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认为近代妇女职业并非启蒙思潮的结果，而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中自然产生的；而维新启蒙的兴女学等运动对妇女职业高级化起到了直接的不可估量的作用，并且使妇女职业在近代的发展不自觉地标志妇女解放的程度。其发展的曲折又昭示近代中国政治解放、思想解放、妇女解放是三位一体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近代妇女职业历史轨迹
职业妇女在今天看来是极为常见普通的社会现象，然而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上，它的出现却是一件惊世骇俗的历史事件，有着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学界对于近代妇女职业产生的历史原因、发展与潜进的历史契机、妇女职业在近代妇女解放史上的意义等鲜有论及，本文拟对近代妇女职业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一初步考察。
维新派在强国保种的探讨中认为，妇女要彻底解放，须得“经济独立”，为妇女从事社会职业打开了观念上的大门。然而，这并非意味着近代妇女职业的产生就是思想启蒙的直接后果。近代妇女职业的产生是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在上海租界内的烟馆，为招揽顾客，开始雇佣青年妇女为跑堂，人称之“女堂倌”，为近代妇女职业的肇端。在这种女堂烟馆中，由于增加了女性服务的内容，其价格又比专售女色的妓院低廉得多，因此，那些收入较低的人，诸如小商贩、店伙、佣工、轿夫、杂役等都乐于到女堂烟馆作日常消遣，一时间，“无贵无贱，若老若幼，争趋如鹜”[1]。此类烟馆获利丰厚起到很大的示范作用，一时间各烟馆竞相效仿，而“女堂倌”职业也就获得了它初步的繁荣。
但是，“女堂倌”职业是与当时国人最为痛恨的吸大烟恶习连在一起的，必然得不到社会支持，预示着其必然夭折的命运。当时，不仅士人从败坏道德的角度批评女堂烟馆诱使“无瘾之人因之有瘾，年轻之辈恋恋灯前，妮妮枕畔，实为诲淫之阶梯，藏奸之渊薮”[2]；而且上海各帮各业绅商也联名上书请求禁止，他们从上海商业发展的角度指出，人们一旦沉溺其中，“废寝忘餐，遂荒正事，无瘾者渐成有瘾，有业者遂至无业矣。”[3]在这份上书中，绅商们分析，假使人人都迷恋于女堂烟馆，则利源尽归烟馆业，势必影响其他行业的收入，导致市面萧条。可见它已失去其存在的经济合理性。由于上下舆论一致谴责，上海道宪于1873年3月3日发布查禁告示，会同英、美、法各国领事，查禁各租界内之女堂倌。
“女堂倌”职业是应商业谋利之驱动而生，由于它危及其它行业的利益，并与全民共诟之大烟联系在一起，很快就被查禁了。但这却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史上的大事。女堂倌这一职业，是中国妇女首次走出家庭，以自主身份进入社会商业服务行业，它与传统的具有强烈人身依附性质的女佣、女艺人、妓女等不同，是近代职业妇女的发端。
几乎与此同时，在工业部门，也开始雇用女工。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设立缫丝厂，主要招收女工，达六七百人之多。产业女工的出现最初也同样受到舆论的指责，有富翁张某在广州附近设机器缫丝厂，“厂中用妇女为剥茧，用男子为供役”，女工经常被家人阻拦，“夫家闻妇赴厂操此抽丝之业，弥觉怒发冲冠，或迁怒寻仇，移祸于厂，以其男女混杂，乱俗败常，泾渭不分，祸胎所由伏也。”“近日做工之妇人女子，……丧名坏节，殊是为人心世道之殷忧”[4]但由于雇主看到女工比男工工价低，好管束，轻活细活较男工手脚麻利，效率高，愿意雇女工；而家境困窘的女子为补贴家用也乐于作工。两相情愿，产业女工的存在由于符合经济规律而具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不会因为几声道德谴责而消亡，事实上，有历史合理性的事物尽管当时不合道德标准，但它的发展趋势是改变道德观念来适应新生事物。这就是经济对思想的力量。产业女工因此未因舆论反对而中途废止。到1881年，广州附近的缫丝厂已达11个，雇用的绝大多数为女工。上海，1881年商人黄佐卿设立公和永缫丝厂，丝车100部，主要雇女工。1887年又加大扩充，丝车增至900部，所用女工也大为增多。由于女工工价便宜，到1888年前后，上海的一些茶栈、丝栈纷纷招收女工来拣茶、选茧，产业女工的行业进一步拓宽，上海贫家女子争做女工蔚然成风，以致“一闻有人招雇女工，遂觉勃然以兴，……无论小家碧玉，半老徐娘，均各有鼓舞，踊跃之心，说项钻求，唯恐不能入选。”[5]此外，棉纺、火柴、造纸、卷烟等行业也开始使用女工。
由上可知，妇女职业的产生，并非是社会贤达们倡导实施妇女解放的举措，而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趋利性的产物；也非妇女自觉争取解放，而是中下层家庭为生计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但是，职业妇女，尤其是产业女工产生的事实，在客观上却给了传统两性关系观念以巨大冲击：“男子治外，女子治内”的古训被松动；“妇道”被动摇。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起启蒙思想家们空对空的呼吁，其影响也只及于上层知识分子之中的现状，产业女工产生的事实对于现实的广泛范围上的妇女解放的影响，要有力得多。因而即使那些仍旧抱着旧观念的人们，也肯定“妇女做工，得钱谋食，真贫家之一大养济院，原不必遽行禁止”[6]。然而，此时的产业女工做的都是简单工作，要想拓展职业范围需要外部动力。
妇女职业发展的重要契机是女子留学与兴女学运动。甲午战前，留学风气未开，女留学生更是寥若晨星，金韵梅、何金英、康爱德、石美玉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女留学生。1896年，留美女子康爱德、石美玉毕业回国，被梁启超等创办的中国女学堂聘为西文教习。康爱德在南昌开设了一家医院，石美玉在九江创办了一所仁德医院[7]。甲午战争中，“中国妇人金氏者，前在美国习医，至此适卒业而归，遂与泰西某女医同立红十字会，……募诸各善士，集得洋银三千元，受伤者遂医药有资，渐渐痊愈”[8]。留学为妇女开辟了一些较为高级的需要专门技能的职业如教师、医生等。由于传统社会对女子的歧视，最初这些女留学生的职业志趣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例如，康爱德、石美玉对她们选择医学专业曾说了一番无奈而又意味深长的话：“古称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我辈不幸作女子身，无从展布经猷，副霖雨苍生之望，盍相与潜心医学，以仓公术活斯民乎？”[9]。维新派后来设想的开设女科举，颁布妇女法律，选拔女官员的主张[10]，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只是良好的愿望。
妇女职业发展的第二个重要契机是兴女学运动的兴起。甲午战后，兴女学被启蒙思想家提到“强国保种”的高度。梁启超警示国人说：“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11]在梁启超、汪康年、康广仁等维新派和经元善、严信厚、郑观应等上海绅商的努力下，1897年6月，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开学。女学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课程设置，除开设传统的儒学课程外，还开设西文、工艺、音乐、医学、绘画各课[12]，着重于妇女的职业训练，其宗旨便是“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体，以造就其将来为贤母为贤妇之始基。”[13]随着中国女学堂的创办，在维新思想影响较大的地区如广东、苏州、湖南等地私立女学堂纷纷兴起，成为一时的潮流。弥补了留学量的不足，又为留学创造后备力量。女学的兴办为妇女职业技能的培养提供了条件。当然，这时的维新派兴女学的目的仍只在培养“贤妇贤母”，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但是，这些在女学中掌握了新式知识的女性，很多在以后所走的人生道路，并非是女学兴办者所设计好的，这才是兴女学运动在妇女解放史上的进步意义。
受康爱德、石美玉等归国的影响与梁启超等维新派兴女学的推动，从1898年起，每年都有女子出国留学；1902年后女子出国留学人数渐增，蔚成风气。而这也为妇女拓展职业空间创造了条件。从1901-1911年的十年间，留学的知识妇女先后在国内外创办妇女报刊近三十种。其中较有影响的有：陈撷芬1902年创于上海的《女学报》；丁初我1903年创于上海的《女子世界》；张展云1905年创办的《北京女报》；燕斌1906年创于东京的《中国新女界杂志》；秋瑾1907年回国后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唐群英1911年在东京创办的《留日女学生杂志》，等等。女子办报，不仅在形式上增加了妇女的职业范围，而且在思想实质上，有着非比寻常的历史意义。首先，它冲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祖训，大胆而果决的承担起以往只有男子才承担的社会责任，她们探讨国家兴亡与妇女解放的关系，提出男女平等的呼吁。其次，她们首次突破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一大局限，即妇女解放的呼声始终出自男子。以往的不缠足运动、兴女学运动都是男性为妇女解放开出的药方。而此时她们提出的关于婚姻自主和家庭革命的口号，表明她们已经意识到妇女解放必须是妇女自身解放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命题。再次，女子办报的启蒙作用和其中蕴涵的社会责任感，为后来的女子参政运动埋下了思想上的伏笔。而武昌起义后唐群英的《女权日报》等报纸更明确为妇女参政张本，成为妇女职业政治活动者的直接推力。
1901年3月24日，为抗议沙俄侵占中国东北而由汪康年等在上海张园举行的集会上，16岁的少女薛锦琴发表演讲，引起上海舆论界的强烈震动。保守派称“少年女士当众演说为可鄙”[14]；改良派则称赞不已：“薛女士在张园演说，实为我国从来未有之事……若人人能如薛女士，又何患国家不强也。”[15]英国人办的英文报纸上海《字林西报》则代表了当时西方对此的赞赏：“此女士对大众演说，通晓事理，热心爱国，实足令我西人钦佩。”[16]无论如何，薛锦琴的登台演说，既是有史以来中国妇女第一次在公众集会上的演讲，又是中国妇女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开端，自此后妇女登台演讲者日多，为妇女成为职业政治活动者准备了主体条件。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创造了女子参政的客观条件，各地妇女纷纷组织参政团体，产生了一批职业政治活动者，她们有发起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的林宗素；领导上海“女子同盟会”的吴木兰；组织湖南“女国民会”的王昌国；湖南“女子后援会”领导唐群英；湖南“女子尚武会”主持沈佩贞。她们以得到女子完全参政权为宗旨，于1912年3月8日成立神州女界参政同盟会。另有张昭汉、伍廷芳、朱逸民等组织“女子共和协进会”，提倡发展实业，普及教育，养成完全之国民。1912年3月，唐群英等因《临时约法》未明确规定女子参政权，大闹参议院，“大肆咆哮，势将动武”[17]，将女子参政运动推向高潮。但随着袁世凯上台，女子参政运动即走向式微。到1913年11月，北京政府内务部以“法律无允许明文”为由解散女子参政同盟会及其11个省的支部。
北京政府不仅禁止女子参政，且于11月30日由“教育部电令各省行政署转饬教育司取缔向与女子参政会有关系之女学”[18]。试图断绝女子参政的源头。1914年后，妇女报刊迅速减少，如唐群英等办的《女权日报》“近以经济困难而女子参政同盟会、女国民会俱奉令解散，势孤力薄，于前日宣布停版”[19]。1914年进一步规定女子“不得加入政治结社”，“不得加入政谈集会”[20]，进一步打击妇女参政活动。此后，袁氏政权通过禁止男女自由交往，管制女子教育，提倡培养“良妻贤母”，让妇女仍旧退出社会职业。这种状况，袁氏政权垮台后仍旧得到教育界的广泛认同。可以说，以妇女解放运动刺激而生长起来的职业妇女，随着革命受挫，所取得的成果也就因政权变色而丧失殆尽，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1916年初，教育司长史宝安在讲话中宣称：“女子参政，不适于女子生理及本国国情，女子以生育为其唯一天职。”男女平权即所谓“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妇女应做到“节”、“孝”，符合传统的“母仪”和“社会礼教”[21]，俨然又是三纲五常的旧道德。
历史尽管在这里出现严重倒退，有一点是退不了的，那就是原先维新派追求的“开民智”，经过兴女学等妇女解放运动的努力，可以说，中国妇女“民智已开”，因此即使在诸如政治、教育、报刊等职业受挫，她们也将如迸发的火山岩浆总会找到喷涌的缺口。妇女职业的开拓势不可挡。
如前所述，在那些与政治相离较远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中，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启用女工，随着企业的发展，女工的数量、行业都在不断扩大，截止1916年，全国共有男工39万多，女工24万多，而在“全国24万多近代女工中，仅江苏、广东、山东、安徽、浙江五省就达20余万人，占女工总数的84%左右。其中前四省女工均比男工多。江苏、广东两省女工分别是该省男工的两倍以上。”[22]表明，产业女工在近代工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然，知识妇女打开封闭社会职业的缺口不是也不应该是这些工资低、劳动强度大、条件艰苦的工业企业。
就在提倡“良妻贤母”，禁止女子参政的1916年底，北京中国银行鉴于“女子心思细密”，“女子俸给可低于男子”，而且不象男子有“派别关系”，“不致见异思迁”，率先在银行中使用女子司帐。[23]一年后，上海报载：“北京某中国银行采用女司帐员，一时传为美谈，近闻上海某银行总裁亦有采用女子司帐之提议，且不日可见诸事实。”[24]虽然她们被雇佣的动机是出于经济上的工资可低于男子，还未实现也不可能实现“同工同酬”式的男女平等，但毕竟，职业妇女已跻身令社会各界艳羡的银行白领阶层，这无疑是对当局反动政策的反动。如果没有兴女学运动中对女子的职业教育与训练，这一切恐怕不会发生。换句话说，妇女们此时虽被挤出与政治关联的行业，但由于她们自身素质的提高，同样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进入社会高级职业。在妇女职业发展和妇女解放的过程中，妇女自身素质的提高显得极为重要。同样是为牟利，同样是在专制政治的缝隙中打擦边球，同时期那些只需简单劳动的服务行业中的女工，就屡遭查禁。报载：“佛山西便巷口有汾江酒楼一间，于前月中旬始行建设，专做中西酒菜茶点。偏用女招待员数人，均是花信年华，苗条态度。一般登徒之辈，如蚁附膻。该楼因此获利颇丰，大有应接不暇之势。世风日下，夫何足怪，但不知有地方之责者应否干涉耳。”[25]企望当局禁止，更有甚者，1914年还“风闻（浙江）省会警察厅为整饬风化起见，拟令城内外女子营业之商店不论何种名目，一律取消。”[26]。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女堂倌”到二十世纪初的“女招待员”、“女店员”，历时四十余年，历经资本主义启蒙的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人们有些观念却仍如铁板一块，毫无松动迹象。但是，妇女解放已是一条不归路。事实上，五四运动以后，在诸如上海等大城市，各行各业都开始有女职员出现，尤其以医疗、银行、商店、文艺、电讯等行业更为突出。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妇女职业的发展进入了现代崭新的发展阶段。
从以上近代中国妇女职业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看出近代职业妇女发展和妇女解放的一些历史特点与经验。
从近代妇女职业发展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妇女地位、社会角色逐渐上升的明显轨迹，从最初从事简单劳动的产业女工到专门技能的医生、教师到参政议政的社会活动家到作为反弹的银行白领，显示了一条上升的曲线。这条曲线，妇女职业的渐进过程也就明显地凸现出近代妇女解放程度的轨迹，从最初为养家糊口而被动参与社会生产到意识到经济独立，从参与经济生活到广泛参与社会生活直至政治生活，表明了妇女解放范围和领域的不断扩张。在近代妇女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从事的职业中还可以看到一个特点，那就是她们所参与的行业和工种都是比较适于妇女从事的，服务员、店员、教师、医生、银行职员等。它暗合了妇女的身心条件，从这点来看，它不片面强调男女绝对平等，而让女工去干重体力活，如太平天国和解放后曾经有段时间一样。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经济发展只会产生对职业妇女的客观需要，却不能保证这个职业符合妇女身心条件；宣扬妇女解放的启蒙思潮提出男女平等，却并未对其内容作出具体规定，也没有指出妇女最适宜从事的职业。这种现象是在经济发展和启蒙思潮的渐进过程中自然形成，相反在任何激进的男女平等观念下是无法实现的。
近代职业妇女发展的历史表明，妇女解放，思想启蒙确实重要，但最根本的还是经济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必然要求妇女参与经济生活而收到妇女解放之效。从近代职业妇女的产生和后来出现女银行职员的事实可知，它纯粹是经济的自发驱力的结果。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忽略或放松思想启蒙，妇女解放在近代，既不能受赐于男权社会，也不可能静侯资本主义经济的长足发展来自发推动，相反，它需要妇女自身积极主动地去斗争、去争取，而这就需要思想启蒙，否则，妇女处于被奴役被禁锢地位而浑然不觉，何来动力去斗争？而实际上，中国近代妇女解放与职业拓展又直接受惠于启蒙思潮中的兴女学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妇女解放本身就是思想启蒙的内容之一。
近代妇女职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在中国近代社会，政治解放是最关键的，它是社会解放、妇女解放的首要前提。当政治宽松或政治变革与革命之后，妇女在职业上就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妇女解放就获得长足发展，当政治变革或革命失败，传统势力要求妇女退出已有的职业领地，妇女解放就遭受挫折。因此，它要求妇女在争取职业领地，争取妇女解放的同时，必须积极参与到政治解放的行动中去，并在三位一体中获得自身的解放。事实上，近代政治解放又是一个艰巨的历史使命，时有反复，也正好印证了妇女职业发展的涨落。
注释
[1]《申报》1873年2月4日，《论女堂烟馆亟宜禁止事》
[2]《申报》1873年1月15日，《论各帮公禀请禁烟馆女堂倌事》
[3]《申报》1873年2月4日，《论女堂烟馆亟宜禁止事》
[4]香港《华字日报》1874年5月29日，《机器近事》
[5]《申报》1888年4月1日，《论妇女做工宜设善章》
[6]《申报》1888年4月1日，《论妇女做工宜设善章》
[7]褚季能《甲午战前四位女留学生》，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11号
[8]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第12卷，第8页
[9]《申报》1897年4月5日，《记奇女子》
[10]《申报》1897年1月23日，《申论中国妇女宜皆读书识字之益并拟中国宜设女学校开女科第颁女法律》
[11]《时务报》第25册，《论学校。女学》
[12]《时务日报》1898年5月5日，《中国女学会书塾告白》
[13]《湘报》第64号，《中国女学会书塾章程》
[14]《中外日报》1901年4月4日，《译字林西报所登来函》
[15]《中外日报》1901年3月27日
[16]《中外日报》1901年3月27日
[17]《民立报》1912年3月23日
[18]《申报》1913年11月30日，《专电》
[19]《申报》1913年11月24日，《女权日报下场》
[20]《政府公报》1914年3月3日，《治安警察条例》
[21]《河南女子师范学校毕业训词》，《妇女杂志》2卷1期（1916年1月）
[22]《近代中国妇女生活》，郑永福、吕美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9页
[23]上海《时报》1916年12月20日《将有女银行员出现》
[24]上海《时报》1918年3月26日，《沪上将有女银行员出现》
[25]上海《时报》1913年6月2日，《酒馆有女招待出现》
[26]天津《大公报》1914年1月17日，《停止女商店之传闻》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