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石阶旁，有袁保恒摩崖石刻一通，全文一共七十九字，文字如下：
项城袁保恒督栈关中，同治癸酉关陇底定，奉命归里，为大母称百岁觞。还经西岳，历五峄，谒金天宫，为大母祈寿，为河陕汝祈雨。光绪乙亥奉还朝之命，大母康强，河陕汝仍岁灵澍，顺应摩厓，勒石以彰。命休。
袁保恒（1826——1878），字小午、筱坞，河南项城县人，其父为一代名臣袁甲三。保恒二十一岁中举人，二十五岁中进士，遂入翰林院，授编修。保恒青年时期，即随父亲甲三在河南、安徽等地剿捻，最后当到李鸿章的淮军的翼长（相当于参谋长），后来，左宗棠西征，他又当了西征军的粮台（后勤供应主持人），进而当了左氏的帮办（副手）。
左宗棠的西征军先平定了回民起义宁夏的马化龙部，又于同治十二年（1873）攻占肃州，扑灭了回民起义。袁保恒以后勤保障之功，被授予一品顶戴。左宗棠军又于次年向西于新疆用兵，进行收复新疆的战争。袁保恒乘此战争间隙，以为祖母郭夫人做寿的名义，于1873年末请假回里省亲，也算得是衣锦还乡了。
郭夫人系淮宁（今淮阳县）人，她出嫁到项城，嫁给了袁耀东，即保恒的祖父。夫妇两个经营着从耀东父亲那里分得八十亩地，耀东负笈在外求学，郭夫人在籍持家教子，也算是小康有余的殷实人家了。这对青年夫妇以耕读为务，创家立业，经过十年奋斗，耀东考中秀才。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耀东在三十多岁时，突然病死，留下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五兄妹，长子才十五岁，小儿子、女儿还都在襁褓之中。这四个儿子分别是袁树三、甲三、凤三、重三。他们就是袁保恒的父辈，保恒的父亲是是老二甲三。
袁耀东死时，郭夫人才三十六岁。她以极大的毅力，督责儿子们读书上进。科考成名。经过近二十年的奋斗，老二甲三最有出息，二十八岁考中举人，二十九岁考中进士。他的三个兄弟也都先后考中了秀才，成了廪生、贡生。随着岁月的流失和儿子们的上进，郭夫人也成了德高望重的老太太，博得了教子有方的极大声誉，名重乡里，获得了极高的尊重与崇敬。袁氏家族由耕读传家变成书香门第的名门望族。
袁氏家族也开始进入鼎盛期。以郭夫人为精神维系，袁氏兄弟、父子、叔侄内外联手，家族取得长足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人丁兴旺，四世同堂，上下五十口的大家族。科举考试捷报频传。保恒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弟兄也不乏举人、贡生、廪生。家业经济实力不断扩大。到了同治末年，郭夫人百岁之时，除了各房所自拥有的细软、房产不计外，仅在项城原籍购置的土地就有四、五十顷之多，为郭夫人丧夫时拥有土地的五十倍。
同治二年（1863），甲三去世，之前，树三已经去世，不久，凤三、重三也相继去世，在外做官的袁保恒、保庆兄弟就成了袁家男性中的顶梁柱，政治上的维系力量，郭夫人仍然是袁家的最高长辈，血缘中的维系力量。
袁氏家族有一个甚为奇特的现象，从袁世凯这一代向上数，至少有四代人是男性主人寿命都甚短，没有超过六十岁者，而女性主人大都寿命很长，最长的是这位郭老太太，她活了九十九岁，按中国传统的计岁方法，就是整整一百岁。同治十二年时，郭夫人九十七岁还健在，作为家族中职位最高的袁保恒，请假回家为郭夫人做百岁寿。
袁保恒这一趟回家乡，可谓衣锦还乡，烈火烹油，鲜花著锦。自己官秩一品，祖母九十七岁，皇帝亲笔御书“百龄衍庆”加赏银子和绸锻，并敕建“百岁坊”。而保恒除了大张旗鼓、热闹非凡地为祖母做寿、安排祖母的颐养事宜外，还做了几件大事。
首先，迫不及待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袁世凯和他的哥哥世廉一起，送到北京读书。
袁世凯是袁树三的孙子。树三早死。不过，树三在弟弟们心目中威望很高，二弟甲三曾说：“吾辈少孤，赖吾兄教养成立”。树三死后，遗下两个儿子，保中，保庆，则由甲三及其兄弟凤三、重三教导成人。
袁世凯是保中的第二子。保庆有两个儿子，均早夭，就过了世凯这个侄子做儿子。据说，袁世凯的嗣父保庆格外宠爱这个嗣子。在当时，最有钱的官，一个是盐，一个是水。保庆做盐法道，有的是钱，其为官又在南京，是个风花雪月的地方，十多岁的男孩，正在淘气的时候，有钱就有狐朋狗友，声色犬马，很是纨绔了一段时间。不过，就在袁保恒请假回家的这一年夏天，保庆不幸染时疫促死，世凯随嗣母抚柩于秋天时回到了乡里。保恒看到这个失去父亲教养的侄子，马上担负起教养的责任来。自己在边地为官，没有条件，就把世凯交给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在北京为官的弟弟教养。而且等不到自己假满返任带他随行，马上派了几个老成可靠的仆人，护送袁世凯和世凯的哥哥世廉到北京。从此，袁世凯被套上了笼嘴，除了期间有半年回乡参加乡试并娶妻于氏外，在北京一住就是五年半，很是认真的读了几年书。虽然没有中举，肚子里也装了些墨水。贡生也混上一个，这在清代，也算是正途了。这北京一行，这五年半的时间，对袁世凯的后来的成就，影响无法估量。
袁保恒在家乡做的第二件事，是计议分家。他看到叔父、兄长相继去世，子侄辈坐食，深感大家族的维系艰难，已经走到尽头，他曾和自己的亲弟弟保龄设计过一个方案：计口授田。方法是，除了家中公用外，郭老太太的孙子辈，即保字辈，一人一份田。只有使用权，不可典押、外卖。不过，袁世凯的亲生父亲保中是同辈中的长兄，他在籍主持家政，也许是他明确表示不同意，或者是保恒、保龄顾及到他不同意，保恒这一趟回家，最终并没有分家。
半年之后，同治十三年年中，保中亦去世了。保恒和保龄环顾以外的堂兄弟五人，以下的侄辈世凯等兄弟六人，任何人都没有威望和能力维系这个家族了。终于实行了分家。这瘦次的分家方案是：留出公用者外，不论老房头，亦不论辈次，按当前实际，保恒一辈等诸堂兄弟和世凯一辈等诸堂兄弟，每有一男，分一份田，计口授业，各自经理。而且，由于他们两兄弟做官在外，有薪俸收入，自愿把自己应分得的两份，补贴给因弟兄少而吃亏的老房头，并主动担负起弟侄中可造就者的读书上进的教养，保中、保庆诸子女的婚嫁之资的帮助等等。这实在是无可奈何中的最佳善策了。这次分家是保恒和保龄商量之后，由保龄回家主持的。这是后话。
保恒回家做的第三件事，是倡修家庙，他自己头捐了一百两银子。在他名下，原有已当出去的三十余亩地，也和当主（也是他的堂弟）商量，不再赎回，两家一起将这三十余亩地捐入祠堂，作为祭祀之资。并将由始祖至当时凡名可考者，续一族谱，并请炉匠铸为一个铁牌，这就是著名的“铁版族谱”，希望袁氏家族可“以垂永久，从今以后可千古不磨矣。”这个铁版家谱，历经袁氏家族的荣耀，也历经了袁氏家族的磨难，至今版虽毁而字犹在，也真可以算得上流传百世了。
第四件事是整顿项城书院。他和县令一起，将被吏胥隐瞒的旧有书院田地一律查出，连同书院房屋一直出租。并以袁家名义捐了一千两银子，县令捐了二百两银子，加上旧存，共得三千两银，开一当铺生息。两项生息一年共一千两银子。用这笔经费，请一山长，购买书籍，交为乡、会试的考生补贴盘费。经此一整顿，“可期振兴文风”。从此一年至科举废止的三十年间十余次科考中，项城共中了十九名举人，十名进士。其中一定有项城书院之功。
第五件事，是筹备修撰县志。虽然时间短，来不及修成，但保恒还是捐了银两，请了主撰，拟定了纲目，并分路采访，准备资料。不过，五年之后，袁保恒逝世，主撰吴禾笙亦去世。吴氏之子尚幼，文稿全行散失。二十多年后的，项城的另一位进士张镇芳立志修县志，曾托人拿着银子到吴家去找，而只字无存。此乃一憾事。不过，又过十几年，张镇芳还是主持另外修了县志，这就是目前所存的宣统项城县志。
袁保恒回家，一共三个月，“夜以继日，五官并用”，做完了这些事，就返程回西北前线了。返回路过华山时，已是1874年春，他上山谒金天宫，为其祖母祷寿，并为干旱的河陕汝地区祈雨。祖母的事情上边已讲过。河陕汝，是清代河南省的建制。河南府，包括现在的洛阳、偃师、巩县、渑池、新安、洛宁、登封、嵩县、宜阳、伊川。陕州府，包括现在的三门峡、灵宝、卢氏、栾川。汝州府，包括现在的汝阳、临汝、鲁山、郏县、平顶山、宝丰。一句话，就是豫西一带。这一带，是往西北前线运粮的孔道，也是袁保恒探家返回西北前线的必经之地。在此一时期连年大旱，民众饥不聊生，有揭竿而起之势。所以，保恒为之祈雨，有为百姓苍生求活路之心，也有为清廷统治求平安之意。
袁保恒回到西北未及一年，就被调回北京，任户刑部侍郞（财政部副部长）。在返回北京的途中，1875年夏天又路过华山，他想起上年在华山金天宫祈祷的事，两件事似乎都还灵验：祖母仍健在，河陕汝地区也有雨落下。于是，在华山的山崖边，就着山势，刻了这一通碑文，以为纪念。
两件事不久都落了空。保恒刻石后不几个月，祖母郭太夫人就去世了。其实，这也算不得什么悲痛的事，郭太夫人毕竟活了将近100岁，是的的确确的“喜丧”。而真正不幸的是，河陕汝地区的旱势也越演越烈。次年1876年、又次年1877年，连年大旱。袁世凯在北京写给其二姐的信中说“顷有人自渑池、洛阳等处来，言伊地人肉，卖廿八文一斤，孙杀其祖母而卖之，弟杀其兄而卖之，种种未闻之奇，不一而足。”这一场大旱波及整个中原地区。哀鸿遍野，饿殍相枕。农民揭竿而起，蜂拥各地。
在北京任官的袁保恒，于1877年冬天，被清廷派回河南帮办赈务，筹集粮食，救助苦难中的老百姓。为了筹措赈灾的充分款项，调动各地方官配合，使赈务能够惨淡经营，袁保恒为焦虑所迫，饮食大减，睡眠很差，常常一个人无言枯坐，十分劳顿和疲惫。短短三几月下来，袁保恒躯体健康状况大为下降。大灾过后，必有大疫，身心俱惫的袁保恒也染上时疫，于光绪1878年5月病死于河南省城开封赈务公所。
此年，袁保恒52周岁，据刻此碑文，只三年时间不到。清廷给他谥号“文诚”，并在《清史稿》中为他专门立传，这算是极高的评价了。
注：作者系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