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和这场运动自身的历史一样，至今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八十多年的历程中，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和派别的研究者，大都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考察与探讨，得出大体相同或截然不同的认识和结论。这不仅推动了义和团史的研究步步深入，还启发人们对近代中国国情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尽管研究者各自的立场、观点、和研究方法不尽相同，认识和结论也不尽一致，但是他们的研究归根到底都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八十年多来的义和团史的研究状况，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事实。
地主及资产阶级各派对义和团的研究及评价
最早考察义和团的是十九世纪末期的山东巡抚张汝梅和吴桥知县劳乃宣。一八九五年五月，张汝梅采取实地调查研究的方法，得出义和团起源于民间“自卫身家”的武术团体的结论，主张“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十五至十六页。），成为义和团来源于“乡团说”的创始人和主抚派的代表人物。一八九九年九月，劳乃宣在查阅有关文献档案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义和拳教门源流考》，提出了与张汝梅截然不同的说法，认为义和团来源于白莲教的支派。因此，他成为义和团来源于“邪教说”的创始人和主剿派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是从考察研究义和团的源流或起因着手确定其性质，并以此为根据作出抚与剿两种对立的决策。可见，他们研究义和团不是做“纯学术”的文章，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他们的研究结论和研究手段在当时和以后的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有很深的影响。这说明义和团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脱离政治的所谓“纯学术”研究，而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
资产阶级各政治派别对义和团的评论很不一致，情况比较复杂，但各自的研究都具有为其政治服务的明确目的。义和团运动时期，以康、梁为代表的改良派大骂义和团，甚至公然提出“联外人以救上（即光绪帝）”的荒谬主张，他们企图以咒骂义和团而博得帝国主义的同情和支持，达到拥戴光绪复位的目的。
与康、梁等人截然相反，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政治家和研究者，对义和团的正义斗争冀以深切的同情和关注。他们盛赞义和团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发扬光大义和团的反帝爱国精神，并教育和鼓励广大青年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洪流，为争取民族和国家“自立、自主、自由”而奋斗。当时，《中国日报》、《开智录》等资产阶级报刊，先后发表了许多这类的文章。《开智录》在一九○一年发表的《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一文，就是这类言论的集大成，影响深远。正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义和团运动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因此他们在这场运动失败后便积极地从劳动人民中寻求力量。可见，他们评价义和团运动及其宣传活动，直接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并在理论上触及到了义和团运动与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关系、农民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等历史时代所赋予的重大命题。
早期共产党人对义和团的研究及评价
在认识国情与研究义和团运动史为政治服务等方面，早期共产党人的研究者有着突出的贡献。早期共产党人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林育南等人，从一九二四年开始，随着反帝斗争的蓬勃发展，他们以《响导》和《中国青年》为阵地，开展全面评价义和团的宣传活动，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论文。他们的评论与宣传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右翼势力的反动唯心史观的清理和批判，是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继续和深化。
早期共产党人的研究者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和唯物史观全面评价义和团运动，得出“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之悲壮的序幕”（独秀：《我们对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响导》第八十一期。），是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述之：《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响导》第八十一期。），或“民族解放运动”等鲜明的结论。林根（即林育南）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太平天国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第一次表现，“义和团是第二次，辛亥革命是第三次”（林根：《介绍第七届全国学生大会决议案》，《中国青年》第八十八期。），这一著名的论断成为近代史上三次革命高潮说的创始者。
早期共产党人雄辩地论证了义和团和农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认为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样，都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的”（《介绍八十一期以后之响导》，《中国青年》第五十一期。），或者说“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独秀：《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响导》第八十一期。）。这不仅充分肯定了农民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还肯定了义和团所进行的这场民族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他们既称赞义和团的排外精神“是中国国民革命头一次充分的表现”（和森：《义和团与国民革命》，《响导》第八十一期。）；还尖锐地批评义和团“仇杀排外”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斗争手段也是拙劣的。并指出义和团没有近代的知识与方法，是其致命伤。所以义和团的失败“乃是经济落后的中国民族之历史的必然结果”（同前）。
早期共产党人的研究者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义和团运动史的先河，并在义和团史的研究中日益发挥其重要影响。他们的重要贡献不在于对许多具体问题所作的结论，而在于他们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义和团运动史的方法与途径。
把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深入下去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实质上是一场酷烈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因此，正确地评价这场运动是离不开对投入运动的各个阶级、政治集团和有关人物活动进行科学的阶级分析。但是，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并不排斥吸收和运用其它的先进的科学手段或新理论、新方法去研究历史问题。事实上，许多新方法、新理论和新的研究成果是和马克思主义相辅相成的，而不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学正是在不断地吸收新的科学成就和方法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因此，拒绝吸收和运用新的科学成就与方法论，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规律的。这种僵化了的思想倾向，恰恰是极左思潮和影射史学死灰复燃的有利条件，也是当前阻碍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深入发展、阻碍史学革命的最大阻碍。
在八十多年的义和团史的研究中，不论是史实方面，还是理论与方法论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早期共产党人的研究者，对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作用和失败原因等方面的研究及其精辟的论述，经过不同时期的反复检验，已成为公认的重要研究成果，形成人们所称的“传统观点”。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和新资料、新方法的出现，以及现实政治需要有所借鉴，研究者当然可以再检验、再认识、或充实、或否定某些传统的结论。只要论据充分，实事求是，是完全可以推翻某些传统观点的。但这决不是说传统观点都要全盘否定。事实上，要推翻和否定的仅仅是那些错误观点，而不是正确的传统结论。正确的传统结论是史学研究的结晶，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理所当然的要受人们的珍视和保护。
因此，要把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引向深入，不能够也不应当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旧的研究课题里炒剩饭，或热衷于做翻案性的文章；而应当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问题，并从新的角度多研究那些对社会现实有用处，对人们有所借鉴或启发性的课题。这样才有可能出现新的繁荣活泼的研究局面，贡献出新成果。例如，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民众的社会心理状态、农民的习俗与信仰、缙绅与保甲制度、宗教与宗族、先进生产工具的传播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以及错综复杂的中外关系等等，都是至关重要而又很少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深入认识近代中国国情的过程中常常碰到、并且需要作出回答的社会历史现象。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1986年7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