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左、李在一些主要问题上的思想与活动进行评述。浅误之处，请同志们指正。
一
左、李都是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发迹的。对此，史学界已有共识。但对两者对“借师助剿”态度的看法则颇持异议。
李鸿章的确是比较积极地主张“借师助剿”的。1862年，李甫抵上海，鉴于洋人兵强器利、“实肯帮我”（《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下简称《朋僚函稿》）第一卷，第46页。）和上海“孤危”的现实，便意图“借师助剿”，并在行动上设法亲近洋人。沪上官绅竭力鼓噪“，借师助剿’”时，李乃与其师曾国藩商定“不拒绝以伤和好，不忮求以存界限。”（《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下简称《朋僚函稿》）第一卷，第59页。）嗣又主张将“会剿”限于上海百里之内，但洋兵硬要深入“腹地”亦无不可。在具体实行时，格外倚重常胜军。
左宗棠怎样呢？有的学者认为他对“‘借师助剿’是不赞成的”。（杨东梁：《左宗棠评传》第85页。）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事实。左宗棠在致福州税务司美里登的信中，就非常赞赏其“共图勘定之策”的提议，表示“惟是中外能有杀贼安民者，无不爱而重之，推举而旌赏之。”（《左文襄公书牍》（下简称《书牍》）第七卷，第14页。）他还向清廷竭力歌颂过法国雇佣军头目勒伯勒东、莫德理等人的“助剿”行为。（还与法将德克碑立约，许其“助剿”，留屯萧山。（《左宗棠年谱》第94页，岳麓书社出版）很明显，左、李对实行“借师助剿”均持有比较积极的态度似无可置疑。
再则，左、李对洋兵“助剿”都持有戒备心理。随着战局的发展，两者都主张遣散和裁撤外国武装。如左宗棠就一直担心洋兵“助剿”会酿成索饷和“挟制”事端，主张应“稍加裁禁，予以限制，”（《左奏稿》第三卷，第29——30页。）并一再告诫与中外混合军直接打交道的宁绍台道史致谔：“乘我军声威已盛，将洋兵陆续遣散，”以安定地方和节饷。（《书牍》第六卷，第12页。）李鸿章同样如此。他在利用常胜军为清廷卖命的过程中日渐感到常胜军“骄蹇”难制和费银甚巨，已“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主张于“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李文忠公奏稿》（下简称《李奏稿》），第二卷，第55—56页。）在如何统带常胜军的问题上，他与英国陆军司令士迪佛立往复辩论，最后迫使其妥协，在军队的主管权、裁兵和节饷等事项上都坚持了原则。迨与戈登发生冲突后，就主张要求遣散常胜军，认为“此是苏省最要关键。”（《朋僚函稿》，第五卷，第12页。）在攻克常州后，便立即解散了常胜军。
看来，左、李对“借师助剿”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这实际上是由他们共同要求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所规定的。
二
办洋务是左、李晚年的一项重要活动。洋务运动的基本格局也大致是由他们铺就的。因此，有必要把比较的重点放在他们办洋务这一方面。
（一）左、李举办洋务的目的基本相仿仅稍存差别。
左、李举办洋务有一个基本目的，即镇压国内农民起义。李鸿章很重视“资取洋人长技”，以“靖内患”，积极主张制器练兵，以实“平寇”之资。淮军抵沪后，李一则直接向外洋购买军火武器以武装淮军，一则“雇募精巧匠人，留心仿制，”并先后办起了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嗣又建成江南制造局和金陵机器局。他说：“臣设局仿制，原为军需紧急起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下简称《洋务运动》）（四）。第10页。）也就是出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军事需要。左宗棠也不乏同样的看法。他积极主张“迅速购买洋人船炮，以资攻剿，”认为大军转战而前，“必可终资其一。”（《左奏稿》第一卷，第64页。）1862年，他向清廷提议仿制轮船，“为防洋缉盗之用。”（《江浙豫皖太平天国资料选编》，第245页。）“船成之后，不妨装载商货，借以捕盗而护商。”（《洋务运动》（五），第5——7页。）字里行间，反映左氏举办洋务有着“平乱”的要求。1866年，左被派赴陕西镇压回民起义，他足抵西安伊始便筹建了西安机器局，制造军需器械，对付回民武装。有的学者只强调左氏“办洋务的最初动机是自强御侮”，（杨慎之编：《左宗棠研究论文集》，第179页。）忽视了同时具有“平乱”的目的，看来与史实不尽相符。
左、李举办洋务还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自强御侮”。左之办洋务具有强烈的“自强御侮”意识，已为许多学者所称道，此不赘述。李鸿章如何呢？他鉴于当时清军“御外侮则不足”的情况，深切指出：“若不及早自强，……厝火积薪，可危实甚。”（《朋僚函稿》，第五卷，第34页。）在谈及造船时他说：“现造兵船，虽未能即云御侮，而规模已具，门径已开，”（李鸿章：《复何筱宋制军》，《朋僚函稿》，第十二卷。）“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自主耶？”（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奏稿》第十九卷。）显然，李之办洋务也不乏“自强御侮”的动机。事实上，李所办的军用工业在我国边疆危机纷至沓来时，也曾“加工制造，昼夜不停，储偫未尝缺乏。”（《刘忠诚公遗集·电奏》第一卷，第57——58页。）津局在中法战争时也“倍数赶造”，“俾资接济。”（《李奏稿》第五十八卷，第38——39页。）这些于战事都不无助益。
的确，李鸿章的“御侮”要求没有左宗棠那样坚定、强烈，更无左宗棠那种理直气壮的抗击外来侵略的行动，但决不能一笔勾销李之举办军用工业怀有“自强御侮”的目的。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应该是：左、李举办洋务的目的基本相同仅稍有差别。
（二）在举办洋务事业以抵御外国的经济侵略和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经营洋务企业方面，左、李的言行也基本相同。
先看左宗棠。左之主张造船和创设福州轮船局就有“敌洋商”的要求，创办甘肃织呢局是为了打破外国毛纺织品对国内市场的控制和垄断。他又强调搞近代工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认为“自强之道，宜求诸己，不可求诸人。”（《左奏稿》第五十九卷，第51页。）他主张轮船应图自造，“既能造船，必期能自驾驶。”（《书牍》第八卷，第55——56页）经营企业，宜图自主，少用洋人，待本国技术增长起来之后，可分期辞退解雇洋匠。他还坚决反对外国侵略者在华开设工厂和染指中国的铁路、电报、矿山事业等。
再看李鸿章。面对外国轮运业侵入中国沿海和内河的现实，李提出了造船“以稍分洋商之利”的主张，而中国轮船畅行，则可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洋务运动》（六），第6页。）为了打破外轮垄断中国航运业的局面，他于1872年筹设了上海轮船招商局。该局之设，外人也认为“是要从外国公司的手中夺取势力日益增长的沿海贸易。”（《洋务运动》（八），第400页。）该局设立之后也多少夺回了中国一部分航运主权。后来，他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李奏稿》第四十三卷，第43页。）于是有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建立。该局遭火焚以后，李鸿章又复重建，并拟“以华棉纺织洋布，酌轻成本，抵敌洋产。”还准备扩大生产规模，期以取消洋纱洋布的进口，“力保中国商民自有之利权。”（《洋务运动》（七），第453页。）这一计划在近代中国历史条件下当然无法实现，但反映出李鸿章确有比较鲜明的抵制外国经济侵略的思想。
李鸿章也很强调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发展近代工业。他在实践中认识到：“购器甚难，得其用而昧其体，终属挟持无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下简称《洋务运动》）（四）。第28页。）若是设局仿造则可使“官弁匠役互相传习，久而愈精，”（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下简称《洋务运动》）（四）。第10页。）最终达到“师其所能，夺其所恃”（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奏稿》第十九卷。）的目的。即便雇佣洋匠，也应“进退由我，不令领事、税务司各洋官经手，以免把持。”他在接替崇厚经办天津机器局之后，即“精练华工，酌裁洋匠，并将主持局务之洋员密妥士撤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下简称《洋务运动》）（四）。第261页。）他们同样反对外国侵略者向中国的铁路、煤铁、纺织等工业伸展侵略势力，如他一再强调：“创兴铁路、须得自办，断不能由洋人勉强。”（《朋僚函稿》第十六卷，第10页。）“务在保我国自主之权。”（《洋务运动》（六），第125页。）并主张应“先自兴其利，且将要路占尽，”以断绝外人侵略的念头。（《洋务运动》（六），第144页。）经营铁路也不得让洋人干预和附股。这些设想当然不可能化为现实，但在他主持下，中国建成了最早一批铁路。可见，李鸿章对维护中国经济主权并不含糊。应该说，李的这种“抵洋”思想，在甲午战争前对抑制外国经济侵略势力的扩张和保护民族经济主权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
看来，左、李在举办洋务事业中，都持有较鲜明的反对外来经济侵略和坚持自办实业的思想。还须指出，囿于当时的中外情势等，左、李的这一思想及其实践都程度不同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对此，学术界早有评论，此不细述。
（三）在洋务活动中，左、李都较为重视培养本国的技术人员。
左宗棠在经办洋务事业过程中，特别是在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就十分重视选拔和培养本国的技术力量，也确实有所成果。这已为许多研究者所指出，此不资言。
李鸿章在兴办洋务之初就指出，学习外国利器宜“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朋僚函稿》第十六卷，第10页。）中国因为科技水平落后，“其初不得不雇洋人指授，所望内地员匠学其器而精通其意，久之自能运用，转相传习，乃为经久之道。”（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下简称《洋务运动》）（四）。第244页。）他认为，造就人才为当务之急，“实为中国自强根本。”（《洋务运动》（二），第167页。）可见，李鸿章也很重贤培养人才，且有深刻的认识。而且，他在培养人才方面的实绩也颇为显著。同治四年（1865），李创设江南制造局。七年，在局内设翻译馆。八年“移城内广方言馆于局。”十二年立操炮学堂。光绪七年（1881），改操炮学堂为炮队营。二十四年设工艺学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下简称《洋务运动》）（四）。第77页。）其中，翻译馆译出的大量数理化工等书籍，对传播科技知识和培养新式人才大有裨益。此外，李鸿章还创设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大沽水雷学堂，威海水学堂、旅顺鱼雷学堂、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等。这些学校的建立，有利于西学的传播，培养了一批军事、技工和外语人才，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尽管李鸿章在办学的目的、方法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和局限性，但在培养近代新式人才和推动近代教育事业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应低估的。他还多次选派幼童出洋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因此，可以说，李鸿章在培养人才的识见和所起的作用上不但不比左宗棠逊色，而且的确是超过了左宗棠。有的论著在“褒左”的同时批评李在江南制造局中没有办一所军事、工程学校，甚至“终其生没有办一所理工学校，借以培养大批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窃以为这已经不只是对李鸿章的苛求，而是与史实相悖了。
（四），左、李所办的洋务企业都存在着较严重的贪污、浪费、机构臃肿、官僚衙门习气严重，效率低下等弊窦。
李之所办的洋务企业存在着上述诸多弊病早已有许多论著所揭示，此不烦言。左所创办的洋务企业也同样存有诸多弊端。譬如，福州船政局在初创时委派员绅“增至百余”，（《洋务运动》（五），第78页。）官僚机构已呈庞杂之象。及光绪九年（1883），仅勤杂人员竟达88人之多。有人揭露，“局中及各船薪水每月需银万余两，大家虚縻。船政大臣极欲整顿，竟有积重难返之势，”（《洋务运动》（五），第249页。）左创办的另一家企业——甘肃织呢局也“安置了一大堆冗员。干领薪俸，丝毫没有学习使用机器的愿望。”（《北华捷报》，1883年8月17日。）因管理不善，创办未及三载就因锅炉爆炸而被迫停工，“费银百余万两，旋经后任废弃，巨款尽付东流。”（《张文襄公奏稿》第四十七卷，第17页。）
还须说明，由于李鸿章办洋务时间长，创设的各项事业数量多，因而其中反映出的弊端自然也多。创办近代工业等在当时是一项创榛辟莽的工作，其中出现一些弊病固不足为怪。问题是左、李都把洋务事业植根于腐朽的封建制度之下，也就无法摆脱封建主义的巨大魔力，必然滋生繁多的弊窦。
由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左、李的洋务思想及其实践共性是主要的、基本的，差异则是次要的。
三
权衡左、李异同尚有一个重要方面，即看他们对待西方列强的逼迫和武装侵略的态度究竟如何？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左就积极要求反对英国的侵略，坚决站在抵抗派一边。
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曾国藩以赔款、惩民、道歉结案。左的态度是“索赔”可以通融，“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许。”并主张利用津民的反侵略热情来对付外敌的逼迫。李鸿章则认为津案“有杀毙领事、教士重情，其曲在我。”他获悉曾国藩以惩民结案，“可正法者十余人，认罪二十余人，固喜出望外。”（《朋僚函稿》第十卷，第3页。）两人的态度大不相同。
19世纪70年代，左、李为“海防”与“塞防”问题激烈论战。左主张“塞防”与“海防”并重，要求出兵新疆，收复失地，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李则主张专重“海防”，放弃新疆，将新疆用兵之费，移充“海防之饷”。最后清廷采纳了左的观点。如果结合中华民族的当时利益与长远利益来认识，显然可以认定，左的主张是符合民族利益的，而李的观点是违背民族利益的。
左、李对待中法战争的态度也迥然有别。前者主战，一再请缨赴前线指挥作战，并令部将王德榜召募旧部增援前线，在战争胜利形势下反对妥协讲和，最后抱病驰赴福州前线牺牲。后者主和，一再抗命赴前线负责对法作战，并拒绝派其劲旅增援前线，甚至电告广西巡抚淮军将领潘鼎新“一切忽攻坚伤精锐，”（《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一卷，第2页。）在战争胜利形势下又主张“乘胜即收”，并与法国代表巴德诺议和，于1885年6月在天津缔结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
那么，为何两人在对待外来侵略的问题上态度有显著的不同呢？这在于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认识和所持的外交观有着显著的差别。
左宗棠虽然有时也错误地认为“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其志专在通商取得，非必别有奸谋。”（《左宗棠年谱》第281页，岳麓书社出版）但总的来说，他对外国侵略者的认识是比较清醒的，认为西方列强怀有“鲸吞蚕食之谋”，“从前导游其船炮横行海上，尤谓只索埠头不取土地，今则并索疆土矣。”（《左宗棠年谱》第332页，岳麓书社出版）因此，他强调抗击外来侵略，维护祖国权益。鉴于当时中外情势，他也主张守定和约，“不可衅我自开，令彼得有所借口，”（《左宗棠年谱》第343页，岳麓书社出版）乘机索取侵略权益。同时，他认为：“条约既定，自无逾越之理，”对列强的约外逼索，也不可退让，应不卑不亢，“守定条约。”（《书牍》第八卷，第50页）可见，守定条约，反对列强的约外索取，坚决抗击外来武力侵略，这是左宗棠对外的基本态度。
李鸿章则不然。他总结历史，认为“驭外之法”，应该采取“羁縻”的方针，（《朋僚函稿》第十卷，第27页。）也就是对待外国侵略者不能轻言战争，而应“一意主和”，“遇事曲从，故为迁就。”总之“外须和戎”，不能更改。这种观点来自于他对当时清朝所遇“千古变局”的消极认识，即西方列强国势强盛，远非中国所能及，故中国无法决胜于疆场，“即暂胜必终败。”（《洋务运动》（一），第43、41、65——66页。）同时他感到兴办洋务事业对外多有依赖，不能同洋人搞僵，故他对列强的进逼抱定妥协退让的态度，甚至不惜出卖中国一部分主权以换取所谓“中外相安”的局面，而不敢作坚决的武装抵抗。难怪有人批评他：“议和则李鸿章必占人先，议战则李鸿章必落人后。”（《洋务运动》（三），第18页。）他消极地认为：“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李奏稿》第二十四卷，第1页。）因此，他在外敌入侵面前接二连三地避战、退让、求和。当然，李鸿章也并非是一味地对外拱手听命，彻心彻意地甘愿妥协退让。他也知道：“自有洋务以来，叠次办结之案，无非委曲将就，”“洋人论势不论理，”“故须讲求战备。”（《洋务运动》（一），第43、41、65——66页。）“庶几外侮渐消，而自强可收实效。”他所举办的军用工业和从事的海防建设也起过一定的“御侮”作用。他在经办一系列对外交涉时，也不是予取予求，而是作了一些抗争的。这就是说，李鸿章对外也有抗争的一面。但总的说来，他的对外妥协性大于抗争性。
由上看来，左、李在对待外来侵略和压迫方面差别较大：左有着强烈的御侮意识，并积极付诸行动；李坚持“外须和戎”的外交方针，对外的妥协性大于抗争性。应该说，后人在论及左、李对待外来侵略的态度时，褒左贬李是有道理的。但如果忽视左在对外国侵略者也存有一定的糊涂认识和李对外来侵略具有一定的抗争表现，也是不妥的。有的论者对李具有浓厚的对外妥协性及其对中华民族权益颇有损害执有异辞，在我看来更是有悖于史实的。限于篇幅，这里不作细论。
简而言之，左、李除了在对待外来侵略的态度上存在差别以外，其余方面从总体上看是同者多，异者微。左、李由于所受思想影响和看问题的角度等存在差异，因而在认识与表现上具有差别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他们都是晚清封建统治阵营内的主要人物，具有维护晚清封建统治的“经世志向”，经历与地位也大致相仿，因此必然存在较多的共性，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近年来史学界对左、李的评价存在着一种过分的“褒左贬李”倾向，把被公式化、概念化了的李鸿章拉来与左宗棠比较，得出两者截然不同的结论，我以为失之偏颇。
（文章来源：《安徽史学》199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