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统一思想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过去史学界有不少同志在论及此问题时，往往简单地把“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归纳为孙中山关于民族统一所依据的一贯思想和基本原则，具有继承性与连续性。其实，孙中山民族统一的思想，经历了一个曲折摸索的艰难过程，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产生过不同的民族统一的思想。其中，从“反满兴汉”到“五族共和”，基本反映着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民族统一思想演进的历史轨迹。
一、以“反满兴汉”为目标，实现民族的独立与统一
在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学说中，他的民族主义是产生最早、宣传最多、影响最大的思想，是民权、民生两大主义的政治前提与思想基础。然而，从1893年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的口号到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都没有脱离“反满兴汉”这一革命宗旨。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并不断向外扩张、掠夺殖民地的时代。政治压迫与经济掠夺是这一时期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的本质所在，处于半殖民地的中国自然无法躲避这种来势凶猛的侵略与掠夺。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列强趁清政府软弱可欺，以不平等条约为盾牌，更加肆无忌惮地加紧了对中国的政治控制与经济掠夺。他们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从而使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如何抵御外侵，挽救民族危亡，再次尖锐地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然而，由于当时革命党人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尚未认识清楚，孙中山甚至还幻想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恩惠与援助。因此，在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略的严酷现实面前，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只是简单地把造成民族危机的总根源归结为清政府的腐败与无能。“追原祸首，其咎在满人”〔1〕。认为“瓜分之原因”，完全是由于“政府无振作也”〔2〕。“凡割让土地、丧权辱国之事”均为清政府“甘心为之”。〔3 〕而今天，“满清之政治腐败已极，遂至中国之国势亦危险已极，瓜分之祸已岌岌不可终日。”〔4〕因此，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 避免帝国主义的瓜分，孙中山认为必须首先进行反满革命，“非先倒满清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5〕。 殊不知当时帝国主义的侵略已带有强烈的时代性与野蛮性，不进行鲜明的反帝斗争，民族的独立与统一都只能是一句空话。正是基于这种对中外情势及主次矛盾的肤浅认识，孙中山才把“反满”作为革命最紧迫的问题提上日程，而提不出明确的反帝主张。
在国内，清政府除了实行专制统治外，还实行了严酷的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的政策，加剧了满族统治者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从而激起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与英勇反抗。1904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怀着强烈的民族义愤，列举了清政府“把我们作为被征服了的种族来对待”的11条罪状，控诉清朝统治“贪残无道，实为古今所未有。二百六十年中，异族凌残之惨，暴君专制之毒，令我汉人刻骨难忍，九世不忘”〔6〕。因此， 为了改变这种“彼主我奴”的地位，孙中山认为也必须进行反满革命。
总之，在孙中山看来，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数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族残之，外邦逼之”的危险境地，无论是从挽救民族危亡、避免瓜分之厄运考虑，还是从打破专制与种族之不平出发，都必须首先进行反满革命。因此，一时间排满、反满成了革命党人普遍接受的思想倾向，并得到了大张旗鼓地宣传。
然而，这种反满革命是以实行汉族独立与统一、确立汉人主政为目的的。也就是说，反满只是革命的手段，兴汉才是革命的目的。在孙中山看来，在中国，只有实行汉人主政，才算是中国。满洲本塞外东胡，是异族、异种，本不该入主中原，但由于他们“乘中国多事，长驱直入，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7〕，“种种政策，无非压抑汉人”，并且，“因汉人文明知识， 皆在其上，深恐汉人果占优势，必为其害”〔8〕， 而采取了极端的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的政策，使“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9〕他认为，一个民族只有掌握政权，才算有自己的国家。 我们汉族“算得地球上最大的民族，且是地球上最老最文明的民族，到了今天，却成了亡国之民。”“我们汉人有政权才是有国。假如政权被不同种族的人所把持，那就虽是有国，却已经不是我们汉人的国了。”〔10〕他认为，满洲入主中原，就是对我们民族的征服，就是消灭我们的民族国家。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我们汉族没有自己的政权，也没有自己的国家，只有四万万被压迫、受歧视的亡国之奴。基于这种狭隘的民族观与大汉族主义思想，出于一种强烈的民族义愤和民族责任感，孙中山大声疾呼，民族革命的任务就在于“覆彼政府，还我主权”，确立汉人主宰天下的国家，实现汉民族的独立与统一。在这里，民族的独立主要是针对汉民族来讲的，并不完全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民族独立；民族的统一，也主要是恢复汉族主宰下的民族共存与发展。而且这种民族统一既是以民族独立为前提，又是与民族独立取同步行动的过程，即汉民族独立的过程，也就是汉民族统一的过程。从这一时期孙中山的大量言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所指的民族，主要是指汉民族，他所建立的国家，主要是建立汉人为主的国家，尚未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
但是，孙中山思想的形成，并非完全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单一吸收与创建。由于他长期流亡欧美，并对欧美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过详细的考察与深入的研究，因此，西方的民主政治、社会进化及天赋人权等思想给予孙中山以极大的影响，再加上孙中山又善于不失时机地抓住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而随机应变地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从而使他的思想能很快地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合乎历史发展的潮流，并成为革命党人奋斗的行动指南。在“反满兴汉”的过程中，他把古代农民战争中的平均思想与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有机地运用于变化了的革命斗争实践，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思想。
其一，他针对当时“反满”宣传的过激行为以及革命党人中普遍存在的“反满”、“仇满”情绪，为了避免新的民族冲突，缩小打击面，同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反满斗争，他在强调民族主义首先是“种性革命”这一根本之后，又明确指出：民族革命的任务并不是要尽灭满族，也“并非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11〕。“民族革命的缘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12〕很显然，尽管孙中山尚未彻底也不可能彻底抛弃狭隘的民族观及大汉族主义思想，但出于革命的需要，从革命斗争的策略考虑，孙中山又在一定程度上撇开了单一的种族复仇倾向，明确地把满洲民族与满洲贵族统治者区别开来，并予以区别对待，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思想。这种思想对团结和吸引包括满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积极投入到辛亥革命的洪流，起到了重要作用。早在同盟会成立时期，就有不少满、蒙古、回、壮、土家等各族爱国志士积极参加革命组织和从事革命活动。在后来的武昌起义和各省独立的过程中，满、蒙古、回、藏、壮、苗、土家、维吾尔、哈萨克等各族人民不仅踊跃参加，而且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从而使辛亥革命从单纯的汉人反满变成为以汉族人民为主，团结各少数民族人民，共同进行反对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
其二，在争取民族独立与统一的过程中，孙中山特别强调国家的性质与政权的组织形式。他提出，民族革命必须与政治革命同时进行。也就是说，革命的任务不光要推倒清朝政府的统治，而且还要将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一块推倒、铲除。他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种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不做政治革命是断断不行的。”〔13〕如果不进行政治革命，那么我们的民族革命只不过是像明太祖驱除蒙古人一样，所建立的政体，“却不过依然同汉、唐、宋相近”〔14〕，仍然是封建专制政体。因此，政治革命十分重要，并且要与民族革命同时进行。他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来分作两次去做。”并且明确指出，这次革命所要确立的政体是“建立民主宪政体”〔15〕。
总之，在同盟会时期，孙中山的思想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摆脱种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的束缚。他讲的民族革命只是要争取汉民族的独立与统一；他讲的政治革命也只是要建立汉人主政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的民族统一思想主要是基于汉民族的统一，并没有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多民族性以及各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等性。按照现代民族统一的概念来衡量，孙中山此时的民族统一思想是单一的、狭隘的，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排它性。
二、以“五族共和”为宗旨，实行中华民族的统一
在同盟会期间，由于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把主要精力放在民族主义上面，并且“凭着一腔热血”、“拼命去做”。而于民权、民生二主义的认识，并“不很透彻”，也“未曾计划革命成功以后怎样的继续进行，怎样的完全达到我们的目的和主义”〔16〕。因此，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如何建立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十分清醒的认识。相反，随着“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便简单地认为：民族、民权二主义俱已达到，“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17〕。为此，孙中山花费了极大的精力与时间，对民生主义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与解释，而于民族、民权二主义则搁置了起来。直到1919年他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时才予以重新恢复。其实，在此阶段，民族问题仍是一个相当复杂且至关重大的问题，即使想回避，也只能是一种徒劳。由于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态势并没有什么改观，国内民族除汉族以外，其他少数民族也未真正摆脱被压迫、被歧视的地位。因此，对外来讲，中华民族仍存在着一个独立的问题：对内来讲，则存在着一个统一的问题。如何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如何处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统一，仍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题。尽管孙中山这一时期并没有把民族主义作为一面旗帜树立起来，但他对民族独立与统一的问题仍有自己的看法与见解。在对外方针上，他提出了“对于外人维持吾国民之独立”，并“持和平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18〕在对内政策上，他特别强调“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19〕，并把民族之统一放在“五大统一”之首。为此，他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原则，并把这一原则作为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施政纲领之一。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就职演说中就明确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昌起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满清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现在“群起解除专制，并非仇满，实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20〕并且还宣称：“民国合五族而成，凡五族之人，皆如兄弟，合心合力，以为民国之前途着想尽力。”〔21〕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又专条载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孙中山还进一步指出：“族无分汉满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明确提出了汉、满、蒙古、回、藏五族平等，实行“五族共和”，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之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对于孙中山“五族共和”的思想，史学界都视之为孙中山主张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最好体现。笔者认为，它是孙中山试图实现民族统一的一种途径，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思想。
首先，它是孙中山有感于西方民主共和思想及中国传统的“平等”思想，针对当时民族不平等现状而提出的。他明确指出，革命成功以后所要建立的政权必须是类似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且要把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精神贯彻到革命和改革的始终，这是他主张“五族共和”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清政府实行严厉的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政策，不仅造成了各族人民之间的隔阂与纷争，而且严重地影响到民族、国家的统一，从而使民族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辛亥革命就是一场旨在反对民族之不平的革命。然而，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尤其是少数民族人民投身于辛亥革命的洪流，这一现实促使孙中山改变了过去认为中国民族仅限于汉人一族的错误看法，从而把民族的范畴扩大到汉、满、蒙古、回、藏五族。并且进一步认识到：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受压迫、受歧视的不仅仅是汉族，还有其他少数民族。他说过去“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中，满族独占优胜之地位，握无上之权力，以压制其他四族。满洲为主人，而他四族皆奴隶，其种族不平等，达于极点。种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亦不平等，是以有革命。”“凡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归于平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在《临时约法》中鲜明地指出：“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制于一部者，今得皆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22〕
其次，“五族共和”思想是孙中山为巩固新生政权，加强边防，维护祖国统一而采取的一种灵活措施，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与斗争策略性。在同盟会期间，孙中山所设想的民主共和政体仅仅限于汉人的国家，尚未涉及到周边各少数民族。后来，随着反清斗争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在孙中山提出“只反满清贵族，不反整个满洲民族”口号感召下，不少周边少数民族人民投入了辛亥革命的行列，并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现实再次促使孙中山必须改变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看法，并采取有力的措施来正确处理汉民族同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否则，如果实行单一的汉民族的民主共和政体，势必会重新引起周边民族的不满与反抗，势必会重新挑起新的民族隔阂与纠纷。这对于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来讲，显然是不利的。再从我国的民族分布来看，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都居住在祖国的边疆地区，他们开拓边疆，保卫边疆，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到了近代，尤其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我国的边疆屡遭列强的蚕食与蹂躏。对此，孙中山早有醒悟，并曾鲜明地指出：“当今……天下列强高唱帝国主义，莫不以开疆辟土为心”，“日人驻兵于南满，俄人驻兵于蒙古，英人驻兵于西藏，法人驻兵于滇黔，日思瓜分。”〔23〕为此，他多次强调“筹边固圉，久为要图。”〔24〕因此，为了巩固边防，维护祖国统一，孙中山也必须联合并且依靠周边少数民族来共同对外。于是，辛亥革命胜利以后，孙中山特别强调祖国的统一与民族的联合。如1912年2月，孙中山以大总统的名义通电蒙古额尔沁亲王等， 指出：“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蒙古情形，尤为艰险，非群策群力，奚以图存。”他要求蒙古亲王将此声明通告蒙古同胞，使蒙汉团结一致，“戮力一心，共图大计”〔25〕。这也是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的策略思想之一。
另外，“五族共和”思想的提出，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内部矛盾调和的产物。在政权的组织问题上，资产阶级革命派最初是希望革命以后把政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军政府为中央政权，军政府统帅的各处国民军“每军立一都督，以起义之首领任之”〔26〕。但由于当时革命党人“惟以满人为革命对象，汉人中属官僚或不革命者，概不敌视。”〔27〕“凡我族之附义者，不问其曾为官僚、抑为绅士，余皆容之。”〔28〕在这种宽容的认识下，一大批立宪党人与一些旧官僚、旧绅士便乘机摇身一变而成为革命党人投机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和各省独立后，这些投机分子便很快地暴露了他们的真实本质，到处煽阴风、点鬼火，诋毁革命党人将“以天下为己私”，要求革命党人让出一部分权力，与革命党人抢夺政权，并明里暗里鼓吹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在这种压力下，孙中山及一些革命党人不得不考虑退让，并让出了一部分席位。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清朝统治集团的顽固分子也在积极活动，企图煽动满汉冲突，以与革命党人相对抗。为了调解这些矛盾，孙中山不得不改变“政权归革命党独揽”的看法，采取宽容与退让的策略。然而，正在这时，在围绕建立共和政体的问题上，已有不少人先于孙中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思想。尽管他们的目的不尽相同，但“五族共和”总比汉人一族主宰要进步得多。在这种现实因素的促动下，孙中山接受了“五族共和”这一概念，增添了新的内容，并把它作为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施政纲领。另外，“五族共和”的思想也能体现民主共和的原则与精神。
由于“五族共和”带有如此多的现实需要与斗争策略，所以，它并不能忠实地反映孙中山的内心世界与真实思想，同时也遮掩不住孙中山固有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与狭隘的资产阶级民族观，因而具有很多的局限性。如他只强调汉、满、蒙古、回、藏五大民族的平等，而忽视五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的平等。这种平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形式上宣布民族平等”，而不可能是真正的民族平等。在孙中山此时的心目中，民族是存在着优劣之分的。他强调的自由、平等还是主要针对汉民族而言的，只是由于革命的需要和现实触动，才使他把这种平等、自由意识暂时扩展到中国境内的“五大民族”之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的民族统一思想走过了一段从“反满兴汉”到“五族共和”的演进历程。在此过程中，孙中山紧扣时代的脉搏，根据革命的需要，尝试着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最佳方案，并使他的思想朝着民族平等、自由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他的民族统一思想始终带有不同程度的种族观念和大汉族主义色彩，反映着资产阶级狭隘的民族观，因而还不能真正成为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统一的正确方案。
注释：
〔1〕〔3〕〔7〕〔8〕〔9〕〔10〕〔11〕〔12〕〔13〕〔14 〕〔15〕〔16〕〔17〕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三民主义历史文献选编》，第124、124、46、124、47、50、50、51、51、52、52、 106、107、65页。
〔2〕〔4〕〔5〕〔6〕〔23〕《孙中山全集》卷一，第233、442、234、317、260页。
〔18〕〔19〕《孙中山选集》（上），第83、82页。
〔20〕《临时政府公报》第4号。
〔21〕《孙中山全集》卷三，第41页。
〔22〕1912年9月8日《上海时报》。
〔24〕〔25〕《公报》第29号、第4号；见《辛亥革命资料》，第234、30页。
〔26〕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第一篇，第55页。
〔27〕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72页。
〔28〕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第三篇，第926页。
（文章来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