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由于资料不足，袁世凯彰德养疴时期的活动，史籍大都语焉不详。本文根据近年公布的史料，勾勒这三年袁世凯活动的一个大概。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摄政王载沣最终不敢杀掉袁世凯，而令其开缺回籍养疴。在罢官回籍之初，袁世凯宣告远近，专心养疴，无意复出，经营宅第，闭门课子，倡导公益事业，以文会友，并经营实业。
但是，图谋东山再起，仍是袁世凯内心目标之所在。袁的诗文暴露了他的心迹。袁世凯与外界通过书信多方联络，并有各界人士到洹上拜会他，议论、赞画国家、各省、各地的时政，乃至出谋献策，调停矛盾。袁世凯及袁系大僚还成功的与政敌盛宣怀修复了关系。许多人（包括清朝重臣和立宪派首领）都把清朝起死回生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复出的身上，媒体也大造袁世凯复出的舆论。
文中考证，袁世凯为谋东山再起而择居彰德、并在洹上养寿园中私设了电报之说，史料根据不足。
1909年至1911年，袁世凯削职回籍，避居彰德三年。长期以来，由于史料不足，袁世凯彰德养疴这几年的活动，史籍大都语焉不详。近年祖国大陆、香港、台湾先后出版或公布了一批史料，虽然对许多重大问题尚不能完全解释清楚，但已可勾勒这三年中袁世凯活动的一个大概。
一、韬光养晦
1908年11月中，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去世，摄政王载沣等青年皇族立即谋划借为光绪帝泄愤之名，杀掉权倾朝野的袁世凯。社会上亦迅即风传袁世凯篡立被处死，并引起了外国驻华使节的高度重视[1]。史家更从有清一代的故实论定，即使没有光绪帝与袁世凯之间的过节，载沣也要决意杀袁的[2]。然而，载沣虽有杀袁之心，但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却限制了他为所欲为的可能性。诚如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所说：“袁世凯到处安插有耳目，消息非常灵通，只要得知清朝权贵要杀他，就会很快躲入大使馆。当时保袁的不止张之洞一人，还有庆亲王奕劻等。他们保袁世凯不止保袁个人，而是为了大局稳定”[3]。
史实的确如此。从以奕劻为代表的王公贵族，到以张之洞、世续等为代表的满汉枢机大臣，都不支持载沣的行动，而积极保全袁世凯。当时，清政府的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除袁世凯外，有奕劻等七人。袁的亲信何（兰芬）说：张之洞、鹿传霖“百方调解”[4]。张之洞方面的说法是：奕劻、张之洞力保，张之洞反复沥陈，“为朝局计”“务宜镇静宽大”[5]。世续与奕劻一党，亦为保袁“力争”，并在开缺上谕发出前后，极力为之回护。内阁首揆孙家鼐，从丁未政潮时起，就一直明白反对倒袁[6]。那桐、荣庆二位满蒙大学士，都是袁的结盟兄弟，荣庆入枢廷，得力于袁，与袁为“契好”，那桐与袁为“通家至好”。从他们在袁开缺后致函温情慰勉，那桐特意令其弟那晋亲赴袁宅送行，以及袁复函极表感戴的情形来看[7]，都表明了那、荣不站在载沣一边。此外，朝野党袁势力、北洋新军，乃至外国使馆，都是袁世凯的奥援，甚至有“北洋陆军，皆袁旧部，闻之大哗，各各摩拳擦掌，慷慨急难，几将肇绝大风潮”[8]之说。
庸懦的载沣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既失去了当年清朝皇帝擅自屠戮枢臣的环境与条件，又缺乏他的先世们在继立伊始的那种排除异己的杀伐决断与胆识，于是不得不接受张之洞等的妥协主张，勒令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
1909年1月6日，已在光绪三十四年腊尽岁末之际，袁世凯凄然离京南下，寄寓河南省汲县事先购置的一处宅第。袁的离京，十分低调，只有少数亲厚至交严修、杨度等到火车站送行。当朝政要张之洞等，不便张扬，或是悄然亲到袁府慰问送别[9]，或是像那桐那样遣弟弟那晋前往送行。与在京处境相反，袁世凯甫抵卫辉，即有北洋旧部署直隶大名镇总兵言敦源，由大名专程过境前来慰问并安顿一切[10]。豫北卫辉士绅也给袁以热情的欢迎和很高的礼遇。在袁南下之时，即有在京的袁氏亲厚王祖同致函汲县绅士王锡彤等，“责以维护之意”，“其无聊政客、报馆访事人，一切斟酌杜绝”。宣统元年正月初四日，王锡彤即偕豫北名学者汲县绅士李时灿前往袁宅以拜年的名义，“致地主之敬”，并申“平日崇敬”之意[11]。袁世凯也就在当地绅士的拥护下，开始了他的“闭门思过”韬光养晦生涯。
首先，袁世凯明白的宣告远近，一心养疴，无意复出。《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保存有袁世凯信函748通，收信的人包括从奕劻等以下的当朝权贵，到各地督、抚大员、州县官员、北洋陆军袍泽、师友、亲戚等各方人士，其中以称养疴为辞的信函占625通。排在《书信稿》之首的宣统元年正月十五日复山东巡抚袁树勋的信可谓代表：“仰蒙朝廷体恤，放归养疴。圣恩高厚，莫名钦感。比来寄居卫辉，调治宿恙。春光渐盛，将与田夫野老讲求农桑种植之学，优游林下，以终馀年，皆出天家所赐也”[12]。而且在致满族权贵的信中，还往往把病情说得更重一些[13]。对于那些复出的慰勉和劝说，袁均明确表示婉拒：“自顾甫逾五十，精力已衰，遗大投艰，断难胜任”，“时艰方亟，诚不当以孱疾之躯，再肩巨任，若犹是委蛇伴食其间，不但为受业所深耻，亦师座所不取也”[14]。同时，多次反复声言：“杜门养疴，不干外事”，“向不与官场通信”，“鲜与当事通函”，“凡宦途中人，无函来者，概不径致一字”，同某些官员（如直督陈夔龙）虽有诗文唱和，但亦“向不通函言事”[15]。并借此婉拒为人说项、请托。对于各方的银钱馈赠，无论多寡，则一概拒收，声明：“归田以来，虽蒙至戚挚友屡有赠遗，虽锱铢之微，均皆璧还，未曾收受”。并因此说：“迨归田后，契好恐兄俸馀无几，偶有馈赠，均皆璧返，丝毫未曾收受”。“清夜自思，差无愧怍”。例如姜桂题的万两赠银，程允和三千两赠银，胡建枢的两千两赠银，以及许多人数量不等的赠银，即使贺寿、丧兄、嫁女、娶媳一切庆吊活动的银钱馈赠，也一概退还[16]。
其次，经营寄寓宅第。袁对汲县事先买就的宅第，甚不满意，以为“居近市廛，颇嫌嚣杂”，“庐舍窄少，人烟稠杂，不宜养疴”，“卫寓庐舍狭隘，水土又劣，加之天气亢燥，家人多有病者”。适有儿女亲家何炳莹在彰德以宅第一区相赠，于是，决定营造房舍，举家迁居彰德。同时也在辉县经营别墅，作为消夏之地。先在辉县城内靠近百泉之地建造了别墅，又在“辉县六十里之薄壁镇左近，以一千二百金买山一区，周围约二十余里”，即拟种树、造屋，“明年夏间即往彼中消夏，将与山农木客为伍”[17]。后因彰德新居甚为满意，就未再着意经营辉县的别墅。
彰德新居即后来的洹上村。袁世凯以慈禧太后赐给他的“养寿”二字命名，称为“养寿园”。园中以“养寿堂”、“谦益堂”为正堂和主要建筑，二堂均以慈禧太后赐书命名。并亲自为“谦益堂”跋以题记曰：“光绪辛丑季冬，皇太后御书‘谦益’二字赐臣某。圣意深远，所以勖臣至矣。园居成，以名堂，俾出入瞻仰，用循自省云”[18]。其闭门思过，借慈禧以自保的用意也是十分明白的。
第三，闭门课子。袁世凯在寓居之地设立了家塾，除长子袁克定 “仍留京供职，其余诸儿均携之来卫，以便督令读书”。诸女儿也同时延师教读 [19]。袁世凯还手定了《家训》十一条。其第一条为：“求学贵乎力行，敦品重于文艺。若举止不端，言语不信，最足以败坏品行。纵能博学，亦归无用。当引为深戒”，又被单独书赐子侄，以为座右铭[20]。
第四，倡导社会公益事业，以文会友。从1909年起，袁世凯便联合曾长期寓居卫辉的徐世昌，倡议重修辉县百泉名胜，并领衔募捐筹集资金，得到张镇芳、端方、蔡绍基等以及北洋袍泽、河南绅民的热情捐助，共募得捐银一万五千余两。对亭台宇榭祠庙等胜迹，进行了修葺增饰，同时修治了巡山跸道，疏浚了泉流。百泉名胜，焕然一新 [21]。
1911年6月，致函直隶布政使凌福彭、提学使傅增湘、提法使张镇芳，恳请他们为其在1902年倡立的天津民立第一小学筹集经费，以维持该学校继续存在。最后，以凌福彭允诺“于藩库每年支给八百金”，获得解决[22]。这是袁在彰德养疴期间，为数不多的致函当道“干涉外事”的一次。
时人谓袁世凯“不学有术”，袁本人亦自认是办事的，不是做学问的。但避居彰德之后，却热衷附庸风雅，既应人之请，为他们的诗文集作序、题词，为时人编辑的《四朝史诗》提供诗作并资助其刊刻[23]，又借养寿园落成之际，广集友朋，与人吟诗唱和。有些诗还远寄给在天津的张镇芳、凌福朋、陈夔龙等人索和。仅袁克文编为《圭塘唱和诗》和袁克定保存的手稿《洹村逸兴》[24]者，就有18题22首之多，表现出一副“优游林下”的姿态。
第五，经营实业。袁世凯在开缺回籍之后，除了按当时传统，把他本人在直督任内所兴办的实业，如滦州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等视为禁脔，仍由亲信干员周学熙、孙多森等继续主持经营，他人不得插手外，还迅即以在籍绅士的名分，挟其在居官时期的权势与影响，倡导经营实业。袁在直督任内，实业的兴办均由周学熙一手掌管。其时，周已官至臬司，且届丁忧期满起复，自不便继续为袁经营此事。经王祖同推荐，1909年夏，袁请王锡彤出任实业经营的主持人。袁谓王祖同曰：“官可不作，实业不能不办”，并“力言实业关系国家兴衰之重”。对王锡彤说：“罢官归田，无他留恋，惟实业救国，抱此宗旨久矣”。王锡彤以对袁素所“倾佩”，欣然应招[25]。
在袁世凯避居彰德期间，兴办、投资了若干实业。京师自来水公司的兴办之议，始于1908年。时袁世凯为军机大臣，慈禧太后问计于袁，如何防备京城火灾。袁以建自来水对。于是责成袁主办此事。袁又命周学熙主持其事，后由王锡彤等接手经营。成立自来水公司，官督商办，议定集商股300万银元，“三年内由国家保息八厘”，“每年筹拨官款15万两，预存银号，以为保息之用，俾昭大信”。“招股时极为踊跃。三日之间，300万股额全数收足”。官股则“一文不名”。预计工期三年，实则不足二年即行竣工。除建水厂、水塔等设施外，京城内外敷设大小水管“共长370余里，各街市售水龙头共420余号”。据称施工坚固，“历三十余年而基构未改，轮奂如新”。为20世纪40年代中叶以前北京自来水设施的基础[26]。
1911年6月，袁世凯立意积极筹办罗山银洞冲银矿，嘱周学熙与王锡彤商拟办法。并请周学熙专程来彰德“商酌立案章程，呈部文稿”。袁本人还对章程及文稿“细意熨贴，字斟句酌”，最后定稿，命王锡彤以候选郎中领衔呈递农工商部。王锡彤还专程赴省城开封，约集一批著名绅士，议办罗山银矿事，又专访河南劝业道道员商谈。结果甚获成功，“官绅均赞成助力”，并在“矿务研究会开会议办法”。7月底，勘矿师回京，报告“罗山银洞冲银砂化验在百分之一”[27]。此事没有下文，大概是因辛亥革命爆发而中止。
1910年，袁世凯与严修有筹办豆腐公司之议，由严修草拟章程。11月21日，袁函复严谓：“豆腐公司一节，鄙意集款于华，经业于西，运料自中，制造于外，恐难见利”[28]。此后，两人来往的信函，未见再议此事，或因为意见不同而中止。
袁世凯也在彰德投资实业。当地原有官绅马吉森等兴办的豫新纱厂，因办理失当“歇业”。“宣统元年，袁绍明（即袁乃宽）收买旧股，集新资，再行开工，尚称发达”。[29]
袁世凯避居彰德不足三年，除京师自来水公司外，所经营或投资的实业，成效均不甚大，有的更处在呈报与计议的草创阶段。但足可反映他兴办与投资实业的积极态度。
二、伺机再起
韬晦是回乡初期一种以守为攻的消极自保策略。而力谋东山再起，则是凶险过后袁世凯内心中真正目标所在。
袁世凯罢官回籍之初，在回复各方人士慰勉信函中，就明白地流露出忿忿不平之气，告知他们，“只以事变纷乘”，清政府才借口足疾加剧“放归养疴”的，慨叹自己“半生鞅掌，梦觉邯郸，自顾中外回旋，过多功少，时艰莫补”[30]，埋怨清廷苛待功臣，刻薄寡恩。
1910年春夏，袁世凯更借助邀集各方人士到养寿园游园聚会，吟诗唱和，尽情地抒发胸中的积忿和对时局的感触。袁和王廉的游园诗说：“雕倦青云路，鱼浮绿水源。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表达了一片龙入浅水，虎落平阳的心境。以《病足》为题的两首诗，则直斥了庸夫误国。诗曰：“采药入名山，愧予非健步。良医不可求，莫使庸夫误。”“行人跛而登，曾惹齐宫笑。扶病乐观鱼，渔翁莫相诮。”袁世凯以《登楼》为题的诗说：“楼小能容膝，高檐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明白地表示，他身在窝居，志在高山。袁的表弟张镇芳寄诗来慰问，袁的和诗是：“人生难得到仙洲，咫尺桃园任我求。白首论交思鲍叔，赤松未遇愧留侯。远天风雨三春老，大地江河几派流。日暮浮云君莫问，愿闻强饭似初不”。坦率地表示了对时局的隐忧和强烈地复出欲望。
袁克定为这些唱和诗写有一篇跋语说：“先公家居养疴，莳花种竹，吟咏其间，如谢太傅临安山中有伯夷不远之慨。诗中‘连天风雨三春老，大地江河几派流’之句，已成诗谶”。“先公仕清在宰辅，但知翼戴二圣，震摄八方，遑有东山寄兴之暇。洹上杂咏，可作中华民国虞歌观，亦可做中华民国纬文观”[31]。知父莫若子，这是袁克定所理解的乃父心声。袁世凯自己也曾坦承，其诗文多有“伤时”之处。[32]
诗言志，袁世凯的诗和文章，是在宣告世人：他袁某健壮如昨，雄心不老，芟夷扰攘，收拾局势，舍我其谁。
为着实现复出这个总目标，袁世凯充分利用并发挥了他在朝野、文武心目中的地位和巨大影响，多方呼应，倾注世事。在大量的信函往还之同时，还有各方许多人士亲来洹上（起初是卫辉住所）会晤袁世凯。据《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提及者（加上其他资料来源提供的几位人士）的不完全统计，前来晤袁的人至少在60位以上。其中有，部院大臣唐绍仪、端方、严修等及其以下的京官，有封疆大吏如袁树勋、周馥、何彦等以及各级地方官员，有王士珍、倪嗣冲、言敦源、段芝贵等及其以下的一大批北洋旧部，有社会政要、闻人如张謇、李时灿等，也有日、法等外国人士。民国《安阳县志》说，“谑者谓，袁之隐居，实盛于苏秦之盟诸侯”[33]。
通过信函往还以及踵门来访者的晤谈，袁世凯同盛宣怀、端方，同直督陈夔龙、鲁抚袁树勋（后粤督）、孙宝琦、豫抚宝、江督张人骏、皖抚朱家宝、赣抚冯汝癸、浙抚增韫、吉抚陈昭常、新疆巡抚何彦等，同立宪派首领张謇，还有许多藩、臬司，提法、提学使，司、道、州、县官员们议论国家、各省、各地的时政，多所赞画，乃至出谋献策（如对增韫），调停矛盾（如对陈启泰与蔡乃煌）。袁复蔡乃煌函谓：“忱伯帅与执事素称相得，此次因厘款事，小有意见，自是误入他人离间之言，断非本意，仍宜和衷共济，勿存芥蒂，庶于大局有裨[34]”。袁世凯对到访的张謇极表赞同他治淮主张，一席夜谈，令张氏对袁世凯消除恶感，从内心佩服[35]。袁世凯赞同并积极支持盛宣怀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以及端方出任督办川汉铁路。在端方受命之初，袁就为之出谋划策：“近闻湘人颇有风潮，大节似先驻汉阳，分投委员查勘，步步为营”[36]。倘若端方能够善体这个忠告，也或许不至落到后来暴尸川东的惨剧。
在武人方面，袁同长江及江北以至东北的新军统领张绍曾等各提镇多有信函往还。至于直隶的提镇以及北洋旧部的书信往还，来彰拜侯，更是频繁如同家人。袁世凯对他们的关注亦如家长之对子侄。对他们的升迁去就，慰勉有加，对他们之间的矛盾，都晓以同袍大义，悉心排解。例如王士珍与雷震春不睦，袁复雷震春函谓：“所示江北截旷一节，执事与聘卿，交谊本非恒泛，此届斟酌办理，具徵笃念同袍，情极周挚，自可和平了结，曷胜钦服”[37]。吴凤岭与陈光远有过节，袁复陈光远函曰：“执事与秀山，知交有年，仍望和衷共济，庶以补救时艰[38]。
袁世凯同时极其敏锐地注视着全国时局的变化。袁世凯函复致仕的袁树勋，表达对时局的深切隐忧。他说：“方今时事扰攘，人言咙杂，直无从说起。仔肩暂卸，藉以养神，未始非幸事。惟环顾当途，人才日形消乏，不能不切隐忧耳”[39]。1910年天津学潮，请愿召开国会，袁世凯复函直隶当局，极力表示赞成扑灭措施[40]。1911年革命党人广州三·二九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袁即表示赞赏当局镇压得力，他说：“幸赖诸君先事戒备，免致燎原。大局攸关，良非浅鲜”[41]。随后，川路风潮兴起，袁世凯如坐针毡。接着，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授袁鄂督，前往剿平。就在袁世凯父子同僚们仍在商议是否应该出山举棋未定之际，袁世凯便复函田文烈、张勋说：“川事未靖，鄂变方兴，怅望西南，杞忧奚急”，“川鄂变故迭生，杞忧何急”[42]，坦露了他对时局的高度关心。
在联络当道的同时，袁世凯还着意于修复了同政敌盛宣怀的关系。盛袁曾是一对政治密友，结为盟兄弟 [43]。袁世凯督直以后，攘夺了盛宣怀所控制的铁路、电报、招商诸多特权，亲厚有年的结盟兄弟于此而反目成仇，势如水火。待宣统之世，载沣柄政，载泽用事，盛宣怀则以同载泽的亲密关系而获得了信用。袁世凯主动与盛宣怀修好，既可避免盛氏势力障碍袁的复出，又可借助载泽的好感而化解皇室对他的某些疑忌。
从一系列现象看，袁世凯及袁系大僚谋求与盛宣怀的和解，是以支持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的形式，从1910年中开始的。是年5月，袁党巨头徐世昌主动请辞邮传部尚书[44]，而后，袁党的另一巨头，新任命的署理邮传部尚书唐绍仪以各种理由拖延请辞，拒不赴任 [45]，以便“盛侍郎可以有邮部尚书之望”[46]。使本来对未获邮传部尚书颇感失望的盛宣怀[47]如愿以偿。目前并没有材料证明这一系列活动是他们事先策划的，但也许能说明问题的是，唐绍仪在是年10月赴京路上曾到洹上会晤袁世凯[48]。唐的去就以及对盛的态度，应是袁唐二人晤谈的内容，当是无庸置疑的。而且，无论如何，此举有助于缓解盛袁之间的隔膜，也是无庸置疑的。
1911年6月，盛袁的共同密友端方出任督办川汉。端方在赴任前，致函袁世凯问计[49]，这也给袁盛修好提供了契机。6月22日（宣统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袁世凯复函端方，通过端方，主动向盛宣怀伸出了和解之手。信中说：
兄曾有四愿：一、收管海关，总税司改用华员。一、收管邮政，不可附在税政。一、收管干路，以便国防交通。一、大借欧美债，大兴实业，隐以抵制强邻，使我得多延喘息，专意振作。此四事经营数稔，迄无一成。而杏老任事数月，已举其三，才略高下，判然可见。惜从前误听人言，又为人所持，未得与此老早共谋之，成此大举，悔不可追。复承此老坚守初衷，殷勤期望，尤令人惭服无地。但兄衰病日增，……不足再言功业。惟有将杏老三大举笔之于书，藏诸名山，以志景佩而示后人。惟望当道诸公，才略魄力多得如此老者，东、北两大，何足畏哉[50]。
端方果然不负袁世凯之希望，南下赴任路过彰德时，就带来了6月29日盛宣怀致袁函。盛在寒喧之后，称赞了袁的十年政绩，并预祝他东山再起：
回念庚子以后，公扬历十年，禁烟、废八股、兴学、练兵，大端悉举，方之历朝贤将相，罕有其匹。际此时局益艰，歧盼东山再起，宏此远谟，岂异人任 [51]。
断绝来往多年的盟兄弟，释去前嫌，恢复了交往。袁世凯达到他原来的初衷，在朝野吁请清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的声浪中，盛宣怀本人并代载泽拟稿，上书请求起用袁世凯，就是明证。
遭遣避居中的袁世凯的人望与日俱增。宣统一朝三年，国是日非，一派亡国景象，关心清朝命运的人们，都把起死回生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复出的身上。仅对《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所提及者的不完全统计，吁请袁复出者，就有近40人次。其实真正数目远不止此。《未刊书信稿》就不包括盛宣怀、端方、张謇等人，以及袁世凯周围的幕僚和友朋的要求。此外，完全可以想见，那些踵门访袁的人们，绝大多数应以劝袁出山为话题。
清政府中汉臣领袖，军机大臣大学士张之洞在去世前，首倡重新起用袁世凯之议。据《张文襄公全集》的主编说：“宣统年，监国（载沣）将以洵贝勒筹办海军，涛贝勒管理军谘。公诤曰：‘此国家重政，应于通国督抚大员中选知兵者任其事。洵、涛年幼无识，何可以机要为儿戏’。监国不听。公力争之。监国顿足色然曰：‘无关汝事’。公因此感致疾，遂以不起”[52]。
宣统三年四、五月间，立宪派的首领、全国最有影响、最具号召力的官绅张謇、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等，亦向清政府表达了希望重新起用袁世凯的要求。张謇说，宣统三年四月，“政府以海陆军政权及各部主要均任亲贵，非祖制也，复不更事，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至沪，合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诸公函监国切箴之，更引咸同间故事，当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赵庆宽为醇邸旧人，适自沪回京，嘱其痛切密陈，勿以国为孤注”。
碍于时忌，二张不便指名道姓。二张之所谓“知兵者”、“有学问阅历者”，不必明言，应专指袁世凯，至少袁世凯也应列名前茅。这是时人“人人意中所有，人人言中所无”的共识。武昌起义爆发，清廷首先想到的是起用袁世凯，足可佐证。也可从一个月后，张謇北上赴京，特地在彰德下火车，与袁世凯晤谈，长夜挑灯促膝“论时”[53]， 并说“慰亭毕竟不错”[54]得到证明。
新闻媒体、社会舆论，更是大量报道乃至制造了清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的消息。《未刊书信稿》中也反映了宣统元年七、八月，二年六、七月有两次“报纸喧传”袁氏出山的热潮[55]。据对天津《大公报》与奉天《盛京时报》的统计，自袁世凯开缺至辛亥武昌起义爆发期间，关于袁世凯各种活动的报道消息有106条，其中涉及“出山”问题的有64条。保荐、敦劝袁出山者有载涛、载洵、奕劻、鹿传霖、那桐、陆润庠、徐世昌、端方、赵尔巽、锡良、李经羲、邹嘉来、梁敦彦、“某枢臣”、“某阁老”、“诸大老”、“某有力者”，等等。为袁设计的任职，内有资政院协理或院长、内阁协理、弼德院顾问大臣、外务部尚书、军事顾问；外有直督、川督、东三省总督、查勘滇缅边界事务，等等。
新闻媒体的报道，自然不免有道听途说、扑风捉影之处，但从当时的历史实际来看，当大都有某种根据，而非空穴来风。新闻媒体的消息反映了一个趋向：袁世凯出山的呼声愈来愈高，复出的官职也越来越高，对袁世凯的倚重也越来越迫切。最初，还是各方亲袁枢臣为袁缓颊，请清政府给袁一个效忠清廷的机会，而到宣统三年夏天，已逐渐发展到改变为“劝驾”、“劝令出山”、“亲赴卫辉极力劝驾”，即乞求袁世凯重出，以挽救不可收拾的时局。消息报道说：载沣曾恳请隆裕太后准予起用袁世凯[56]。当外务部尚书邹嘉来在晋见载沣时请起用袁，载沣明白表示：袁世凯“本监国已拟起用”，“将来另有位置”[57]。总之，到辛亥革命前夕，从朝野到皇室，从亲信到政敌，都在营造着一个袁世凯复出的氛围。
面对四面八方各种身份人士的出山呼声，袁世凯也同亲厚议论局势，瞻念前途。例如1910年9月初收到杨度来信后当即复函谓：“昨奉手翰，备荷注存，并代商鄙人出处，语重心长，可谓实获我心”[58]。但他始终以矜持的拒绝来掩盖其急迫的复出心绪。袁的实际言行表明，他仍旧坚持了以不变应万变，欲擒故纵，等待最佳出山时机，直到辛亥革命爆发。
三、两件考证
关于袁世凯彰德养疴，人们经常道及两件事情。其一是论者们大都认为，袁择居彰德，这是他为预谋东山再起的精心谋划与安排。征诸史实，这种说法实乃缺乏根据的臆断。
项城袁氏，是袁甲三四兄弟的母亲率领的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到袁世凯这一代，作为家族维系纽带的老太太去世后，各门自立，但宗法秩序依旧。袁世凯是庶出，而又出嗣于叔父袁保庆。待其嗣父死于任上，袁世凯奉嗣母回里，即未返项城，寓居陈州府城淮阳。此后，自袁世凯从军、使韩至开缺，二、三十年间，他这一门，即完全离开项城了。1902年，已经贵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奉恩赏正一品封典的生母回项城安葬，却遭到了以其二哥袁世敦（嫡传长门）为代表的宗族势力的挫辱，以至袁发誓再也不回项城。所以，袁在书信中一再表示“项城原籍，屋宇无多，不足栖止”，并非饰词。卫辉宅第，即是在此次开缺之前就已预为买下，准备致仕以后的居处[59]。项城袁氏凡有实任官职者，如袁的二哥袁世敦、三哥袁世廉亦分别寓居济南、开封，而不回原籍。豫北卫辉、彰德有铁路南北通达，水路有卫河、彰河上通天津之便，以及较好的人文景观，的确适于居住，袁世凯选定这里做寄寓之地，自然在情理之中。而袁世凯最后择居彰德，则确有何炳莹以宅第一所相赠的偶然性，而且，在袁决定移居彰德的同时，亦还在着力经营辉县的消夏别墅。这一切均说明，袁择居豫北，同预谋复出并无必然联系。
其二是，袁世凯为谋东山再起，在洹上村架设了电台，以广肆联络。此说来源于袁世凯女儿袁静雪的一篇回忆录，而得到了论者认同。袁静雪说：袁世凯在洹上村养寿园家中“设置了一个电报房，从而能够更迅速地和各方面加强联系”。“在他和清廷讨价还价的时候，电报房中，嗒嗒之声，终日不断”[60]。
但是，袁世凯的二子袁克文所撰写的回忆录与袁静雪的回忆大有不同。袁克文所撰写的《辛丙秘苑》详细记述1912年北京兵变时，他在洹上同在京的袁世凯密电往还的情形。在袁克文的记述中，彰德和洹上这两个地名的区别是十分清楚的，袁氏父子往还的电报都是通过彰德的电报局收发的，洹上村只有“司电报者”，即管理电报文件的人员，而没有提及当时通行的直接操作电台的“电报生”、“学生”的名目。期间，曾发生有电报泄密事件，“盖为电局所泄露”[61]。如果洹上村袁世凯的家中有专用电台，则不会发生由电局发电报，以致泄密的严重事件。
袁克文、袁静雪兄妹的记述显然是不同的。袁静雪的回忆录发表于1981年，是半个多世纪后述说她12岁之时的少年记忆。袁克文在袁世凯罢官之前已官居法部员外郎，袁世凯遭遣回籍，他亦“弃官从归”，帮助料理洹上家务。待辛亥袁世凯再起，南下督师，又命他留“守洹上”，主持家政，直到1912年留居洹上的袁氏家属举家迁居天津为止[62]。其时袁克文二十一、二岁，他的《辛丙秘苑》是袁世凯死后“数载”的记述他亲自主理事务之所历经。尽管有人认为《辛丙秘苑》是有意为袁世凯溢美、开脱，但这种细事是没有必要作假的。按常理来说，袁克文的记述较袁静雪的回忆，应该更接近事实。
其次，现今所能见到的关于袁世凯辛亥出山及其前的史料，也不支持袁静雪之说。袁世凯辛亥出山前，所寄出的最紧要文字都是信函，而未见用电报者。例如前文提到的端方到洹上来见袁世凯，袁世凯两日“遣人往车站候驾未遇”[63]，最后还是向端方发信函联络。又如袁世凯在决定应诏出山之后，致各方布置军务的信函等等。而他所收发的公私电报，则又全是通过电报局收发的[64]。
此外，须进一步说明者，当时电台的设立是有制度规定的，1903年，清政府明令，电政“改归官办”，无论有线无线，电报均“设官专办。所有各路商电、各省官电均由电政大臣统理”，官员私人府宅是不允许设电台的[65]。遭遣回籍的袁世凯，避祸犹恐不及，无必要做出这种不智之举。而且，即使袁世凯私设一个电报房，也只能打电报给官办电报局，再转给收电人，其直接打给私人的机会几乎是没有的，除非对方也私设一个电台。其实，派人骑马到彰德电报局收发密码电报，或通过火车用信使送信，便捷妥当，袁世凯没有必要设这个授人以口实又不实用的电台。总之，在奉诏出山离开彰德之前，袁世凯有可能在洹上设立过“随军电报”，但在此之前私设电报房的说法，尚须事实证明。
没有私设电台，并不等于袁世凯消极的闭目塞听，相反，袁世凯极其机敏地注视着朝政和时局变化。他的未刊信稿表明，除各方人士提供的信息外，在京供职的袁克定坐镇的锡拉胡同宅第即是他的驻京办事处，京汉铁路火车是信息传递的主要通道，且由北洋旧部随时维持和保证通讯的安全。1911年夏，即有袁克文的信使在顺德（今邢台）火车站被窃，大名镇总兵言敦源立疾火速巡缉追回之事[66]。
其时，袁世凯的另一位亲信梁士诒任铁路局长，更为之专备火车以供缓急之用。据说，梁曾对杨土琦说：“项城斥还，彰德安置，欲往则畏有后祸，欲不往而不能，两难之际，余时为铁路局长，献计曰：‘为公备机车、坐车、行李车各一辆，置于公寓处相近，日夜使勿断火以待命。身在京刺探消息，苟不利于公，则立以告。是虽往，而缓急可恃以出走，至任何海口而止，犹之未往也。至公之属下，自幕府以至驺从，皆取给于各路，朝夕相从，则在野与在朝何异焉’”[67]？
[1] 参见吴相湘著：《近代史料论丛》（第二集），页283、248分别引述的日本外务省档案和英国档案，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70年。
[2] 刘体智：《异辞录》，卷1，页41，中华书局1988年版。
[3] 萧致治记录整理稿：《石泉先生谈张之洞与袁世凯》（2001年1月17日）。石泉先生，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他的研究生导师，张之洞的女儿是他的祖母。石泉先生所述系早年亲闻于导师与祖母者。萧致治先生专诚代为访问石泉先生，并整理访问记录，谨此致谢。
[4] 王锡彤：《燕豫萍踪（抑斋自述之三）》，页38——39。
[5]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10，页228，商务印书馆民国卅六年再版；又刘成禺：《世载堂杂忆》，页137，中华书局1960年版；又萧致治记录整理稿：《石泉先生谈张之洞与袁世凯》。
[6] 刘体智：《异辞录》，卷4，页219、203。
[7] 袁世凯：《致那桐函》、《致荣庆函》、《复那晋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425——427、441——442、71——73，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版。
[8] 王锡彤：《燕豫萍踪（抑斋自述之三）》，页38——39。
[9] 张一 ：《心太平室集》，卷8，页40，民国三十六年排印本。
[10] 袁世凯：《复言敦源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115。
[11] 王锡彤：《燕豫萍踪（抑斋自述之三）》，页38、41页。
[12] 袁世凯：《复袁树勋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3——4。
[13] 参见袁世凯：《致奕函》、《致载振函》、《致那桐函》等，《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421、423、129。
[14] 袁世凯：《复张星炳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359——361。袁类似的复信甚多，可以此信为代表。
[15] 参见袁世凯：《复任昆源函》、《复苏斯敬函》、《复陈毓崧函》、《复颜世清函》、《复周天霖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页1331，（上）页171——172、313，（下）页1465、1535——1536。
[16] 参见袁世凯：《复李兆珍函》、《复雷震春函》、《姜桂题函》、《复程允和函》、《复胡建枢函》、《复周宝琛函》、《复洪恩广函》等，《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539，（中）页890，（上）页463——464、365——366，（下）页1529，（中）页855。
[17] 袁世凯：《复何昭然函》、《复定成函》、《复严修函》等，《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48、30、139——141。
[18] 袁克文：《洹上私乘·养寿园志》。
[19] 袁世凯：《复刘燕翼函》、《复吴品珩函》、《复杨春灏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18、42——43，（中）页797——798，
[20] 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袁世凯手书《袁氏家塾训言》，又袁世凯侄孙灿若提供家藏袁世凯手书《训家塾诸生》照片。
[21] 袁世凯：《重修百泉祠庙碑记》；谢宣：《募修辉县百泉祠庙记》。碑在河南省辉县百泉。
[22] 袁世凯：《致凌福彭、傅增湘、张镇芳函》、《复凌福彭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页1389——1390、1455——1456。
[23] 参见袁世凯：《复王廉函》，《复黄景函》、《复孙雄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页1353、1429、（中）页665——666。
[24] 参见袁克文：《洹上私乘·附圭塘倡和诗》；程靖宇：《袁世凯及其洹村逸兴》附影印手稿，《大成》杂志（香港）第26期，页20——22。
[25] 王锡彤：《燕豫萍踪（抑斋自述之三）》，页45——46。
[26] 参见：《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光绪三十四年、宣统二年、民国元年条，载周小娟编：《周学熙传记汇编》，页30——35，甘肃文化出版社（兰州）1997年版；周叔贞：《周止庵先生别传》二章四节，及附录周学熙：《呈农工商部筹拟创设京师自来水公司大概办法文》，页31——34；王锡彤：《燕豫萍踪（抑斋自述之三）》，页45——46、48——49、54——55。
[27] 王锡彤：《燕豫萍踪（抑斋自述之三）》，页79——80。
[28] 袁世凯：《复严修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页949。
[29] 方策等修，裴希度等纂：《民国续安阳县志》卷7，《实业志·工业》。
[30] 参见袁世凯《复邹道沂函》、《复陈昭常函》、《复宝函》等，《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33——34、61、83等。
[31] 参见袁克文：《洹上私乘·附圭塘倡和诗》；程靖宇：《袁世凯及其洹村逸兴》附影印手稿，《大成》杂志（香港）第26期，页20——22。袁克定在此处将“远天风雨三春老”误为“连天风雨三春老”。
[32] 袁世凯：《复孙雄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页666。
[33] 方策等修，裴希度等纂：《民国续安阳县志》，卷16《人物志·袁世凯传》。
[34] 袁世凯：《复蔡乃煌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118。
[35]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宣统三年四月条；又参见祁龙威：《张謇辛亥日记（节录）笺注》，《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
[36] 袁世凯：《致端方函》，宣统三年五月初十日，四川省资中县文管所藏。
[37] 袁世凯：《复雷震春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页889——890。
[38] 袁世凯：《复陈光远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页1467。
[39] 袁世凯：《复袁树勋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页992。
[40] 袁世凯：《复凌福彭函》、《复傅增湘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页1011，（下）页142。
[41] 袁世凯：《复李清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页1359。
[42] 袁世凯：《复田文烈函》、《复张勋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页1539、1549。
[43] 参见袁世凯：《致盛宣怀函》二通，王尔敏、陈善伟编：《清代名人手札真迹·九·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页4158——4160。
[44] 《要闻·徐协揆亦怀退志》，《大公报》宣统二年四月十九日第4版。
[45] 《要闻·盛侍郎之好消息》，《大公报》宣统二年十月初五日第4版。
[46] 《要闻·唐尚书续假之原因》，《大公报》宣统二年十月十九日第4版。
[47] 参见《要闻·电调盛侍郎来京之原因》，《大公报》宣统二年七月初六日第4版；《要闻·盛侍郎拟藉端乞退》，《大公报》宣统二年七月廿三日第4版。
[48] 参见袁世凯：《覆唐绍怡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页875。
[49] 参见《端方致载泽、盛宣怀电》、《端方致盛宣怀电》，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页158、148。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0] 王尔敏、陈善伟编：《清代名人手札真迹·九·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页4261——4264。
[51] 王尔敏、陈善伟编：《清代名人手札真迹·九·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页4268——4269。
[52]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诗集目录》，页19；卷227《诗集四》，页35。
[53]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宣统三年四月条；又参见祁龙威：《张謇辛亥日记（节录）笺注》，《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
[54] 刘厚生编著：《张謇传记》页180，上海书店1985年版。
[55] 参见袁世凯《复朱家宝函》、《复张星炳函》、《复张士钰函》、《复商作霖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218、360，（中）页673、685。
[56] 参见《要闻·袁项城起用之阻力》，《大公报》（天津）宣统三年五月廿二日第4版；《要闻·内阁接到袁项城覆电》，《大公报》宣统三年五月廿六日第4版。
[57] 《要闻·邹尚书奏保袁项城》，《大公报》宣统三年二月廿七日第4版。
[58] 袁世凯：《复杨度函》，《世凯未刊书信稿》（中），页667——669。
[59] 袁世凯：《复吴品珩函》、《复何昭然函》、《复伍廷芳函》，《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上），页42、48、64。
[60]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4期，页136、137。
[61] 袁克文：《辛丙秘苑》，《近代史资料》总81期，页149——151。
[62] 参见袁克文：《洹上私乘》，卷5，《自述》。
[63] 王尔敏、陈善伟编：《清代名人手札真迹·九·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页4261——4264。
[64] 参见《张人骏致宝送袁世凯电》，《两江总督张人骏辛亥电档选辑》，《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页38；《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页61——62。
[65] 袁世凯：《开用电政大臣关防折》、《奏报接办电政大概情形折》、《防禁私设无线电报请饬外务部立案折》，廖一中等整理：《袁世凯奏议》，（中）页715、793，（下）页1168，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6] 袁世凯书赠言敦源墨迹及言敦源题跋识，载王成圣：《北洋首要零简》附影印原件，《中外杂志》（台北），1977年3月号。
[67] 刘体智：《异辞录》，卷4，页2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