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论文对20世纪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进行总结，主要内容有二，一是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学术环境，以相关研究成果为分析对象，对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学术演变进行回顾；二是剖析近年来学界在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领域中的基本思路，对理论前提、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的发展趋势作出说明，以使今后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有较清楚的学术起点。 [关键词]20世纪 近代中国 外债 学术史
Abstract : The thesis sums up the study on the foreign debt of modern China in 20th century ， the one part reviews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this field by inspecting all kinds of achievements which have getten on the different times and research condition ， the other part analyses the research trend in recent years about the theory ， method and framework ， which will make a new beginning for the study on the foreign debt of modern China.
Key words : 20th century ， modern China ， foreign debt ， research history
受不同时期的不同学术环境的影响，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立论角度各有侧重，运用方法也有差异，因此在回顾某一领域的学术史时，仅仅罗列成果是不够的，还要剖析这些研究成果背后反映的学术脉络和时代背景。本文结合不同社会环境所提供的不同学术条件，回顾20世纪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学术演变，并力图总结近年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基本思路及发展趋势，以冀对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有所推进。
一、 1949年前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状况
中国近代外债史的专门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时值财政问题突出，为了摆脱困境债务危机，有关部门对外债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如交通部编辑有《中国铁路借款合同全集》（1922年）、《交通债款说明书》（1925年4月）、《交通部经管各项债款说明书》（1927年4月）；交通部电政司编辑有《交通部电政债务史》（1936年）；财政部编辑有《财政部经管有确实担保外债说明书》（1927年7月）、《财政部经管无确实担保外债说明书》（1927年7月）等；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辑有《中国外债汇编》（1935年）等。
资料整理之余，一些学者研究外债史，如中国银行的《中国政府的债券与债务》、刘大钧的《外人在华投资》（1929年）、万籁鸣的《整理中国外债问题》1，贾士毅的《国债与金融》2、汤象龙的《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偿付的》3和《民国以前关税担保之外债》4等均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此时，各国在华银行也进行了外债资料的整理和相关的研究，一些银行的总经理、总会计师在报告银行业务时，对外债问题有专门说明，并撰写了专题研究报告，粗略算来，有贝林的《中国的外债》5、孔士的《中国的国外公共债务》6、菲尔德的《美国参加中国银行团的经过》7、亨利·巴尔的《中国外债研究》（1934年1月1日）8、田村幸策的《支那外债史论》、土屋计左右的《中华民国的国际信贷》9等。
抗战期间及抗战后，外债资料整理继续进行，如交通部编辑的《交通部债务汇编》（1943年11月）涉及了铁路外债和电政航政外债的举借、偿还；财政部编辑的《财政部经管外债说明书》（1947年）说明了战前外债、战时外债和战后外债的情况。由于抗战时期政府举借了一系列的外债，一些学者立足现实，研究了外债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表现，撰写的论著有：《甲午前中国外债考》、《从六国银行团到善后大借款》、《民初善后借款之交涉》、《中国铁路外债合同之史分析》、《我国外债研究》、《庚子赔款与中国外债》、《民国初期外债与中央财政》、《清代外债史略》与《外人在华投资》10等等。
在这些外债史研究成果中，对外债性质有不同的认识。一是认为 “国际交换的发展，表现国际分工与隶属于帝国主义之下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便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之唯一而重要的表现”，外债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资本主义展开的重要动力，是有益的。二是认为不论是哪一国的外资，其在华投资大部分来自于我国工农群众的榨取、靠政府赔款、银行吸收官僚军阀存款以来及商品销售所得的利润等，再用于投资或收买农产，如此发展起来的“分工”，是“在国际金融资本支配下的一个形态，同时也是各国帝国主义支配下的一个经济”，外债的作用是帝国主义“证明财政及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生产力，而不能发展生产力”11。“这些债务都与战争、反外、内战、政治阴谋有着联带关系”12。
具体研究以贾士毅、汤象龙和雷麦的最具特点。贾士毅利用政府财金官员之便，搜集了大量的内外债资料，撰写了《国债与金融》，这本著作对外债“现时”状况作出了详尽的说明，勾画出中国近现代外债的面貌以及与之相关的财政金融关系，缺点是描述多，分析比较浅显。雷麦以外国经济学家的身份，受纽约社科科学研究会和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委托撰写有关外资著作，对诸多外资银行进行通讯调查，还到中国各地及美、英、日、法、南洋等处进行考察，书中对外资（包括外债）的数量有了比较明确的折算（如采用美元的折算方法），按照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在华资本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涉及了中国外资的结构的问题，与贾士毅的研究相比，基本上概括了外资活动的时期特征，不过受经济学视野的限制，他关注的是量的变动，没有深入探讨质变的一些根本性因素。汤象龙的成果则是勾沉诸多档案资料，讨论了民国之前赔款和关税担保外债的举借、偿还情况，是微观研究的力作。
由于外债研究刚刚起步，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外债数量与款项究竟如何还不清楚， “吾国内外债款，日益紊乱，中央如是，各省亦然，不仅头绪纷杂，已失常轨，即求全国内外债明细之表，亦不可得”13，因此研究成果以债项、数量的讨论为多。同时在研究者群体中，以经济学家或金融工作者为主导，因此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颇嫌不足。
二、50-60年代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状况
50-60年代，在外债史研究领域，相继出版了一些著作和资料丛刊，诸如魏子初的《帝国主义在华投资》、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的《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和《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徐义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刘秉麟的《近代中国外债史稿》、宓汝成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蓝以琼的《揭开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的黑幕》14等。
其中以《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和《近代中国外债史稿》等影响最大。《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利用《清实录》、《筹办夷务始末》、《筹办夷务始末补编》、《清代外交史料》、《北华捷报》、清政府有关抄档和奏稿、北洋政府公报以及日英美等国档案，按年编制了各时期的外债表，逐项排列借债者、贷款者、币种、款项、数额、利率，除此之外，还编辑了若干专题统计表，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由于该书主要目的是整理资料，只在外债统计表之前作简要分析说明，无法系统地阐述中国近代外债发展中的具体问题，未免遗憾。《近代中国外债史稿》是刘秉麟未完成的遗著，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一部述及晚清到民国外债的专著，该书三编分为“清政府时期的外债”、“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外债”、“国民党反动政府时期的外债”，但总的看来，还只是资料整理排比，缺乏深入的探讨。
除了专著之外，还有一系列外债史研究论文，如《中日甲午战争赔款的借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性的借款（1913-1917）》、《庚子赔款与1902年农民反抗赔款的斗争》、《粤川汉铁路借款问题》、《美帝国主义攫占三都澳的阴谋与所谓的“海军借款”》、《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帝国主义与湖广铁路借款》、《帝国主义“在华投资”探实》、《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资”的特征》、《苏杭闽铁路借款和江浙人民的拒款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后美国资本与芦汉、津镇、粤汉诸铁路的借款（1895-1898）》、《日俄战争后日、美、沙俄在中国东北铁路投资的竞争（1905-1910）》、《币制实业借款（1903-1911）》、《1907-1908年间江浙人民反对苏杭甬铁路借款的斗争》、《美帝与庚子赔款》、《庚子赔款与清政府的捐税制度》、《对1914年帝国主义在华投资额的辨明》、《最早的外债》、《从汇丰银行看帝国主义对旧中国的金融侵略》、《把侵略说成友谊——美帝利用庚子赔款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有关“西原借款”的一些史料》、《帝国主义勒索的庚子赔款历代反动政府是怎样偿付的？共偿付多少钱？》15等等。
在引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16和1959年中国宣布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的情况下，对外债性质的认识，中国大陆的外债史研究者比较注重外国资本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所体现的剥削本质，认为外债对于近代中国而言，消极因素大于积极因素，外国资本是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主要工具之一，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原因。“外债是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它们互相之间剧烈争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权益的工具。帝国主义经过借款给中国反动政府的办法，实现其进行政治上、经济上对中国的控制；中国的反动政府则又通过外债勾结外国侵略势力，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进行反革命的内战”17；“帝国主义对中国借款的发展历史，也就是它们在中国争夺霸权和它们与中国的封建地主及官僚资产阶级相勾结的历史”18。
此时，台湾的学者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外债性质的认识与大陆学者是一致的19，认为“19世纪帝国主义原是与资本主义互为因果的。领土的攫夺与经济的剥削是当时列强对外侵略的两大手段。领土的攫夺固有助于经济的剥削，而经济的剥削亦有便于领土的攫夺。虽然在入手的方法上有先后的不同，但其侵略的终极则一”；外债是“列强在华恶性竞争，攫获特权的具体表现，从而更严厉的控制中国的财政”20。
而欧美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者对外债持积极态度。当时的增长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基本原理都在强调外国直接投资活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巨大的贡献，讷克斯在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提出资本形成问题是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核心，而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的唯一办法，就是利用外国资本，加快国内资本的形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W.Rostow）于1958年提出“起飞理论”，认为利用外资积累社会先行资本以便实行起飞，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要走的一条路21。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之下，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代表——侯继明22批评了压迫论，认为“压迫论”作为论述外国经济侵华的命题，缺乏有利的理论证明和全面的事实支持而难以自圆其说23，他通过剖析了外资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强调了其积极作用，“外国的投资和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之间最明显的联系是，前者不仅起了在许多领域引进近代技术的创业者的先驱作用，而且实际上为现代化经济部门筹措了很大一份资金”24，他进一步指出，外资的竞争对中国占有企业或传统经济部门并没有产生破坏作用，相反，通过沟通、联系以及其他作用，“外资在1937年前中国经济取得的各种近代化进展中发挥了主要作用”25。
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的研究者大以资料为本，以史带论，按照历史学的学科特点展开外债研究。但由于研究人员的有限，资料整理仍嫌不完善，系统研究不足。
三、70年代末至今的中国大陆外债史研究状况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大陆中断了正常的学术研究26，直到70年代末，局面才改变。此时，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内外环境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首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经济史学界把研究重点转移至近代对外经济关系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资金缺乏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何补充资金，筹措外来资金成为经济实践中的重要课题，于是利用外债进行资金补充的探讨也就逐渐增加。从80年代开始，有关部门改变“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经济政策，举借了一批外债。经济实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动力，使史学界对于以前外债史研究的一些定论有了重新的思考，尤其是与外债纠缠在一起的外资成为重新评价和理解的核心命题。
其次是在国际学术争论中，资本主义与世界发展的相互关系成为热点，依附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的激烈交锋，主要讨论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输出的问题。依附理论作为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思想产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学家的支持，他们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剥削理论，并将其运用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批评60-7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关于外债是发展中国家引擎的观点，提出了债务“桎梏”理论，即第三世界国家远远没有从国际资本流动中获得好处，外债是富国榨取穷国本来可以促进内部积累的剩余的一种手段，国际资本“向‘不发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扩张”，把第三世界引入了“债务陷井”，让他们“受资本主义强国和它们的机构操纵”27。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与依附理论者的争辩中，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认识，在论述外债与经济的关系上，既肯定外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又指出了运用中存在危害可能性，如1985年世界银行的《报告》，在“集中阐明国际资本对于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的同时，又强调获得国际资本也承受着风险，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外债是一张造成灾难的处方”。理论认识的不断辩争，实际上为外债史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进入黄金时代。资料整理上，自80年代起，以许毅等为代表的研究者，对外债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搜集和整理，经过13年的努力，编辑了《清代外债史资料》28、《民国外债史资料》29、《民国历届政府整理外债资料汇编》30、《中国外债史料汇编》31等；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也出版了《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32，这些资料大部分选自未公开出版的档案，是继60年代徐义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资料统计1853-1927》的又一丰硕成果，成为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最基本资料。
此外，有关外债的著作不断出现，最初是宓汝成在50年代整理中国铁路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出的《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33，对外债与铁路修建的关系上作了详细的阐述；还有的是一些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名家将自己在文革前发表的一些旧作结集出版，如孙毓棠的《抗戈集》34绝大部分内容是有关中国外债史的，再如汪敬虞的《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35也有相当篇幅涉及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活动。
进入90年代后，新的专著数量剧增，以许毅为首的研究群体，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展开外债专题研究，撰写了系列论文，已分时期编为《清代外债史论》36和《北洋政府外债史与封建复辟》37；曹均伟则以外资为讨论要点，撰写了《近代中国与利用外资》38、《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39、《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活动》40；杜恂诚以日本在华投资为研究对象，撰写了《日本在中国的投资》；吴心伯围绕着美国的“金元外交”对20世纪初年的外债活动进行剖析，撰写了《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1909-1913）》41；汪敬虞以外国资本与中国金融为研究对象撰写了《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42；戴一峰在《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43也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在讨论外债与海关之间的问题；陈争平的《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44也涉及了外债的国际收支问题。除此之外，大量的财政史、经济史等论著也都有很大的篇幅叙及外债。
至于论文则数不胜数，据笔者不完整统计，至2000年底，有关外债（含外资）史研究的成果概况可列表如下：
70年代末-80年代/90年代/小计
综合 13/6/19
晚清外债研究 12/20/32
北洋外债研究 17/20/37
南京国民政府外债研究 5/26/31
小计 47/72/119
四、近年来外债研究思路的演变及发展趋势
综观众多研究成果，在近20年来外债研究的学术理路演变还是很清楚的：
首先，在外债性质的讨论上，从片面强调“恶”债发展为全面客观认识中国近代外债的两重性特征，挖掘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合理因素。
80年代初期，学者还是把外债与帝国主义相结合。主要的观点枚举如下：“近代中国的外债，……确是一种祸害。帝国主义国家提供借款，基本上是取作侵略、奴役中国的把柄，从而这些债具有‘恶债’性质”45；“外国资本，是以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为基础的，并服务于扩张这种特权46；“中国近现代的借款是无法成为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动力的，其主要使命是推动列强对华政策”47。海外也有相似论述，如滨下武志：“在实行某种政策而得到的借款时，中国主权的形式只能是作为接受借款而存在，通过这种借款的提供即金融控制，中国主权本身已经丧失了。半殖民地体制的特征最终表现在政治借款上的原因也就在于此48。”
进入80-90年代，学者们开始关注外债活动的两重性49，他们从近代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出发，认为外债进入中国时包含着两种形态：一是社会形态，体现生产关系，二是物的形态、资金的形态，体现生产力。从前者出发，半殖民地性极其明显，但从后者出发，则是中国政府利用“半主权”开展经济活动，从被迫实行对外开放，转向自觉采取措施，推行近代化政策。因此在中国近现代外债中，除了“恶”的性质时，还包含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原始积累：
外债的这种“恶“的性质，在晚清以至于整个近代中国表现得特别突出，成为西方资本帝国主义从经济上控制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一个重要手段。从这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外债史，就是一部资本帝国主义侵华史。同时，外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当时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来说，又代表着更多的资本、更多的技术、更高的生产力和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发展的要素50。
因此金普森教授认为，外债史的研究还要“揭示外债对中国近代生产力的产生与发展，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所起的历史进步作用”51。
曹均伟在《近代中国与利用外资》一书中则系统考察近代中国与外国资本及近代外债的性质、特点、方式等，指出中国近代利用外资存在不平等性、复杂性、曲折性，认为“就近代中国而言，外国资本的输入，从客观上带来了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相对于旧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然而，外国资本的输入，从主观上说，并不是主动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追逐更大的剩余价值，对中国进行剥削和掠夺。这又是一种‘弊’的表现”52，利弊在不同时期是可以转变的，清末、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统治三个时期的利用外资活动曾表现为各自的利弊的双重性及其演变过程53。
其次，从注重外债的外在影响转向注重外债的本体的、内在的变化。
在早期的外债史研究中，对外债结构、外债类别、利率结构、币种结构、期限结构等外债本身所要关注的问题却展开不多，也就是说，以往不少学者的专著中，基本研究思路局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价值判断之下，只从近代社会看外债，而对外债债项、外债成因、分类和性质等情况究竟如何没有作出完整的分析，更没有从外债本体出发考察社会变化的若干特征，达到从外债看近代社会的目的。正因为学界在研究外债过程中并不注重外债的本体含义，因此对外债本身应当概括的问题重视不够，导致了概念的模糊，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性意见：
我们常常见到前人使用这样一些术语，例如政治性借款、财政性借款、军事性借款、商业性借款、实业性借款等，却不知道这许多术语的分类标准是什么。……譬如，政治性借款和实业性借款的区别是什么呢？如果说政治性借款是指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具有某种政治目的的借款，实业性借款是指用来举办实业的借款，那么这里就使用了不同的分类标准。前者是就债权国接待目的而言，后者是就债务国的用途而言。因此，就债权国接待目的而言，借款可有政治性和非政治性之分；而就债务国用途而言，借款才可能有实业性、财政性以及军事性之分54。……
“把近代中国外债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时必须阐明的各点，如中国近代外债史的研究对象和体系、近代中国外债的主要特点、研究方法等，书[刘秉麟：《中国近代外债史稿》]中都没有正面论及。这些问题，在通史类和经济、外交、政治、社会等专史类著作中不会提及，但在对外债问题作专门研究（无论从宏观还是从个案角度出发）时，必须加以考虑”。55
从80-90年代的外债史的研究成果看，学者们逐渐关注外债本体，不再局限于外债性质的认定，而是对外债政策、外债体制和具体的债务进行考察，分析外债谈判、外债举借过程、外债合同、债券发行以及具体企业与外债之间的关系等等，同时，在讨论外债派生的问题时，也是以外债为核心讨论财政、海关制度、盐政、银行制度等等。
由于注重了外债本体的问题，在研究方式上，就从宏观性的研究向细微化的研究过渡。中国近现代外债有近100年的发展历史时间，大时期上历经晚清、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等，细分小阶段，晚清有甲午战前与甲午战后的区别，北洋政府有袁世凯时期、段祺瑞时期、直系时期和奉系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则有抗战前、抗战中与抗战后的区别，其中变化，不是简单地一而统之能够涵盖的，以往研究过于注重总体、粗略地论述外债，比较容易抹杀各时期的不同特征；再之，由于某些借款的借贷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以及在漫长的年代中，币值、币制、汇率、物价均变动很大，在这些变动中，中国近现代外债的数量、笔数、总额等究竟应该如何核算，至今未有准确的说明，因此从整体上、宏观地研究外债是不够的，细微化是必然的趋势。细微化的基础是个案研究，如宓汝成先生所说的，“中国外债，就其总体说，是帝国主义列强干预中国内政的一种方式或奴役中国的一种工具，而就每一笔说，则有待深入、细致分析，才能如实地揭示其固有的性质”56。
第三，外债研究的领域逐步拓宽。
80年代前，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中，讨论较多的是晚清时期的外债，北洋时期虽然涉及，但一般注重于政治性极强的“善后大借款”和“西原借款”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研究则寥寥无几。80年后，虽然各时期外债的研究都有增加，但受到资料的限制，基本上还没有改变原有的研究格局。
进入90年代后，除了北洋时期的外债有更为深入的研究外，最为引人瞩目的是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债的研究，从论文统计的情况可以看出，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债的研究，90年代的论文是80年代的5倍。究其原因，除了民国时期的外债档案被大量公布之外，主要是历史学者的历史观有了转变，以前由于过多注重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的纠葛，在对待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历史有太多的政治考虑，以至研究者对很多内容采取了回避的态度。90年代以来，民国史研究逐渐成为了历史研究的热点，大部分学者已经认识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因而逐渐从政治影响下走出，开始客观、公正地评价该阶段诸多社会经济、政治活动。具体到外债史时，则注意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恰恰是外债整理最具效果时期，因此将研究的视野从外债转向了理债，也就是说，外债研究已不仅仅局限于外债的举借，开始注重外债的偿还与整理。
随着外债讨论的思路、方式的转变，从外债本身出发讨论问题，在原来理论视野下容易被忽视的一些债务类别得以重视，如实业外债、教育外债、地方外债、短期外债等等都得到一定的研究，尤其在实业外债的研究，学者们们更多地在具体的铁路外债、电信外债或其他国家企业外债举借，注意外债注入企业之后其内部、外部特征的变化，客观地考察资本-帝国主义在不同时间段内，企图利用外债强化对中国铁路、电信、矿山的控制力但却受到一定限制的局面。
在新拓展领域中，外债思想的研究也卓有成效，一些学者对马建忠、王韬、薛福成、李鸿章、刘铭传、张之洞、盛宣怀、张謇、周学熙、孙中山、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的外债（外资）思想做了深入的探讨，进而将具体的人物思想、人物活动与外债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在中国近代外债的举借过程中，除了达成的外债债项外，实际上还存有许多有谈判达成的未达成的外债或达成后未付诸实施的借款，这些债项是中国外债的有机组成，正如吴景平指出的，“对未成或成否未详外债的研究，不仅有其相对独立的意义，而且也是全面研究某些已成债项的需要”57。因此近年外债史研究也慢慢地对这些债借进行讨论，以期勾连成立与未成立外债的关系，以及所反映、所包含的社会经济因素、国际关系等等。除此之外，外债的偿还方式也慢慢地得以研究，就近代外债而言，甲午战争以前的外债大体上偿还清楚，但是甲午战争以后的债务却是纠葛重重，在债务处理上有清偿、废除、撤消、放弃、否认等等各种方式，这些外债偿还方式如何在具体的债务活动中得以体现，将会成为一个热点。
上述是对近年来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领域中理论前提、研究方法、研究范围转变的初步梳理，这些转变离不开一批又一批研究者的学术积累与学术创新，可以预见，在此演变脉络之下，中国外债史研究具有极好的发展趋势和极大的研究空间，将继续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部分。
注释：
1 、上海光华书局，1927年版
2 、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3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二卷第二期，1934年
4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三卷第一期，1935年
5 、Baylin，J.R.，Foreign Loan Obligations of China，1925年天津出版
6 、Coons，A.G.：The Foreign Public Debt of China，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30.
7、 Field，Frederick V.:American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a Consortiums，Chicago，1931.（中文译本为[美]弗雷德里克。V.菲尔德著：《美国参加中国银行团的经过》，吕浦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
8、 详见上海市档案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外债档案史料汇编（内部资料）》（第1册），1988年5月版
9、 《东亚》，1931年9月号
10、 陈其田，《经济学报（燕京）》，1941年5期；邹思齐，《东亚经济》，1942年9-12期；张忠绥，《军事与政治》，1943年8期；《建设研究》，1943年9期；赵在田，《经济丛报》1945年5期；方励生，《励行月刊》，1946年1期；方励生，《励行月刊》，1946年8期；孟宪章，《中央银行月报》，1947年7期；雷麦著、蒋学模、赵康节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修订版
11、高军辑：《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5、517、530页
12、 《外人在华投资》，第86页
13、 贾士毅：《财政改造问题》，《北平京报》，1918年3月，见《民国财政经济问题今昔观》，[台湾]正中书局1954年10月初版，1970年4月三版，第93页
14、 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中华书局1959年版；中华书局1962年版；中华书局1962年10月版
15、 孙毓棠，《历史研究》，1951年1卷5期；贾淮诚，《历史教学》，1951年2卷4期；荣孟源，《大公报》，1951年10月2日；《进步时报》，1952年5月6日；孙毓棠，《历史研究》，1954年2期；孙毓棠，1955；余绳武，《大公报》，1956年5月25日；蓝天照，《学术月刊》，1957年第7期；蓝天照，《学术月刊》，1958年第3期、赵金钰，《历史研究》，1959年9月；《抗戈集》，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第172-189页；《抗戈集》，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第190-202页；黄铁，《史学集刊》，1957年第1期；杨格，《羊城晚报》，1960年6月20日；刘克祥，《历史教学》，1962年6期；魏永理，《学术月刊》，1962年第11期；洪葭管，《学术月刊》，1964年第4期；川虹，《新民晚报》，1964年7月10日；顾岳中，《文汇报》，1964年6月6日；章伯锋，《光明日报》，1965年2月10日；朱元，《历史研究》，1966年3期
16、如马克思对外债的论述：“国债不过是增加税收和满足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所造成的新的需要的一种新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再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将资本输出与帝国主义论相联系的论述，“金融资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列宁选集》，第2卷下，第80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还有毛泽东提出的著名论断，“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因此，它们就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页）。
17、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中华书局，1962年10月版，第1页
18、转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18页
19、 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研究以苏联最为突出，具体的论著如鲍尔迪列夫（Б。Г。Бοлдылев）的《贷款——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工具》（1962年莫斯科版）、叶鲁萨里姆斯基（А。С。Ерусалимскии）的《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德国垄断组织在中国的渗透》（《历史问题》，1960年第9期）
20、李国祁：《1895年列强对中国偿日战债借款的竞争》；黄俊彦：《甲午战后筹还外债与财政的变革1895-1900）》，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现代史论集》，第十一编·中日甲午战争，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1月版，第667、738页。类似的观点还有陈仲秀：《英国银行界从中英借款中所获的利润》，《清华学报》（台北），1965年第5卷，第1期
21、 （美）W·W·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2、 Chi-ming Hou，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37（Cambridge:Harvard Uniwersity Press，1965）
23、 《关于外人在华投资的“压迫论”（1895-1937年）》，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第129页
24、 侯继明：《外国投资和经济现代化（1840-1937）》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52页
25、转见[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7月第1版，第109页
26、70年代，台湾对于外债最为突出的是王树槐的《庚子赔款》（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版）；国外的研究各有侧重，如欧美是着重于涉及借款的银行和银行团，有K.C.Chan:British Policy in the Reorganization Loan to China 1912-13.Morden Asian Studies.（K.C.陈：《英国在中国善后借款中的政策》，载《近代亚洲研究》，1971年第4期）和The Anglo-Chinese Loan Negatiationa（1941-1944）-A Study of Britain’s Relations with China during the Pocific War.（《中英贷款协定（1941-1944）——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英关系研究》，载《远东历史评论》，1974年29期）、O.Crisp:The Russo-Chinese Bank:An Episode in Franco-Russian Relations.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克里普：《华俄道胜银行：法俄关系中的一个片段》，载《斯拉夫与东欧评论》，1974年，卷宗2，第156期、B.Quested:The Russo-Chinese Bank:A Multi-National Financial Base of Tsarism in China.（克韦斯提德：《华俄道胜银行：沙皇在中国统治的多国经济基础》）、Anthony B.Chan:The Consortium System in Republican China，1912-1913，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安东尼·陈：《民国初年的国际银行团制度》，载《欧洲经济史杂志》，1977年第6卷第3期）；苏联延续原有的学术传统，论述“帝国主义”的侵略，如{苏}奥斯特里科夫（П。И。Остриков）的《英国资本和中国的采矿工业（1900-1914）》（1975年莫斯科版）；日本则重视西原借款的研究，论文有前田惠美子的《段祺瑞政权和日本的对华投资》（《金泽大学经济论集》12、13，1975年）、波多野善大的《西原借款的基本构想》（见《中日近代军阀的研究》，河出书房新社，1973年）、高桥诚的《西原借款的展开过程》（《经济史林》，39-1、2，1971年）等等。
27、《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五辑，第274-248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第219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28、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编印（内部发行），1988年12月版
29、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30、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内部发行），1990年12月版
31、上海市档案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内部发行），1988年5月版
32、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
3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
34、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
35、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36、许毅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7月版
37、许毅主编，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3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39、立信会计出版社1996年3月版
40、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版（与方小芬合著）
41、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
42、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43、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
4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45、宓汝成：《近代中国外债》，孙健：《中国经济史论文集》，第451页
46、许涤新、吴承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7页
47、汪敬虞：《浅谈近代中外经济关系的评价问题》，《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48、滨下武志：《资本主义、殖民地体制的形成和亚洲——19世纪50年代英国银行资本侵入中国的过程》，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33页
49、当然也还存在延续以前看法的研究，如陈争平的看法是，“在当时中国围绕着外债，实际上存在着结合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等因素的另一种恶性循环，即‘帝国主义遏华侵略与掠夺→中国部分主权丧失，大量资金外流→中国贫困化加深，财政状况恶化→借外债度难关→外国资本趁机要挟，提出苛刻条件→中国主权进一步丧失，资金进一步外流→中国贫困化更为加深’”。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与近代化中的资金供给》，《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再如汪敬虞的看法是，“国家之间的互相贷款，属于正常平等的经济交往，但是，在旧时代的中国，外国向中国政府的贷款，也成为列强相互争夺的一项权益，因为一项贷款权的取得就包含其他许多权益的攫取，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贷款优先权’的提出就是一个明证……更为离奇的是一般借款，贷款人耽心的是怕借款人到期不能归还借款，但在旧时代的中国到期不还固然不行，但提前归还，也在不准之列”。《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
50、 许毅：《前言》，《清代外债史论》，第36-37页
51、 金普森：《清代外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清代外债史论》，第52页
52、 曹均伟：《近代中国与利用外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10页
53、《近代中国与利用外资》，第40页
54、 俞建国：《清末财政性外债及其对中国自主权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0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46页
55、 吴景平：《关于近代中国外债史研究对象的若干思考》，《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56、 宓汝成：《近代中国外债》，孙健编：《中国经济史论文集》，第445页
57、 吴景平：《关于近代中国外债史研究对象的若干思考》，《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