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纷纭的选择
就汉字概念而言，梁启超应是倡导传播“共和”观念的前驱。不过，梁启超无奈告别共和与孙中山顺势高揭共和在时间点上几乎重合。与此同时，清廷迫于内外压力尤其是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的事实，有意采取君主立宪政体。伴随着立宪呼声的日渐高涨，国内各报纷纷响应，竞相鼓吹。《大公报》举办了“振兴中国何者为当务之急”的征文活动，其中采用何种政体的问题成为议论的焦点。与君主立宪大张旗鼓地造势相对，共和的潜流在学界暗潮汹涌。各地学界风潮风起云涌，令人慨叹：“小孩能知共和主义，可畏哉！”也有人附和梁启超的主张，对于以共和、君宪为救世良方均不以为然。
1905年，清廷派员到与中国有约之国考察政治，此举意味着清廷有意变政，但是具体依照哪种蓝本，选取何种政体，尚无定论。这使得关注朝廷动向的各方争相发表意见。在朝野上下热议立宪的时趋之下，关于共和、立宪、专制以及国体政体的问题，再度成为讨论的热点。反对立宪者，一般而言更加反对共和，所据与告别共和的梁启超有所关联。其主要理据就是无论何种国体政体，总以适合本国国情为宜。附和政体无所谓好坏唯以适合与否为准之说者不在少数。凡此种种，都使得专制、立宪与共和的政体选择，成为朝野各方视线聚集的重大问题。
大论战的前哨战
正是在舆论不言共和甚至非议立宪的背景下，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一发刊，就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梁启超。汪兆铭的《民族的国民》指梁启超前后反复。
《民报》第一号刊出的陈天华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一方面断言：“幕不倾则日本不能有今日，满不去则中国不能以复兴。此吾侪之所以不欲如日本之君主立宪，而必主张民主立宪者，实中国之势宜尔也。中国舍改民主之外，其亦更有良策以自立乎？”另一方面却声称：“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则先之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预备，最初之手段则革命也。”此言颇为费解，不仅让梁启超以为抓到把柄，也令汪兆铭等人相当困惑。《民报》第二号汪东《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着重反驳了“方今不欲革命而主立宪论者”的两大苦心，即“怵杀人流血之惨”和“惧列强之干预”。《民报》第三号，胡汉民撰文阐释《民报之六大主义》，第二条即“建设共和政体”。
此时梁启超仍然继续其俄罗斯之梦，从1906年1月至3月，他在《新民丛报》连载长文《开明专制论》，其第八章“论开明专制适用于今日之中国”，着重论述了何以既不能共和也不能立宪，而要开明专制。对于《民报》所刊各文论点的相互矛盾之处，梁启超相当敏感，在他看来，陈天华主张由革命而开明专制再实行共和，与汪兆铭引述孙中山的军法、约法、宪法三程序论，“即其极矛盾者也”。显然，梁启超颇为自得地以为抓住了革命党的破绽和软肋，于是敢于挑战同盟会的政纲。
民权立宪政体
1906年3月，《新民丛报》将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合刊为《中国存亡一大问题》单行本，进一步加强攻势。《民报》迅速作出反应，并拟定辩驳的十二条纲领，作为《民报》第三号的号外刊发，第一条就是“《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共和与专制的对垒，成为双方论战的核心问题，大论战的帷幕就此正式拉开。
关于论战的详情，前人讨论已多，如以共和的概念及其解释应用为枢纽，仍有未尽之意。汪兆铭的《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直指《开明专制论》第八章论纲。梁启超指《民报》的《论中国宜改创共和政体》和《民族的国民》两文相互矛盾，且由美洲归来而梦俄罗斯者，皆由于波伦哈克。汪兆铭认为，立宪必经政治革命、种族革命，革命为建立宪制的唯一手段。革命后已无异族政府，只有一般国民，所以必为民权立宪。在此问题上，梁启超混淆了国法学与政治学。
值得注意的是，汪兆铭于“民权立宪”特意作了解释。也就是说，虽然《民报》六大主义以及论战的十二纲领都采用了通行的共和与专制对立的说法，但在学理论辨的的层面，还是尽可能严谨，不随意从俗。用民权立宪政体取代共和、民主，就是重要体现。
接下来，双方进入了你来我往、针锋相对的攻防战。梁启超看到《民报》号外和十二纲领，觉得“虽其词意之牵强者甚多，然以为彼既敢于强辩，则必能将本报重要之论点，难倒一二，殷殷然引领愿听。而不意见彼报第四号，乃使我大失望也。何也，彼文皆毛举细故，或枝蔓于论点之外，而本报所以难彼说者，于根本上无一能解答也。”看到1906年7月25日《民报》第6号汪兆铭的《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梁启超觉得“其言若甚辩，而不知实自隐其缺点，以自欺而欺人也”。梁启超详细罗列《民报》失败之点后，自认为已经大获全胜，可以就此结束论争，而《民报》方面却继续火力全开。汪兆铭又连载长文《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指国民由专制变为立宪，系乎能力，专制国与立宪国人民的能力固有不同，但是“既能由专制而变为立宪矣，则其为君主立宪，抑为民主立宪，视其事实而已，非谓民主立宪国之人民，其能力必当较君主立宪国之人民为优也。”
汪兆铭的反驳，旨在破除国人对于国体政体进化的一大误解，即将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视为程度不同的三个阶段，而共和的资质要求明显高于立宪，因此只能循序渐进，不能躐等。君主专制与民主立宪的资质要求确有差别，但是君权立宪与民权立宪的国民资格却没有根本不同。孙中山说民主共和优于君主立宪，是就后者保留专制遗留君主而言，并非指国民程度及制度难易有别而论。所以汪兆铭最后“一语以括之曰：当负政治革命之责任者，惟我国民，有负此责任之能力者，亦惟我国民。所谓政治革命者，颠覆专制，而为立宪之谓也。若能以国民之力，达政治革命之目的，则民主立宪政体，必可终获”。《民报》一开始就用民权立宪取代共和，除了历史上的共和以及共和专制未必民主之外，就是要明确君权立宪与民权立宪并无程度之别阶段之分，共和不仅为理想远景，更具备现实可行性。
胜负分明的结局
《新民丛报》第83号刊登了徐佛苏的《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作者的“旨趣说明”坦言自己为主张立宪之人，不敢同情于《民报》，也不能对《民报》置喙，只能劝告《新民丛报》休战。作为立宪派一员，他还是不得不承认，《新民丛报》以监督政府维持政府为主要论点，革命党以倾覆政府改造政府为主要论点，“而现政府之腐败，则实无受监督维持之资格，而将有受倾覆改造之趋势”，与《新民丛报》的期待正相反对。
关于这场论战，虽然曾经一边倒地判定革命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其实“革”“保”双方事后各自宣称大获全胜，但如果按照徐佛苏的看法，梁启超和《新民丛报》可谓惨败。徐佛苏的确触到了梁启超的痛点甚至死穴，关键不在于梁启超混淆了国法学与政治学，而是混淆了政治与政治学，他与《民报》的论战，完全是书生式的纸上谈兵。所依据的学理和事实，几乎全都照搬西洋，再削足适履地裁量中国的实情。无论道理多么深奥，无奈与实际不符，论战起来势必大败亏输。
此后论战转移了主题中心，梁启超有意避开于己不利的论题，《民报》也不再穷追猛打，论战实际上已近尾声。既往研究或指论战历时两年，并将杨度和《中国新报》的加入当成新一波论战的内容。其实，杨度等人提出以开国会为验证，正是为了检验双方的理据是否成立，尤其是梁启超指望清廷开明是否具有现实性。结果尽管立宪派再三隐忍，清廷仍然拒绝立开国会，只好抛弃立宪转而革命，接受共和。在同盟会与国内立宪派之间，并没有发生针锋相对的论战。就此而言，虽然《民报》拒绝休战，无奈对方已经偃旗息鼓，以共和为主题的论战告一段落。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原文载《历史与社会文摘》2017年第3期；
摘自《浙江学刊》2017年第4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