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况
广东省是中国最早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地区之一：1553年葡萄牙人租占原属香山县的澳门，1841年英国占领原属新安县的香港。在西方殖民主义统治下，香港、澳门经历了与广东省其它地区不同的发展过程，逐步形成“西方外表、东方内心”的独特个性；然而，省港澳三地人缘上骨肉相依、地理上山水相连、政治上息息相关、经济上共存共荣，构成一个特殊的历史关系。同时，粤港澳三地既是中西文化交汇点、东西贸易的国际港，又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舞台，因此，在中国近代史中占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少有国内学者研究香港、澳门的历史，至于粤港澳关系史的综合研究，迄今为止尚是一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八十年代初中英关于香港问题和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相继开始，港澳史的研究也逐渐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并很快成为国内社会科学界的一个热门研究课题，陆续撰写了一批涉及港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新闻、工运及考古等方面的专著、论文，整理出版了港澳史资料汇编等工具书籍，出版了几本关于香港或澳门的史话，还有几种学术著作即将出版或正在撰写中。作为港澳史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粤港澳关系史尚未有专著问世，仅在有关港澳史的论著中可窥得一些零碎的、不全面的研究成果。
目前，国内研究港澳史的学者主要集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第二研究室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港澳史研究室，近年来国内发表的关于港澳史论著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他们撰写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均有一些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二、研究成果
1.专著
余绳武、刘存宽主编的《十九世纪的香港》（即将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参加人员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刘蜀水、北京大学张寄谦和香港大学霍启昌。该书援引了大量的中外文档案和书刊资料，对十九世纪的香港史进行认真的学术探讨，内容涉及这一时期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对香港与广东的历史关系也作了一些分析。
费成康的《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作者广泛地收集和参考旧存的中外文澳门史籍及有关资料，对其进行认真的考订和研究。该书钩划出400年来澳门的历史脉络，对各个历史时期广东与澳门的关系也进行了比较研究。
黄鸿钊的《澳门史纲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该书为高等学校历史教材，从澳门开埠前一直写到1987年中葡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签订，以及关于澳门过渡时期制订基本法等问题。对葡萄牙逐渐占领澳门的经过、历史上中葡多次交涉及数百年来内地与澳门的关系均有涉及。
黄启臣的《澳门历史远古—1840年》和邓开颂的《澳门历史1840—1949年》已编排完毕，即将在澳门出版发行。这两本书是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书中援引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的资料，对澳门历史进行认真、严肃的学术探讨，内容涉及葡萄牙进居前的澳门地区历史、葡萄牙租居澳门地区的经过和葡占以来400多年整个历史时期的澳门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生活等方面，并对广东与澳门的历史关系，香港与澳门的历史关系作了大量的研究和论述。
追溯历史，清乾隆年间由印光任、张汝霖撰写的《澳门记略》可谓国内外第一本有关澳门的专著，书中史实广为国内外学者引用，然而该书篇幅有限，且对澳门历史的演变语焉不详。本世纪30年代以来，又陆续出版了周景濂的《中葡外交史》、张维华的《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传说释》、张天泽的《中葡早期通商史》、戴裔煊的《〈明史·佛郎机传〉笺正》、黄文宽的《澳门史钩沉》和赵春展的《〈澳门记略〉点校》等。他们多是收集明清著作中有关澳门的记录，注重援引外文资料，但是，这些著作尚不是澳门整个历史的专著，而是偏重于对明代澳门研究。然而，它们对于研究早期澳门历史、粤澳关系史和明清时期中外关系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邓开颂、陆晓敏主编的《粤港澳关系史》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刘存宽、刘蜀永主编的《二十世纪中英关系与香港政制史》均在编撰之中。
2.论著
近年来，国内学者发表关于粤港澳史研究的论著大致可分为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考古史、香港与近代中国的关系等方面。
（1）政治史
A.领土问题：
陈胜粦的《香港地区被迫“割让”和“租借”的历史真相》（上、下）（《学术研究》，1993年第2、3期）、丁名楠的《英国侵占香港地区的经过》（《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余绳武、杨诗浩的《中英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问题》（《人民日报》，1983年10月10日）、刘存宽的《英国租借九龙新界始末》（《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沈符的《一八九九年东莞、宝安人民反对英国侵占九龙半岛的斗争》（《史学月刊》，1959年第12期）等论文，论及香港地区的领土主权问题，指出香港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高度赞扬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为了维护祖国的领土主权完整，进行反划让、反租借和反占领的斗争。
戴裔煊的《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陈祖源的《明代葡人入居濠镜澳考略》（《历史学报》，1935年10月第1期）、程明的《鸦片战争前明清政府对澳门的管理》（《港澳研究》，1937年第3、4期合刊）、粟明鲜、黄清薇的《近代以来中国政府对澳门主权的维护》（《港澳研究》，1988年第3、4期合刊）等论文，论及澳门地区的主权问题，驳斥了关于澳门起源于“葡人驱盗得澳”的谬论，阐述了1553年后葡人逐渐占领澳门的历史经过，论证了明清以来中国政府为维护澳门的主权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
B.工人运动
章洪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蔡洛、卢权的《省港大罢工》（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温小鸿的《省港罢工与广东商人》（《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元邦建的《香港工人运动历史的几个特点》（《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等论著，对省港大罢工的历史背景、经过、组织筹备及其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同时考察、分析了广东商人对省港罢工的态度，香港工运与内地工运互相支持等问题。
C.港澳与辛亥革命
陈锡祺的《关于孙中山的大学时代》（《孙中山研究论丛》第一集）、陈华新的《香港是孙中山思想学说的发源地》（《孙中山研究》第一集）、贺耀夫的《辅仁文化与兴中会关系辨析》（《孙中山研究论丛》第二集）、刘蜀永的《香港与辛亥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在各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等论文，指出香港是孙中山进行革命宣传、筹集经费之地，又是发动起义的基地。有的文章分析了孙中山早期改良主义政治思想以及孙文学说的理论基础与香港的关系。
陈树荣的《孙中山与澳门》（《广州文史资料》第45辑）一文指出，澳门是孙中山熟悉的地方，早期发表革命言论的论坛、行医济世和参加社会活动的地方，同时又是孙中山安置家人居住的地方，澳门与孙中山一生有着密切的关系。由盛永华、赵文房、张磊主编的《孙中山与澳门》图录（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一书中，张磊在代序《一个巨人与他的外向门户和活动舞台》中更明确指出澳门是孙中山通向世界的门户和踏入社会的舞台。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为澳门书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使澳门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起了独特的历史作用。
D.港澳与抗日战争
江敏锐的《港九独立大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一书，记述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在香港动员群众，组织队伍杀敌锄奸的英雄事迹，以及在抢救全国民主和文化人士、抢运武器和物资支持国内抗战等方面的贡献。曾生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与东江纵队》（《军史资料》，1987年第6期）。以及黄建新、莫振山的《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抗战文化活动》（《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6期）等文章，记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香港抗战文化活动，认为香港是抗战时期华南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
《濠江风云儿女——澳门四界救灾会抗日救国事迹》（澳门星光书店，1990年出版）一书以大量的历史资料，忠实地反映了澳门爱国团体从1937年到1941年间为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积极进行筹款募捐、宣传动员、慰劳将士等活动，并先后多次组团回广东内地前线服务的爱国行动。
（2）经济史
金应熙、施汉荣的《别了，殖民时代——论香港怡和财团的兴衰及其启示》（《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一文对怡和财团一百多年在华活动进行考证，分析了其兴衰变迁的原因，阐述了怡和财团在本世纪50年代以前的“百年昌盛”对香港政治上的影响。金应熙、刘泽生的《试论香港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广东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一文简要地勾勒出香港的经济发展历史面貌，分析了古代、转口港时代和工业化时代香港经济发展的状况和特征，提出了经济变化发展的界标问题。郑天祥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地理网络的形成、分布和变迁》（《以穗港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州经济地理网络》第二章，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论述了珠江三角洲经济网络形成的历史过程，认为鸦片战争以前广州、澳门双中心并峙；鸦片战争到1949年前，港澳易位，确立广州、香港的双中心地位；1949—1978年穗港独立发展和澳门的转机；1978年后变成穗港澳三中心并存。该文对我们研究历史上的粤港澳经济关系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李泰初的《香港纸币与广州物价关系之初步研究》（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商学院经济研究室，1936年）一文论述了广州与香港的金融关系。
属于经济史范畴的还有：刘存宽的《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九龙海关及其有关交涉》（《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一文，考查了香港的鸦片走私与九龙海关设立的关系以及美国强租新界后迫使中国撤关的经过及后果。邓开颂、陆晓敏的《九龙海关的设立与赫德》（《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对九龙海关设立的背景与经过以及赫德在其中起的作用作了介绍，阐述了粤港澳三地面对珠江口外等猖狂鸦片走私活动采取的一些对策，认为九龙海关的设立具有使海关势力扩大，又有使清政府财政收入增加的双重意义。
黄启臣、邓开颂的《明嘉靖至崇祯年间澳门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和《明清时期澳门海外贸易的兴衰》（《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杨仁飞的《简论明清之际的澳门海上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1992年第1期）、邓开颂的《清代澳门的对外贸易及其特点》（《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4期）、余思伟的《论澳门国际贸易港的兴起、早期发展及明王朝的管辖》（《学术研究》，1983年第2期）等论文，阐述了澳门作为广州的外港、中外国际贸易的中继港，在明清时期兴衰的历史过程及原因。邓开颂的《鸦片战争前澳门的鸦片走私贸易》（《学术研究》，1990年第3期）和《澳门的苦力贸易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康大寿的《近代澳门的苦力贸易》（《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等文章认为澳门是鸦片走私和苦力贸易的罪恶基地，鸦片走私给近代中国人民，特别是广东沿海人民带来无穷的灾祸。苦力贸易可以说是西方殖民势力掠夺华人劳动力的一个缩影，大量的华工出国，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明清王朝及广东政府曾多次严令禁止鸦片走私和苦力贸易。邓开颂、余思伟的《拱北海关的建立及其特点》（《广东史志》，1989年第3、4期）考查了澳门鸦片走私贸易与拱北海关设立的关系，实行鸦片税厘并征及其后果。杨仁飞的《论清代澳门海关的管理》（《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论述了澳门关口在粤海关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属于经济史专题的论文还有邓开颂、黄启臣的《澳门与珠海经济交往的历史回顾》（《濠镜》创刊号，澳门社会科学学会，1986年出版），司徒尚纪的《澳门历史性质及其对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的影响》（《港澳研究》，1988年）、杨道匡的《广东大陆与澳门的经济关系及发展前景》和余积慧的《试论澳门与内地贸易往来的发展》等论文，均论述了历史上澳门与广东的经济关系及其影响，同时揭示这种关系形成的原因和现实意义。
（3）文化史
刘蜀永的《十九世纪香港西式学校历史评价》（《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一文认为香港的西式学校一方面被外国势力利用，影响中国的民族独立，另方面又成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渠道，推动中国社会前进，具有双重历史作用。蒋刚、潘一宁的《冯平山与新会教育》（《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6年第2期）一文高度评价爱国港商冯平山在家乡新会兴办教育的行动。刘蜀永主编的《文化交流八十载——香港大学国内校友文集》（香港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一书，包括论文、回忆录和在内地的著名港大毕业生传略等，记述了孙中山与港大的关系，港大毕业生对祖国经济、文化建设的贡献，港大与中国内地的学术交流以及港大作为中西方文化汇合点所起的作用。刘蜀永的《19世纪香港主要英文报刊》（《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7期）和《19世纪香港中文报刊简介》（《历史教学》，1990年第5期）、陈华新的《近代香港报刊述略》（《广州文史资料，第45辑）等文章，对香港报刊的社会作用和对近代中国报业的影响均有评述。
黄鸿钊的《澳门的开埠与中外文化交流》（《澳门研究》，第1期）和邓开颂的《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东西方科技文化交流的特点》等论文，从基督教、西洋枪炮、科学技术（天文学、地图学、西医药学、机械学和西洋艺术文化等）三方面论述了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指出西方科技文化就是透过澳门这一渠道传入广东，再到内地的，因此，澳门和广东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钟紫在《澳门的新闻传播事业》一文中，对1602年以来澳门的主要中、葡、英文报刊作了简要介绍，反映了澳门报刊的社会作用和对近代中国报业的影响。
（4）思想史
黄荣辉的《辛亥革命时期香港的知识分子》一文认为香港的特殊环境与社会使香港知识分子觉醒较早，较快走上革命道路，在辛亥革命整个时期爱国热忱表现突出，这是主流；但是，由于社会的局限，也有相当部分知识分子在革命潮流面前徘徊不前、动摇、甚至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刘蜀永的《‘资政新篇’与香港》（《浙江学刊》，1991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洪仁玕早年在香港的经历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分析，认为太平天国洪仁玕提出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主要是在香港酝酿成熟的，是从香港移植到中国内地的思想之花。熊同之的《何启、胡礼垣民权思想筒论》（《江海副刊》，1986年第5期）和冯天瑜的《洋务派与改良派思想交锋的记录》（《江汉论坛》，1987年第1期）等文章认为何启、胡礼垣是最早在中国宣传“公平”思想的人，最早把民主思想扩大运用于反对民族压迫的民族主义。
（5）考古史
杨式挺的《香港与广东大陆的历史关系》（《岭南文史》，1983年第2期）是作者三次赴港考察后的作品。文章通过对粤港两地历史文物古迹的对比分析，指明自古以来香港与广东大陆在居民、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脉相承。文章着重指出南丫岛、深湾、大湾等地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中期遗址与深圳、珠海及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中期遗址为同一文化系统，从而否定了深湾遗址下层文化是受越南“和平文化”影响的观点。
《珠海拱北新石器与青铜器遗址的调查与试掘》（《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一文是广东博物馆与珠海市图书馆的考古工作者在珠海拱北与澳门相接处考古发现的记载，该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斧、石■与石网坠等物与香港南丫岛、深湾遗址出土的形别相同，青铜斧和陶器花纹也相同，说明珠江口东西两岸当时存在着联系，同时也说明古代先民开发珠江三角洲的活动领域已扩展到澳门半岛范围。
（6）香港与近代中国的关系
刘蜀永的《从香港史看西方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史学集刊》，1991年第2期）通过香港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典型事例，论证西方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从国家主权和民族关系角度论证香港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基地，给中国带来民族灾难；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言，香港产生了华人商业资产阶级，出现了一批象洪仁玕、卫韬、何启、胡礼垣、孙中山等杰出的知识分子代表，他们先后投身于变法维新或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作出贡献；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也通过香港传入内地。刘泽生在《香港与近代中国史研究若干问题刍议》（《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一文中，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角度列举了香港与中国近代史关系密切的许多历史现象，论证香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具有某种特殊意义。
3.史话
丁又（杜定友）的《香港初期史话（1841—1901）》（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是内地出版的第一本香港史读物。元邦建著《香港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1987年出版）是内地作者编纂的第一本系统介绍香港的历史读物，然而，该书主要运用第二手的中文书刊资料进行编纂，对书的质量有影响。姜秉正的《香港问题始末》（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则重点论述英国占领香港的经过，史料缺乏准确性。刘蜀永的《香港历史杂谈》（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简述了香港史上重大的事件并对此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金应熙主编的《香港史话》（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是一本编写态度严肃认真的历史读物。刘泽生的《香港古今》（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是一本贯通古今的香港历史读物。这一类史话读物，其共同特点在于记述了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片断，也涉及到关于香港与广东的关系、香港与澳门的关系以及粤港澳三地关系的内容，趣味性、知识性较强。
元邦建、袁桂秀编写的《澳门史略》（中流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年出版）从古代澳门一直写到中葡签定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该书是一本主要依据第二手中文书刊编写而成的历史读物，这对该书质量有一定影响。
4、资料
目前，国内已出版的港澳史资料数量不多，远远不能满足研究工作的需要。
香港史方面，有广东哲学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的《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和广东省档案馆编的《东江纵队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等三本资料集。大事纪方面有李宏的《香港大事纪：公元前214—公元1987》（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出版）。译著方面有陈宁生、张学仁编译的《香港与怡和洋行——历史与回顾及其有关怡和洋行译文两种》（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陈雪年、乐嘉书译的《怡和洋行1842—1895年在华活动概述》（上海社会科学院，1988年出版），刘蜀永的《英国殖民部档案中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国外近代史研究》第18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等。其中刘蜀永的译文是从英国殖民部档案C.O.129中选译与香港有关的乙未广州之役和庚子惠州之役的史料，对研究粤港两地的关系很有史料价值。近年来，广东地区整理和出版了一批与香港有关的回忆录，如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辑的《香港一瞥》，广州文史资料第45辑中的《港澳一瞥》，陈谦的《香港旧事见闻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南方日报》、广东《华商报》史学会为纪念香港《华商报》创刊四十五周年（1941—1986）编纂的《白首记者话华商》及《华商报史话》，文通学社编的《历史的轨迹》、钟紫主编的《风雨忆同舟》及《香港报业春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等等。这些回忆录、文集对研究粤港关系、香港的新闻史、报业史等都很有参考价值。
邓开颂、黄启臣的《澳门港史资料汇编1553—1986》（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一书是国内出版的研究澳门历史的第一本资料工具书。该书采取的资料来自正史、别史、杂史、笔记、文集、方志、族谱、家谱、碑刻、档案、海关册、年鉴、政府统计年报、外文及个别近人著作，作者在编辑过程中，对大量资料进行认真的挑选、订正和校对。该书涉及澳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内容，对澳门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缪鸿基、何大章、雷强、郑天祥、黄就顺编著的《澳门》（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是一本综合性著作，前身是何大章、缪鸿基合著的《澳门地理》。《澳门》一书全面概要地介绍了澳门的历史、地理、经济状况，资料性较强，对研究澳门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三、几点看法
香港、澳门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久的将来便要回归祖国，粤港澳三地的关系也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为了丰富港澳史、中国近代史和广东地方史的研究内容，为了吸取粤港澳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以确立今后粤港澳的全面合作、共同繁荣的新关系，为了中央在港澳实行“一国两制”构想的实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于1991年提出研究粤港澳关系这个新课题。目前，它已被列为广东省社会科学“八·五”规划的重点项目。
我们意识到，这个研究课题现实意义很大，但是难度也较大，并且极具挑战性。对如何理顺和解决粤港澳三地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和如何进行这个课题的研究的问题，我们提出下列几点不成熟的想法，请专家学者们不吝赐教。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把学术研究与实地调查结合起来，务求史科翔实，观点鲜明。准确、真实是历史科学的生命，可靠的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凡是依据未经考证的材料去主观地塑造历史，肯定在科学舞台上站不住脚。有关香港史、澳门史、广东史的史料用不同的文字记载，浩如云海，分散于世界各地，几年来，我们收集到不少历史文献、档案、回忆录、书信、族谱、帐册、契约、碑刻等材料，必须把它们与实地调查、访问、回忆等结合起来进行筛选、分析、研究，务求用历史事实反映当时历史问题和历史特色。举个例来说，有关港澳的历史起源问题，就有过多种说法，有的简直是奇谈怪论。象香港有个所谓“新石头记”说，“香港百多年前只是海洋上的一堆石头”（郑郁郎编《香港实况》），也有外国学者提出“香港历史的实际开端是在1841年英国人到来的时候”。（C.B.安德葛：《香港史》，第4页），这是既没有科学根据也不符合历史的提法。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在香港考古发掘证明，五千多年前已有先民在此生活，与广东居民一脉相承，秦汉时期，更有大批移民从中原来到这块土地生息繁衍。到鸦片战争前，香港已是一个渔业发达的优良港湾，成为我国南方海上交通的要冲，文化水平也较高，据史料统计，单新界邓、廖、文、彭、侯五大族所创设的书院学舍就有廿五所之多。又如澳门的开埠，伯希和在《澳门起源说》中提出澳门“在1557年至1565年间逐渐产生发展起来，在此以前尚为荒地”一说，认为澳门是葡人发现并开发的。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于1641年出版的《中国及其邻近地方传教志》一书中提出葡人“驱逐海盗得澳”说，这些观点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据考古发掘证明，澳门是珠江口西岸的半岛，在五千多年前已有先民在此居住，并且一直隶属广东管辖，直至葡人1553年进居澳门之后，广东香山县依然对澳门执行管理职能。而所谓葡人协助中国“驱盗得澳酬劳”的提法是为殖民主义者开脱罪行而歪曲史实。首先，在中国和葡萄牙的官方文书、档案中均未见记载；第二，首先提出“酬劳说”的曾德昭于1637年离澳返葡编《中国通史》，此时离葡人来澳已有80多年，他并不是时人和事件目击者，其说法纯属传闻；第三，葡人确有协助明朝政府驱逐海盗，但那是1564年发生的“湖州府柘林兵乱”，葡人接受明将俞大猷事后将“重尝其目”及“许免抽分一年”的条件出兵。第四，外国学者提出的海盗张西老亦查无此人，日本史学家藤田丰八认为张西老即张琏，瑞典学者龙思泰则认为张西老为郑之龙之误，两种提法均属指鹿为马：张琏是广东饶平乌石村人，1558年领导山区农民起义，1562年被镇压，从未称过张西老之名；郑之龙则是明末人士，距葡人入澳已近百年之久，且活动于福建沿海，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第二，严格掌握历史发展线索，解决粤港澳关系史的历史分期问题。历史分期是“粤港澳关系史”一书框架结构的关键所在，也关系到如何研究粤港澳三地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尤其是关系到对三地历史上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评价问题。要解决这个历史分期问题，首先要掌握分期的标准。粤港澳关系史顾名思义是指粤、港、澳三个各具独特历史发展道路而又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密切相关的地区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香港从1841年后成为英国殖民地，它的独特历史由香港与中国（特别是广州）的关系、香港与英国的关系以及香港的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关系等三条互相交错的主线组成；而澳门历史的独特性其中有一条是表现在对广东的依赖关系上，这种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1553—1849年前葡人租居澳门，接受明清政府的管辖，依赖关系强；1849—1887年，澳葡当局逐渐侵犯中国对澳门的主权，这种依赖关系成为对峙双方相互要挟的武器；1887年后澳门成为葡人殖民地，对广东的依赖关系减弱。因此，我们认为粤港澳关系史的历史分期既有同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史分期大体相同的一面，又需有其特殊的发展阶段划分，重点应放在后者。什么是划分这些特殊的发展阶段的依据？我们认为要严格掌握三方面，即侵略与反侵略、共存与竞争、分离性与凝聚性。英葡殖民主义者利用港澳对广东及至中国进行经济、文化的侵略，粤港澳三地的中国人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反侵略活动；港澳原是广州的外港，在英葡的刻意经营下，很快发展为国际性商业中心，使粤港澳三地之间的经济充满竞争，但由于特殊的环境和依存关系，三者又得合作和协调；港澳虽然脱离广东省的行政管理，但三地同属一个文化系统，居民之间的亲缘关系更是一带同胞，血浓于水。总的说来，研究粤港澳关系史既要看到三个地区之间的共性和联系，也要注意到三个地区之间的异性和分离性，它们的关系可谓是充满矛盾而又和谐的复杂体。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尝试把粤港澳关系史划分为八个历史阶段：
1）鸦片战争前的粤港澳（远古—1840）：粤港澳三地同为中华土。1553年葡萄牙人进居澳门后的活动以及明清政府对澳门的管理。英国窥视香港的活动。
2）屈辱的开端（1840—1860）：这时间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英国划占香港、葡萄牙侵犯澳门主权。粤港澳三地人民共同进行反侵略的斗争。香港崛起和广州、澳门逐渐衰落使三地经济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3）列强侵华深入形势下的发展（1860—1898）：政治上英国“接管”新界，葡萄牙占领澳门；经济上三地围绕残酷的苦力贸易和非法鸦片走私进行活动。同时，维新运动在三地同时开展。
4）新旧交替的时期（1898—1926）：清朝覆灭前政治风潮席卷省港澳。辛亥革命以港澳为活动基地。五四运动、省港大罢工在粤港澳。
5）相对稳定的十年（1927—1937）：三地经济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陈济棠请求港澳支持，形成良好的政治气氛。
6）八年抗战，共赴国难（1937—1945）：粤港澳三地人民为拯救中华民族而共同战斗。港九大队的抗日斗争。澳门人民支援内地抗战。在特殊的政治条件下，港澳经济、变化的发展。
7）国民党统治的最后三年（1945—1949）：粤港官方互访与重勘界址。广东政治、经济激变对港澳的影响。走私加剧，金融混乱，广东大批企业迁港。达德学院创办、华商报复刊对广东影响很大。
8）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文化大革命前（1949—1965）：粤港澳关系起了新变化。香港三一事件、澳门关闸事件、边境偷渡事件不断发生以及粤港澳经济关系中断，但民间往来和文化交流依旧继续。
第三，加强国内与海外学者，特别是与港澳学者的合作与交流，开展多种学科相互配合的综合性研究。目前国内的港澳史研究尚属初创阶段，粤港澳关系史的研究更是刚刚提出的新课题，这一切都远远未能适应社会对这一学科的客观需要。因此，加强与国内外学者，特别是与港澳学者的合作和交流显得十分必要。过去我们已经有这样做了，从中获益匪浅，希望能进一步加强。
粤港澳关系史研究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而且还同中英关系史、中葡关系史、华侨史等也有密切联系。我们认为，国内外各个研究机构应该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各个学科通力合作，更多地联合举办学术讨论会，互通有无，从不同学科角度探索，以期取得突破和进展。
我们着手进行粤港澳关系史研究两年来，感到难度很大，困难很多。首先是我们必须提高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认识水平，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解决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比如象粤港澳关系史这样一个政治性和现实性强而又十分敏感的问题如何才能做到既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又同党中央对港澳政策的步调一致？还有，如何解决资料不足的难题，尤其是港澳地区的第一手资料不足的难题？此外，我们目前的研究队伍力量相对薄弱，与北京等地史学界的雄厚研究实力相比，更显势单力薄，还有待进一步充实队伍。总而言之，万事开头难，我们已经跨出了第一步，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虚心向海内外同行学习，踏实工作，不断提高研究水平，粤港澳关系史研究的前景一定光明。
以上几点意见，请同行们多指教。
（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