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50年来的黄兴研究，学术界对辛亥革命前黄兴的表现，一致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他在组织革命政党、领导武装起义、开展革命宣传，以及筹集革命经费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推进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发挥了巨大作用。研究者的分歧，集中在民国初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对黄兴的言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从而在评价上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观点。有的说黄兴“日以右倾”，有的说在他身上妥协性“已占了主导地位”，“随着他革命意志的衰退，在组织上也走上了分裂的道路。”影响所及，在人们眼里，黄兴就成为当时右倾路线或称妥协派的代表人物。之所以提出这些观点，有理论问题，也有实际问题，还有历史因素。这是涉及对黄兴一生评价的一个根本问题。正确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提高理论认识，其次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按当时的本来面目，全面进行评论。为了推进黄兴研究，下面拟就民国初年涉及黄兴评价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述评。
一、民国初年孙黄之间有无路线分歧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迅速分化，这也是无庸置疑的。问题是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和黄兴这两位当时公认的领袖之间，是否发生路线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国民党内部的政见分歧这时更加深化，已经有所谓孙派、黄派之分；孙中山代表坚决反抗一派，黄兴代表妥协动摇一派，而多数党员则显然是跟着右翼领袖走的。”（注：章开沅：《辛亥革命后的黄兴和江浙立宪派》，《文汇报》1963年5月30日。）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孙黄都没有放弃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理想，他们既然都是反袁，客观上当然也就反对了支持袁世凯的帝国主义。这是孙黄的主要共同点。他们的分歧和这个共同点比起来毕竟是次要的。所以他们虽然在组织上分离，但在政治上却没有分手，并且依旧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联系。”“孙黄的分歧就是如何总结失败教训，如何维护共和国方案的分歧。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分歧。这种分歧并无实质上的区别。”（注：方志钦：《论孙中山和黄兴的关系》，《辛亥革命史丛书》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37——38页。）两种意见孰是孰非，亟待进一步研究。
所谓路线，包括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等等。从民国初年孙黄的所作所为来考察，孙黄在思想理论方面，并无重大分歧。他们都反对专制独裁，坚持和维护民主共和的基本原则，因此在总的思想路线上不存在分歧。政治方面，最关键的是对袁世凯的态度。民国元年南北议和期间，孙黄一方面竭力争取袁世凯赞成共和，并以让袁当共和国总统作为条件；另一方面对他也有一定戒心，担心他掌权后实行专制独裁。所以才提出必须遵从临时约法、定都南京、袁须南下就职等条件。后来，孙黄北上与袁商谈政见，结果都解除了防袁的思想戒备，孙中山表示极盼袁当总统十年，练兵百万；黄兴则说“大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并劝他加入国民党，请袁来作国民党的领袖。宋案发生后，孙黄如梦初醒，对袁世凯都有一定认识，但在反袁方式方法上出现了分歧，但不是反袁和不反袁的分歧，谈不上是路线分歧。可以说，民国初年，孙黄在对袁态度上，尽管一度发生分歧，但还够不上是路线分歧。军事上，建设一支忠于共和民军，作为维护共和的军事保障，应是当时最关键的军事举措。黄兴作为军事主帅，虽然曾因财政困难，在被迫大力裁军的形势下，竭力保留第八师，借以保存革命骨干，但并没有采取切实的措施加强训练。不久，八师的大部分即分调湘赣。这应是一个大失误。黄兴对此负有责任。可孙中山身为主要领导人，在这方面同样没有什么建树。至于二次革命中武装反袁问题，将在后面谈到，这里就不多说了。最后，在组织路线方面，主要是二次革命后，孙中山要另建中华革命党，黄兴不同意，也拒绝加入，造成组织上一度分手。但责任似不在黄兴。黄兴尽管未加入中华革命党，但也没有另立组织，而且主张对国民党认真整顿。到了护法运动时，孙中山也意识重建中华革命党不妥，决定“整顿党务”，重订党纲及章程，把中华革命党改称中国国民党。因此，如果认为是组织路线上的分歧，责任也不在黄兴，而在孙中山。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民国初年，孙中山和黄兴之间，确实产生过分歧，但基本上属于政见上的分歧，不属路线分歧。把黄兴说成是右倾路线的代表人物，是不合适的。
二、如何评价民国元年南北议和
民国元年南北议和，是辛亥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中华民国得以成立，民主共和制在中国得以取代君主专制统治，是南北议和的直接成果。辛亥革命以失败告终，同样也与南北议和密不可分。对于这次南北议和，从革命党人方面来说，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归国前，主要由黄兴主持；孙中山归国特别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主要是由孙中山主持。如何评价南北议和以及黄兴应负何种责任？一种意见认为：“在南北议和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焦点是政权问题，……黄兴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力主和袁世凯妥协。……在南京，孙中山曾经主张继续战斗，依靠全国人心倾向革命的时候，多费一些力气扫除障碍，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黄兴和一些人还是力主和袁世凯妥协。”（注：金冲及等：《论黄兴》，《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第23页。）另一种意见则提出，黄兴“没有识破袁世凯以窃夺全国政权为目的的和谈阴谋，满足于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和成立‘民国’的口头许诺，与之达成妥协，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但“孙中山和黄兴在对袁世凯妥协的问题上并无根本分歧，只不过因所处的境况不同而稍有差异。”（注：方志钦：《论孙中山和黄兴的关系》，《辛亥革命史丛书》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29——30页。）3期，第25页。）如何评价南北议和与对袁妥协，笔者认为有几个问题必须弄清。
首先，对“妥协”要根据实际予以区别，不宜一概否定。笔者在《黄兴评传》中即指出，妥协有两种：“有无原则的妥协，也有不放弃原则的妥协。一味妥协求和，不讲原则，甚至于牺牲根本利益去谋求妥协。这类妥协，当然是必须反对的。但是，为了保存革命的根本利益，不得不牺牲局部利益，暂时对敌人进行妥协。这种妥协则是允许的。因为这不是无原则妥协，而是有原则的妥协。”（注：萧致治：《黄兴评传》第224——22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还举了俄国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德奥集团妥协，与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达成妥协，联合抗日为证。说明这类妥协是必要的，不宜否定。
民国元年的南北议和与对袁妥协，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妥协呢？衡情论理，应该是一种有原则的妥协，不是无原则的投降。因为在南北议和时，黄兴等人始终坚持民主共和原则，“非共和政体不可”。（注：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辛亥革命》资料丛刊（八），第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愿将大总统位置让与袁世凯，同样始终是以袁能否接受共和原则为转移。只有袁接受共和原则，才举他为大总统，否则就要坚决打倒他。黄兴等人明知袁氏有野心，为什么还是竭力争取他反正？实在是形势所逼。黄兴本想领军北伐，直捣黄龙，一举把清朝反动势力消灭。无奈当时革命力量有限，无论军力与财力都不可能一举把反动势力消灭。何况，袁世凯与清廷还有深刻矛盾。如能争取他反正，清朝专制统治就可推翻，民主共和制就可顺利建成。否则胜负是很难预测的，弄得不好，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丧失。诚如当时黄兴私下对人说的，“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象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奉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如果不然，他会是我们的敌人，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注：李书城：《辛亥革命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00页，中华书局1961年。）类似的话孙中山也说过。他说：“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州，则贤于用兵十万”。（注：孙中山：《与胡汉民廖仲凯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9页。）有鉴于此，革命党人既无力单独使革命取得最后胜利，那么，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包括江浙立宪派以至袁世凯，组成最广泛的反清统一阵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清室势力，就是一种当时切实可行的战略。正是革命党人采取了这种方略，才使清朝统治得以推翻，民主共和得以实现。否则，后果如何，是很难逆料的。也正如孙中山后来说过的：“局外人不察，多怪弟之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之假共和，犹未可得也。”（注：孙中山：《致邓泽如函》二件，《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26页，中华书局，1984年。）
应该说，当时通过南北议和与对袁世凯妥协，结束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家，不失为一种较佳选择。革命党人的错误不在于应不应该南北议和，而在于争取袁世凯的同时，没有努力扩充实力，把维护共和放在不断扩充自身的实力上，而是错误地以为，只要袁世凯口头宣誓效忠共和，就万事大吉。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最后要澄清的是：对袁妥协问题，孙黄之间是否存在分歧？孙中山是否反对南北议和与对袁妥协。关于南北议和，孙中山在回国前就曾表示过，“以和平手段促中国进步，实为吾党本愿。”（注：孙中山：《与巴黎〈巴黎日报〉记者的谈话》（1911年11月21-23日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2页。）表明孙中山自始就不反对和谈。后来回国当了大总统的第二天，就电告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请每日将议和事详细电知。”（注：孙中山：《致伍廷芳电》（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6页。）以后，南北议和中通过协商所达成的各项协议，都是孙中山亲自审定的。由此可见，断言孙中山反对议和，反对与袁妥协，主张用武力解决是不符事实真相的。用武力解决的愿望，不但孙中山有，黄兴同样有。但没有实力，愿望无法实现，最后不得不走现实的道路。有些人常以“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一语为依据，来说明孙中山反对和议。其实，这句话是孙中山在六七年后写的回忆录《有志竟成》中说的，不足为据。核查当时刊诸报端的记载，孙中山说的是：“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注：孙中山：《与上海〈大陆报〉主笔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3页。）并没有后来说的那两句话。因此，在南北议和与袁妥协上，在孙中山与黄兴之间强行划线，声言孙坚持革命，黄兴主张妥协，是缺乏历史根据的。
三、如何评价黄兴与“二次革命”
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袁世凯的反革命面貌大白于世。如何对付已经窃夺大权的袁世凯，成为当时人们关注的焦点。当时革命党人内部议论纷纷：有的主张以暗杀对暗杀，有的主张诉诸法律，有的提出武力讨伐，还有的倾向多管齐下，并行不悖。一时未能形成统一意见，本属正常现象。但若干年后，逐渐形成颇具影响的观点，即：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黄兴坚持法律解决，以致时机坐失，导致二次革命失败。这种观点，在一段时期内几乎成为定论。关于孙中山是否一开始就主张武力讨袁，俞辛焞根据日本的档案资料作了细致考证，有力地表明宋案后孙中山的反袁策略，经历了6次转变，并非一贯主张武力讨袁。（注：俞辛焞：《二次革命时期孙中山的反袁策略与日本关系》，《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石彦陶也曾著文，论证了宋案后孙中山并非一贯主张武力讨袁。因此，形成传统的孙中山一贯主张武力讨袁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同样，宋案后黄兴在反袁策略上也作过多种考虑，并非一贯坚持法律解决。首先是鉴于袁世凯刺杀宋教仁，用的乃暗杀手段，因此主张以暗杀对暗杀，“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注：黄兴：《复孙中山书》（1914年6月2日），《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57——358页。）其次，曾就武力讨袁，与孙中山分电湖南、广东都督征求意见，并派遣李书城、李根源、张孝准、石陶钧赴南京发动第八师准备出兵讨袁，还派谭心休赴滇，约蔡锷同时起兵，派田桐赴湖北部署讨袁军事。但得到的回复都是不同意立劾兴师讨袁，表明黄兴对武力讨袁是作过多种努力的；第三，孙中山冀图联日倒袁，黄兴也曾与日本军部及财界联系，争取日本军界的支持，希望日本财界给讨袁提供贷款。还准备亲自赴日，与军部、财界接洽，力争得到日方支持；第四，通过国会弹劾，罢免袁世凯，选举黎元洪当总统。由于当时国会即将正式召开，黄兴和孙中山都主张，国会正式开幕，第一项即弹劾袁世凯，将其罢免，选举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最后是诉诸法律解决。他认为中国已是民主国家，法律并非毫无效力。有的感于在袁氏控制下，“北京法庭陷入行政盘涡之中，正当裁判，无由而得，”（注：上海《民立报》1913年4月30日。）故建议在上海组织特别法庭，票传主谋赵秉钧归案候审。由此可见，法律解决只是黄兴解决宋案的方式之一，声言黄兴纯主法律解决、坚持法律解决等等，都是站不住脚的。
论者或许认为，当时中国是一个法律不健全的国家，袁世凯又掌握着军政大权，想依法律解决，无异痴人说梦。这话不无道理。但也应该看到，公道自在人心。从法理上讲，在民主法制国家，通过法律解决，是一条正确的途径。即使当时法制观念不强，似也应该不断实践，增强人们法制观念。当然，在当时情势下，依靠法律想制服袁世凯是不可能的；但也诚如黄兴所言，“法律并非毫无效力”：一可通过法律审判，将袁的罪行用法律形式肯定下来；二可把袁氏罪状公之于众，使天下人共见共闻，转变国人看法，激起国人的公愤，争取舆论的支持；三是先礼后兵，通过法律无法解决，再诉之武力，有礼有节，正可显示革命党人的公正无私。
至于武力讨伐和法律解决的是非，谭人凤早就认为是“空论”或“迂谈”，主张派遣使节前往湘、粤、滇省，动员宣布独立，然后令各省响应，“同兴问罪之师，以至仁伐至不仁。”（注：谭人凤：《石叟版词叙录》，石芳勤编：《谭人凤集》第41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吴相湘认为，谭人凤的主张，同样是“空论”。因为“粤滇湘三督已再三电孙中山无力出兵，何从来武力以讨贼！”（注：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下册，第1182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版。）这些看法不无道理。说到底，还是一个阶级力量对比问题。当时封建的根基未动，袁世凯又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无论军力、财力以及政治经验，袁氏显然处于优势；革命党人由于此时已经分化，加上内部意见不一，实力明显不是敌手。诚如方志钦曾指出的，“二次革命的失败，是早就注定了的，倒不是黄兴个人的责任。革命派自南京临时政府夭折以来，手中一无政权，二少军队，三无组织（同盟会已瓦解），四无群众，焉得不败。”（注：方志钦：《论孙中山和黄兴的关系》，《辛亥革命史丛书》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34页。）当时的最佳选择，应是认清形势，积极培植自身实力，努力改变力量对比，逐步使自身力量强大到足以制服袁氏，并不断揭露袁氏的阴谋诡计和独裁野心，使之失去一切支持，待时机成熟，推倒袁氏反动统治，将可水到渠成。
四、如何评价黄兴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总结经验教训，把失败归咎于党员不听他的话，使他的主张得不到贯彻，决心要建立一个一切听从他指挥的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要无条件地“附从孙先生再革命”，（注：邵元冲口述：《中华革命党史略》，《革命文献》第5辑，第100页。）同时要按手印、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黄兴则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相信革命党人会最后取胜。主张继续维持国民党，“加以整理，力求扩充。”（注：李根源：《雪生年录》卷2，1929年线装本，第9页。）他对孙中山规定加入中华革命党，要宣誓附从孙中山一人革命，并要盖手印，很不以为然，因此拒绝加入。如何评价黄兴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一种意见认为：组织路线是服从政治路线的，黄兴“随着他革命意志的衰退，在组织上也走上了分裂的道路。”（注：金冲及等：《论黄兴》，《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第25页。）另一种意见认为，孙黄在组党上的分歧，是按什么样原则建党治党的分歧。孙中山规定全体党员必须“附从”他革命，“服从”他的命令，不得有任何异议，“这里没有什么民主、平等、自由可言，黄兴等人不加入中华革命党也就不足为奇了。”并且指出：“如果只服从领袖个人，抛开整个组织，领袖驾临于组织之上，那就完全背离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法治原则，变成领袖专制独裁，使党丧失了资产阶级性质。”（注：侯宜杰：《论黄兴不入中华革命党》，《黄兴研究文集》第190——191页，《近代史研究》杂志社，1994年。）
笔者认为，后一种意见从建立资产阶级政党角度立论，认为黄兴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理所当然，是有道理的。长期以来，在评论辛亥革命人物中，常常以孙中山划线，不分是非黑白，凡孙中山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不同意孙中山的意见，正确的意见也是错误的。要正确评论黄兴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是非，必须清除这种正统观念。孙中山要建立服从他一个人的中华革命党，从他的主观上来说，是希望新建的中华革命党有很强战斗力。但他把自己驾临于党之上，甚至公开宣称：“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除我之外，“无革命导师”，“再举革命，非我不行。”（注：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罗福惠等编：《居正文集》第207页，华中师大出版1989年。）俨然在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这显然违背了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基本原则。黄兴曾经通过面谈、书信和托人传话等多种方式进行规劝，希望他改进，指出他这样做是在“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注：黄兴：《复孙中山书》（1914年6月2日），《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57——358页。）而把党员按入党先后分成三等，则是“以权利相号召”；（注：黄兴：《复孙中山书》（1914年6月2日），《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57——358页。）“硬要在誓约上打指印，这等于犯罪的人写供词一样，两者都违背平等自由精神。”（注：黄一欧：《护国运动见闻杂忆》，《黄兴年谱长编》第428页，中华书局1991年。）黄兴提出的劝告，义正词严，十分正确。而孙中山拒不接受。对此，曾经苦心在黄孙之间调解的宫崎寅藏也说：“孙、黄之争为主义之争。从根本上说，感情亦夹杂其间。对此事，我们认为是孙不好。”（注：《宫崎滔天氏之谈·续》，《黄兴在日活动秘录》第14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所以，责任完全不在黄兴。
黄兴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体现了黄兴有很强的原则性。黄兴平时待人宽厚，对个人恩怨很少计较，由于这是涉及到建党原则问题，他寸步不让，表明他是以革命利益为重，决不屈就。更可贵的是，黄兴虽不同意孙中山错误的建党原则，仍然很尊重孙中山，奉孙中山为领袖，而且为了减少矛盾，自己远走美国，并不另立组织，两年以后，由于黄兴能正确处理，孙中山也能大度为怀，终能善始善终。这是很可贵的。如果以黄兴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而把责任归之黄兴，并扣上走分裂道路的帽子，是很不公平的。公平的结论应是：“黄兴与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问题上的争论，不是意气之争，而是原则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法治与人治之争……黄兴主张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政党，抵制孙中山的错误主张，不加入中华革命党，是无可非议的，正确的。孙黄当时分手，责任在孙不在黄。不分是非，以人划线，把坚持真理当作谬误去批判，给黄兴扣上分裂和右派两大政治帽子，非但极不公允，而且十分错误。”（注：侯宜杰：《论黄兴不入中华革命党》，《黄兴研究文集》第199——200页，《近代史研究》杂志社，1994年。）
五、如何评价黄兴与护国运动
护国运动，是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一场生死斗争。这场斗争决定着中华民国的存亡。黄兴对待这场关系共和民国命运的斗争究竟如何呢？有一种意见认为：黄兴“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反袁宣传，但始终没有归国直接从事反袁斗争。”（注：金冲及等：《论黄兴》，《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第25页。）按照这种说法，黄兴除做了一些反袁宣传外，似乎没有做什么工作，作用不大。其实并非如此。他之所以迟迟不回国，实是有更深远的考虑。1916年1月4日，黄在《复袁丕昕书》中说：“兴义当归国，效力战场。惟今欧战方酣，不暇顾及东亚，能为我助以抗制日人之侵入者，厥为美国。势不得不暂留此，以与美国政界接洽，或为将来财政之一助。蔡君军事优长，亦负众望，指挥如意，所可断言。且自袁贼乱国以来，一般士夫以权利相尚，即民党之铮铮者亦侈言之，恶德相沿，成为习气。若不改革，国必大乱，不可底止。兴屡与国人相勖，见义而不谋利，明道而计功。兴所以不急急求归者，亦在此也。又目前经济奇绌，不能成行，缘发难前，将所有旅费，并罗贷他款（不偿还不能动身）以汇归也。”（注：黄兴：《复彭丕昕书》，《黄兴集》第423页。）据此，黄兴没有早日回国，实是权衡全局，有多种考虑：一是当时西方列强都忙于在欧洲战场上厮杀，在外交上能支持中国，在财政上能援助中国，抗制日本入侵的只有美国，故想利用留美之便，争取美国对护国反袁运动的支持；二是护国运动的领导工作在国内已有智勇双全、深孚众望的蔡锷主持，指挥定可如意，他晚一点回国，对护国斗争不会有重大影响；三是自从袁世凯窃国以来，官场争权夺利，相习成风。革命党人也是如此。他认为长此下去，国必大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愿以身作则，为天下倡；四是他已把所有的钱，包括旅费与贷款，都已汇寄国内，支援发动护国战争，马上回国，经济上也有困难。由此可见，他没有及时回国，并不是故意拖延，而是有深层用意与经济困难。
不过，他没有及时回国，不能就说他没有为护国效力。实际上，他对护国运动和“二次革命”大不一样，其态度是很积极和坚决的。他对于护国运动，至少在四个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1.揭露袁氏罪恶，开展反袁宣传。袁氏一生，阴险狡诈，许多人曾受其蒙蔽。不彻底揭露袁氏罪恶，就不能动员人民，推翻袁氏反动统治。黄兴从1914年一登上美国领土起，就表示“此行务将袁氏罪状节节宣布，使世界各国皆知袁氏当国一日，即乱国一日，欲保东亚之平和，非先去袁氏不可。”（注：黄兴：《致萱野长知书》，《黄兴集》第383页。）留美期间，他作过多次讲演，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袁氏一生的罪行，为反袁造了很好的舆论。他还通过其他方式揭露袁氏反动卖国的种种罪恶，设法阻止美国借款给袁世凯。
2.团结反袁力量，努力扩大反袁队伍。袁世凯自从1912年继任大总统以来，到处安插亲信，培植自身势力，其爪牙遍布全国。要推翻他，迫切需要组织广泛的反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有望取得胜利。黄兴利用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在团结反袁力量上曾发挥了巨大作用。比如，蔡锷顺利到达云南，就是由黄兴精心安排的。另外社会名流支持讨袁，也有他的作用。特别是争取陆荣廷投入护国讨袁斗争，对促进护国运动的胜利，起了非常巨大作用。他还以投书形式，在美国《费城新闻》上发表长5000字的长函，又致函驻北京各国使节，驳斥了外人为袁氏帝制辩护的论据，表达了中国人民讨袁到底的决心。所有这些，对于争取国内外人民投身与支持护国运动，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3.筹款购械，支持护国战争。发动护国战争，械饷两项，缺一不可。在这方面，黄兴为支援战争，也尽了最大的努力。黄兴到美国后，他的反袁讲演极大地鼓舞了华侨的积极性，“捐款者较前尤为踊跃，即金山一埠，闻一日可筹美金千余元，较之武昌起义时尤盛。”（注：《同人报告书》，《黄兴集》第385页。）袁世凯宣布实行帝制，他立即在美洲华侨中发启筹款，随集随汇。为了解决张孝准等护送蔡锷入滇费用，竟然将“仅少（有）之旅费汇归”，以济燃眉之急。（注：黄兴：《致张孝准书》，《黄兴集》第410——411页。）他又嘱谭人凤、周震鳞等赴南洋筹款，支援云南起义。云南起义之后，李根源向日本接洽借款200万元作了军事经费。日方提出需黄兴担保。黄兴立即委派张孝准代签，终于很快达成协议。由于有这笔贷款，南方统一的军政府才得成立，李烈钧的护国第二军才得顺利进入广东。其在护国斗争中的作用，不言自明。
4.筹划讨袁事宜，力主反袁到底。黄兴尽管回国较晚，但对国内讨袁运动一直十分关注。在每个关键时刻，他都积极出谋划策，对推进护国运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袁世凯帝制运动发生后，黄兴默察形势，认为战争已不可免，需要抓紧时机，乃于1915年11月26日致书正在日本接送蔡锷的张孝准，对讨袁斗争提出了六点策略性意见。其第一点就是“发难须急，缓则狡袁用他种手段去其反对之势力后，更难着手”，第二点是“发难不必择地，即印兄（李根源）所主张之滇、粤均可”。（注：黄兴：《致张孝准书》，《黄兴集》第411页。）后来的事实表明，黄兴的意见是非常切合时宜的。这种策略上的成功，为护国战争的胜利奠下了良好的基础。护国运动发动之后，迅速得到全国响应，袁世凯成了孤家寡人，但仍然厚颜恋权，尽管于1916年3月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却仍想当大总统。黄兴看透了袁氏的阴谋诡计，即致电唐绍仪等政界要人，严正指出：“不去袁逆，国难无已，望力阻调停，免贻后累。”（注：黄兴：《致张孝准书》，《黄兴集》第411页。）坚决反对与袁停战议和。5月9日，他从美国到达日本，立即发表声明，促袁退位。12日又通电全国，指出“元凶势穷，意仍负固，不除祸本，终是养痈，”必须“协力策进，贯彻主张，速去凶顽，共趋正轨。”[36]他的这种务将反袁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与立场，对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黄兴在护国反袁中的巨大作用，知情人都是承认的。李根源说：“追维余等数年中旅居东京有所经营，皆赖黄克强先生之佽助，即此次返国，一切计划，多由克强先生所指授，而同人旅费，亦由克强先生出。”（注：李根源口述：《护国军始末谈》，云南省历史所等编：《护国文献》下，第66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钮永建也说：“洪宪之覆，克强实有发难指示之功，不可没也。”（注：钮永建：《〈黄兴信函〉题跋》，《近代史资料》总53号，第54页。）张继则说：“欧事研究会多克强旧属，计划讨袁，云南起义之发动最有力。”（注：张继：《回忆录》，台北国民党党史资料编委会：《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第5册，《张继选集》第50页，（台北）兴台印刷厂1965年。）这些都表明，黄兴虽然回国较晚，他对护国讨袁的贡献仍然相当巨大，决不宜低估。
回顾20世纪后50年的黄兴研究，前段30年令人难以满意；后段20年成果累累，在黄兴的研究历史上，堪称进入了繁荣昌盛时期。展阅成果，虽然比较满意，但也仍有不足之处。比如，黄兴与华侨尚很少涉及；黄兴在美国居留近两年，黄兴与美国也尚无专论；黄兴一生，很重视法治，他的法治思想与主张，也几乎没人专门评论；黄兴宽厚待人，人缘很好，他与不少重要人物的关系，至今仍是空白。凡此等等，只有留到21世纪来完成。
21世纪的头一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黄兴集外集》，收录了《黄兴集》未收录的474篇黄兴遗文，计33万字，可以说，为进一步开展黄兴研究提供了一个便利条件；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拙著《黄兴评传》，计40.8万字，是所有黄兴传记中篇幅最大的一本，较好地汇总了20世纪中外学者研究黄兴的成果，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黄兴一生作了近乎历史实际的评述，为进一步研究开了个头。今后对黄兴的研究，仍可从广度与深度两个方面着力。在广度方面，凡未涉及的研究课题，都可努力进行开拓；深度方面，凡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仍可重新审视，发掘新资料，从新的视角、新的认识着力研究，把研究继续深入下去。期望在21世纪取得更丰硕、水平更高的新成果，为黄兴研究作出新贡献。
（文章来源：《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