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郑观应以为中国不过是世界的一个部分，无所谓夷夏，历史只会不断向前发展进化，而不会倒退回到从前，表现出历史进化的思想。他指出，“制无分今古，法无论中西”，不论是古今中外的制度和法律，只要对于国家和人民有利，都应该加以吸收和采纳；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源自于中国，作为中国人，不应拒绝西学，而应积极学习，从而在思想上破除了学习西方的障碍。郑观应要求仿照西方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与列强进行“商战”，这种爱国主义史学思想特别引人注目。
[关键词] 郑观应 史学思想
郑观应，本名官应，字正翔，别号待鹤山人、罗浮待鹤山人，广东省香山县雍陌乡人，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卒于1921年[1]。他出生于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咸丰八年（1858年）乡试未中后，遂弃学前往上海学习经商，次年就到当时第一流的大洋行——上海宝顺洋行里工作。在工作之余，他潜心学习英语，这使得他的眼界大开，从而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他后来回忆道：“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2]反观中国的社会现实，他不禁对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遂产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想法。于是，他先后写下《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南游日记》、《西行日记》等著作，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虽然他没有写过一本专门的史学著作，但上述著作里却反映出他丰富的史学思想，在中国近代史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 历史变易思想
郑观应在观察中国历史时发现：“夫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从上古开始，经历数千年的时间，到唐虞时代才进入文明社会，“文明以启，封建以成”，直到周末，一直沿袭这种制度。到了秦始皇，“废诸侯，改井田，不因先王之法，遂一变而为郡县之天下矣”，秦朝之后，虽然各朝盛衰屡变，时分时合，但“所谓外患者，不过匈奴、契丹西北之塞外耳”。可现在欧洲各国兵力强盛，在全球范围内贩运其商品，连中国也不得不“广开海禁，与之立约通商”，形成“华夷联属之天下”。由此他总结出一条结论：“是知物极则变，变久则通。虽以圣继圣而兴，亦有不能不变、不得不变者，实天道、世运、人事有以限之也。”[3]郑观应对于中国历史的这种总结，有其合理的成分，他看到人类社会由上古到文明社会，再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他并且将这种变化看成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这就多少触及到一些真理的边缘。但是，他并没有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而是将历史的这种发展看成是由神秘的“天道”和“世运、人事”所决定的，是按照“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的规律运行的，虽然郑观应的目的是强调不得不变、不能不变，但他的这种言论也反映出宿命论的思想。
不过，郑观应所说的天道、天理等也不完全是唯心的东西，如他将西方人进入中国看成是天理的反映便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独是天地不能终古而不变，东西洋不能永远而不通，西人来华亦属循天理之自然。”[4]郑观应当然不可能知道西人来华的真正原因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掠夺中国廉价的原材料，销售其商品，并进而将中国变成为它的殖民地，遂发动了一次次的武装侵略。但郑观应看出了这一进程是不以中国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是遵循“天理”的自然发展。他这里所说的天理，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因而也包含有一定的正确成分。
既然历史是变易的，西方人注定要进入中国，作为生活在“华夷联属”时代里的中国人，是抱着过去的陈规陋俗不变呢，还是与时俱进，随时进行改革呢？当时的一些中国人以为祖宗之法不能变，坚决反对仿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变法改革，认为一旦如此，便是以夷变夏。郑观应却明确指出只有变革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局中，“方今各国之人航海东来，实创千古未有之局。而一切交涉之事，亦数千百年以来所未有之科条。而犹拘守旧法，蹈常习故，其将何以御外侮，固邦本哉”[5]？如果抱着过去的条条框框不放，那只会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及今而泥守成规，则窒碍难行者众矣”[6]。因此，他强调指出：“《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千古无不敝之政，亦无不变之法……株守成法，不思变通，以此而言富强，是欲南辕而北其辙耳，其何裨乎！”[7]将变法看成是中国富强起来的根本。至于所谓夷夏之说，郑观应根据所掌握的世界地理知识，认为纯粹是中国人的错误看法，中国不过是世界各国之一，再说，地球是圆形的，无所谓东西中边之分，“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8]，因此不必强分什么夷夏。
郑观应之所以不分夷夏，其目的是为向西方学习扫清道路。在他看来：“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诹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9]在这里，郑观应提出不仅要以古为鉴，而且要研究西方的历史，学习西方的长技。虽然近代史上有不少思想家都提出过学习西方的主张，但郑观应的主张在内容上与前此诸人的主张有所不同。林则徐、魏源等人所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里的“长技”指的是坚甲利炮，即武器上；而郑观应则以为除了武器之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内容。他说：“今夫保民之道，莫先于强兵；强兵之道，莫先于富国。”[10]将富国看得比强兵更重要，这在近代史上堪称开风气之先，值得我们予以应有的重视。
为了扫除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障碍，郑观应像近代史上许多思想家一样，也主张西学中源说[11]。在他看来，西方的科学技术实际上是暗袭中国古代而来，“今天下竞言洋学矣，其实彼之天算、地舆数学、化学、重学、光学、汽学、电学、机器、兵法诸学，无一非暗袭中法而成，第中国渐失其传，而西域转存其旧，穷原竟委，未足深奇”[12]。当然，郑观应也明白现代的西学与中国古代草创时期的学问可说是天壤之别，但他却认为这不过是西人在中学的基础上加以深化了的原故，“不知我所固有者，西人特踵而行之，运以精心，持以定力，造诣精深，渊乎莫测”[13]。
郑观应不仅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发源于中国，而且认为西方实行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与中国古代民主制度相似，“颇与三代法度相符”。[14]此时中国人学习西学其实不过是“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是犹取之于外厩，纳之内厩”[15]，因此完全不是以夷变夏，反对者也用不着拒绝西学。就这样，郑观应巧妙地将西学变成了中学，从而扫清了人们思想上的障碍。
二、以史为鉴的思想
严格地说起来，郑观应不是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而是一位要求改革现实社会的思想家。作为一位要求改革社会的思想家，郑观应对于中外历史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与清代许多所谓的历史学家只会考据不同，郑观应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以史为鉴，为他的改革事业服务。作为社会改革的倡导者，郑观应对于历史和现实有着比较正确的认识，他说：“惟准今酌古，勿狃于陈言；因时制宜，勿拘于成例。”[16]这是说在制定改革政策的时候，必须从现实出发，参照历史上的相关做法，不为陈腐的言论所左右；根据当前的时机，制定合适的改革政策，不受以往办法的局限。准今酌古，反映的是他对待历史和现实的态度问题；因时制宜，反映的是他对于时机的重视。以往的人们也谈以史为鉴，他们相信要解决现实问题，可以从历史经验中找到现成方案；而郑观应却特别提出不应受历史的局限，而应从现实出发，参照历史的经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这表明，在以史为鉴问题上，郑观应既主张借鉴历史经验，又反对为历史经验所局限，这种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是比较难能可贵的。
郑观应能提出这些主张，与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正确认识密不可分。在他看来：“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彼泥古不化，诋为异学，甘守固陋以受制于人者，皆未之思耳。”[17]历史其实并不神秘，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明天所说的历史。历史上的成例，原是古人当日应付危机的做法，作为后人，既不能对其置之不理，也不能奉为神灵，永远不变。他批评当时社会上拘泥守旧的风气道：“方今各国之人航海东来，实创千古未有之局。而一切交涉之事，亦数千百年以来未有之科条。而犹拘守旧法，蹈常习故，其将何以御外侮，固邦本哉？”[18]他特别指出：“及今而泥守成规，则窒碍难行者众矣。”[19]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夫制无分今古，法无论中西，苟有益于民，有利于国者，行之可也。必鳃鳃然刻舟胶柱，欲如太古之老死不相往来，则庄、列之寓言，佛、老之余渖：绝圣弃智，剖斗折衡。”[20]不论是古今中外的制度和法律，只要对于国家和人民有利，就应该加以吸收和采纳。这种宽广的态度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郑观应注意吸取历史经验，尤其是外国的改革经验。他曾多次向国内介绍俄国、日本的改革经验，他说：“昔俄、日积弱之时，俄之旧主彼得，日之亲王大臣，皆肄业泰西，并聘其才德兼优之士数十人回国佐理。我国亦当筹借巨款，亟仿而行之。”[21]在《游历》篇里，郑观应特别介绍了俄国的经验：二百多年前，俄国也是积贫积弱的国家，彼得大帝见欧洲各国日渐强大，深恐外患将至，于是微服出访，遍游各国，询问利弊，延揽人才。回国之后，变法改革，振兴工商，“不二十年虎视一方，吞并弱小诸国土地日大，兵备日强，卓然为欧西首国”[22]。他建议中国也应该向俄国学习，多派王公大臣的子弟出国考察。但是郑观应并不盲目迷信西方，他认为对于西方的制度也应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取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必泥古法，更何必拘西法哉？”[23]
郑观应以为国家的盛衰在于有无人才，而当时盛行的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制度，不仅不能培养出有用人才，相反却压抑人才的成长，他希望通过模仿西方的选人制度，设置西式学校，改革考试，力图对于当时的治学风气有所影响。
三、“断无反诸过去制度”的进化史观
由于郑观应生活在近代中国，当时的社会复杂多变，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潮交汇在一起，而郑观应又是一位思想敏锐的人，这些思潮对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而使他的历史观表现出复杂多样的时代特点。在对历史的认识上，郑观应主要表现出“断无反诸过去”的进化史观，但偶尔他又会说些复三代之盛的历史退化言论以及“一治一乱”若循环的循环论；在对英雄人物的看法上，他特别强调民为邦本，表现出一定的重民思想，但他又常常过于强调个人对于历史的作用，表现出英雄史观。
郑观应继承并发展了前人关于历史进化的思想，他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发现，“太古之世”的时候，人民穴居野处，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与禽兽无异；随着生产工具的发展，人们逐渐步入农业社会，“衣食、宫室、人伦、政治日臻完备”；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格致之学大兴，创造的财富更大，各种机器“巧夺天工”。由此可见：“世界由弋猎变而为耕牧，耕牧变而为格致，此固世运之迁移，而天地自然之理也。”[24]这实际上是说，人类社会由弋猎、耕牧到格致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由于弋猎、耕牧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较少，而格致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则较多，因此，这种变化是逐渐进步的。从这种认识出发，他对于袁世凯、张勋等人的复辟持否定态度，他说：“以前袁世凯总统之势力与才能，尚不足以压制全国之进步而反帝制，张勋之复辟无效，亦可为之前车。最近亦有挟武力以攘权，藉外债以填欲壑者，为犯众怒，亦终归土崩瓦裂。时至今日，断无反诸过去制度也。”[25] 这便是说，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管你有多大势力，也不能将历史的车轮倒转。由于郑观应有这种正确的历史观，所以，当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之后，虽然与他一贯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度不同，他还是在思想上接受了共和制[26]。
在宣传历史进化的同时，郑观应还在字面上表现出历史退化的思想。他多次指出，秦汉以前是中国的黄金时期，秦汉以后，各种问题越来越多。如学校，古时候的学校是造就人才的地方，而后世学校之制废弃，导致人才每况愈下，“竟罔知天地古今为何物”[27]；如民情，古时有专门的官员负责收集老百姓的意见，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愚黔首”之后，历代君主、“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明诋其非，暗袭其利”[28]，至使民情难以上达；如刑法，古代立法尚宽，所设不过五刑，秦汉以后，“有罪动至夷三族……大失古人清问之意”[29]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后代不如前代。不过，郑观应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他向西方学习服务的。他说后世学校不如古代，却认为西方的学校制度符合中国古代的遗意；他指责后世民情难以上达，却认为西方设立的报纸能起到沟通民情的作用，因而主张中国应早设报馆；他不满后世刑法过酷，却认为西方的做法合乎中国古制，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做法。所以，郑观应虽然要求“复三代之盛”，但他的真正目的则是要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真正如九斤老太那样认为一代不如一代。
郑观应有时还在他的著作里表现出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在对天下治乱的看法上，他认为是一治一乱地循环变化着。他说：“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古今诸国莫不弱肉强食、虎视鲸吞。”“天下久合而必分，亦久分而必合。”[30]这种言论，显然是《三国演义》里的陈词滥调，但郑观应却又在其中加入“弱肉强食”的生物进化论思想。这种生物进化思想虽然不科学，但在当时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由于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弱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机，郑观应谈论弱肉强食，是想唤起国人的危机意识，积极变法图强，故而他说：“中国当此危极之时，而求安图治，上下皆知非自强不可，而自强非变法不可。”[31]
不过，这三种历史观并不是等量地出现在郑观应的身上，而是有主次之分的，其中进化史观是占最主要的地位，而另两种只是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才出现。
在对历史创造者的认识上，郑观应的答案是英雄豪杰。在他看来，一个地方的治乱关键在于官吏是否贤明。他说：“地方之治乱，视官吏之贤否为转移；朝廷求治，亦视用人何如耳。一县得人则一县治，一郡得人则一郡治，一省得人则一省治，天下得人则天下治。”[32]若是强调官吏的贤明与否对社会的治乱兴衰有一定的影响则是对的，但若过于强调他们的作用，便走上了英雄史观的路子。
但是，郑观应的思想又受到传统重民思想的影响很大，他以为英雄人物不过是能照顾到公众利益，因而得到人们的支持；相反，那些只考虑到自己私利的人，不过是些昏庸之辈。他说：“国之强弱系与君相，英明者必顾公益，举直错枉，兴利除弊，国小亦强；昏庸者只图私利，举枉错直，赏罚不公，国大亦弱。”[33]国君是英明抑或昏庸，关键在于能否“顾公益”[34]，即照顾到老百姓的利益。由于他有这种认识，故他赞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说法， 特别重视民心的作用。他说：“从来国运之盛衰，系乎民心之离合。”[35]又说：“天下之治乱孰为之？民心之善恶为之也。”[36]这便将民心的作用看得很高。在中国古代，这样的言论非常多，如果当历史到了近代之后郑观应谈论的依然只是这些内容，倒显得他的思想没有多少进步。不过，郑观应毕竟是郑观应，由于他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很大，所以他又能说出前人没有说出的内容。在他看来，作为君主，必须与老百姓共同享受权力与利益。他说：“君之有民，犹人骨之有肉，体之有肢，动息痛痒，一气相通。”“然蕴利生孽，不利于民者终亦不利于君。”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非君民公利不可”，“因变君民平权之政，而国始敉安”。君民公利、君民平权显然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这样，就使得他的史学思想里有了前人所没有的崭新内容。郑观应还接受了西方有关天赋人权的思想，赞同日本名士深山虎太郎的意见，他认为：“民爱生于天，天赋之以能力……于是有民权焉。民权者，君不能夺之臣，父不能夺之子，兄不能夺之弟，夫不能夺之妇。”“无论民权、共治、君权，宪法皆不可无。”[37]由此可见，郑观应的真正目的在于实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四、富国强兵、抵抗外侮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想
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逐渐沦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里。咸丰十年（1860年），刚刚19岁的郑观应听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最后并病死在这里，非常震惊。他说：“庚申之变，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眦裂。”[38]表示出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义愤。由此他产生了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朴素想法。郑观应在其有生之年，先后经历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的入侵等多次重大事件，有见于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他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想也日渐成熟。
郑观应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本性有所认识，指出：“查立约诸国，最强者莫如英，而美、法与俄皆堪颉颃。然英人险诈，法人鸷猛，势力相敌，迹其离合，实系安危。俄则地据形胜，兵严纪律，惟以开疆拓土为心，向为诸国所忌，而尤为中华之所患。”近代史上自从林则徐首次指出俄国是中国之大患之后，一些有识之士均对此表示赞同，而郑观应所言尤为深刻。他说：“俄国地广兵强，志在兼并，方诸列国，无异嬴秦。观其用兵于回部以西，恣其蚕食；通市于回部以北，潜欲鲸吞。复乘发逆披猖，遂与喀什噶尔酋长霍璧立约通好，俾彼恃有外援，甘心叛逆，抗拒天朝。由是据伊犁，并霍罕，心怀叵测，更宜思患豫防，善为之备。”[39]将当时的世界形势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相比，显然是不准确的，但这实际上是当时思想界的一个共识，许多人（如王韬）都有过类似的说法。郑观应又说：“防英乎？防法乎？防俄乎？曰：防俄宜先。”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以为，俄人包藏祸心已非一朝一夕，咸丰八年（1858年）的时候，曾乘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机会，侵略了我国东北的大片领土，从这种乘人之危的做法上，可以看出其狼子野心。“近来造西伯利亚铁路，由彼得罗堡直达珲春。查铁路之造，虽所以便用兵，亦所以兴商务。是以各国铁路大都造于繁庶之区。今俄人独不惜巨款造于不毛之地，非有狡谋更何为乎？故曰防俄宜先也”[40]。他并特别指出，俄国将会首先侵略我国东北地区，再兼顾新疆。果然，此后不久，俄国先是策动蒙古封建主的分裂活动，后又侵略新疆并制造分裂活动，历史事实证明了郑观应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如何对付俄国的威胁呢？郑观应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起初，他迷信万国公法之类的国际法：“将中国律例，合万国公法，别类分门……大会诸国，立约要盟，无诈无虞，永相恪守。敢有背公法而以强凌弱，藉端开衅者，各国会同，得声其罪而共讨之。”[41]他天真地以为一旦如此，就能使中国免受列强的侵略了。后来，他逐渐认识到这种做法并不可行，又产生了“远交近攻”联英拒俄的设想。可到了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后，“始知英之不能为我援者”，转而提出“联俄以制英”的设想[42]。及至1900年撰写《盛世危言》八卷本的时候，郑观应的思想更加成熟了，他明白列强的侵略本性是相同的：“俄瞰于北，英睒于西，法瞵于南，日眈于东……各国莫不讲求武备，诈力相角”，中国只有立即变法自强，才能抵御外侮，“我中国纵得强邻保护，亦不可有恃无恐。急效俄之彼德、日之明治，变法自强”[43]。
怎样变法才能自强呢？郑观应主张应模仿俄国、日本的做法进行变法革新，实际上也就是在政治上由封建君主制变为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用郑观应的话说，就是由“专制政治”变为“立君政治”。“专制政治即君主之国，乾纲独断，令出而人莫敢违……立君政治者，即君民共主之国，政出议院，公是公非，朝野一心，君民同体，上无暴虐之政，下无篡逆之谋”[44]。
除了政治上的改革之外，郑观应还提出与列强进行“商战”的思想，并认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这是因为：“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谁何之哉？”[45]在他看来，“西人之富，在工不在商”。为了发展中国的工业，他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建议，希望通过实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发展资产阶级工商业，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与列强进行“商战”。郑观应以为富与强二者互相促进，他说：“国非富不足以致强，亦非强不足以保富。富与强固互相维系者也。”[46]能对富强之间的关系有如此辩证的认识，这在当时是比较难得的。
在近代中国，富国强兵、抵御外侮是人们的共同心声，也是时代发展的主旋律，郑观应能自觉地顺应时代的要求，高扬爱国主义旗帜，这种思想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当然，郑观应的思想中也有不少糟粕，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错误观点或不准确的言论之外，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他的一些著作里充斥着大量的封建迷信思想。由于许多改革建议没有得到当权者的采纳，再加上事业不顺，郑观应不禁有些心灰意冷，转而向佛教、道教中寻找精神寄托。在致友人的信中他写道：“弟自经世累，饱阅风霜，艰苦备尝，不问世事，所谓梦醒黄梁者。”[47]郑观应不问世事、钟情于佛老之说，在《盛世危言后编》里有不少反映。对于一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人来说，这样的结局虽是无可奈何之事，但在近代史上却又是多么屡见不鲜呀！
[1] 关于郑观应的生卒时间，生年采用夏东元的说法，见其所著《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注1；至于郑观应的卒年则采用王学庄的说法，见其所撰《郑观应的卒年》（《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6期）。
[2] 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夏东元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3——234页。
[3] 郑观应：《易言·论公法》，《郑观应集》上册，第66页。
[4] 郑观应：《盛世危言·华人宜通西方说》，《郑观应集》上册，第284页。
[5] 郑观应：《盛世危言·英士李提摩太七国新学备要论》，《郑观应集》上册，第280页。
[6] 郑观应：《盛世危言·旗籍》，《郑观应集》上册，第476页。
[7] 郑观应：《盛世危言·考试下》，《郑观应集》上册，第301页。
[8] 郑观应：《易言·论公法》，《郑观应集》上册，第67页。
[9] 郑观应：《易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第173页。
[10] 郑观应：《盛世危言·中国宜求格致之学论》，《郑观应集》上册，第282页。
[11] 西学中源说可说是晚清思想界的一种共识，最早倡立此言的是清初数学家梅谷成，集大成者为王仁俊。对此的深入研究，可参看全汉升《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一文，载1935年8月出版的《岭南学报》第四卷第二期。后收入《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一辑第五册《自强运动》（李定一、包遵彭、吴相湘编纂），正中书局1977年版。
[12] 郑观应：《盛世危言·藏书》，《郑观应集》上册，第306页。
[13] 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275页。
[14] 郑观应：《易言·论议政》，《郑观应集》上册，第103页。
[15] 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276页。
[16] 郑观应：《易言·论公法》，《郑观应集》上册，第66页。
[17] 郑观应：《盛世危言·学校上》，《郑观应集》上册，第248页。
[18] 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附录，《郑观应集》上册，第280页。
[19] 郑观应：《盛世危言·旗籍》，《郑观应集》上册，第476页。
[20] 郑观应：《盛世危言·邮政上》，《郑观应集》上册，第670页。
[21] 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后序》，《郑观应集》上册，第932页。
[22] 郑观应：《盛世危言·游历》，《郑观应集》上册，第382页。
[23] 郑观应：《盛世危言·练将》附《储将才论》，《郑观应集》上册，第846页。
[24] 以上引文俱见郑观应《盛世危言·教养》，《郑观应集》上册，第479——481页。
[25]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 卷三《致翦淞阁主人书》，《郑观应集》下册（夏东元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0页。
[26] 参见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册，第415页。
[27] 郑观应：《盛世危言·学校上》，《郑观应集》上册，第245页。
[28] 郑观应：《盛世危言·日报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45页。
[29] 郑观应：《盛世危言·刑法》，《郑观应集》上册，第499页。
[30] 郑观应：《盛世危言·弭兵》，《郑观应集》上册，第923、925页。
[31] 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强论》，《郑观应集》上册，第338页。
[32] 郑观应：《盛世危言·吏治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52页。
[33]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郑观应集》下册，第11页。
[34] 郑观应：《盛世危言·原君》，《郑观应集》上册，第332页。
[35] 郑观应：《易言·论吏治》，《郑观应集》上册，第110页。
[36] 郑观应：《盛世危言·训俗》，《郑观应集》上册，第488页。
[37] 郑观应：《盛世危言·原君》，《郑观应集》上册，第331——334页。
[38] 郑观应：《易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第173页。
[39] 以上引文均见郑观应《易言·论边防》，《郑观应集》上册，第113——114页。
[40] 郑观应：《盛世危言·边防一》，《郑观应集》上册，第774页。
[41] 郑观应：《易言·论公法》，《郑观应集》上册，第67页。
[42] 分见郑观应《盛世危言·边防六》（十四卷本），《郑观应集》上册，第796、798页。
[43] 分见郑观应《盛世危言·边防六》（八卷本），《郑观应集》上册，第801、804页。
[44] 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强论》，《郑观应集》上册，第338页。
[45]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郑观应集》上册，第586页。
[46]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郑观应集》下册，第10页。
[47]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一《复罗君星谭书》，《郑观应集》下册，第27页。
（原载台湾《中国文化月刊》2003年12月总第27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