际汉语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它以研究汉语口语为要务，改变了以往汉语研究偏重书面语而忽视口语的状况，扭转了汉语研究一定程度上脱离实际的方向。
4 .赵元任在汉语方言研究的方面的成就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又一块里程碑。 方言虽然是一种地域性语言交际手段，但 “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 ，它同样具备语音、语法、词汇等语言的基本要素，是一完整的语言体系。但是在 赵元任之前，这一领域并未获得应有的重视。那时，中国的方言研究缺乏系统性、统一性与规范性。那些零散的资料和词典利用起来极其不便。瑞典汉学家高本汉虽然在中国进行过一些方言调查并写《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但是他的调查仅限于黄河流域的几处地方，且以重建古音体系为目的，不是纯方言学的研究。 赵元任看到了方言研究管中窥豹的作用，因而在方言的调查和研究上下了很大力气，也取得很多突破性成就。
在 20 年代初，赵元任为罗素做翻译到各地演讲时，就进行了少量的方言调查。这时的方言调查主要是为了掌握某种方言而做，随机性较强。 1926 年，赵元任利用他记录的调查资料，写成中国语言学历史上第一篇以现代语言学角度研究汉语语助词、比较方言语法的论文——《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在《清华学报》第三卷第二期上发表。
从 1927 年起，赵元任开始主持一系列全面系统的方言调查活动。最开始是对吴语的调查。中研院史语所语言组成立后，赵元任亲自拟定了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大规模方言调查计划。二、三十年代，赵元任领导并参与的几次较大规模的方言调查有： 1928 年 -1929 年两广方言的调查； 1934 年徽州所属六县方言的调查； 1935 年江西五十六处方言调查和湖南方言调查； 1936 年湖北方言调查。赵元任精心策划建立大型语音实验室，从国外置购实验器材和设备，将方言调查的材料灌制成音档来保存，以便研究之用。
赵元任不但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方言调查，还结合调查所得的语言材料，利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进行创造性研究。他在方言研究中开创的许多方法至今仍为方言调查工作者沿用。如由他创制、并由中研院史语所出版的《方音调查表格》，就几经修订，沿用至尽。
在方言调查领域，赵元任写出了大量论著和报告。
在对吴语的调查基础上，他写成《现代吴语的研究》一书。《现代吴语的研究》是中国第一部采用国际音标记录、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它成为中国方言调查研究的典范之作。 1970 年，俄亥俄州立大学授予赵元 任荣誉 博士学位时，称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为 赵 教授领导的中央研究院语言学家们进行系统调查研究中国方言定下了调子。” [18] 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将这本书称作中国描写语言学的较早的重要著作。 [19] 1928 年该书的正式出版，标志着汉语方言研究新时代的到来和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成熟。它不仅对中国学者影响重大，还对西方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有西方语言学界人士说，现代西方的学者都直接或是间接地仰仗这部重要的著作。 [20]
湖北方言调查是赵元任组织的最后一次大型的方言调查，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前最大规模的一次方言调查，其范围涉及湖北全省。 1938 年，赵元任与其助手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等利用调查到的湖北方言的材料，写成《湖北方言调查报告》。 1948 年，上海商务出版社将其作为中研院史语所专刊出版。《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是中国建国以前方言调查方面学术价值最高的一部大篇幅著作，共 1574 页（不包括地图）。 报告首先以 66 幅方言地图的形式表现湖北方言的大致情况；而后用 64 幅方言现象分布图来反映方言声韵调、特字、词类等的异同；最后的综合图用语言同言线反映湖北方言现象的分布情况等。这种地理图示法为后来的方言专著附图时所仿效。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材料系统详尽，并且全部配有音档。全书结构合理，审音精细，在方法上一反常规地综合运用描写法、比较研究法、地理图示法等多种方法，是一次新的尝试。报告还进行了古音和今音的对比，在展示了湖北方言的面貌同时，还描述了各地方言的差别。在赵元任成功地协调组织下，集体调查整理成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成为三、四十年代汉语方言区域性调查的代表作。
此外，赵元任研究方言的著作，还有《南京音系》（ 1929 年）、《中国方言中爆发音的种类》（ 1935 年）、《钟祥方言记》（ 1939 年）、《中山方言》（ 1948 年）、《台山语料》（ 1951 年）、《绩溪岭北方言》（ 1965 年）、《常州方言》（ 1970 年）等。赵元任身体力行，将中国现代方言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5 .赵元任还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先行者，在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领域也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他虽然没有在社会语言学的某些重大理论问题上进行过专门探讨，但是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的。赵元任的研究涉及语言的社会属性、语言变异、语言接触、语言社会应用等诸多方面。
为纪念 1970 年国际教育年，巴基斯坦曾出版了一套“语言学和民族发展丛书”。其中第九卷是赵元任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论文集 Aspects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 《中国社会语言学面面观》 ） 。 1975 年，美国国际大学的（迪尔） Anwar S. Dil 教授拜访赵元任，征询在“ Language Science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eries （语言科学与国家发展系列）”丛书中出版赵元任的语言学论文集的可能性。赵元任同意并提供了帮助，亲自修改，补充有关通字的文章。改论文集将赵元任的 40 年代到 70 年代有关社会语言学的论文分成四个部分，使原本散见于各处的论文条理化。这四个部分为：“关于中国方言及语言统一的各方面”；“关于方言比较及中西文化比较及儿童语言问题”；“关于语言的哲学方面，例如逻辑与文法的关系”；“关于中国语言应用各方面的结构”。 [21] 叶蜚声翻译《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时，翻译了其中的四篇：《什么是正确的汉语？》、《吴语对比的若干方面》、《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我的语言自传》。
赵元任在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许多方面也体现出独特的观察视角与敏锐的学术眼光。
1931 年，他发表在史语所集刊上的《反切语八种》，比较全面系统地探讨了从语音形式构成秘密语，是中国最早的讨论语言集团变异的文章。秘密语是语言集体变异的较特殊的一种类型。赵元任在文中介绍了中国秘密语的种类，详细阐述了反切语的形式特点，并对其使用范围和社会功能进行了论述。
在《现代吴语的研究》中，赵元任较早地注意到语言的各种变异，例如其阶级变异、年龄变异及在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下产生的语言变异。因为这些变异的存在，赵元任将吴语分为多种不同的派别。在声母表中，武进（常州）分为绅谈派和街谈派；吴县分为新派和旧派；上海分为新派、旧派和混合派；杭县分为 shi 派和 si 派；绍兴分为普通派和凡字眼派。在韵母表与声调表中，也有不同的派别。赵元任在另一篇文章《方言记录中汉字的功用》中，也论述了语言的地域、阶级、年龄、性别等差异。 1935 年，赵元任在中研院史语所集刊上发表的《方言性变态语音三例》是他对语言变异问题系统研究的重要作品。在文章中，赵元任认为变态语音有临时性和系统性两种。系统性变态语音有两种：发育未全的儿童的变态语音系统和发育不全的人的变态语音系统。他对这两种变态语音的研究揭示了语音的历时演变规律，具有较高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赵元任还以外孙女昭波为例来研究儿童语言。 The Cantian Idiolect: Analisis of the Chinese Spoken by a Twenty-eight-months-old Child （《肯塔话——一个二十八个月儿童所讲的中国话的分析》），就是元任研究昭波的语言而写。肯塔就是指昭波。该篇专门研究发育未全的儿童语言的研究报告，在昭波的双语言（汉语和英语）环境中，对其语音、语法、词汇等进行全面的研究，不但有共时描写还有历时描写。而其研究方法和取材途径相对于《方言性变态语音三例》来说也有很大程度上的改进。
赵元任根据 1967 年 10 月 10 日 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的内容写成 Interlingual and Interdialectal Borrowings in Chinese 刊登在 Studies in General and Oriental Linguistics 上。这是一篇研究借语的杰出作品。后来，赵元任将其翻译为汉语，发表在《海外学人著作选刊》第一集中。《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收录了这篇文章，定名为《借语举例》。赵元任利用他对多种外语和方言的精通，在《借语举例》中提出许多有创新意义的和有价值的见解。他把句法受外来语影响的现象叫做结构性的借用，并以英语和汉语之间借用的例子来说明。他最早注意到港台国语的语言变异现象，举出数例说明方言的借用造成港台地区语言与普通话的差异。
如果说《借语举例》是一篇讨论语言接触中借语现象的论文， The Phonology and Grammar of “Skipants”in Chinese （ 《汉语中夹杂英语的语法和语音问题》 ） 则是一篇专门讨论语言接触过程中语言变异情况的文章。赵元任的女儿说汉语时偶然夹杂了“ skipants ”（滑雪裤）这个英文单词，人们后来就用它指代讲汉语时夹杂英语的情况。赵元任对这种汉英夹杂讲话时使用英语语音、汉语语法结构的现象进行研究，讨论了语言接触中语言系统发生变化的问题，对探究混合语的形成参考价值很大。
在 The Language Problem of Chinese Children in American （《美国华人儿童的语言问题》）中，赵元任论述了语言接触过程中母语保留的问题。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儿童，生活在英语社团环境中的华人家庭，要他们保留母语是不容易的。他在文中指出华人儿童学会汉语的重要性，并提出五条建议：认识到人际语言模式的顽固性，建立理想的新模式；注意人群间语言模式的稳固性；避免中英夹杂现象；不要害怕孩子讲方言；口语更重要。这篇以实际问题为分析的切入点的文章，在美国语言学界和海外华人中造成很大影响。他提出的五条建议对海外华人教育孩子和在少数民族及方言地区推广普通话都具有指导作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同汉族语言和文化的接触中，也产生了不少特有的现象和问题。赵元任的《广西瑶歌记音》等论著是这方面开创性的研究作品。他的记录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赵元任对标准语、称谓语、翻译理论、语言教学和词典编纂等语言的社会应用问题上，都有一定研究。例如，他 1961 年在美国费城东方学会第 171 次会议上演讲的 What Is Corect Chinese？ （ 《什么是正确的汉语？》 ） ，就论述了汉语的规范化问题。赵元任作为杰出的语言学家在翻译方面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他所翻译内容从最初在《科学》月刊上发表的科学方面的小品文到小说《爱丽思奇境漫游记》和《走到镜子里》，到戏剧《最后五分钟》，到语言学专著《中国音韵学研究》，涉及到文化的多个层面。而翻译理论方面，赵元任也提出很多有价值的重要观点，对中西文化的互相引进作出了贡献。
赵元任的词典编纂工作是他对语言的社会应用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另一大贡献。他曾与人合作编过许多种词典，主要有：《国际音标国语正音字典》（正音）、《国语辞典》（校订）、《国音常用字汇》（校订）、《汉英大辞典》（编辑）、《国语字典》等。并有论述词典编辑的论文：《论汉英、英汉词典编纂法问题》、《评 Wen-shun Chi 编〈当代汉英用法词典〉》等。在二战期间，由于战争，远东书籍的来源被切断，美国学生对汉英字典的需要无法得到满足。哈佛 – 燕京社根据这种情况，决定修订并重印两种实用字典： C.H.Fenn 的袖珍字典 The Five Thousand Dictionary 以及 R.H.Mathews 著汉英字典。修订美国版字典的任务由赵元任来完成。赵元任在修订 R.H.Mathews’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汉英字典》） ，Amer.ed. 时，改正原版错误，修改读音和释义，并增加新词汇，共 15000 处。
6 .在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与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实践上，赵元任也是先驱者之一。他推广国语，创制并推行国语罗马字，拟订通字方案，为语文现代化奋斗了一生。
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两大社会运动。在这之前，中国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语言，方言隔阂较严重。赵元任为推广国语研究北京音系，灌制留声机片教材，参与校订《国音常用字汇》和《国语辞典》这两本重要的工具书，并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1970 年，在对比语言学和语言普通性太平洋会议上，赵元任就宣读了《国语统一中方言对比的各方面》一文，通过国语与方言的关系角度论述推行国语工作的问题。
在汉字改革的呼声中，国语罗马字运动在五四时期被推上历史舞台。赵元任深谙旧文字之弊，积极参与与倡导国语罗马字。他与刘半农等五人组成数人会，担当起议定国语罗马字的责任。从 1925 年成立到 1926 年 9 月，数人会拟成《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赵元任参加草拟方案并负责主稿。在国语罗马字公布之后，赵元任又为其推广做了很多工作。虽然 1958 年中国大陆公布“汉语拼音方案”，此后国语罗马字很少有人使用，但是，赵元任等人在汉语拼音化方面的实践为语文现代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国语罗马字至今看来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在某些方面比现在的拼音方案更有利于信息的处理。
1967 年，赵元任在美国哲学学会年报上首先发表《通字方案》的英文原文。十几年后北京商务印书馆将其翻译为中文发表。该方案汇集了赵元任语言学研究的经验，采用语言比较方法与统计方法编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因为一些现实原因，通字方案没有得到实行。
总之，赵元任的一生是成果丰硕的一生，他在语言学领域的研究是全面而深入的。他运用新的知识体系对中国语言学进行探索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建树，这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山鼻祖。
中国是世界上语文学产生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汉代就有了《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和《释名》四部专书。然而，在传统中国小学附属于经学，语言研究始终未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直到二十世纪初，西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已经相当发达，现代语言学也开始发展。而中国的语文学仍抱残守缺，不能与世界语言学融为一体。赵元任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西方现代文化的浸染，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和现代科技，结合中国语言实际，来探究中国语言学的各个层面。赵元任在语言学领域写出了大量论著，提出了许多适合中国语言实际的理论和观点，并将这些论著和理论反馈给世界。由于他长期生活在美国，并活跃于国际语言学的各种会议与交流活动上，赵元任具有向世界介绍中国语言学的更为便利的条件。赵元任将其一生奉献给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他改变了中国语言研究孤立于世界、孤芳自赏的状况，使中国语言学成为国际语言学界重要一员。赵元任的重要研究影响着各国语言学家对民族语言的研究和外国人对中国语言的研究，他与其它国家的语言学家一起推动国际语言学的发展。
[1]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前言， 第 2 页
[2] 赵元任日记，转见赵新那、黄培云：《赵元任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82 页
[3] 参见叶裴声译，伍铁平校： 《 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 》译文后的附注
[4] 高本汉著，赵元任等译：《中国音韵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傅斯年序
[5] 高本汉著，赵元任等译：《中国音韵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傅斯年序
[6]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前言，第 3 页
[7] 胡明扬：《赵元任先生小传》，《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 赵元任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 页
[8] 后来因为战乱，赵元任无法从事正常研究工作，才被迫到夏威夷大学教课，是为后话。
[9] 杨时逢：《追思姑父——赵元任先生》，《传记文学》第十四卷，第四期
[10] 杨时逢：《追思姑父——赵元任先生》，《传记文学》第十四卷，第四期
[11] 杨时逢：《追思姑父——赵元任先生》，《传记文学》第十四卷，第四期
[12] 参见赵元任：《说清浊》，《中研院史语所集刊》三十周年纪念专号， 1960 年第 30 期，第 493-497 页
[13] 赵新那、黄培云：《赵元任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290 页
[14] 吴宗济： 《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声调研究上的贡献》，《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 年第 3 期，第 59 页
[15] 香港《语文杂志》 1983 年 12 月第 11 期，第 3 页
[16] 李荣语，《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15 页
[17] 赵新那、黄培云：《赵元任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463 页
[18] 赵新那、黄培云：《赵元任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463 页
[19]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00 页
[20] Micchael Sherard: 《欧美之吴语研究》，《方言》 1979 年第 3 期，第 184 页
[21] 赵元任对论文集的简介，转见赵新那、黄培云：《赵元任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49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