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会议组织者邀请我参加会议，有这个学习的机会。我曾在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中心工作多年，之后又调到浙江大学，个人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国民党史与蒋介石。对于革命史的研究我虽关注，但没有任何的研究成果。本想来听听会，学些知识的，但收到会议议程一看，居然被安排大会发言，有些紧张。请会议组织者发来会议论文集的电子版，这两天抓紧时间学习，边学习边思考一个外行如何在这么多专家面前发言。昨天晚餐时还向几位相关领域的年轻学者请教。
我想做个特殊一点的发言，借此机会，把自己不懂或者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向各位专家请教。或许外行幼稚的问题，可以从另一角度促使相关专家们思考，从而推进研究，所谓“愚者千虑，或有一得”。果真如此，也算个人从另一个方面对会议有所贡献。
我发言的题目是“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何为新，为何新，如何新？”。“新革命史”是这几年史学界颇为流行的一个词，不仅有学者提出这个概念，推动相关研究，而且也有不少的呼应，还召开了以“新革命史”为主题的“工作坊”，出现了若干代表性的学者与成果。我虽不从事革命史研究，对此也如雷贯耳。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多元视野下的中共苏维埃革命”，细读会议的分组与许多论文，应该也是暗含了“新革命史”的意思。我拜读会议的论文集，学到了很多，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更多。正如古人所说，“学，然后知不足”。在此，就不揣浅陋，自曝其短，将个人关于“新革命史”这一概念的疑惑提出来，向各位请教。
围绕“新革命史”这一学术概念，我的问题分三个层次：何为新？是想弄明白什么才能称为“新”的学术领域或者范畴。为何新？是想弄明白创新的目的是什么。如何新？是想弄明白革命史研究怎么才能创新。
一、何为新？
李金铮教授是“新革命史”概念的主要倡导者，他在《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一文中提出，“新革命史不是一个新领域，其研究对象与传统革命史几乎无异”。我认为，“新革命史”这一学术概念，重点还在“革命史”上，“新革命史”的对立面或参照系，应该是“老革命史”或“旧革命史”。“新革命史”的倡导者用了“传统革命史”这个词，强调两者研究内容上无异，只是尝试用新的理念或方法来重新审视中国革命史。其实，每个史学领域的研究均有一定的阶段性（中国当代史学研究，受政治环境影响甚大，阶段性尤其明显），研究理念与方法一直在进步，其它领域基本上未加 “新”字。例如，中华民国史的研究领域，40多年来进步巨大，不仅是方法上多元化，在研究内容上也扩展了。当初李新先生提出民国史研究是为革命史服务的，只研究统治阶级的、反革命的历史，大概只能算是专门史的范畴，现在民国史作为断代史的概念已经基本被学界接受，它已经包含了革命史的内容，但好像没有学者提出“新民国史”的概念。有一批的学者，如杨奎松、王奇生等，他们研究民国时期中共党史、革命史的相关课题。但他们是研究民国史还是革命史的学者，真不好归类。再如，我所熟悉的蒋介石研究，过去偏重政治方面，也有些简单化脸谱化，现在的研究开始侧重他个人的因素、家庭、教育、人际关系诸方面。大家的共识是蒋介石研究要发掘新材料，运用新方法、新视野，寻找新课题，不少论文也在朝这些方向努力，但也没有人提出“新蒋介石研究”的概念。
“新革命史”的倡导者还提出，革命史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8年为第一阶段，1978-2000年为第二阶段，2000年之后为第三阶段。“新革命史”是指2000年后的学术发展。相对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在研究领域、方法论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与拓展，但并未有学者称之为“新革命史”。
我的问题是，一个学科或者领域，如果不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发生了变化，只是在研究方法上有进步，能否就用“新”来重新命名？因为“新”与“旧”（或者“传统”）是相对的概念，有时间的因素（学术进步）在里面，如果轻易用“新”“旧”划分，那么，再过20年革命史研究又有了进步，是否还需要提出“新新革命史”的学术概念？
“新革命史”的重要创新，是将社会史的方法引入革命史研究，甚至有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参与到“新革命史”的倡导中。目前史学研究一种普遍的趋势是，强调学科交叉，多数历史学的课题申报、论文写作中，都强调借鉴了其他学科的方法，就是不提历史学的方法。这似乎有一种“学术自卑”。殊不知，历史学的实证研究、考订方法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基础的方法。许多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在借用历史学的素材与方法，历史学者自己反而不自信，舍近求远。历史学者要坚持学科本位的自信，同时保持学科开放的胸怀。
二、为何新？
李金铮教授提出，“新革命史”是“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重新审视中共革命史，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概念和理论”。但是，传统革命史似乎也做过同样的工作。撇开近40年的研究成果不论，我们读到的“文革”前出版的《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回忆录，关于红军长征的研究，都是力图反映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与复杂。前几年更有一部反映革命曲折与复杂性的着作，直接取名《苦难辉煌》，影响很大。
其实，任何一个时代的学术，都受环境因素的影响，都有其局限性，不可以现时的标准苛求前人。在回顾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史时，有学者提出，1978年之前没有蒋介石研究。我不苟同这种意见，1948年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仅人民出版社就发行60余万册，成为1976年前中国大陆具有压倒性影响的着作，这就是那个时代研究蒋介石的标志性作品。显然，我们不能说1978年前没有蒋介石研究。再如，杨天石先生一本很出名的书是《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有位较早涉足蒋介石研究的学者曾发问，以前人的努力，就不是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吗？杨天石找到了没，如果他找到了，今后其他学者还要找吗？“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个时代的学者，都有自己的使命与追求。
李金铮教授提出，“新革命史”的方法主要包括五个方面：运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强调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革命史与大乡村史相结合，从全球史视野考察中共革命史，以及开拓新的研究视点等，他并详加阐述。这五个方法，基本上就是眼光向下，注意长时段、大空间与多角度。其实，这是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普遍趋势，各领域的学者均做过不同程度的努力，并非“新革命史”所独有。而且，李教授又提出，这些方法“决不意味着已包罗殆尽，而应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所有能够进一步推动革命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皆可视之为‘新革命史’”。问题来了，“新革命史”到底是为了更弄清中国革命的规律，还是就是为了提出新的视角与方法？
关于“新革命史”的成果，据倡导者的列举，主要有何高潮的《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的分析》（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台湾学者黄金麟的《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日本学者丸田孝志的《革命的礼仪——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民俗》（东京：日本汲古书院，2013年），以及齐小林的《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等等。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在倡导者看来，这些着作都可以被视为符合“新革命史”理念和方法的作品。但是显然，多数上述学者不能说都明显具有了“新革命史”的自觉意识。因此，这样的举例显得有些勉强，因为有些海外学者可能都没有听说过“新革命史”这个词，有点被“新革命史”了。大陆学者中被视为“新革命史”楷模的杨奎松、黄道炫等人，也没有多少谈论“新革命史”的文字。这是为什么？
三、如何新？
我的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没有“新革命史”的概念，革命史研究会不会创新与发展？答桉应该是肯定的。
“新革命史”与传统革命史之间存在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从研究对象而言，两者都是以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历史（当然中共领导的革命史为基本主线）为研究对象；从研究内容而言，传统革命史可能偏重对宏观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研究，“新革命史”则转而注重研究微观的、区域的事件和普通的历史人物。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延伸与拓展，可以对前者尚未关注或关注不够的领域加以扩展和深化，但不可能否认或者推翻前者对有关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基本结论。就研究方法而言，传统革命史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遵循历史学科的基本方法，以史料为依据对革命史相关的制度、事件与人物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新革命史”借鉴了社会史、经济学等学科方法，将原来的农村、农民、土地研究，发展为根据地乡村社会史研究，将原来的经济史研究扩展为根据地社会经济史研究等。
那么，未来的革命史研究如何创新呢？“新革命史”倡导者提出的五个方面：运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强调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革命史与大乡村史相结合，从全球史视野考察中共革命史，以及开拓新的研究视点等，非常重要。但笔者以为，还可以增加一些。通常促进历史研究发展与创新的基本要素是三个——新史料、新观念、新方法。这都是老生常谈，正确的废话，但也是至理名言。历史学是一个实证的学科，再精妙的结论，也需要史料支撑。这次会议，有不少论文是谈史料发掘与整理的，也有不少从新的角度与方法来探索中央苏区的历史，应该很符合“新革命史”的标准。
从创新的角度来讲，我向“新革命史”的倡导者提四点建议，帮助其完善：
1.在时间上，“新革命史”特别强调革命的“延续性”，但目前的成果主要集中在1949年之前，很少关注到1949年之后。新的研究应该注重将1949年前后的革命史贯通，考察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经验如何影响到中共领导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2.在空间上，“新革命史”只注意到党在乡村的发展，与农民的关系，较少注意党在城市的发展，与工人、知识分子、市民的关系。新的研究应避免过度“重农村，轻城市”的倾向，适度注意革命力量在城市的发展。
3.在方法上，“新革命史”主要借鉴社会学的方法，其他方法也可以借鉴，且有成功的经验。以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为例，她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三本书，第一本是写农民与“革命”的关系，后两本基本上是写工人与革命的关系。最后一本以江西萍乡安源为个桉，讲述共产革命在中国底层社会的兴起、传播乃至异化，以及后来被塑造成不同版本的革命传奇故事。她研究的基本素材，都来自近代历史，这是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成功范例。据她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她正着手要写第四本有关中国的书，也是取材于近现代历史，且贯穿1949年前后。
4.借鉴学界研究革命对象的成果，推进革命史的研究。当年，李新先生为了民国史研究的合法性，提出要深入研究革命史，必须研究反革命的历史，“开展民国史研究是为了更好地研究革命史”。我个人觉得，老一辈学者这样提，在当时是一个聪明的策略。这些年来，民国史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其成果确实可以为革命史研究提供更广阔的背景与借鉴。民国时期，几乎中共所有的重大事件、政策与决策，深究其背后，大都能找到国民党的因素。国民党是中共革命的主要对象，要全面认识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必须了解国民党的历史。如果没有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存在，共产党的革命历程（包括其艰难性和曲折性）肯定会大不相同。比如，如果没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又何来红军的“反围剿”？
我觉得，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加强，“新革命史”的理论会更加完善，成果会更加丰满。
要说明的重要一点是，“新革命史”概念的提出，对于深化与丰富革命史的研究，在理论上是有积极探索意义的，且在实践中取得了一些成果，值得肯定。我提出以上问题的主旨，并非要否定“新革命史”，恰恰相反，而是希望使 “新革命史”这一学术概念更完善更科学。一个学术概念的提出，既要有明确的定义，其内涵是什么，外延是什么，也要兼顾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况。
在此，可以提及西方学术史上一桩故事，以资参照：20世纪80年代西方历史学领域兴起了以“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兴起为标志的全面转向。相较于之前的历史研究，“新文化史”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方面，它注重从文化的角度、在文化的视野中进行历史的考察，即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在方法上借助了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新文化史”概念风靡一时，出现许多重要成果，提出此概念的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Avery Hun）获得广泛的支持与声誉，2002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然而，在经过一段实践后，“新文化史”逐渐显露出其局限，作为新文化史的旗手，亨特也逐渐放弃了“新文化史”的概念，她在1999年出版的论文集《超越文化转向》（Beyond the Cultural Turn）中，对“新文化史”的提法进行了修正，甚至很少提到“新文化史”的概念， 而笼统地概括为“文化转向”了。
简言之，所有的理论与方法，都是为了准确地解释历史，深入地研究历史，都是工具，能用就好，没有新旧、高下之分，能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对于具体问题的研究，“新方法”未必比“老方法”更管用。如果不顾实际情况，一味求“新理论”“新方法”，那就是舍本逐末了。
我知识有限，这里只是提出问题，“无知者无畏”，一方面通过努力学习来寻找答桉，另一方面也希望各位赐教。
谢谢大家！
（鸣谢：肖如平、刘大禹、魏兵兵、方勇、傅敏、陈伟、钟健等青年学者对本文修改有贡献）
文章原刊：《苏区研究》2018年第5期。【本文系由作者在“多元视野下的中共苏维埃革命”学术研讨会（厦门大学，2018年6月）上的大会发言整理扩充而成。】感谢杂志社授权转发。
作者简介：陈红民，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