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的新疆建省后历史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20世纪初到1949年，第二个时期从1949年到世纪末。同时，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出现了分散化的趋向，本文将专列一节对其进行叙述。
一、20世纪初到1949年：以政治史研究为主的时期
1911年，腐败的清政府被推翻，继之而起的中华民国既没有能力统一中国，更没有力量攘除外患，于是新政权面临着内则四分五裂，外则强邻处的严峻局面。与此同时，由于帝制的消除，民主共和制的建立，中华民族又萌生了一种新的对强大统一的现代国家的希冀。在这样的时代，学者、政治家、社会人士怀着安邦济世、强大国家、消除外患的渴望，提出了建设国家的种种计划和设想。边疆地带由于其特殊的时代需求和强邻虎视的危险处境而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方向，西北的新疆则是焦点。这一时期的新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史方面。参与者有学者、官员和游历者。各种著述都从现实着眼，从历史着手，希图找到一种摆脱民族危机的办法。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该书涉及的范围广，研究的内容上至西汉、下迄民国，是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典型。在对西北边疆重要性的认识方面，该书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该书序言这样写道：“西域一地，在吾国常人视之，以为边疆，无足轻重，而以亚洲全局观之，实为中枢。”其对建省后新疆历史述之甚详，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作者用三章的篇幅叙述了建省之后的新疆历史，内容涉及建省、建省后的各项建设事业、与俄英的界务交涉以及对外商务等。作者认为新疆建省以后最大的革新为政治制度，即废除军府制，缩小了伊犁将军的权限，郡县制基本上畅通无阻。但作者对行省建立的意义却未从全局的角度加以把握。另外，该书在讲述建省后的新疆史时结构有失平衡，如重政治轻社会，重外务轻内政，重政策得失轻学术研究。作为一本以历史叙述为宗旨的著作，该书对建省之后新疆历史的叙述也不平衡，如建省之过程（刘锦棠抚新时期）着墨较多，而此后的历史或由于对史实认知的原因，或由于资料的缘故，而着力不多，尤其重要的是，该书在叙述历史时时间感不强，使读者很难体会其所述的是新省30年的历史。除了《中国经营西域史》以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涉及建省后新疆历史的著作，主要分为历史类和游记类。历史类有许景澄的《西北边界地名译汉考证》（上海藻文书局1902年版）、吴廷燮的《新疆大记补编》（中央民族学院古籍整理组1985年影印出版）、国民外交丛书社编《新疆问—531—题》（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版）、华企云《新疆问题》（上海大东书局1932年版）、洪涤尘《新疆史地大纲》（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版）、蒋君章《新疆经营论》（重庆正中书局1939年版）、华企云《中国近代边疆经略史》（《新亚细亚》第7卷第6期，1934年6月出版）、姚欣安《清末新疆政策底史发展》（《西北研究》第3期，1932年1月15日出版）、贺伯烈《新疆各县局沿革考》（《蒙藏月报》第7卷第3期，1937年6月出版）、陈亚农的《新疆省县沿革》（《中央日报》1947年8月27日）、宫碧澄的《新疆回、哈、满、蒙各族官职及游牧地区概述》（《边事研究》第4卷第1期）等。清末至民国时期的个人游历性考察也对建省后新疆历史有所记载。1906年赴疆的方希孟撰有《西征续录》（郑树荣抄本）、1907年进疆的裴景福著有《河海昆仑录》（河海昆仑客署本）、最后一任新疆巡抚袁大化著有《抚新纪程》（新疆官报印书局1911年刊本）、1910年赴新的温世霖撰有《昆仑旅行日记》（1941年铅印本）。民国成立以后，开发治理新疆提上日程，1915年和1916年，北洋政府先后派林竞和谢彬赴疆考察，林竞著有《新疆纪略》（天山学会1918年4月铅印本），谢彬著有《新疆游记》（中华书局1925年版），两书之中对建省之后的新疆治理都有论述。
二、1949年以后：从沙俄侵华史研究到研究领域的全面扩展
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革，这一时期兴起的是与边疆历史地理较密切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然而20世纪50年代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对沙皇俄国侵华活动的研究做得很不够，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以后，学者们才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著，系统阐述沙皇俄国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事实。复旦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编写组编写的《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书中涉及新疆建省后的章节为第三章第七节“沙俄勾结英国瓜分帕米尔”、第六章第四节“加紧对中国新疆地区的侵略”和第七章第四节“对黑龙江、内蒙古和新疆的继续侵略”。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虽然揭示了建省后新疆历史的某些方面，但它毕竟代替不了建省后的整个新疆历史。对建省后新疆历史的全方位研究始于粉碎“四人帮”以后，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建省问题。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学者们着力最多的问题。1977年，纪大椿的《龚自珍和他的西域置行省议》（《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迈出了新疆建省历史研究的第一步。作者指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是龚自珍研究新疆问题的出发点，其建议是值得赞赏和肯定的。关于新疆建省研究的代表作当属纪大椿的《论清季新疆建省》（《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作者详尽探讨了新疆建省的原因、过程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认为：“由新疆建省而密切了新疆与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联系，巩固了各族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情谊，加速了西陲边疆的开发与发展。这些都是当时的封建朝廷与官吏未曾意识到的。”辛亥革命对新疆的影响。1911年武昌爆发辛亥革命的消息迅速传到新疆，乌鲁木齐和伊犁也爆发了反清暴动。暴动发生的原因、过程、参加者和意义成为这一时期学者们研究的焦点。1979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新疆简史》对新疆反清暴动进行了较深入研究。该书不仅详述了两次暴动的原因和具体过程，更着力于对事件的评价，指出伊犁起义是辛亥革命的组成部分，它的功绩“在于推翻了清朝在新疆的反动统治，建立了共和，从而粉碎了宣统西迁的阴谋，使清朝不能将新疆作为它东山再起的根据地”。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其他一些有关辛亥革命时期新疆反清起义的文章，观点和《新疆简史》的看法大同小异，如吕一燃的《辛亥革命在新疆》（《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袁澍的《辛亥革命起义与杨增新政权的建立》（《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和陈慧生的《资产阶级领导的迪化起义》、魏长洪的《伊犁辛亥革命论述》、吴庭桢和何玉畴的《辛亥革命在新疆》（均载《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等。对俄关系。对俄关系研究主要涉及俄罗斯和新疆的司法交涉（司牙孜会谳）以及中俄贸易问题。对中俄司牙孜会谳制度的研究是厉声开辟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他的《哈萨克斯坦及其与中国新疆的关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对该问题即有探讨。作者根据大量的历史档案文献，揭示了司牙孜会谳制度产生的原因、发展的过程和产生的影响。作者指出，中俄司牙孜会谳虽有不平等的领事裁判权形式，但却使“大量可能引起两属人民间纠纷冲突的积案得以清理，边衅潜消，于边政、边民管理都有利”，有利于两国沿边地区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这种制度将哈萨克民族习惯法和伊斯兰法典引入中俄两属边民的管理中，使一大批单靠两国旧制不能解决的遗案得以清肃。虽有上述积极意义，但作者也认为在不平等条约庇护下所进行的这种司法交往不可能阻止沙俄对新疆的侵略。新疆建省以后，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片面规定和新疆较为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俄贸易关系发展比较快，俄罗斯成为新疆最大的商品输出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俄罗斯与新疆的经济关系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他们发表的文章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建省后新疆与俄罗斯经济关系的状况，揭示了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对一个弱邻的偏远地区所施加的强大而深远的影响。厉声的《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作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对上自17世纪下迄20世纪末新疆对俄、苏贸易史进行了全面深入研究。该书可以称得上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对苏（俄）贸易史研究的总结性著作。涉及新疆建省以后新俄经济关系史的论文还有吕一燃的《关于俄国帝国主义对新疆的经济侵略》（《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7期）、《俄商茶叶走私与〈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的签定与废弃》（《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厉声的《俄茶倒灌与〈议订俄商借道塔城、伊犁运茶赴俄条约〉》（《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清代新疆与俄国的经济关系》（《新疆对苏战略研究论文集》，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伊犁条约以后新疆对俄国的贸易》（《西北历史研究》，陕西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新疆俄国贸易圈研究》（《西域史论丛》第三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新俄经济关系的状况。另外，王少平的《试论中俄新疆贸易》（《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8年第2期）和邓绍辉的《略论1881—1914年间新俄贸易关系的扩大》（《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也对新疆与俄罗斯的贸易关系进行了探讨。与中俄贸易史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是俄罗斯在新疆的金融活动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的《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卷对俄罗斯金融机构在新疆的活动有比较清晰的论述。另外，周伟洲的《华俄道胜银行对我国新疆地区财政和金融的垄断》（《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梁克明的《华俄道胜银行是沙俄侵略新疆的工具》（《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等文章也揭示了沙俄在新疆的种种经济掠夺活动。新政在新疆。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外交困的清政府为挽救其统治不得不实施所谓新政，企图通过进行政治改革和兴办近代工矿企业的办法摆脱困境。新疆的近代化就在这种情况下艰难起步了。和内地相比，新疆的工矿企业收效甚微，学者们以往对这个问题也关注不—731—建省后新疆历史研究述评多。改革开放以后，时代的变化使人们对新疆的新政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研究成果纷纷出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赵云田的《清末新疆新政述论》（《新疆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作者认为新疆新政主要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和教育等方面。政治上包括筹改旧制、调整行政建制、整顿吏治、设立谘议局等内容，军事上包括编练新军和实施警政，经济上包括创办实业、筹修铁路、发展通讯业等，教育上包括创办学堂和选派留学生。作者认为，新政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活动，使新疆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近代化的轨迹。除此以外，有关新政的文章还有杨树杰、樊仲南的《试论新政在新疆》（《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和齐清顺的《论清末新疆新政》（《西域研究》2000年第3期）。后者指出，新政是新疆向近代化迈进的重要开端，意义重大。和新政研究密切相关的是关于新疆建省以后的经济开发研究。1998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马汝珩、成崇德主编的《清代边疆开发》一书。该书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对清代边疆开发研究的总体水平。其中的“新疆篇”用八章的篇幅论述了清朝对新疆的经济开发。作者将建省以后的新疆经济发展史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恢复和发展时期，第二阶段为以新政为中心的发展近代工矿企业时期。第一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焦点是招徕移民开垦荒地、修治水利、实施屯田，使农业经济逐渐得以恢复。作者注意到这一时期新疆经济出现了几个新动向：农作物的构成和地域分布发生了变化；稻米的种植进一步向北疆扩展；农产品进入商品流通，形成了一定范围的流通市场。除了《清代边疆开发》一书外，《新疆简史》对新疆建省后的经济发展史也有论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们也发表了大量有关新疆经济开发的文章，其中不少涉及到建省后的新疆经济，如张田的《论新疆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新疆医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和《新疆建省后（1884—1919）的矿冶业》（《新疆财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何伦志的《新疆近代手工业初探》（《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洪涛的《新疆近代手工业和工业发展情况简述》（《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5期）、苗普生的《清代后期新疆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9年第4期）、路文采和邓绍辉的《试论清代新疆矿业兴衰的原因》（《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罗绍文的《新疆蚕业概述》（《蚕业科学》1982年第1期）、王致中的《清代新疆矿业述略》（《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于文明的《新疆近代邮政一瞥》（《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2期）等。反映新疆建省后农业开发的著作则有华立的《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人物研究。和新疆建省后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历史人物当属左宗棠和刘锦棠。20世纪80年代已有学者开始关注新疆建省后的首任巡抚刘锦棠的治疆事迹；到90年代，与新疆建省有关的人物研究重点从左宗棠转向刘锦棠。研究刘氏的代表作当属陈旺城的《刘锦棠研究》一书。该书于2003年问世，是台湾的中国边政丛书之一。作者通过史实钩沉、人物访问、实地考察等方法，将刘锦棠一生从从军到成为老湘军统帅、从前敌总指挥到主管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以及担任新疆首任巡抚的整个历史过程进行详尽研究和叙述。全书篇幅宏大、资料丰富、立意高远，称得上是一部刘锦棠研究的总结性作品。该书的不足之处是冗长有余，简洁不足；资料丰富，但前后重复之处甚多，有些资料的出处并非权威文献。除了陈旺城的著作外，有关刘锦棠的文章有：管守新的《刘锦棠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的重大举措》（《西域研究》1995年第4期）、《刘锦棠巩固边防在中俄伊犁交涉中的作用》（《新疆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王淑梅的《刘锦棠与新疆建省》（《西域研究》1994年第4期），成晓军—83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4年第4期的《刘锦棠与新疆开发》（《清代的边疆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在人物研究方面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篇是管守新的《陶模抚新刍议》（《西北史地》1995年第3期），一篇是齐清顺的《第二任新疆巡抚魏光焘》（《新疆日报》1992年10月12日）。两篇文章的意义在于它们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论述新疆建省以后两位重要人物治理新疆的事迹。管守新对陶模的抚新事迹做了较高评价，指出陶模抚新时期以“安边息民”的“民本”思想作为执政理念，采取了一系列较为符合新疆实际的执政措施，新疆在政治、经济、军事建设和民族关系、文教事业的发展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齐清顺则简要叙述了魏光焘的事迹。
三、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方向的分散化趋势
由前述可以看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学者们的研究重点都集中在新疆建省以后的政治史和以政治史面目出现的帝国主义侵华史方面。这是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和要求的。改革开放以后，新疆的经济开发史与政治史一起成为研究焦点，但与此相伴的是，学者们的研究方向也出现了分散化的趋势，以前一些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或很少研究的问题纷纷进入他们的视野。禁烟问题。如魏长洪的《沙俄鸦片祸害新疆的罪证》（《新疆大学学报》1977年第3期）、邹礼洪的《近代新疆禁烟述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齐清顺的《新疆南路禁烟章程浅谈》（《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等。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清代后期新疆鸦片肆虐的情况和清政府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新疆与俄罗斯关系中的边缘问题。如厉声的《新疆俄国租地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和《新疆中俄民籍问题研究》（《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5期）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俄罗斯在新疆的影响。货币史问题。主要有柴济森的《百年来新疆的货币》（《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和《清末民初充斥新疆市面的外国货币》（《新疆金融》1987年第5期）、吴筹中的《新疆百年来纸币发行初探》（《财经研究》1984年第5、6期）、穆渊的《清代新疆货币的特点、发展阶段及有关问题》（《新疆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等。1994年，《清代新疆货币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的出版标志着这一问题的研究已告一段落。军饷问题。建省以后的军饷问题一直困扰着新疆地方和清朝中央政府，但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很少。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齐清顺《清代新疆的协饷和专饷》（《新疆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清代新疆饷银的来源、使用和欠额》（《新疆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和《清代新疆的协饷供应和财政危机》（《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三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对这个问题研究的开始。游牧业问题。农业和牧业是新疆经济的两大部门，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者们的兴趣主要集中于农业开发方面，80年代以后始有苏北海的《近代新疆哈萨克族的畜牧业和农业的关系》（《新疆财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王茜的《论新疆维吾尔族近代游牧业及其特点》（《新疆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苏北海和黄建华的《清代以来哈密维吾尔族农牧业经济部落组织及其他》（《新疆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等文章问世。铁路问题。清末，有人提议修建连接新疆的西北铁路，吴福环《清末新疆筑铁路议》（《新疆社科论坛》1993年第2期）和张寿彭的《西北近代铁路建设刍议》（《开发研究》1996年第1期）两篇文章论述了这个问题。—931—建省后新疆历史研究述评人口问题。陈延祺在《1840—1949年新疆人口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初探》（《西域研究》1992年第1期）中，运用大量历史资料勾勒了这一时期新疆人口的变化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文静的《对清末民初两次人口调查的分析：以当时新疆人口为中心》（《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则反映了作为新政一个方面的人口调查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关帝崇拜问题。戴良佐的《清代新疆关帝庙管窥》（《新疆艺术》1995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各种史料的发掘，探究了清代新疆关羽崇拜的情况。类似的文章还有齐清顺的《清代新疆的关羽崇拜》（《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交通通讯问题。潘志平在《清代新疆的交通和邮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新疆建省以后，与郡县制取代军府制的行政体制相适应，以省会迪化为中心的官办驿路系统取代纯粹军事性质的军台、营塘、卡伦交通体系，清末邮政、电报的创立是现代通讯在新疆的开端。与官方控制的交通系统并行的还有民间商道。这一时期新疆的交通、通讯事业的发展远超历代。吴福环在《清末新疆电报的创设》（《西域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清末的电报事业是成功的，其特点有四，即军政为主、国家投资、长期亏损、运营效果差。
四、结论
新疆建省之后历史的研究，经过数代学者的辛勤耕耘，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然而，缺陷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举其要者，有以下几点：一是，在整个清朝统治新疆史的研究当中，建省后历史的研究占的比重很少，说明学者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还有待深入。二是，学者对建省之后新疆史的研究受所处时代政治大气候的影响很大。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研究受到新政权成立所激发出的强国理想和日渐深重的民族危机推动，同时也受到中国不断高涨的民族爱国主义的促进。解放后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则与新制度所倡导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国际斗争状况息息相关。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历史文献不断出现，学术环境日渐改善，因而在固有研究焦点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研究方向分散化的趋势。这说明，建省后的新疆历史研究和现实政治仍有密切关系。这种联系是不可避免的，但其主线应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稳定。因此，如何将作为学术的历史研究和作为政治的现实边疆治理结合起来仍是摆在学者面前的重大任务。三是，研究跟着资料走。有关新疆建省后历史的文献不多且不系统，这给研究者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导致许多研究者的研究方向是由能够找到的历史资料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学术和现实需要决定的。结果就出现了材料丰富的时期研究者扎堆、成果集中，而材料稀少的时期鲜有人问津。四是，除了个别情况（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外，几乎没有人将建省后的新疆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对象来研究。这种状况造成的消极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在学术上没能建立完整的新疆近代史叙述体系，无法透彻理解新疆建省的历史意义，无法清晰透视建省对新疆带来的影响以及建省以后新疆历史对民国历史所产生的影响。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