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入工作单位，有幸在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胡绳、刘大年等同志领导下工作，不仅读他们的著作，而且亲炙他们的教诲。在他们辞世前后，我曾撰文阐述他们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开拓之功，特别是他们在史学研究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先驱作用。我在撰写有关范文澜、胡绳、刘大年、吕振羽等前辈史学家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史学研究功绩的时候，也是一种自我的学习，督促、鼓励自己努力沿着这些前辈史学家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行，不能动摇。
在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具有“指南针”和“解剖刀”的意义
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中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中国才能复兴；中国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主张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中国才能前进。所以，在学术事业中，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我坚持只有遵循唯物史观的指导，我们的学术研究事业才能更为客观，更加科学，更符合历史事实。要认清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揭示人类历史前进的规律，只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具有“指南针”和“解剖刀”的意义。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在这个问题上都显得软弱无力。迄今为止，所有的历史事实，都未能证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解释是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所有的历史理论都不能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我们当然应该注意吸取能够正确解释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各种思想、学说和理论，但是，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坚持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才能更为平稳、扎实和繁荣。
我并不主张在学术研究实践中到处引用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我主张学习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努力领悟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义，在研究实践中，在百家争鸣中，运用这种方法论做“解剖刀”，去辨识历史事实，开拓学术视野，建立自己的学术观点。我撰写的学术论文，都是努力学习这种方法论，努力实践这种方法论的指导。当然，这不是说我已经做得很好了，只是说一直在努力中；当然这种努力是无止境的，生命有日，在学术活动中都要这样去做。
写历史，是写过去的政治、过去的经济、过去的文化，不是写今天的政治、今天的经济、今天的文化。过去的政治、过去的经济、过去的文化不等于今天的政治、今天的经济、今天的文化。这是历史与现实的基本区别。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是要让最高统治者借鉴历史上的经验。从借鉴历史经验的角度说，历史对于现实的意义，今天仍是这样的。但是历史对于现实，仅止于借鉴，提出更多的要求是不合适的。历史为现实服务，不是说为现实政治作简单的服务，所谓服务，是从借鉴历史经验的意义上说的。
提升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关键是总结、概括出科学概念和学科范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哲学社会科学多次发表讲话，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还有待提高，指出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没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没有话语权。这些意见极为重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努力贯彻这些讲话精神。
2016年我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推进我国史学话语体系建设》《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历史学》，我认为，美国学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提出了不少新的概念和理论，如冲击-反应模式、现代化研究范式、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连续性、文明的冲突、告别革命、历史的终结等。这些风靡世界也曾风靡中国的概念和理论，体现了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历史虚无主义的流行，在根源上与其中一些概念和理论紧密相关。我国历史学者研究历史时所坚持的概念和理论，如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中国文明起源、汉民族形成、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的民族融合、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民族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等，往往不被西方学者所接受，甚至现在也不太受中国年轻学者重视。
在我看来，今天，建设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提升话语权，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自觉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并提升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关键是总结、概括出体现这一话语体系的科学概念和学科范式。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要坚持以前提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反帝反封建斗争、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等科学概念，要在更多史料的支持下进一步论证和丰富这些概念；要对诸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民族区域自治等政治术语作出翔实的学术论证，使之成为学术话语。要对我国学者有较多话语权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学说，做出更加翔实的学术研究和论证，形成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学术体系。只有在这些方面进行努力，我国历史学才能把话语体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不是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
把这些问题研究透了，才能把握历史发展规律
建设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提升话语权，基础是开展扎实深入的史学研究。否则，话语体系就是无根的浮萍，话语权也就是空谈。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开展史学研究。比如，我们要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根据，中华文明何以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如何吸收其他文明的精华，中华文明的优点和弱点在哪里；要研究自甲骨文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中国封建社会经历漫长历史时期的原因，中国几千年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是如何形成的；要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体系或者说儒学体系的精华和糟粕是什么，儒学体系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时为什么打了败仗，今天正在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应该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包括儒学体系；要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成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是如何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要研究五千年不曾中断的中华文明对世界作出了哪些贡献，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发展对当今世界发展有什么启示意义，如何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以及世界历史发展中心的转移等等。这些课题都是需要历史学者深入研究的，把这些问题研究透了，才能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学者要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研究要有十分扎实的史料根据、十分严谨的论证逻辑，要有令人信服的阐释力。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在学术上有说服力，才有助于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水平和话语权的提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18年06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